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独木舟我曾赤诚天真txt:中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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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要求袁世凯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做出了“满意”答复。全国民众引以为耻，将每年的5月7日和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纪念，以示勿忘国耻，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知耻近乎勇，痛言国耻，纪念国耻是为了消除国耻，“五七”“五九”是民国时期设立的第一个国耻纪念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国民立志雪耻的决心。细述发端于1915年的“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有助于后人体味烽火岁月中的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
【关键词】耻感；爱国；国耻纪念。
【作者简介】杨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张远波，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如果将国家受到耻辱的日子作为国耻纪念日，在中国近代史上，恐怕远在一百个以上。仅就五月而论，1915年有5月7日、5月9日的国耻，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于5月9日承认了二十一条；1925年有由于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群众集体抗议，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抗议群众的“五卅惨案”；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济南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奸淫掳掠，前往交涉的官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然后杀害，被杀害的共有好几千人等。但只有“五七”“五九”国耻日是民国时期设立的第一个国耻纪念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国民自尊心犹存、立志雪耻的决心，其深远的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五七”“五九”国耻与国耻日的由来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于1842年8月29日订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后，帝国主义者即将中华民族加以桎梏，并按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分头向中国侵略。他们宰割中国，争权夺利，原是各不相下，到19世纪末，以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均势。但到了1914年冬，欧战爆发，英法德美等列强大国激战正酣，无暇东顾，日本便伺机派兵侵占青岛，进逼济南，并于翌年1月18日向北京政府要求“二十一条”，其中攫夺南满、内蒙古、山东、福建权利甚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般无理的要求，民众慷慨激昂奔走呼号，团结各处团体，开会讨论对付挽救之法，有的上书政府，请勿让步，有的唤醒国民，共起救国。3月18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在租界内张园开会，到者竟三四万人，租界工部局干涉，也不能解散。与会者当场议决抵制日货，一方面组织劝用国货会，以提倡国货，另一方面又发起救国储金团，劝国民存储国家银行，等到存满了五千万时，中国人决议用途，如设兵工厂、训练海陆军及振兴实业等。4月9日起，中国银行开始收款，甚至一般肩挑负贩者，莫不踊跃存储，上海一埠，刹那间便满了五十万元。无奈民众赤心爱国，而政府却别有肝肠，袁世凯帝梦正浓，不惜损失国权，于是派陆征祥、曹汝霖做全权委员，和日使商议，因日使日置益骑马跌伤，陆曹二人特别迁就，到他床前去会议。4月26日，日方便提出修正案二十一条，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倘中国全体承认，日本亦可交还胶澳。
北京政府也在5月1日提出最后修正案，说明无可再议。7日，日本向我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号关于福建经营协定外，其他五项俟日再行协商，其余应悉照四月二十六修正案，不加更改，速行承诺，以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为限。”[1]帝制熏心的袁世凯为其屈服，最终于5月9日下午1时按照日本的要求答复承认。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即出，全国民众一片哗然，皆将此视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纷纷要求定“五七”“五九”为国耻纪念日，并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运动，以示勿忘国耻，抗议袁世凯的卖国勾当，警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留日学生总会向国内发出电文，呼吁全国同胞：“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挽狂澜于既倒，则今日欧洲莽怪之风云，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以报累代之深仇，以收已失之土地。”[2]?
