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下小雨好不好:即将来临的第三次世界大萧条(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39:25

第一部分 墨西哥和东盟货币小经济体的死亡危机可救

Tesobonos带给墨西哥的货币危机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何况于人乎?(《老子》)

    自然界有潮起潮落,货币有贬值有升值,利率有上升有下降,事物的存在是依靠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相平衡制约的。货币政策的建立是协调对立的两方面力量的方向盘,最基本要做到的是使经济体系可以从容应对必然到来的波动;合格的货币政策是会预知经济波峰和波谷到来的时间以及所蕴含的力量,再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这如同秋天备寒衣,春天备夏装一样自然。

    1994年6月,美国中央银行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墨西哥货币比索有贬值15%~20%的可能,但这是今后几年的事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到来。”

    当时,墨西哥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大大高于美国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墨西哥经济的经常账赤字,经济开始恶化的局面。如果只是盯住单纯的墨西哥经常账赤字问题,美国中央银行、墨西哥中央银行包括市场参与者都非常有理由认为,墨西哥经济可以通过几年时间用15%~20%的货币贬值来解决问题。

    但是,当时市场的所有人士都忽略了墨西哥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大量没有对冲程序保护的著名的Tesobonos这个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Tesobonos是一种本金用美元计价的短期债券,它会巧妙地演变出大量的财务问题。每当大量资本进入墨西哥地区时,墨西哥货币兑美元会自动升值,这样,大量持有Tesobonos的墨西哥企业借贷成本就会轻轻松松地获取墨西哥货币升值收益,于是这些企业的财务借贷成本就会变得很低。

    同时,这种模式存在着长期隐蔽的一种强反作用力,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快速死亡”程序。当墨西哥货币开始贬值时,墨西哥企业出现的并不是获得经济理论上的货币贬值收益,而是大量持有Tesobonos的墨西哥企业借贷成本即刻变得非常昂贵,严重推高墨西哥企业债务成本,因此墨西哥企业迅速集体性陷入破产状况。这样,就出现加速度引发大量资本撤离墨西哥市场,再引发墨西哥中央银行全力紧缩货币的循环加速度紧缩模式。所以,这种著名的Tesobonos“快速死亡”程序最终会引发债务成本加速度上升和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加速度上升的同步现象,事实上,Tesobonos“快速死亡”程序无药可解。

    与此同时,墨西哥经济的外部环境也开始出现微妙但重大的变化。在1994年2月美国中央银行加息25个基点,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325%,这在美国是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货币紧缩时期,到1995年2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了非常高的6%。1995年,墨西哥经济不论内部结构,还是外部环境都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刻,同时,也由于美国财政部和墨西哥中央银行都缺乏预见性,最终导致墨西哥经济迅速有节奏地冲进了经济危机。事实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墨西哥中央银行在1993年春季,都对墨西哥经济的财政预算、金融自由化程度和经济增长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所以,墨西哥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爆发被人为推延到美国利率上升到高水平的无药可救的时候,可见,一场简单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反而被人为演变成了经济大崩盘。

    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本来为墨西哥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金融市场交易创新的单一性和高杠杆率也同时为墨西哥经济埋下了致命的Tesobonos“快速死亡”程序。1993年,墨西哥货币问题从金融市场来看是非常严重的,而墨西哥中央银行却长期熟视无睹.
      墨西哥经济崩盘后,美国迅速展开了大规模救助,美国为救助墨西哥迅速掏出了500亿美元毕竟,墨西哥是美国重要的边界盟国,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中重要的伙伴,墨西哥这场灭顶危机还是得到了美国的紧急救助。

    Tesobonos带给东盟的危机

    1996年,全球私人资本有240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大规模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进入了高速增长的东盟地区。从经济理论上,东盟经济是健康和稳固的。所以,1997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兴地把东盟地区评价为“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首先,大家应该知道,当今经济理论还处于1930年的凯恩斯主义和1960年创建的货币主义框架之下。但是,当时创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全球经济里是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交易杠杆和没有互联网这些关键因素的,这如同把赶牛车的理论用在开飞机上。也就是说,现在的金融世界可以一秒钟内把在莫斯科的几十亿美元转化成西班牙的房地产债券或中国房地产的债券或日本金融公司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这些事情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创造者们不知道的事物,如同石器时代的人不知道电灯是何物。

