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字工房字体下载:《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洪君彦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四面八方的读者（包括新加坡报界）打电话到《明报》询问因由；我家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的亲友、同学和学生辈从美国、法国、北京、上海纷纷打电话来问我：文章登了一小半突然停了，究竟为什么？他们一致要求继续登完。那一阵网上的讨论更热闹了。有同情我被剥夺话语权的；也有人恶意讽刺谩骂，说我话说了一半不敢说了，不像个男子汉。而各种奇谈怪论也出笼了：有人怀疑《明报》慑服于某种压力把文章停了；还有人猜测可能是我的版权被买断了，担心这篇文章再不能见天日；有人说，是不是文章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等等。总之，人人都觉得事情太古怪，太不可理喻了。

　　其实，以上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停稿启事所说的。我说：“《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之年做点他随心的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们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似有骨鲠在喉之感。”

　　2006年2月中旬洪晃来电话说：“爸，把你文章的后半部分放在我的博客上登吧，我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文革”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那么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第一部分2.目录

　　第二部分1.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简？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第二部分2.“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那完全是由于工作需要。记得那是1959年春天，我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乡下放劳动一年后归来。有一天，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召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等系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培养一批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人才。我们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不甚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鼓舞人心的指示下，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1960年世界经济专业正式招生。

　　1959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后，由校领导任命我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我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80％至9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论点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这名教师不仅抛出我的档案，甚至利用我对党的忠诚，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根本不予考虑，态度十分恶劣。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并不断用皮带抽打我。特别是当北大红卫兵向不明真相的外地红卫兵指出我就是资本家时，立即激起“革命小将”的怒火。此时耳光、拳头像下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一天下来我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

　　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太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这里说的坐“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创造发明的批斗“黑帮”时惯用的刑罚。每次红卫兵把我拉出去时，总是一左一右两人把我左右两臂拧到背后，再一个巴掌按在后脑勺，用力把我的头往下压。如此我只能低头弯腰踉踉跄跄往前走。

　　1966年6月18日，北大红卫兵在全校范围内对“陆平黑帮”搞大搜查、大批斗，更是惊心动魄。那天红卫兵在38楼学生宿舍的台阶上设一个斗鬼台，见到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拉到斗鬼台。他们勒令“黑帮”们跪在斗鬼台前，批斗一通再打一顿。听说那天上午我班上的几名红卫兵也手拿麻绳在校园内四处找我，未果。下午他们却在经济系的院子里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批斗目标，兴奋得像疯了似的。立即聚众喊口号，当场在四院开批斗会。他们一把抓住我坐“喷气式”，并用厕所里扔厕纸的纸篓套在我头上。纸篓上糊张纸，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这次批斗除了要我承认前面提到的欲加之罪外，又加上一条罪状：“洪君彦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因为过去学生到我家开会或要我辅导，我都会用茶水、糖果热情招待。万万想不到我的待客之道，也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我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打。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第二部分3.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因为在此以前，我在北大的宿舍已遭红卫兵抄过一次家。那是半个月前，一天经济系一名加入“新北大公社”的教师，带着七八名红卫兵，横冲直撞来到朗润园九公寓我的一间斗室。他们进门大喝一声：“洪君彦，你老实点儿。”就乒乒乓乓把我屋里的花瓶、摆设和相架砸得稀巴烂，把相片撕得粉碎；再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扔到地上，并抄走了我的私人信件。不一会儿，我的屋子就成了垃圾堆。红卫兵走前还在书架上、地上一堆旧书破纸上加贴封条。勒令不准挪动，违者严惩，可怜我那仅11平方米的小屋遭此劫难后，连脚都踩不进去了。所以我进屋后得步步为营绕着走，也不敢扫地。生怕踩烂了封条，触怒小将们。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地已是福分了。

　　第二部分4.抄家抄出毛主席亲笔信

　　有了那次可怕的经历，这次我从红卫兵来势汹汹的样子，估计到情况不妙了，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经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小将们究竟批我什么罪状。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老混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车上迎风站着，脑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刚才红卫兵对老人的凶神恶煞，心中十分悲愤。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几年前，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五十一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第三部分1.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女儿大哭章冷言嘲讽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第三部分2.第三者出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据知在“文革”期间，决心以一死求解脱的人为数不少。“文革”结束后有个统计，仅北京大学一校非正常死亡的教职员就达六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即含冤自尽的，或饱受摧残、折磨而死的。如今想起这些人和事仍令人毛骨悚然。也许就在当时那种风声鹤唳的气氛笼罩下，我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第三部分3.得悉章不忠放弃自杀念头