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忧患中国“权利丧失，国几不国”，警告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祝国家。时日无书，奋发有期。此身不灭，此志不死。特此哀电全国商会，请即普告全体商民，永存此志，勿忘国耻。”[3]
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发向全国各地，数日之间，中国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玻璃镜、国耻茶杯、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有人在给家人的信笺上写入：“勿忘国耻”“民国奇辱”“五月七日”“大梦速醒”“提倡国货”等语。还有江西商人黄寿彭特将自己店中售卖的玻璃镜磨刻上：“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十五字，放置炕头当作座右铭，又用茶杯饭碗之类，均写上“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八字，交给瓷器店定绘[4]。而在5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主笔章士钊发表《时局痛言》一文，并注明作于“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5]。北京的周筱侯则建议各报纸每日于报端刊印“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字样，至雪耻之日止。如每日做不到，至少每月7日或每周年书之，务期不忘国耻[6]。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留美学生穆湘?（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开会的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各校成员，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有实权的江苏教育会通告全省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以免中辍，届时要集合全体学生讲述此次中日交涉经过，以为“发愤自强之计”。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即复电穆湘?：“本会已决议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7]
上海市民也痛心地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立志雪耻，奋起抗争。上海日资大阪公司、三井煤栈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与日本合作。著名报人戈公振等创办《国货日报》，以此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舆论阵地。北京总商会发起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北京中国公学堂的学生发起学界国耻自励实践会，以期弥补国是。汉口商民和学生愤然捣毁日本经营的商店。此外镇江、福州等地也发生了反日爱国示威。全国性的反日爱国怒潮，强烈的透视出民心不可辱的意志，致使“二十一条”在实际上难以完全付诸实施。
如果说“五七”国耻集中表达了“民众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强烈义愤”，那么“五九”国耻则“既表达了民众对亡国的悲愤又体现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失望”[8]。从此“五七”“五九”国耻被民国民众谨记，并每年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学界通常取5月9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商界通常取5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北方“五七”纪念较多，而南方“五九”纪念较多，但这并不影响随后的全国纪念）。
二、被铭记的“五七”“五九”国耻
“五七”“五九”国耻日自设立之后就被不忘国耻的人们年年纪念着。每逢纪念日前后，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爱国团体召开国耻纪念会，学校举办集会讲演，工商业界则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报刊杂志也刊登纪念文章，抗议“二十一条”中的无理要求。此外教科书中还编入了“五七”“五九”国耻的相关内容，告诫年轻人国耻犹存。人们对国耻的由来耳熟能详，通过演说、游行、报刊宣传等方式加强了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观念。
民国时期的各主要报纸记录了当时民众在国耻日前后的纪念活动。1917年5月1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载有一篇题为“昨日国耻纪念会”的报道，介绍了各校活动情况：校方发起国耻纪念会，宣讲国耻由来、国家外交失败，告诫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勿忘国耻；学生们相继演说，以实行雪耻自励，最后向国旗行礼，并在结束前唱国耻歌；国耻日当天还举行青年演讲会、赠国耻纪念品、唱自强歌等活动[9]。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民众更加义愤，反日的国耻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在北京，原定于5月7日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北京那个十三所大专学校近三千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集会天安门前，手执各种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休”等标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标语，一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5月7日，天津南开学校举行修身讲演。全校学生痛恨国耻，激励奋发，议决是日开国耻纪念会。校内各壁遍贴国耻纪念告白，如“莫忘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同胞警醒”“想想今日是什么日子”等字样。下午三时，在修身班内，校长张伯苓述国耻经过的事实及谋雪耻将来之预备。学生陈尚文等七人发表演说，痛快淋漓，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又有学生郭春源者用白布大书“五月七日”四字，缚于左臂，对众疾呼“警醒国魂”“不忘国耻”云云[10]。