    也许,全球至今还没有反应过来“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理论,就像石器时代的“工具”只能放在博物馆里观赏一样,如果现在在全世界普及石器时代的工具,其结果可想而知。凯恩斯时代的经济理论同样具有完全的时代局限性,没有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跨时代应用的不合理性这个事实的反思,就意味着全球还没有诞生能够把金融理论和经济理论互相结合、切合时代进步的经济理论,也就还没有建立客观正确看待与理解当今经济运行的思维体系。所以,今天的经济学家永远不理解,为什么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总是“危机突然发生”。

    1997年5月,泰国中央银行在新加坡中央银行的资助下,设计了一个空头挤压程序,击退了外汇市场沽空泰国货币泰铢的行动。外汇市场上的成功,对于泰国其实是一场巨大失败的开始,因为,投资者开始怀疑泰国市场的稳定性。同时,短暂的胜利给泰国中央银行带来了经验主义,泰国央行进一步陷入了严重缺乏远见的状态,放肆地在远期外汇市场大量投入了美元外汇储备购买泰国货币,这等同于在1997年大规模沽空美元货币。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网络技术乘数效应的积累,1992年后的美国经济进入了加速度的强劲增长周期,美元指数从1995年的80,上升到了2001年的120。显而易见,泰国中央银行完全无视美国网络技术革命对世界产生的巨大改变,由此泰国中央银行只能迅速陷入严重交易亏损的泥潭,并且,这种亏损是不可解救的。更加祸不单行的是,在泰国市场也大量存在1994年著名的墨西哥Tesobonos这个“快速死亡程序”。当时,泰国企业年底到期的Tesobonos量高达500亿美元,而泰国中央银行手上一共只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且,这批Tesobonos基本上没有参与套期保值交易的保险程序。

    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开始踏上“快速死亡程序”之旅,泰国货币泰铢贬值六分之一,同时,泰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200个基点,达到年利率125%。顷刻间,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韩国全部遭到市场猛烈攻击。但是,不幸的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韩国也同样持有大量没有对冲的Tesobonos。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韩国的中央银行在遭到进攻后,都不约而同加入到“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行列中,于是经济灾难这个洪水猛兽以“大爆炸”的速度扩散开来。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给东盟地区的经济药方是——紧缩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理论出发,遇到资本外逃,出台紧缩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金融理论,再看当时东盟地区存在大量著名的墨西哥式Tesobonos,出台紧缩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必然引发没有对冲的持有Tesobonos的企业加速度破产,这样,又必然引发资本的进一步外逃,事与愿违地加速“死亡之旅”。

    当然,最终东盟地区国家全部破产,印度尼西亚货币从1美元兑换2500印尼盾,暴跌到1美元兑换2万印尼盾。所以,东盟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受市场批评。

    中国成为Tesobonos的聚集地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墨西哥和东盟的货币危机呢?因为,现在全球最大著名的墨西哥式Tesobonos聚集地在我们中国。

    2010年至2011年初,中国房地产商人和中国国企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大规模向海外拆借美元资金。今天,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中国房地产商人向海外拆借美元资金利息在12%~15%。如果,拆借1亿美元资金,利息12%,到期是应该归还112亿美元。按照65比价,这个房地产商人到手是65亿人民币,未来一年如果人民币升值达到比价是6,届时,这个房地产商人需要用672亿人民币去结算这笔债务,那这个利息并不高。但是,如果著名的墨西哥式Tesobonos“快速死亡程序”爆发,那最保守比价会是1美元兑换20人民币,这个中国房地产商人届时是需要用2024亿人民币去结算这笔债务。

    现在,中国房地产商人和中国国企向海外拆借美元的规模达到4000亿~5000亿美元之巨,创造了人类经济历史中Tesobonos规模之最。而引起Tesobonos这个“快速死亡程序”大爆炸的,就是美元强烈上升或者是中国经济政策人为制造的中国房地产崩盘。

