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皮令箭:北伐军击溃张宗昌之战

                                                                                      北伐军击溃张宗昌之战 　　    张宗昌（1882—1932），北洋奉系军阀。1925年4月至1928年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在张宗昌督鲁的3年里，政治上腐朽反动，经济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并且在不断的战争中大肆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张的暴政下，山东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各种灾患，如兵灾、匪灾、水灾等无一不与张宗昌的腐朽统治有着直接的联系。
　　“混世魔王”张宗昌祸鲁3年，山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对张宗昌切齿痛恨。全省各地，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百姓用“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等民谣诅咒张宗昌，可见当时人民对其之仇恨。在其统治的3年内，人民反抗张宗昌的斗争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大有“一夫奋臂，举州同声”之势。
　　到了张统治的末期，山东人民反抗的烈火更是熊熊燃烧。农民造反，学生上街，工人罢工，士兵倒戈叛变，张宗昌的覆亡指日可待。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随后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1928年初，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蒋介石任总司令，联合进行“第二次北伐”，攻打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矛头直指统治山东的张宗昌。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进攻山东的兵力主要是蒋军，配以冯部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同时，张宗昌方面也作了防御部署，决定孙传芳率所部及鲁军一部守鲁西南济宁、兖州；许琨等率鲁军主力守鲁南韩庄、台儿庄；方永昌率鲁军一部守鲁南临沂。大战在4月10日前后展开。北伐军攻势凌厉，连克台儿庄、郯城、鱼台、郓城、巨野等地，19日攻下兖州。鲁军则士气不振，向北败退。随后，北伐军分途进攻济南。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张宗昌的灭亡，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又第三次出兵山东。4月19日，日本首相田中奏准天皇，决定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中将所部5000人向山东进兵；另以驻津的日军460人，向济南开进。20日，由天津开来的日军首先抵达济南，福田部于25日在青岛登陆后也陆续到达济南。日本出兵后，中国南北政府都提出抗议。张宗昌与林宪祖虽于20日电请北京政府向日使提出“抗议”，但实际上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张宗昌在日军抵济前即派人与日洽谈，以青岛及胶济路权益作代价，要求日本派兵驱逐南军；至日军到达济南后，又亲自会晤日驻济代理总领事西田耕一，要求日军迅速予以援助。
　　1918年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包围了济南。张宗昌自知他的军队无力坚守，于是与日军商洽，表示可以让出商埠交日军接防，打算让日军与南军直接交锋。张宗昌在退出济南前，还下令给予日军物资援助，他命令山东省公署财政厅拨给宪兵司令田友望50万元，另拨面粉4000袋、大米3000袋、长枪万支、手提机关枪200支，分别存放在制锦市真武庙内的民安、永丰面粉厂及纬九路清喜洋行内。他还授命田友望和曾任青岛禁烟局局长的姜寰等部分潜伏济南的直鲁军，协助日军占领济南，阻止国民军经济南北进，并等待时机作张宗昌重返济南的内应。由于张宗昌引狼入室，日军毫无顾忌地接收了商埠的防务。张宗昌山穷水尽，当晚，与西田耕一密谈了一个小时以后，便与孙传芳乘铁甲车退过黄河，逃往德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军队随同日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张宗昌逃走后，日军在城内外布置防御工事。第十一旅团司令竟公然张贴布告称：本军负责保护胶济路及其沿线，无论何军进入日军警戒区内，即一律解除其武装。5月1日，蒋军第一、二、三、四军团进入济南，分驻城内和辛庄。2日，蒋介石在珍珠泉原督署开会，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蔡公时为山东特派交涉员。蒋的外交部长黄郛也进城，在津浦路局设立了临时办公处。