9日，南京学界等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上午南京高师，金大、河海等数十所学校及美以美会等教会团体共五六千人，齐集小营演武厅，劳动团体、人力车夫和商界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陶行知、钟叔进等痛述国耻历史，悲壮激昂，催人泪下。学生陈义安咬破手指，沥血大书：“还我青岛！”全场热血青年沸腾，口号四起，掌声雷动[11]。国耻日期间，无锡的商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组织游行团约六七十人，各持“誓雪国耻”“誓不愿为奴隶”“永远抵制日货”等布旗，高声呼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沿途发布各种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传单[12]。《申报》《新闻报》还报道了上海的望平街书业商会、振华洋货公所、南北市棉业联合会、五金九业公所等各大商业团体及各戏馆游戏场停业，以表示国人对于国耻纪念具有的特种悲感[13]。
进入多事之秋的20年代，“五七”“五九”国耻日的纪念仍持续高温，其形式丰富多样，波及范围更加广泛。1923年4月20日的《益世报》报道了天津各团体筹备“五七”国耻纪念活动的情况，大略如下：（一）各商号、工厂停业一天，门首粘贴白纸条，上书五七纪念字样，且商号包货纸上印五七国耻字样；（二）各团体、男女学校均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并一致举行威游行；（三）戏园、电影院、花茶馆等均停演一天；（四）作醒目大字，分贴各重要地方；（五）作高丽亡国惨状图画或草人模型；（六）各报纸均于显明处，排印五七国耻数大字；（七）人力车上皆贴五七纪念纸条，凡有日捐车辆均停出一天[14]。5月7日，游行如期举行，参加者有坚决救国团、师范女学校，女权请愿团、童子救国团、理发商同业会、银商同业会、华北新闻报、山西旅津同乡会等各界团体约六十余个，爱国民众手执白旗，上书力雪国耻，遇有拍掌欢迎者，各人均摇旗表示敬意，迎风招展，远观之极为鲜明。外有民众用“勿忘国耻”“否认二十一条”等种种口号沿途呼吁，数团体还高唱国耻纪念歌，音韵悲愤，声调动人，并有跺脚以表示激愤者，而国耻之深入人心，由此乃见。尤为瞩目的是当日汽车行均停止营业，每家均驶有汽车至会场，随大队游行，车上均粘贴雪耻字样。外国人及照相馆电影公司在场拍摄影片，并相沿途拍照，以便寄回西洋，以表现中国之民意。其余各种纪念活动，式样均极鲜明[15]。1924年5月9日的《妇女日报》还指明了前天（即5月7日）天津国耻纪念会的两个特点：女师范教职员率领学生参加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开创了师生同当国耻的新纪元。其次是高小的学生也参与其中，可见当时小学国耻教育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如一则小学的社会课本中就有“五月九日”是‘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这个耻辱，我们要努力洗雪”字样的课文，同时还提出课后问题，一是关于“二十一条”国耻的经过和怎样雪耻的问题，二是要学生预备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会的事，文中还配有开国耻会的图画。
此外，从许多人物的生平和回忆录中也可以感受到当时国耻日在他们学生生涯的重要地位。巴金老人在《绝不会忘记》一文中回忆他十二三岁时（大约是1926至1927年间）在成都买过一种比邮票稍大一点的“良心印花”，这印花当中印了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他把印花贴在书上，记住了国耻日，1915年5月7日和5月9日[16]。东北工学院原副院长、老教授马龙翔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历史、教育年轻一代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印在幼年心灵中的“五九”国耻“：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和其他青少年一样，激于义愤，也卷入这场运动。在老师的带领下，一群群小学生、中学生，手拿着‘抵制日货’的小旗，散发着‘抵制日货’的传单，喊着口号，在大街上，在小巷中，挨家挨户宣传、劝说。当时这种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工厂、到商店，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群众情绪之激昂，回忆起来确实感人肺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7]。
1929年4月19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六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耻纪念办法》，规定国耻纪念日各党部、各学校、各机关、各军队、各工厂及各团体除照常工作不许放假外，在特定时间内进行演讲、唱党歌、升党旗并恭读总理遗嘱等，从纪念形式上加以限制，但也难掩群众的爱国热情。1930年5月9日，厦门民众召开红色五月纪念会，发表“五九”国耻宣言，号召工农兵学生及一切劳苦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打到反动军阀，罢工、罢业、罢课纪念“五九”[18]。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次党务会议决定，5月9日成为法定的国耻纪念日，民众对国耻日的纪念有了合法的依据。随着日本侵略加剧，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国耻纪念又有了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支持抗战前线的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官兵。1938年5月9日，成都各界民众举行隆重的欢送四川军政长官大会，表明对四川军官抗击日寇，为国雪耻的迫切[19]。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四十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五九”的纪念活动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举行。新中国成立后，国耻雪尽，民众才停止了国耻纪念活动。