　　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服打领带，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三部分4.手提包揭秘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第三部分5.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第三部分6.两情相悦时第一次见章含之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那个年代，我们一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燕京大学学生，每逢圣诞、新年都会聚集在一起开舞会欢度佳节。1949年的圣诞夜是在北京市东单一家白俄罗斯人开的名为“石金”的西餐厅度过的。那里是当时青年学生时尚的交际中心。那天章是我同班同学朱文榘的舞伴。

　　圣诞舞会初邂逅

　　我见到朱同学带来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一袭红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只把她看做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东四八条朱文榘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文榘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

　　第三部分7.章主动写信追求

　　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复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复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爱慕她的人，但她对我一人情有独钟。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和我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坠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章含之是我的女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倒是章曾经动摇，闹过分手的风波。

　　第三部分8.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一年的土改生活给我极大的震撼、极深刻的教育。燕京大学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城市长大，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贫苦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参加土改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平第一次：第一次与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并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第一次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一次分享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第一次在农村建党、建团、建立政权……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衣着上，男同学脱下了西装革履，女同学脱下了旗袍、裙子，男女同学一律换上青灰色的人民装。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现出思想激进，“左”倾幼稚。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我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第三部分9.婚后聚少离多情意更浓

　　1957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相思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鼓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遭到家庭变故，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第三部分10.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1993年因病退休。1953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1953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先生与奚贞夫人。章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三岁到上海，五岁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之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第三部分11.章病榻上真情表白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虽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关系更亲密。

　　那时她把我当做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十分意外地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我陪伴她、开导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第三部分12.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思想有些偏激，认为章士钊在北洋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她应该与旧官僚“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第三部分13.章欲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的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含之，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出生就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的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1953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

　　第三部分14.瞒着养父母与生母相见

　　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游玩，下馆子，想逗她高兴，但她仍感到不自在。因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隔阂，隔阂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回到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第三部分15.突如其来闹分手

　　我与章含之肯定关系后，一直以她的学业为重，从未催她结婚。所以我是家里众兄弟姐妹中结婚最迟的一个，连比我年幼四岁的小弟弟都比我早结婚。我也是大学同学中成家最晚的一个。我耐心等待章大学毕业。

　　1955年春，一天章含之突然来北大，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十分愕然。我问她：我俩相处得好好的，再等两年就可以结婚了，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还问她是否有了新对象。

　　她说没有。我问她：那是为什么？她的理由是：她读的是外语学院，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肯定有机会出国。而我只是个教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不可能出国。将来两个人的工作、生活无共同之处，她一直为此烦恼。因此不如早点分手。她说得轻巧，似乎一切合情合理。但我已经痴痴等了六年，难道六年的恋情一句“分手”就可以付之东流了？我当时觉得很委屈。我想：当初是你主动追求我的，如今上了大学又嫌我配不上你了。此后有几个月，她给我打电话或找我见面，都是为了谈分手的事。她要求我在履历表上，把章含之三个字从爱人关系一栏中删去。她说分手后仍然可以做朋友。那个阶段我因为想不通，性格一向开朗外向的我变得郁郁寡欢。此时北大经济系党组织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开始关心此事，党支部书记主动约我谈话。他了解事情真相后，又亲自到外国语学院找章的组织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此事。

　　回心转意求原谅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心转意了。据说是外语学院的一位教师追求章，她动摇了。为此她学校的团组织批评她喜新厌旧。同时，她可能耳闻北大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条件相当不错的女朋友。一天她急急忙忙到北大找我，哭着对我说：她后悔跟我分手，要我原谅她的幼稚。她真诚的眼泪软化了我，使我对她的出尔反尔再无芥蒂。再加上我中学同学的劝说，于是和她重归于好。此后若干年我们算是破镜重圆了，实际上这次分手的插曲已埋下了我们今后婚姻中风云迭起的伏笔。而事实证明：结婚后章含之跟我只能同欢乐，不能共患难，所以注定我俩不可能白头偕老。