    1995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盟地区、2001年的阿根廷都普遍存在本地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严重缺乏预见性的问题,尤其是1997年的泰国中央银行在美元大规模上升周期中全力沽空美元,而造成泰国中央银行直接破产,再引发了泰国经济崩盘的惨剧。阿根廷中央银行、墨西哥中央银行和泰国中央银行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外部货币大规模进入市场套利时,这些中央银行没有一个懂得如何在大规模资本进入时期迅速建立的有效的对冲交易体系,比如,必须在本土建立法定大型银行和大型企业,参与对冲交易体系的资本比例。这样,既可以有效缓解大规模资本进入所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可以彻底解决当资本迅速大规模“逃离”时引发的“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同步共振式的最凶狠的崩盘模式。

        第一部分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错反通胀衰退至今      

第一部分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错反通胀衰退至今

   1989年的日本复制1928年的美国大萧条

    二战以后,日本凭借严谨细腻的民族个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制造业技术人才,加上对美国制造业技术的“模仿加创新”,成为领先世界的经济体。当时日本制造以其完美的做工和低廉的价格遍布全球。中国制造现在也遍布全球——凭借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和缺乏技能的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把中国产品倾销世界各地。日本制造业衰败后技术还是优秀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大量三无农民工在等着制造业活命。到1989年,按照传统经济学标准日本经济发展状态,是一个高级的优等生,具备高储蓄率、高私人资本支出、庞大的贸易盈余、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与此同时,大量“日本第一”性质的书籍充斥美国、欧洲和日本市场。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日本媒体和日本国民无比自豪地全力反击日本的通货膨胀和高房价。奇妙的是,1928年美国经济是全球最好楷模,美国中央银行“无厘头”地反击通货膨胀;1989年日本经济是全球最好楷模,日本中央银行也是“无厘头”地反击通货膨胀。结果,世界经济为此产生了“1930年的大萧条”和1989年后日本的二十年大衰退。

    首先,1928年美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反击通货膨胀政策而引发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可以认为其经验不足。可是,1989年的日本中央银行为什么也会荒唐地去反击通货膨胀呢?其次,全球历次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不仅仅是嘲笑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更是嘲笑了中央银行的大脑简单。因为,大家应该知道问题的关键是结构,而不是价格上升就说明通货膨胀来了,应该关注经济结构未来是处于通货膨胀周期还是通货紧缩周期。如果未来是通货紧缩周期的经济结构,那现在物价的上升只能是短期因素造成的,而结构性长期因素必定会最终压制短期因素的。中央银行因为短期因素,而人为加大结构性长期因素的力量,这就是人为制造经济大萧条。

    那是什么力量导致产生了1989年日本地区的短期通货膨胀现象呢?1987年9月4日,美国中央银行将利率从55%上调至6%,美国长期债券价格下跌。1987年10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克通过电视与报纸强烈警告联邦德国与日本,如果他们不进行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美国就将让美元崩盘包括进行贸易制裁。于是,全球市场陷入极度恐慌,全球大量投资者开始抛售美国长期债券、欧洲长期债券和日本长期债券。进入10月19日,美国债券市场严重亏损的投资者开始抛售投资组合中的美国股票,结果,美国道琼斯指数当天暴跌50832点,跌幅达23%。全球市场到处都是破碎的心。这时,日本央行与日本大藏省迅速全力将巨量货币注入日本经济体系,并且,命令所有日本证券公司、日本保险公司进场大量买进日经指数。日经指数从1987年10月的25000点暴涨到1989年的近39000点,1988—1989年的日本经济被当时世界媒体评为全球率先复苏的经济体。所以,1989年的日本经济会出现很正常的通货膨胀表象,这是日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联手激进扩张的结果。然而,1989年美国地区经济开始陷入了储蓄银行危机,还有更重要的全球背景,1989年前苏联的解体,全球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冷战”结束了。所以,1989年后的美国、英国、西欧、东欧都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裁减军事投入,1989年后,美国、英国、西欧大量的军事资本和人力用罕见的速度转变成商业资本和商业人力,全球性的商业产业大规模整合也会以罕见的速度出现,同时,美国大规模裁减的军事投入必然引发美国政府的财政改善。政府部门的支出收缩,必然会引发商业部门的资本扩张;同样,政府部门的支出扩张,必然会引发商业部门的资本收缩。正是因为1989年全球“冷战”的结束,美国克林顿时代(1992—2000年)美国政府部门支出大规模向美国商业部门支出转移,进而出现了最终政府财政改善的局面。
   这一切又一切的结果,都突出说明1989年后全球经济的长期价格向下的压力将会非常巨大。毋庸置疑,1989年的日本中央银行因为短期价格上升因素,去拼命反击日本通货膨胀和日本恶性房价是多么的愚蠢和头脑简单。这个时候,日本中央银行却可以熟视无睹全球经济巨大变革即将到来。