时至今日，“五七”和“五九”的往事已离我们渐渐远去，很少人知道它了。然而对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此等耻辱，每一位中国人都不该忘记，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况且中华民族也绝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礼》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
注释：
[1]宝山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五月革命史》第51页，宝山县党部1930年。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7][13]《申报》1915年5月12日、5月16日，1919年5月8日、5月9日。
[4][6]幼圃：《中国血泪记》第132、133、129页，百新公司1915年版。
[5]章士钊：《时局痛言》，载《甲寅》1卷5号（1915年5月10日）。
[8]李华兴、李元隆《：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第37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载《民国日报》，1917年5月10日。
[10][14]载《益世报》，1919年5月10日，1923年4月20日。
[11]载《时报》1919年5月12日。
[12]载《新无锡》，1919年5月20日。
[15]载《华北新闻》1923年5月8日。
[16]巴金：《讲真话的书》第30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马龙翔《：我走过的路》第4页，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8]《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四年》第71、72页，福建档案馆1985年。
[19]《大声》复廿六号“社声”，1938年5月7日。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0.11 编辑：李光文
【关键词】耻感；爱国；国耻纪念。
【作者简介】杨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张远波，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如果将国家受到耻辱的日子作为国耻纪念日，在中国近代史上，恐怕远在一百个以上。仅就五月而论，1915年有5月7日、5月9日的国耻，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于5月9日承认了二十一条；1925年有由于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群众集体抗议，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抗议群众的“五卅惨案”；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济南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奸淫掳掠，前往交涉的官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然后杀害，被杀害的共有好几千人等。但只有“五七”“五九”国耻日是民国时期设立的第一个国耻纪念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国民自尊心犹存、立志雪耻的决心，其深远的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五七”“五九”国耻与国耻日的由来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于1842年8月29日订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后，帝国主义者即将中华民族加以桎梏，并按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分头向中国侵略。他们宰割中国，争权夺利，原是各不相下，到19世纪末，以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均势。但到了1914年冬，欧战爆发，英法德美等列强大国激战正酣，无暇东顾，日本便伺机派兵侵占青岛，进逼济南，并于翌年1月18日向北京政府要求“二十一条”，其中攫夺南满、内蒙古、山东、福建权利甚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般无理的要求，民众慷慨激昂奔走呼号，团结各处团体，开会讨论对付挽救之法，有的上书政府，请勿让步，有的唤醒国民，共起救国。3月18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在租界内张园开会，到者竟三四万人，租界工部局干涉，也不能解散。与会者当场议决抵制日货，一方面组织劝用国货会，以提倡国货，另一方面又发起救国储金团，劝国民存储国家银行，等到存满了五千万时，中国人决议用途，如设兵工厂、训练海陆军及振兴实业等。4月9日起，中国银行开始收款，甚至一般肩挑负贩者，莫不踊跃存储，上海一埠，刹那间便满了五十万元。无奈民众赤心爱国，而政府却别有肝肠，袁世凯帝梦正浓，不惜损失国权，于是派陆征祥、曹汝霖做全权委员，和日使商议，因日使日置益骑马跌伤，陆曹二人特别迁就，到他床前去会议。4月26日，日方便提出修正案二十一条，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倘中国全体承认，日本亦可交还胶澳。
北京政府也在5月1日提出最后修正案，说明无可再议。7日，日本向我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号关于福建经营协定外，其他五项俟日再行协商，其余应悉照四月二十六修正案，不加更改，速行承诺，以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为限。”[1]帝制熏心的袁世凯为其屈服，最终于5月9日下午1时按照日本的要求答复承认。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即出，全国民众一片哗然，皆将此视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纷纷要求定“五七”“五九”为国耻纪念日，并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运动，以示勿忘国耻，抗议袁世凯的卖国勾当，警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留日学生总会向国内发出电文，呼吁全国同胞：“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挽狂澜于既倒，则今日欧洲莽怪之风云，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以报累代之深仇，以收已失之土地。”[2]?