　　第四部分1.喜结良缘喜得千金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那时正值“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展开，儿女私情就变成小事一桩。我俩在北大工会俱乐部举行了简单而朴素的革命婚礼。来宾中没有家人，只有经济系的教职员工。由我的恩师北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主持婚礼，陈老宣布洪君彦和章含之结婚后，给宾客们发了喜糖就算完成了婚礼。而为了招待新娘的同学，就在章家（当时章家仍在东四八条）再举行一次结婚仪式。我们给来宾分了喜糖，与一班年轻朋友分享了我们的喜悦，仪式简单而热闹。

　　结婚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那时学校里的党、团员几乎天天晚上开会。平时我俩各自住在学校宿舍，到周末才回家团聚。

　　返沪省亲章博公婆欢心

　　1959年夏天我和章含之结婚后第一次返沪省亲。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带了新媳妇归来。我俩和父母住在一起，章刻意要当一个好媳妇，主动帮我母亲洗菜、打扫、料理家务。她博得了公公婆婆的欢心，哄得两老喜笑颜开。我父母直夸这个媳妇既漂亮又孝顺，真是贤良淑德。我们在阔别多年的上海游玩，访亲探友，乐不思蜀。记得老父兴致特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全家在照相馆照了几张合家欢留念。那次上海之行，过得十分愉快，在归途的火车上，我俩还一直谈论、回味上海之行。

　　1960年我们随章老搬到史家胡同五十一号。章意外怀孕，我得知喜讯欣喜若狂。当时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学校的伙食更差。章怀孕后想吃些可口的东西都没法办到。记得有一次我到莫斯科餐厅排长队，想买一份有营养的西餐给她吃，结果主菜只是一片墨鱼。

　　1961年7月19日妞妞出生了，她就是今天的洪晃。见到她那红扑扑的小脸蛋，我心中充满初为人父的喜悦。但女儿生下来时头发稀少，大概是她妈妈怀她时缺乏营养。我这做爸爸的为此内心感到愧疚。妞妞是我们洪家最小的孙女，我小弟的孩子都比妞妞大。我妈说：“君彦三十岁才抱个囡。”妞妞深得祖父母的疼爱，而章氏夫妇更把这外孙女视为掌上明珠。1962年妞妞一周岁，我父母已是近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特地从上海到北京为孙女庆贺生日。

　　第四部分2.一家三口享天伦乐

　　从妞妞出生到“文革”前，那段时间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因为家庭和睦，妞妞又得到全家人的疼爱，一直生活在优裕、舒适的环境里。她的幼年是幸福的。那时家庭也让我感受到温暖、安宁。我每逢周末回家，妞妞要我陪她睡，给她讲故事。家里有一套英文的儿童百科全书，其中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她躺在床上听故事，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硬撑到我讲完才睡。那时每周一次与家人团聚，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后我的人生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自从我受到冲击后，妻子就从鄙视我到背弃我。从前的恩爱夫妻变成了话不投机的陌路人；从前的温暖家庭变成了令人心寒的冰窖。我心里明白：我的家毁了。妻子的不忠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的情绪跌到谷底。但我还死要面子，心里的苦衷对谁也不说，也不能声张，真所谓咬碎牙往肚里吞。

　　第四部分3.“牛棚”给我启迪

　　1968年我的处境愈来愈坏。北大校内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以致发生了“武斗”。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1968年8月聂元梓“新北大公社”一派，把被定为“陆平黑帮”的校系两级领导，和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教授、教员，以及被冠以“牛鬼蛇神”的“地富反坏右”一百多人集中监管起来，关进“牛棚”，正名为“监改大院”。监改大院是位于外文楼和民生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本是学校堆材料的仓库。这几排简陋的平房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根本不适合住人。造反派认为把它用来关“牛鬼蛇神”最合适，所以统称“牛棚”。北大的“黑帮”从各系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对我们的监管升级了。最辛酸的是那监管我们的房子，竟是我们在“新北大公社”监管人员命令下，亲手为自己修建的。

　　当时北大的“牛棚”中真是人才济济。记得“文革”时有一句既荒谬又反智的口号，叫做“知识愈多愈反动”，这口号风行一时。于是，北大一大批上了年纪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文革”中都成为清算的对象。他们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或“反党分子”等等，几乎无一幸免。所以，我进“牛棚”后惊讶地发现北大许多名教授都成为了我的难友，如傅鹰、季羡林、朱光潜、周一良、王力、朱德熙、丁石孙等等，他们都是国际上响当当的知名学者。如今这些知名人士和我一样，都成为红卫兵的监管对象，岂不可悲可叹！