    需要中国全球化的时候人权不是问题

    今天,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网络科技的革命诞生了,网络科技革命加速提高了美国包括全球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同时,美国政府财政因为“冷战”结束而改善,这又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商业成本。所以,美元价格在1995年后波澜壮阔地上升是必然的事情。1992年,海湾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老布什继续连任美国总统,1992年当选的美国克林顿总统正是得益于日本经济的强大和美国经济的衰弱。当时,全球大量的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之间密切联合的模式,要远远优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7月,和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签署了美日贸易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要求美日之间一年举行两次经济会议,同时,它还强制性要求大量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和经常账户顺差,解决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在美国知识产权、日本的本土销售渠道、日本市场的管制放松、日本政府的程序透明度和日本国内的政府扩大投资方面都建立了目标或配额。由于1990—1992年日本股市的暴跌引发了日本经济在1993—1994年的停滞,导致美日结构性框架协议进展非常缓慢。

    在1994年2月的美日高峰会议上,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冲突达到了白热化,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未达成任何协议。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启动超级301条款制裁日本经济,美国政府于1995年5月10日根据超级301条款,宣布对13种从日本进口的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同时,美国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将在45天后向WTO提起诉讼。在美国的逼迫下,1995年6月28日日本政府作出重大让步,美日双方签署了新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设定了日本的管制改革,并对日本的汽车产业和贸易出口设定了指标评估。正在1995年美国和日本如火如荼的贸易战时,一个非常强大的价格竞争对手踏向了摇摇欲坠虚弱的日本经济大厦。

    在1989年之后,美国老布什总统拒绝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两次坚决否决了美国民主党人提出的,把对中国贸易和人权联系起来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提案。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更加尖锐地批评老布什的政策是“一场政治灾难”。可怕的是,当选了美国总统后的克林顿先生,立刻变成了老布什对中国贸易政策最坚定的捍卫者。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来到中国,要求中国政府按照美国方式推进,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和拒绝。几天以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回到美国,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华盛顿会议上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从此,克里斯托夫的政治生命走到头了。1994年6月,在每年一度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最后的一刻,克林顿总统处于巨大的尴尬境地:要么面对国会前所未有的力量指责;要么放弃把中国这个最优秀的绞杀日本恐龙式经济对手培养出土。最后,克林顿实施了比老布什还坚定的支持对中国贸易的政策,克林顿政府决定从此把中国人权问题和每年一度的对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别对待。     不过,早在1994年1月1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先生领导下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台了一条强硬和幸运的政策——人民币汇率贬值40%。与此同时,全球外汇市场也进入了结构性转变,美元指数价格开始大幅逆转,从1995年的80上升到1997年初的95。由于东盟地区的盯住美元汇率机制,所以产生了东盟地区汇率伴随着美元价格的上升而同步被动上升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主动大幅贬值和东盟地区货币被动跟随美元的升值,这双重结果导致了人民币价格对东盟地区货币价格掌握了极其强大的定价权。人民币汇率贬值40%,就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下调了40%,中国商品即刻比东盟地区商品价格便宜了40%,同时,东盟地区货币又被动跟随美元价格升值10%~15%,从而东盟地区商品在全球市场主动上调价格10%~15%,所以,中国商品价格在进入1994年以后实际是下降了50%~65%。在全球低技术的纺织业、制鞋业等行业如此罕见的大规模价格下降,任何对手都将被中国价格迅速消灭和摧毁。