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忧患中国“权利丧失，国几不国”，警告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祝国家。时日无书，奋发有期。此身不灭，此志不死。特此哀电全国商会，请即普告全体商民，永存此志，勿忘国耻。”[3]
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发向全国各地，数日之间，中国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玻璃镜、国耻茶杯、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有人在给家人的信笺上写入：“勿忘国耻”“民国奇辱”“五月七日”“大梦速醒”“提倡国货”等语。还有江西商人黄寿彭特将自己店中售卖的玻璃镜磨刻上：“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十五字，放置炕头当作座右铭，又用茶杯饭碗之类，均写上“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八字，交给瓷器店定绘[4]。而在5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主笔章士钊发表《时局痛言》一文，并注明作于“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5]。北京的周筱侯则建议各报纸每日于报端刊印“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字样，至雪耻之日止。如每日做不到，至少每月7日或每周年书之，务期不忘国耻[6]。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留美学生穆湘?（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开会的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各校成员，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有实权的江苏教育会通告全省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以免中辍，届时要集合全体学生讲述此次中日交涉经过，以为“发愤自强之计”。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即复电穆湘?：“本会已决议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7]
上海市民也痛心地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立志雪耻，奋起抗争。上海日资大阪公司、三井煤栈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与日本合作。著名报人戈公振等创办《国货日报》，以此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舆论阵地。北京总商会发起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北京中国公学堂的学生发起学界国耻自励实践会，以期弥补国是。汉口商民和学生愤然捣毁日本经营的商店。此外镇江、福州等地也发生了反日爱国示威。全国性的反日爱国怒潮，强烈的透视出民心不可辱的意志，致使“二十一条”在实际上难以完全付诸实施。
如果说“五七”国耻集中表达了“民众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强烈义愤”，那么“五九”国耻则“既表达了民众对亡国的悲愤又体现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失望”[8]。从此“五七”“五九”国耻被民国民众谨记，并每年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学界通常取5月9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商界通常取5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北方“五七”纪念较多，而南方“五九”纪念较多，但这并不影响随后的全国纪念）。
二、被铭记的“五七”“五九”国耻
“五七”“五九”国耻日自设立之后就被不忘国耻的人们年年纪念着。每逢纪念日前后，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爱国团体召开国耻纪念会，学校举办集会讲演，工商业界则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报刊杂志也刊登纪念文章，抗议“二十一条”中的无理要求。此外教科书中还编入了“五七”“五九”国耻的相关内容，告诫年轻人国耻犹存。人们对国耻的由来耳熟能详，通过演说、游行、报刊宣传等方式加强了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观念。
民国时期的各主要报纸记录了当时民众在国耻日前后的纪念活动。1917年5月1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载有一篇题为“昨日国耻纪念会”的报道，介绍了各校活动情况：校方发起国耻纪念会，宣讲国耻由来、国家外交失败，告诫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勿忘国耻；学生们相继演说，以实行雪耻自励，最后向国旗行礼，并在结束前唱国耻歌；国耻日当天还举行青年演讲会、赠国耻纪念品、唱自强歌等活动[9]。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民众更加义愤，反日的国耻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在北京，原定于5月7日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北京那个十三所大专学校近三千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集会天安门前，手执各种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休”等标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标语，一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5月7日，天津南开学校举行修身讲演。全校学生痛恨国耻，激励奋发，议决是日开国耻纪念会。校内各壁遍贴国耻纪念告白，如“莫忘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同胞警醒”“想想今日是什么日子”等字样。下午三时，在修身班内，校长张伯苓述国耻经过的事实及谋雪耻将来之预备。学生陈尚文等七人发表演说，痛快淋漓，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又有学生郭春源者用白布大书“五月七日”四字，缚于左臂，对众疾呼“警醒国魂”“不忘国耻”云云[10]。
9日，南京学界等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上午南京高师，金大、河海等数十所学校及美以美会等教会团体共五六千人，齐集小营演武厅，劳动团体、人力车夫和商界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陶行知、钟叔进等痛述国耻历史，悲壮激昂，催人泪下。学生陈义安咬破手指，沥血大书：“还我青岛！”全场热血青年沸腾，口号四起，掌声雷动[11]。国耻日期间，无锡的商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组织游行团约六七十人，各持“誓雪国耻”“誓不愿为奴隶”“永远抵制日货”等布旗，高声呼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沿途发布各种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传单[12]。《申报》《新闻报》还报道了上海的望平街书业商会、振华洋货公所、南北市棉业联合会、五金九业公所等各大商业团体及各戏馆游戏场停业，以表示国人对于国耻纪念具有的特种悲感[13]。