　　在“牛棚”中，监管人员像对待囚犯一样对待老老少少的知识分子。凡住过“牛棚”的人，如今回忆起来内心仍感到愤愤不平。当年知识分子接受所谓的“群众专政”，比蹲监狱还要苦。监狱有固定的作息制度，每天有放风时间。在监改大院则无制度可言，监管人员本身就是法律，他们任意定出许多不合理的清规戒律。例如“牛鬼蛇神”走路不许抬头，只能低头看脚；坐时不许跷二郎腿，不许谈笑等等。若稍一不慎犯了规，冷不防会遭到监管人员的拳打脚踢，甚至棍棒伺候。

　　就拿劳动改造来说吧，无休止的劳动是“牛棚”中的必修课。那时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都派给“牛棚”中的“黑帮”去干。学校原来各类工种的工人，只要与“新北大公社”挂上钩，都升为监工，从此不需干活了。于是烧锅炉、种地、除草、修理房子等等，一律由“黑帮”担任。总之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干到筋疲力尽为止。我自己就干过抬煤、抬砖的重活，也曾到稻田里插秧、除草，还当过泥瓦匠。

　　有一次我被派到锅炉房劳动，任务是铲掉一个废弃锅炉的水泥座基。我扶着铁钎，由监工抡铁锤，突然监工的铁锤打偏了，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手一松铁钎就砸入我的小腿，伤口的血顿时往外喷射。我痛得卧地不起。由监工扶我走到校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说幸好没打断腿骨，可是铁钎已砸穿骨膜了。校医把我的伤口用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既不打破伤风针，也不给止痛药就让我返。“牛棚”。我伤口整整痛了一个星期，晚上躺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痛得无法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一跛一跛地照常出工，不得休息；在“牛棚”里监管人员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至今我的左边小腿上还留下一个深凹的疤痕。这是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记。

　　第四部分4.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经历过这一切，我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他们平时和我一样，既要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应付极不人道的批斗、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辱。但是他们有盼头，每到周末他们回家一次，再回到“牛棚”时就像充过电一样，脸上的愁云消失了，干起活来劲也大了。他们暗中联系，互相传递外面的好消息。他们会偷偷告诉我：知识分子快熬出头了。而我仍然只知埋头劳动，心中没半点喜悦，没任何盼头。

　　虽然每到周末我也回家，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六时至星期日下午六时，监改大院准许一般监管对象回家取粮票和替换衣服。但章经常避而不见，家里等着我的只有妞妞。我除了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给她洗澡，没人可以倾诉。因为女儿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孩子，她怎么懂得人间愁苦？她怎能明白世态炎凉？在她面前我还得强装欢颜，尽量逗她高兴。但是那个冷冷清清、濒临破碎的家，使妞妞的童年过得极不愉快。

　　那时我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孤独几乎使我窒息。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喜欢热闹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那时在偌大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没人理睬我，更没人敢跟我说话。在校园中即使面对面遇到熟人，人家或是装做不认得，或是绕道而行避开我。其中真有人以为我思想反动，十恶不赦；有人明明知道我被冤屈，因怕引祸上身，避之唯恐不及；最可怕的是有人因嫉生恨，有人以怨报德，趁机落井下石，正如红卫兵的口号“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此时人性中的丑恶暴露无遗，人与人的关系真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瞬息万变。像我前面提到的剃阴阳头事件：那一把捉住我，在我头上乱扯乱剪的两个女学生，是我班上的学生。不久前还是温文尔雅的女孩子，见到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叫洪老师。“文革”一开始即换了一副嘴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她们自命为“革命小将”，把打骂、羞辱老师和校领导称做“革命行动”。当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以致用“革命”的名义打砸抢，甚至打死人也无罪。

　　还有我一个邻居，原是图书馆一名职员。他文质彬彬的，见到我总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后来他投靠了“新北大公社”，便成为监改大院的头头之一。每晚训话时，他提高嗓门，声嘶力竭地训斥“黑帮”，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畏惧的恶魔。他见到我装做完全不认识的样子，与过去的他相比，彻底变了脸。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真是可怕！“文革”就像吹响了一支魔笛，使不少青年中了邪，一下子变成六亲不认的恶魔。一个个张牙舞爪，凶残暴虐，像喝了狼奶长大的狼仔。而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则人人自危，虽不欲同流合污却毫无自卫反击之力，战战兢兢只求逃过一劫。其中也有人为保全自己，被迫做出违心的事。