    1993年,中国贸易情况非常困难,贸易赤字高达1212亿美元;进入1994年,在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和美国克林顿的全球化政策环境下,中国贸易情况出现改善,达到贸易盈余54亿美元;1995年,中国贸易盈余上升到167亿美元;1996年,中国贸易情况继续保持良好,贸易盈余达到1222亿美元;1997年,中国贸易规模优势和货币价格优势开始进入乘数效应时期,贸易盈余达到40422亿美元;1998年,在东盟地区危机扩散到日本和俄罗斯的情况下,中国贸易继续用不可阻挡的优势抢占全球市场,贸易盈余达到43475亿美元(参见图21)。由此可见,老布什和克林顿对中国贸易的“胡萝卜”外交政策,的确取得了巨大战略优势,再加上中国宏观政策强硬的贸易优先的做法,中国经济迅速成为了世界价格体系的“杀手”。世界价格体系引发的再分配,很快反映在1996—1997年东盟地区严重恶化的贸易赤字和经常账赤字上面。

    日本体制僵化倒在中国制造面前

    根据当时惯例计算,1997年初东盟地区货币已经高估了20%,这是不计入人民币价格因素的结果,如果计入人民币价格因素,1997年初东盟地区货币是高估了45%~50%。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康德苏于1996年7月到1997年7月四次紧急访问泰国,劝告泰国中央银行要依靠泰国汇率贬值解决问题。事情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当时在东盟地区市场大量存在1994年著名的墨西哥Tesobonos的“快速死亡程序”。所以,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国货币泰铢贬值六分之一,于是,墨西哥Tesobonos的“快速死亡程序”开始全面启动运行。问题是,1992年至1997年日本投入3000亿美元形成的东南亚日元经济圈的“谋略”,不仅遭到惨败的毁灭,而是直接导致许多大型日本金融企业,日产生命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在1998年破产。1998年后,昔日让人羡慕、感叹的全球经济恐龙——日本开始彻底走上了漫漫毫无声息的衰败旅行。至今,日本已经历经了十几年的衰败之旅,更重要的是,这十几年时间只是这场衰败旅行的开始。

    1990—2005年,日本地区房地产资产与股市资产共计蒸发15万亿美元,相当今天日本经济规模的3倍,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事战败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经济如此大规模漫长的人间灾难呢?     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写了一本《大衰退》,在书中他指出——日本长期恶化的房地产资产价格和股市资产价格,引发了日本企业和日本民众“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日本企业被动长期进行同步结清债务的行为,是日本大衰退的真正原因。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偏偏喜欢把表象当成问题的本质,加以研究和推广。我们实际可以非常清楚地注意到,1990年日元汇率在135,到1995年,日元汇率由于美国政府的贸易战被迫升值到80;1990年日本股市从近39000点暴跌到1992—1993年的16000点。日本政府为了继续保持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拼命推进财政扩张,1992—1993年日本经济继续保持强劲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时候,日本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弥补了日本股市价格下跌的冲击。

    而慢性的致命毒药正是1989—1993年这个时期注入了日本经济体内。首先,日本中央银行在1987年10月,针对美国市场的崩盘问题,实施了一场超级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却突然把货币政策的目标从外部市场的衰退问题,转变成了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和资产价格膨胀问题,进入了日本货币紧缩政策时期。这样,日本中央银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必定会冲击或加重美国市场的进一步衰退,导致美国市场的套利资本大规模流入日本,同时,美国政府进一步强烈要求日本汇率升和开放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日元汇率从1990年的135猛烈升到1995年的80,这完全是日本中央银行强化和美国贸易政策同步的结果。而与此同时,1990—1993年日本股市的大崩盘,又迫使日本政府拼命加大财政支出,1992—1993年日本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回升和日本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支出联合推进了日本经济,这个时候日本企业完全是被房地产收益和政府扩张的力量所蒙蔽,这些力量短期掩盖了日本汇率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的实质,同时也导致了日本企业成本大幅提高。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当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到超过房地产收益和政府扩张的收益时候,日本企业必定开始大规模收缩资本支出,这样,也必然引发日本房地产价格的下跌,随着日本企业资本支出的大规模收缩,加上日本房地产价格暴跌问题的同步出现,日本政府这时只能是不肯回头地走上了拼命扩张日本财政支出的漫长道路。