进入多事之秋的20年代，“五七”“五九”国耻日的纪念仍持续高温，其形式丰富多样，波及范围更加广泛。1923年4月20日的《益世报》报道了天津各团体筹备“五七”国耻纪念活动的情况，大略如下：（一）各商号、工厂停业一天，门首粘贴白纸条，上书五七纪念字样，且商号包货纸上印五七国耻字样；（二）各团体、男女学校均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并一致举行威游行；（三）戏园、电影院、花茶馆等均停演一天；（四）作醒目大字，分贴各重要地方；（五）作高丽亡国惨状图画或草人模型；（六）各报纸均于显明处，排印五七国耻数大字；（七）人力车上皆贴五七纪念纸条，凡有日捐车辆均停出一天[14]。5月7日，游行如期举行，参加者有坚决救国团、师范女学校，女权请愿团、童子救国团、理发商同业会、银商同业会、华北新闻报、山西旅津同乡会等各界团体约六十余个，爱国民众手执白旗，上书力雪国耻，遇有拍掌欢迎者，各人均摇旗表示敬意，迎风招展，远观之极为鲜明。外有民众用“勿忘国耻”“否认二十一条”等种种口号沿途呼吁，数团体还高唱国耻纪念歌，音韵悲愤，声调动人，并有跺脚以表示激愤者，而国耻之深入人心，由此乃见。尤为瞩目的是当日汽车行均停止营业，每家均驶有汽车至会场，随大队游行，车上均粘贴雪耻字样。外国人及照相馆电影公司在场拍摄影片，并相沿途拍照，以便寄回西洋，以表现中国之民意。其余各种纪念活动，式样均极鲜明[15]。1924年5月9日的《妇女日报》还指明了前天（即5月7日）天津国耻纪念会的两个特点：女师范教职员率领学生参加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开创了师生同当国耻的新纪元。其次是高小的学生也参与其中，可见当时小学国耻教育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如一则小学的社会课本中就有“五月九日”是‘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这个耻辱，我们要努力洗雪”字样的课文，同时还提出课后问题，一是关于“二十一条”国耻的经过和怎样雪耻的问题，二是要学生预备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会的事，文中还配有开国耻会的图画。
此外，从许多人物的生平和回忆录中也可以感受到当时国耻日在他们学生生涯的重要地位。巴金老人在《绝不会忘记》一文中回忆他十二三岁时（大约是1926至1927年间）在成都买过一种比邮票稍大一点的“良心印花”，这印花当中印了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他把印花贴在书上，记住了国耻日，1915年5月7日和5月9日[16]。东北工学院原副院长、老教授马龙翔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历史、教育年轻一代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印在幼年心灵中的“五九”国耻“：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和其他青少年一样，激于义愤，也卷入这场运动。在老师的带领下，一群群小学生、中学生，手拿着‘抵制日货’的小旗，散发着‘抵制日货’的传单，喊着口号，在大街上，在小巷中，挨家挨户宣传、劝说。当时这种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工厂、到商店，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群众情绪之激昂，回忆起来确实感人肺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7]。
1929年4月19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六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耻纪念办法》，规定国耻纪念日各党部、各学校、各机关、各军队、各工厂及各团体除照常工作不许放假外，在特定时间内进行演讲、唱党歌、升党旗并恭读总理遗嘱等，从纪念形式上加以限制，但也难掩群众的爱国热情。1930年5月9日，厦门民众召开红色五月纪念会，发表“五九”国耻宣言，号召工农兵学生及一切劳苦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打到反动军阀，罢工、罢业、罢课纪念“五九”[18]。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次党务会议决定，5月9日成为法定的国耻纪念日，民众对国耻日的纪念有了合法的依据。随着日本侵略加剧，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国耻纪念又有了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支持抗战前线的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官兵。1938年5月9日，成都各界民众举行隆重的欢送四川军政长官大会，表明对四川军官抗击日寇，为国雪耻的迫切[19]。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四十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五九”的纪念活动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举行。新中国成立后，国耻雪尽，民众才停止了国耻纪念活动。
时至今日，“五七”和“五九”的往事已离我们渐渐远去，很少人知道它了。然而对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此等耻辱，每一位中国人都不该忘记，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况且中华民族也绝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礼》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
注释：
[1]宝山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五月革命史》第51页，宝山县党部1930年。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7][13]《申报》1915年5月12日、5月16日，1919年5月8日、5月9日。
[4][6]幼圃：《中国血泪记》第132、133、129页，百新公司1915年版。
[5]章士钊：《时局痛言》，载《甲寅》1卷5号（1915年5月10日）。
[8]李华兴、李元隆《：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第37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载《民国日报》，1917年5月10日。
[10][14]载《益世报》，1919年5月10日，1923年4月20日。
[11]载《时报》1919年5月12日。
[12]载《新无锡》，1919年5月20日。
[15]载《华北新闻》1923年5月8日。
[16]巴金：《讲真话的书》第30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马龙翔《：我走过的路》第4页，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8]《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四年》第71、72页，福建档案馆1985年。
[19]《大声》复廿六号“社声”，1938年5月7日。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0.11 编辑：李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