同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率兵一部进入济南，并在日本正金银行楼上设立了司令部。日军严密监视国民党军，居心叵测，紧接着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1928年5月3日上午，中国第四十军一名士兵因病被送往基督教医院治疗，日兵阻止通行，发生争执，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士兵和夫役各1人，其余中国士兵则逃入医院。日兵又将医院包围，用机枪扫射，死伤无数。9时，国民党二十六军宣传员韦云彬在林祥街做街头宣传时，被日军哨兵无理阻拦，随之日军一个小队及日本浪人百余人赶到，向韦云彬及在场居民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人。此后，商埠各地枪声四起，日军3000余人出动，对中国军民发起突然袭击。
　　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所部两个营、第三十七军第一团所部、第八十九师补充团第一营等部首先遭到日军攻击。当时，中国驻军并无准备，更无抵抗命令，不少官兵惨遭日军杀害。除少数部队被迫进行反击外，多数被俘缴械。据济南红十字会等团体实地调查，是日，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军民达千人之多。
　　日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军队的满腔怒火，第四十军部分士兵和第四十一军九十、九十二师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抵抗，很快压住了日军的猖狂气焰。然而蒋介石闻讯后，马上命令10名参谋组成传令班，前往各部勒令停止对日军还击，并派黄郛、熊式辉等人赶赴日军第六师团司令部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日军又相继占领了济南邮政局、电报局等机关，并炸毁中方电台，杀死守台的全体士兵。尤为残暴的是，日军侵害中国外交机关，凌辱和集体屠杀中国外交人员。日军冲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驻济机关山东交涉使署，先是切断电话线，拦截信使，继之强行搜查，抢掠外交文件。当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用日语提出抗议时，日军竟将蔡及署内职员共18人分组拽出枪杀，除一人侥幸逃出外，其余人都被残杀。
　　5月4日早晨，济南枪炮声再起，炸弹落入省长公署及总部，炸死中国军民19人。入夜，国民党军队撤离商埠。次日，又分批退出济南，仅留第一军和第四十一军所属3000人移驻城内。同日，蒋介石在党家庄召开会议，决定各军绕道济南渡河北进，由崔士杰接替蔡公时职务，到济南负责与日军交涉。
　　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得悉国民党军队渡河北上后，派十余架飞机跟踪轰炸，并炮击渡河部队，造成伤亡。同时，日军在济南恣意逞凶。5月5日，日军在普利门到济南火车站各马路任意开枪，截扣车辆，并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8日，日军破门入户，逮捕无辜居民。随后便用铁丝穿肉，百般折磨，直至杀害。并且惨无人道地在城郊放置有毒面包，毒死饥民数百人。
　　“五三惨案”发生后，举国愤恨，各地举行了强大的抗议活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欺辱的英雄气概。但是，蒋介石却严令驻商埠的国民党军队限当日下午6时以前退至济南城20里以外。5日，蒋再次下令，除留两团卫戍部队在城内外，其余军队一律撤出济南，并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至10日，这两团人也被调出。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并无任何希望的与日谈判上，不做任何抵抗。5日，蒋介石与黄郛退驻济南城西南的党家庄车站，总部也转移至此。当日，蒋与从河南前线赶来的冯玉祥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国民党军队绕道北伐，北伐军事交由冯主持，蒋则返回南京主持党政。
　　张宗昌引狼入室，蒋介石又屈辱妥协，因此致使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并占领济南一年有余，给山东济南人民带来了永世难忘的灾难。这一笔血债与张宗昌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张宗昌在山东犯下的又一桩大罪。
　　张宗昌北逃后，曾命令军队将黄河铁桥炸毁，但这并不能阻止北伐军的北进。5月8、9两日，冯军攻克夏津、武城；蒋军一部也渡过黄河向德州进攻。张宗昌召集残部，妄图在德州顽抗，但所部都已经溃不成军，不可收拾。此后，张宗昌率残部渐渐退至沧州、天津。他曾一度宣扬班师回奉，但受到国民党东征军的夹击。9月23日，张残部5万人全部为白崇禧收编。在这之前的两天，即21日，张宗昌化装逃亡到大连，寻求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至此，北伐军彻底击溃了张宗昌在山东的势力，结束了张宗昌在山东长达3年的黑暗统治，同时也敲响了北洋政府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