腾讯死亡福利:低保竟成了乡村治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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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村低保政策，就我们调查的河南X村来看，具体情况如下：在X村，去年乡镇拨下来的指标是19个，按户计算，即19户人，今年22个，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3户，上面按照每户多少人统计，比如一户有3口人，该户如果是低保户，则此3人都享受低保。去年是每人每年200元，今年是每人每年360元，像一个三口之家的低保户在去年就能获得600元的低保补助，在今年则能获得1080元的低保补助。但实际上，低保政策在村一级的实行已经远远不是这样了。X村在拿到低保指标后村干部并不是自己来安排谁应该享受低保，而是把指标再细分到各生产队，由队长来决定。每个队长都有一套自己的低保标准，而不是国家的低保标准，而且队长把指标分到户的时候也不是按户的，而是按人来处理，享受低保的户一般只给一人，最多给两人而不会全给，把剩下的指标给到其他家庭，让享受这一政策的人更多。但是队长的标准就不一定是按照家庭困难或者因什么天灾或疾病而很贫困的国家标准来的，队长的标准五花八门：
案例1：王征，7队队长。7队的指标按人口分可以有5人享受低保，按户分是1户，该户5口人，按理来说该户5口人都应该享受低保，但是王征并不是这样分配，首先，因为去年这一户就有1人享受低保，今年这一户实际上已经不再享受低保，但报到镇里的名单还是这一户，其次今年的5人与去年的5人又不同，按王征的话说去年享受了一次的今年就不再享受了，要平衡一下。今年5人的安排是这样的：1人为残疾人，他认为这是他队上的唯一一位残疾人，去年没有照顾今年应该考虑；1人为他认为比较听话的人，之所以说他比较听话是因为他认为取消义务工后叫他做个工出5块钱一次他从来都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尽管这人家里不困难但他认为这个钱应该给他；1人为有子女读书的，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他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予以支持；1人给与他平时关系比较好的，他认为之所以要给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是因为队长的工作并不好开展，有一两个关系好的人在后面支持对自己的工作有利；最后1人是给他自己，他认为他当队长一个月只有50块钱的工资，钱很少，但是实际上他因为当队长的开支并不小，比如有时有什么事要打个电话，开个会骑摩托要烧点油等等这些隐性的开支都是没有报销的，所以作为一种弥补他觉得这个钱自己应该拿，而且觉得合情合理。
案例2：事实上，像王征这样的队长这样考虑的还远不止他一个，其他几个队长也全部是低保对象，有的在报到镇里名单上就有名字，有的虽然名单上没有名字但实际上享受，比如名单上有的有4队队长周金，14队兼8队队长李廷，13队队长王顺，另外还有村干部，如村主任的妻子，妇女主任的丈夫等等。理由五花八门，但逻辑与王征的是一样的。
低保的名单在村里并不会公布，甚至连村干部都不知道，只有队长自己心里有数，村民更是不知道谁是低保，因此村民对此意见很大，虽然大家知道这笔钱并不是很多，但都很关注，几乎能搅动整个村庄。
取消农业税后，村一级所拥有的资源除了村集体财产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外几乎没有了任何其他来源，事实上如我们讨论殡葬制度时所述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村一级的那点钱除了村干部的工资外其他的已经被乡镇扣得差不多了（刘燕舞，2007），村主任说除了工资外，村里还没有去领过一分钱，所以村一级能够拥有的治理资源是相当有限的。正是因此，本来作为政策保障的低保在村与组那里就变成了非常珍贵的治理资源。村干部就好像是把低保作为人情似的送给小队长，以此给队长一点好处，从而通过队长来办理村庄其他层面的事，可以看出这一招是非常成功的，所有队长对待低保都是非常重视且煞有介事地分配。队长把这一笔钱分下去的时候他不是谁家困难或者说按照国家标准谁家应该享受低保就给谁家，也不是说哪一户享受低保就把这个钱按户给，他是把钱分解成个人，从而扩大享受面，实质上也就是想扩大队长自己的影响和自己在队里所需要和能够应付处理的诸多治理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王征对于7队的5个指标的分配就非常有意思，他先将一户的指标拆分成可以享受的五户，然后把这一户去年已经享受了的但今年仍然必须把他的名单报上去的排除在外，从而又进一步扩大受益面，把享受面最大化扩大后，他再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分配，一个是为了应对取消义务工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而分配的，他这样做有利于在取消义务工后如果有什么事需要请人做时的方便，看起来叫人出工是给5块钱一次，而且还很听话不讨价还价，实际上这360元一年可以足够支付多次工资了。另外一个指标他安排给自己，他觉得合情合理，他认为自己当队长既然不能报销也没有办法报销自己因公事所带来的开支，把低保挪过来进行补偿是应该的。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村一级的不像以前允许组一级在村的基础上继续预算提留，然后通过从村里的提留款返还一部分给组里，现在取消农业税后这一渠道已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在又需要组一级的时候低保就成了善款一样给队长发了“工资”，这有利于提高队长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村一级的工作在组里更好的开展。第三个有意思的指标是他给一个他认为与他关系比较好的人，他的理由就是他的工作要靠有一定实力的与他关系好的人支持，所以在这里低保也变成了他拉关系和维持关系的一种手段，而这一切他都是觉得应该的，而且不是简单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而是带有很浓的公的色彩。至于给有子弟读书的家庭实际是基于X村的一种地方性共识，即X村人很重视教育，原来取消农业税之前村里对读书的都有一定的补助，比如哪家人家有子弟考上了大学，村里组织干部去送块匾，给两百块钱表示祝贺与鼓励，但取消农业税后村一级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但是这种重视教育帮扶教育的地方性共识并没有消失，因之低保在这里也成为了一种弥补手段。至于那位残疾人则是说明低保在这里还很可怜地有一定的伦理底限，不给说不过去，由是观之，低保在这里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村庄治理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取消农业税后在村组都缺乏原有的治理资源的今天是如何珍惜和尽可能利用低保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就是这么一点钱却看起来可以做这么多事，用来解决取消农业税后村庄所面临的诸多方面的治理困境，作为治理手段的低保它的运作在这里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作为政策层面的低保我想在这里是一种对政策的莫大的讽刺甚至是亵渎和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