　　难得的是，我的同事田万苍教授在校园里见到我在“黑帮”队伍里低头行走时，还偷偷向我点头示意。这一瞬间的暖意令我心灵颤动，田教授的善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也许是我太渴望精神上的温暖、慰藉了，也许是妻子的不忠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反叛的怨气，这股怨气摧毁了我一向尊崇的道德观。我徘徊在失落、绝望的歧路上，感到十分惆怅、迷惘。后来我自己也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第四部分5.难友嘘寒问暖互生情愫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我们住“牛棚”的人一天三餐都排队去食堂打饭，她就趁机在我们排队时偷偷塞纸条给我。在当时这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见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过去我对爱情是非常执著的，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人，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白首偕老、终身相伴。像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非是半途丧偶，夫妻都是举案齐眉，相伴到老的。这也是我的主张，我的理想。所以我与章含之谈恋爱后从未变过心。在我等待她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有不少相貌、才学、家世绝不逊于她的好女孩倾心于我，我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我的爱情观是从一而终的。可是“文革”开始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已经完了。虽未离婚，实际上我已经是孤身一人。章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我的恋爱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想：妻子已经嫌弃我了，如今既然有人倾心于我，对我好，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慰藉，为什么要拒绝？出于这种心态我接受了这位女教师，犯下了婚外情的错误。这事被红卫兵发现后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两个住过“牛棚”的“黑帮”竟然干出这种事来，简直是罪不可恕。我也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惩罚。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

　　第四部分6.鲤鱼洲再经考验

　　1969年春，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京大学，由军宣队领导北大的运动。同年10月，林彪为了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因此党政军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北大有60％的教职员工赴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我当然是其中的一分子。

　　鲤鱼洲原是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地区，由干校的五七战士围湖（鄱阳湖）造田，开垦出几千亩水稻田。北大的两千多名教职员工就在那里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为便于管理，军宣队按照军队编制，把干校的教职员工编入连队。如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组成一个连队，下设排、班等。干校的全体人员，个个称为“五七战士”。我摆脱了“黑帮”的称号，成为一名五七战士，也许境遇会好一些。可是我心理上丝毫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那时我党的组织生活尚未恢复，在干校的战士中间我仍被视为另类。对我来说，住“牛棚”也好，去干校也好，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变一种方式的劳动改造。

　　第四部分7.干校劳动落下病根

　　当初我们住的是草棚，后来住简陋的砖房，吃的是米饭就咸菜，那时近在眼前的鄱阳湖鱼产十分丰富，价格便宜，但领导硬是不让吃。说是为了培养五七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宁可舍近求远，特地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来咸菜当副食。后来我系的田万苍在食堂管伙食，他见干校的五七战士干的是超强度劳动，吃的是粗米饭就咸菜和水煮通菜，不见半点油星，很难下咽。田说知识分子太过艰苦了，很不忍心。他自作主张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几大筐鸭蛋腌成咸蛋，为我连队一百多人“双抢”时改善伙食。我们从凌晨干到天黑回来，吃晚饭时，每人获发一只咸鸭蛋，像见到山珍海味，个个欣喜若狂。此情此景和田万苍这位好心人令人难忘。

　　在干校因为平时伙食太差，五七战士的肠胃里缺乏油水，人人感到营养不足。只能趁机会到南昌打牙祭。从干校乘船到南昌有一个多小时路程，但干校的纪律很严，五七战士要去南昌必须有充分理由才能准假前往。他们就借看牙医、汇款等理由请假。有时到南昌在街上见到头戴草帽、衣衫褴褛的一群男女，准是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当时北大、清华的战士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衣服、裤子都带铁锈色。这群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落难的知识分子，可算南昌街上一景。那时馋了多天的知识分子，一办完事即拥进饺子馆。他们再也顾不上体面不体面了，每人一口气叫上一斤、两斤饺子，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知识分子不怕苦不怕累，但经不起铁锈水和疫病的侵害。当时我们喝的水是从井里打的铁锈水。那时用井水洗脸，第二天毛巾就变成铁锈红色。这种水根本不适于饮用，但我在干校两年（有些人是一年），煮饭、洗菜用的都是这种水。长期饮用这种水，对身体损害极大，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许多像我一般的壮年人身上会出现脱发、头发迅速变白，或牙齿脱落等现象。我在干校时，一年间就掉了六颗牙。