    所以,渐渐地日本企业开始形成了依赖日本财政政策的“良好”习惯,这时日本陷入最终完全无法参与全球化的经济模式——政府赤字被迫扩张和企业支出被迫收缩的景象。

    其次是日本的“僵尸文化”,日本社会在世界上处于一个永远封闭、自我欣赏的状态——它会非常嗜血地贪吃大量的海豚和鲸鱼,而全然不顾世界愤怒的燃烧;它也会拼命嘲笑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的供给主义学派,认为演员出身的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日本经济界把里根的经济政策形容为“赏樱豪饮这是日本一个老旧的故事:从前,在樱花盛开的时刻,人们都在樱花树下赏樱畅饮,一对兄弟看到商机,于是合伙抬了一桶清酒,打算卖给豪饮的人们赚钱。走在路上,兄弟甲突然想通,决定先卖一杯酒给自己的兄弟乙,兄弟乙居然买了这杯酒,兄弟甲然后再把这笔钱付给了兄弟乙为自己买一杯酒喝,这兄弟俩就这样把这笔钱反复你来我往,最后那桶酒被兄弟俩自己喝光了。经济”。结果,演员出身的里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总统,美国经济在里根供给学派的改革中重新焕发强大的动力。前苏联的解体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大衰退都仅依靠了供给主义学派的诞生。     步入今天,日本经济的许多产业面对的不仅仅是破产的问题,而是许多产业因为世界科技的进步而被消灭和淘汰。2001年苹果公司的iPod出现了,日本索尼公司的核心层分析推断认为很快新型索尼随身听会消灭苹果公司的iPod,事实却是,现在的90后很多都不知道随身听为何物。美国“车库文化”诞生的微软、苹果、谷歌、Facebook的初期阶段,往往被世人忽略为是一种“小魔术”,事实是他们的技术消灭了随身听、唱片业、传统媒体、学校的教室等等,包括将很快被消灭的伐木工、中低档照相机、出版商、邮局、收费员、配音员、播音员、飞机机长、出租车司机……

    2005年中国人抢房全球历史改写

    通过汇率上升推动一个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这本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常识。2005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中国人民币应该大幅度升值,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要中国人民币升值,就是要让中国房地产价格成倍暴涨。结果当然是遭到许多中国人的嘲笑,说这是胡说八道,是一个标准的“房托”文章。原文如下: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财富巨亏

    (2005年5月11日证券日报)

    人民币升值无非是“逼”中国商品贵一些再出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提高居民收入,让中国商品贵一些呢。

    升值会带来短期资本围攻。1997年的亚洲危机,美国攻击东盟用美元升值;未来某一天攻击中国,会让美元贬值。故此,几年来,笔者反复呼吁,中国应尽快建立“次级金本位”(黄金、白银、铜、石油、铁、耕地等构成的货币体系),及时调整盯住美元汇率制,防止美国用美元贬值手段攻击中国。荒唐亚洲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格林斯潘随意调控美元汇率,解决自身的负债提供了方便。这也是欧洲各国组建欧元区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亚洲货币体系最现实的实施是亚洲版的“次级金本位”。

    人民币升值后,中国房价、CPI及全球黄金、铜、石油等基本商品将成倍暴涨。

    因为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恶化,这一点J曲线阐述得很明白。另外,中美之间贸易品的弹性与非弹性因素,美国现在施行中性利率+宽财政组合,都更强化了人民币升值后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

    美国现在的贸易加权指数还须下贬20%,分摊到中国人头上,人民币需升值50%。这个幅度中国不可能做到。人民币升值后必定又遭短期资本围攻。届时,再加上日本及亚洲其他货币被迫释放出的大量货币,会迅速让中国老百姓体会到严重的高通货膨胀。

    过去几年,小布什的预算赤字与格老的扩张货币让中国2001年外汇储备能买一桶石油的钱,现在半桶买不到;能买一吨铜的钱,现在半吨买不到。80年代末,美国用美元贬值套取了日本8万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中国现在8倍的GDP。如果,今天美国想用人民币升值的方法来套取中国财富的话,这个数字是1万亿还是2万亿美元呢?

