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金 百科:1958年的中国作家

1958年的中国作家

                                            作者：何季民

那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年代、轰轰烈烈的年代、激动人心的年代、全民鼓噪的年代，也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审视的年代。那一年中国作家，总的来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生活，到基层去，到工农兵中去；二是制订“跃进规划”、与各条战线一样大跃进；都是那一年“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所要求的。

那年到五月止，全国作家下乡下厂、响应号召深入生活，刘澍德到了云南晋宁县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林予去了著名的黑龙江省虎林县850农场六分场五队、韦君宜在河北怀来南水泉乡西榆林社、邹荻帆在河北怀来西榆林乡、秦牧在广东揭阳云路乡棋盘寨棋盘农业社、柳青在陕西长安县黄甫村，王宗元远走了青藏公路管理局农场……据不完全统计的218名作家，到农村去的有周立波、赵树理、肖殷、康濯、李准等104人，到工厂的有阮章竞、赵寻、师田手等32人，到矿山、工地、部队、铁路、公安部门、少数民族地区的28人……即使没有下去，也就近在农业合作社或工厂安个点，经常下去与工农兵相结合。

    那年6月初，一本中国作协编发的《作家通讯》发到了每个会员的手上，一下子把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或“写作计划”或“跃进规划”）公开亮了相。为什么要发表这些作家个人的创作规划呢？“编者按”解释：“因为，我们的国家有计划，工厂，合作社都有自己的计划”，那么我们的文学工作怎么可以没有计划呢？而且作家的“创作计划怎样？”更是人民所关心的。

    话说文革前的《作家通讯》。据回忆１９５３年９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同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正式诞生了“中国作家协会”，接着成立了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当年6月创刊了属于作家们自己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刊名由茅盾题写，主编是著名作家沙汀，手下的编辑中有束沛德。

几年一晃而过到了大跃进，于是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成了一期《作家通讯》的主要内容，像一张老照片摆在今人面前，有人一脸认真、有人衣装笔挺、有人愁容满面、有人嘻皮笑脸，可把可玩、可圈可点：

被摆在最前边第一位的，是老舍的“1958年写作计划”：“大型歌剧一本、大型京剧一本、多幕话剧一本、相声一或二段、鼓词一首、短文二十篇”——总共才33个字，实实在在。

算得最认真的，有陈山的“两年跃进规划”：“  ①两年内尽一切力量，完成创作十部约一百万字：其中诗集五部，诗论一部，长篇小说“四明山”一部（四十万字），多幕话剧一个，戏曲剧本一个，报告文学一部。并尽己所能：使其中一部分作品，既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又能得到群众的喜爱：——达到一定的质量……总之，我把我精神的弓弦拉满为止。”

要说最英雄浪漫主义的，当为高士其的“我的跃进规划”44行诗歌：“……在大跃进的歌声里/我来到从化温泉……疾病很早就捆缚了我/现在全身将近瘫痪……但我决不灰心/要坚持和病魔斗争……也耍鼓足干劲/向科学文化进军/至少每个月要写一篇科学小品/每个月还要写一首小诗/争取一年内写十篇科学小品/一年内写十首小诗……争取每年以三个月的时间/出外访问参观接触生活/其余的九个月呵！/除了会议以外/就在家里学习、研究、埋头创作/这个计划是不是订得太保守/请大家给我提意见……”

 若论最惜字最短小的，则是周而复的“1958-1959年的创作规划”和蒯斯曛的“我的创作规划”，都只有4个字，前者是“长篇两部”，后者是“中篇一部”。

    显得最无奈的，是孙伏园的“我的计划”：“一年来我的病况没有多少进展：一、不能系统地用脑，书报只能看大字，内容只能靠广播和青年朋友阅读。（有时试验自己阅读，常常引起头昏。）二、右臂右腿及半身不遂部份，虽有进展，并不很大，平时只能在室内坐卧，到院内散步。必须经别人携扶。三、中药没有间断，针灸也没有间断，。睡眠饮食并不太坏，血压还比平常人为高。根据上述的身体情况，一九五八年想大概作如下打算：

    一、如前一样，每天不间断地收听中央台和北京台广播的一切新闻，希望在党的号召下和六亿人民呼吸步调能够合得上拍、接得上气。

    二、每时每刻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五条自己勉励，把心交给党，把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约略熟习作协领导编辑的各文艺刊物的每期目录，每期内由青年朋友阅读听取若干篇。虽在病中、还勉作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工作者。

    四、如有余力，希望进行修改‘呐喊谈丛’及‘鲁迅先生二三事’”。

    要是评选最搞笑的，非韩笑的“三年规划”莫属：“三年内写抒情诗150首，3000行；劳动颂100首，1000行。（赞美各种劳动的）；商品宣传诗150首，750行（作为商品广告的，此项望你们协助与商业部挂上钩）歌词50首，1000行；克童诗30首，1500行；政治抒情长诗10首，8000行；祖国颂（长诗）200O行（建国十年时完成）；毛泽东颂（长诗）5000行（可能在1960年完成 ）盼望（叙事诗）6000行 写一个少年在斗争中成长）。以上总计长短诗493首，28500行。

    1958年创作规划也略有增加，准备写：抒情诗50首，1000行；政治抒情诗4首，2500行；劳动颂30首，300行；商品宣传诗50首，250行；歌词20首，500行；儿童诗10首，600行。总计164首，5150行。 这个规划是否冒进了？我有些胆怯。但是我有决心努力，争取按计划完成。”

    还有不是计划的计划，文研所的王燎荧的“我的计划”写道：“我的跃进计划还没有订出来——整个文研所恐怕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的个人规划必须服从集体规划……”

    “32条”排山倒海，但是与当时的许多标语口号相比，这期《作家通讯》的“编者按”还是带些人情味的，先是提出了要求，接着也给出了余地：“至于说，每个人的规划都可能有变动，那本是真情，这种创作规划的变动的可能性，比工厂、合作社当然要大得多……大家才不会看得太死，不会把话改变一下原定的规划就当成什么错误”“写得多当然是好的，但也要注意写得好。千万不要只顾在数量上跃进就忽略了质量。文学的创作的跃进，最基本的方面还是在质量上。只要写得用心，写得勤，写得少点也可以。”

    《作家通讯》后来停刊于文革结束，全国作协会员减少到865人，一直到1979年“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建议复刊《作家通讯》，春风又把束沛德吹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