　　在鲤鱼洲尽管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我仍然努力改造自己。在那里我除了学会盖草棚，还练就了理发的手艺。在干校，军宣队规定每十天公休一日，让五七战士洗衣服、理发、料理家务。当时北大的教职员有夫妻双双赴干校的，也有拖儿带女全家一锅端的。我单身一人无家务可料理，就自告奋勇拿起理发推子，替战友理发；那时也不讲究发型，只要把头发剪短，图个凉快就行。我用理发推子试过几个人就熟练了，自然而然地成了连队的理发师。于是一到公休日，战士们排着队要我理发，一天要理十几个人，一人花半小时，我的公休日就在替人理发中消磨了。虽然累得够呛，但我心中乐意。因为既可以为大家服务，又有机会与人交谈说说笑笑，可暂时排遣内心的郁闷和孤独感。

　　回想鲤鱼洲的种种，最不人道的是军宣队明明早知道鲤鱼洲是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在早期却故意隐瞒真相，不顾知识分子的安危，把北大、清华近六千多教职员工赶到那里去生活、劳动。后来我们得知，鲤鱼洲原来是江西省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因血吸虫疫病猖獗，不得不把劳改农场迁走了。在这片血吸虫肆虐的荒洲，劳改犯尚且生存不下去，军宣队却把它划为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劳动锻炼的“基地”。

　　由于鲤鱼洲环境太恶劣，等干校结束后，北大、清华确有人因患血吸虫病而死。在干校普查时北大就有一百多人被诊断为患血吸虫病的嫌疑者，我是其中之一。经过重重劫难从干校回来时，我的身体被整垮了，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文革”的种种磨难把我从一个壮实的健康人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人。那时落下的病根使我百病缠身，对我的后半生影响至大。

　　第四部分8.夫妻相见不相识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在鲤鱼洲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我，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挣扎求生存。那时因女儿妞妞留在北京，为了询问女儿的情况，也有家书往还。但从家书中找不到片言只字的安慰话。其间，我于1970年夏天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那时妞妞已九岁，因一向照顾她的外婆已去世，她妈安排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住宿。我风尘仆仆从干校回到家中，丝毫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反而是寒气逼人来。因女儿住校了，只有到周末才能见到她，平时家中无人与我交谈。那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我不想见人也不愿上街。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打发日子。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毛主席派八三四一军宣队进驻外院，成立教改领导小组，章是副组长。因为她与我的处境不同，两人见面更陌生了。有时如果她回家，我只见到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一班人高谈阔论，他们谈教改、谈学校复课。章摆出领导者的架势发号施令，口气很大。她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在北大仍是审查对象，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心中感到十分委屈、不平。章在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有时甚至盛气凌人。她的变化太大了，变得我几乎不认得了。我不禁想：过去那个温柔可亲、斯文优雅的人哪里去了？

　　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还好奇地向我打听章的动态。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提她的工作，似乎她所从事的是很神秘的机要工作。我厌恶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根本不屑于打听。

　　第四部分9.离婚迫在眉睫

　　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据说章自进入外交部后，从来不愿提她的丈夫是谁。即使同事间闲谈家常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也只说有个女儿叫妞妞，至于丈夫的名字她始终不愿说。但我的同学却知道，她的丈夫是谁。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第四部分10.章提出离婚未提毛主席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向年幼的女儿交代？我想：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而我最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妞妞的影响。女儿那年才十一岁，小学尚未毕业，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突然一个家散了，孩子能接受得了吗？要跟她讲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如何启齿？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章早有打算。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如此等女儿一走，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洪晃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女儿的这种反应，章早有预感。

　　在办离婚前半年，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那时妞妞并不知情），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带到上海探亲。妞妞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从未见过上海的亲戚。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祖母来京看孙女，她毫无印象。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叔父、大姑、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表兄妹。同时，女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我无法留住她，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大姐特别疼爱这个侄女，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还要照顾妞妞，替妞妞洗澡。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上海逗留十天，其间我还带妞妞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锡、苏州游玩。那短短的十天，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

　　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伟提到：“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这是实话。且不说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即使在家庭完整时，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给她的亲情太少了。那时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星期六早点回家陪伴她、照顾她；每个月发工资后，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可是，“文革”后我成了“黑帮”，连尽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