    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凯恩斯及里根供给学派这些学说在中国的泛滥,让贫富分化以罕见的速度跳升着。大量的企业经营成本以各种形式降低下去,而这些企业的社会成本最终以社会“分工”的方式,分配到居民生活中。    加工贸易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最大钢铁、水泥、煤炭制造商。以至,美国人提到中国商品就是廉价。廉价背后是“私人集体主义”与社会公民间越来越对立的碰撞。如果社会以这种民主的方式继续下去,那么这种贫富分化的基础还将加剧。

    今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5,工资是美国的1/20。所以,中国的工资提高能力应在3倍。如果中国的目标是,未来5年提高人均实质收入3倍。就单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益处将远远大于升值。道理很简单,升值改变不了中国的低端扩张与财富分配问题。升值后,许多大学生还得去卖猪肉、当房产推销员或选美。而推进人均实质收入提高:一、加快年轻一代的培养;二、释放许多被迫从事低端的人才;三、最终存活了大核心、大专业企业;四、大幅提高社会稳定程度。

    美国的程序:如果,今天的中国没有手中这7000亿美元借条,不知格老是否还会逼中国升值。再看看,格老与美国议员们的配合。2005年美国议员推出10月“汇率报复案”,格老与小布什的经济政策是中性利率+宽财政,即释放大量美元攻击亚洲。而2006年美国议员推出《本土法》(截止到2006年5月1日把海外收益回流美国的公司享受减税)。到时,格老与小布什的经济政策是紧货币+中性财政。这样大量资金就会从亚洲地区撤出。这种战术对日本、东盟都卓有成效。先造成这个地区货币量暴增,再造成这个地区货币量暴减。随后,这个经济体就必定崩盘。如果未来升值后,这种战术在中国展开,那么中国就必定要无偿送上这7000亿美元借条,再加上大量廉价的市场。

    还有一点提醒,至今,许多学者还以为美国有很多过剩粮食,中国大搞加工贸易。美国人向中国提供廉价粮食,中国不亦乐乎。如果有一点点头脑的话,那么未来某一天,小布什削减美国的农业补贴,那时,中国只能是美国的囊中之物。这就叫美国程序。如先向阿根廷无偿提供基因种子,再收费。

    2005年,我们清楚地见到了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研究报告,告诫中国人中国房地产要进入大崩盘,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部门却在上海投入巨额资金疯狂抢购高档地产。摩根士丹利这份中国房地产大崩盘的报告在2005年被中国媒体炒作到“火热地深入人心”,而美国所有投资银行在“火热”中抢购中国北京、上海等等一线城市的高档地产,这个事实在中国媒体和中国社会眼皮底下悄悄地疯狂运作。2005年,上海和北京的房价在6000~8000元人民币,2010年的价格上升到4万~6万元人民币。

    通过汇率上升推动一个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算术题,更何况我们也曾经见到1985年美国要求日本货币升值后,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的世界奇迹。首先,2005年中国人民币汇率是盯着美元价格的体系,这样,流入中国地区1美元,中国央行就会印刷81元人民币来购买这1美元(81元人民币是2005年价格),那世界货币体系就应该同时同步创造了1美元+81元人民币,因为,中国央行拿到1美元后,是立刻到美国市场中购买了美国国债。而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这1美元的黄金是停留在中国央行手中,所以,目前世界的货币“美元本位制”体系包含惊人的货币放大乘数效应。以3000亿美元投机人民币升值计算,3000亿美元×8(人民币汇率价格)×3(中国金融市场货币放大的相应数字)=72000亿人民币。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2000亿美元;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2400亿美元;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4600亿美元;2005—2007年这3年时间,中国外部投机人民币货币共计9000亿美元,显而易见9000亿美元×8(人民币汇率价格)×3(中国金融市场货币放大的相应数字)=216000亿人民币。而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GDP是近25万亿人民币,2005—2007年我们单纯的外部因素累计产生的货币供应量是216万亿人民币。所以,2005年以后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恶性上升是一道简单的经济算术题。     日本经济死于里应外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知道日本经济开始衰败的人都会奇怪或不解,1989年的日本,社会从日本中央银行到日本媒体再到日本国民,全部是义愤填膺,要消灭日本恶性的房地产和日本的通货膨胀。结果,日本房地产崩盘中,日本中央银行和日本政府突然发现他们必须迅速扩大货币供应与大量财政支出状态,于是日本商品价格被大量债务形式短暂稳定后,日本企业全部被动长期陷入削减资本支出的状态,这样,日本经济就进入了人为制造的20年长期大衰退。20年过去了,日本曾经奇怪和荒唐的一幕于2011年的上半年,经经济学家们和媒体的推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反击中国通货膨胀和反击中国恶性房地产。