　　第四部分11.欺上瞒下先斩后奏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第四部分12.办离婚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应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史家胡同，要让妞妞觉得家还是完整的。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在家里要装做没事发生一样。为了避免刺激岳父和女儿，我答应照办。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史家胡同，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要强忍内心的痛楚，装着没事发生一样。晚上我照旧陪妞妞睡，讲故事给她听。妞妞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却彻夜难眠。当时我知道妞妞不久要赴美，我想：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妞妞，将来妞妞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此时一阵空虚、怅惘笼罩着我，人好像坠入了深渊。此后我又夜夜失眠，靠安眠药度日。我的痛苦，女儿也感觉到了。“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妞妞真是个绝顶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事实上，离婚后我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陪女儿睡觉那段时间，离婚一事是瞒着她的。但从我忧郁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笑声中，她幼小的心灵已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感觉到我内心的痛楚。

　　第四部分13.离婚令女儿痛哭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离婚的事算是跟女儿讲明了，引得女儿大哭一场。女儿那凄厉的哭声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女儿的那份怜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无法平复。

　　四个月后妞妞就离家赴美了。那时我已离婚，妞妞临行我无法去机场送行，只能在电话中告别。我说着说着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就说不下去了。我对女儿思念已极，不得已只好拜托上海的妹妹吟霞和弟弟君涛，趁妞妞到上海转机时，到上海机场看望她一下。那一年，洪晃十二岁，还是红小兵时已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生活了。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也谈到了她那几年在美国寄人篱下的感受。

　　要说离婚后我最痛苦、最失落的阶段是在女儿赴美之后。“文革”这场浩劫剥夺了我的工作，剥夺了我的尊严。现在家没了，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与我最亲近的女儿也走了。女儿这一走我真是牵肠挂肚，因为那时中美两国之间不能通邮，更不能通电话。我与女儿的来往信件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妞妞刚去美国时，基本上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复读好几遍，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安慰。到后来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课繁重了，顾不上按月写信报平安。有一次几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怕她病了，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万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到史家胡同询问妞妞的情况。章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就收了线。从此我尽管仍然时常惦着女儿，但也学会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第四部分14.每逢佳节倍思妞妞

　　记得自1973年妞妞赴美直到1976年她返回北京，整整三年时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那时我早已获得解放，有了人身自由。但我变成孤零零一个人，反而比关在“牛棚”里更孤独、更冷清了。最凄凉是每逢中秋节、春节时。在欢乐的节日里，家家户户合家团聚，吃月饼、吃团年饭，而我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几年在大年三十晚上，人们可以看到，在海淀长征饭店空荡荡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人在自斟自饮，偶尔我看到在远远那头的另一桌，也有一个孤家寡人在吃饭。他就是北大俄语系党总支书记孙某某，他的夫人是苏联人。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因政治原因他夫人不能来中国了，所以他也只能一个人过了。

　　其实每当过年过节，还是有我的堂兄或中学、大学的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过。我因怕见到人家夫妻恩爱、儿女绕膝的场面会触景生情，所以总是一概谢绝。那时我常常会想起妞妞问过我的一句话：“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1976年，女儿从美国返京，听说是外交部专案组去机场接她的，但没人通知我这个爸爸，所以等到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女儿已经回来了。我当时那份惊喜和激动可以想见。

　　第四部分15.离婚激怒老人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含之根本不敢面对面向父亲交代此事，要我单独跟章老讲。我感到非常为难。章老当时已九十二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老人身体这么虚弱，我怎忍心用这等不愉快的事去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我真怕他老人家受不了这个打击。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对于老人的去世我深感遗憾，老人对我的厚爱我铭感终身。我想：即使章老那年健康地返回北京，我也会劝老人家成全他女儿。过去几年章含之的种种行为，我从未向老人家透露半句。所以老人一听到女儿要离婚，总以为是偶然的突发事件。他满以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可以挽回。殊不知他女儿的移情别恋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我心里想：章的心早就变了，又何必把人留住？

　　章老所以反对我们离婚有几个因素：章老是很封建的，尽管他自己可以纳几房妾，但决不允许女儿未经他的同意就办离婚。在他看来，这是离经叛道的事，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他视如掌上明珠的外孙女妞妞。父母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至于章含之书中写到的章老对我们离婚所表的态，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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