    同时,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在2011年开始大规模退休,未来20年内7800万的“美国婴儿潮”一代将全部退休。这是全世界最富有同时也是最习惯大笔消费的一代,他们退休后世界的消费格局会如何?到2030年,美国、德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到26%左右,而日本将会高达30%以上。人退休了需要什么?医疗、护理、休闲、宠物、宗教,包括最蓝的天空……所以退休的人会自然减少在汽车、工业制品上的消费,这必然导致负储蓄。美国现在每39个年轻劳动力对应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转变为24∶1;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将成为25∶1,如此一来,未来五年全球发达国家成年劳动力税负将大幅上升。

    如果未来五年主要新兴国家中国、印度等国不能大幅提高本国内部总需求,也就是工资收入,那到2015年全球汽车制造商、钢铁制造商至少将有50%会被骤降的世界总需求消灭。2011年人类社会正在大踏步迈向一场史无前例宏大的产业革命,今天,从西方国家到东方国家,再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优秀技术廉价复制的方式和速度使我们人类社会第一次可以为此幸福骄傲。

    1860年中国最好的世界产品是瓷器或茶叶;1920年印度最好的世界产品是人工的纺织品;2011年中国和印度最好的世界产品有电脑、手机、电视机、软件工程师、工程产品、电池、洗衣机等,这是人类第一次面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工业化革命时代的来到。当然,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工业化革命时期,结构性通货膨胀上升,当中国或印度的工业产业进入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时期,一个巨大的世界价格下降的时代将到来。正如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手机、汽车、电视机等等,功能远比2年前或3年前强大许多,并且价格是在持续下跌中的。

    的确,正如日本经济的灾难只是因为日本中央银行的“大脑简单”,竟然在1989年全球大规模“冷战”的结束和网络技术革命的到来时,拼命反击日本的通货膨胀和日本的恶性房地产价格。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们和中国媒体面对2012—2015年史无前例的西方国家大规模老龄化的到来和2012年以后开始的中国、印度、越南等产品大规模生产周期的到来,完全复制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的“大脑简单”的行为——反击中国通货膨胀和中国恶性房地产。

    悲剧的问题产生了,当未来中国房地产发生暴跌时,中国央行也会本能地做出1993年日本中央银行一样的反应,就是突然明白他们必须迅速扩大货币供应。但是现在的中国和1989年的日本在金融体系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1989年的日本经济中没有毁灭性的墨西哥式Tesobonos,而现在全球最大的致命墨西哥式Tesobonos聚集地是在我们中国。

    所以,中国并不会出现日本那种由单一“金融危机”引发的长期大衰退。我们将只能是“自己主动要求”发生2001年的阿根廷崩盘,也就是由短暂的大萧条,再迅速演变成货币贬值模式的恶性通货膨胀,更准确的定义就是“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同时同步爆发的最危险模式。问题的可怕性在于,中国央行现如今已经完全复制了阿根廷中央银行、墨西哥中央银行和泰国中央银行共同具有的最恶劣模式,就是自2005年以来当外部货币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套利的时,中国央行没有一个人懂得必须在2005—2010年大规模外部资本进入中国时期,迅速建立有效的“人民币贬值交易”的对冲交易体系,比如,必须建立法定中国本土大型银行和中国本土大型企业参与“人民币贬值交易”的对冲远期交易体系的资本比例,包括建立庞大的国债期货交易市场和大规模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信用违约掉期”(CDS)交易市场。这样,既可以有效缓解大规模外部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所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可以彻底解决当资本迅速大规模“逃离”中国地区时引发的中国地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同时同步出现最糟糕的崩盘模式。

    2013—2015年的全球经济会很美很美,但那将不包括中国经济,我们将重复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人为制造日本经济灾难的手法,我们也会愚蠢到人为制造中国“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