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亚子头像超清:阎锡山在广州的谢幕礼（上）

阎锡山（1883年-1960年）

山西五台人，年轻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16年任山西督军兼省长，依附北洋军阀。到1927年投靠国民政府。1930年，联合冯玉祥、汪精卫发动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到大连。1936年主张联共抗日，任牺牲救国同盟会会长。1939年，转为反共拥蒋。1949年6月起，到广州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为挽救国民党统治殚精竭虑，被外国记者称为“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到台湾后被架空，挂“总统府资政”，晚年著述《三百年的中国》，也总结自己一生，提倡“大同社会”，1960年病逝。

一)　不管谈得成谈不成，中共都要过长江

硝烟笼罩神州大地，炮火连天。1949年，在淮海战役失败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更是一泻千里。1月14日，毛泽东又发出“新式武器”———《关于时局的声明》，里面提出“惩办战犯”、“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条件，在国民党的阵营引起山崩海啸的震动。一周后，蒋介石终于宣布“引退”，提出“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他本人只作为党的“总裁”，离开了首都南京。日记里他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

蒋介石在政坛多年，已练就一身能进能退的功夫，这是第三次“引退”，其实到幕后，既指挥嫡系部队，也调物资撤向台湾。1948年底，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图书馆的文物资料已先运往台湾；1949年1月10日起，蒋经国到上海把黄金280万两，白银1520万元和大批外汇运到宝岛，运了四个月。美国看到国民党一片败绩，也想挤开蒋介石，让李宗仁和共产党谈判“划江而治”。

李宗仁心里何尝不乱？他当然知道蒋介石另有算盘，所以当“代总统”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2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才公布南迁决议，5日开始在广州办公，院长还是孙科，但他和李宗仁早已矛盾重重，在广州稳定后的3月7日，孙科坚决辞去院长职务。情急之下，李宗仁被迫在3月12日任命何应钦当上“行政院长”。

4月1日下午3时，南京派出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住在六国饭店。晚上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设便宴招待。在宴会上，他告诉张治中等六名国民党的和谈代表，请他们转告李宗仁，不要再留恋蒋介石，他搞的是假和平，要团结一切力量向人民靠拢。周恩来保证，和谈期间解放军不过长江。和谈后，不管谈成或谈不成，都是要过江的。过两天，毛泽东又见张治中，见面就说：“谢谢你，1945年在重庆时的热情接待。”

然而，几经修改的“和平协定”最后修正稿，送到溪口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大骂：“文白（张治中的字）无能，丧权辱国！”

4月20日，南京最终拒绝签字。当晚，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二)　迎接队伍不满50人，“广州人看来很少吧？”

3月29日，65岁的阎锡山从太原逃到了南京，再过上海，住在西摩路无定路口的山西驻沪的一个购运处，准备与“中央诸公”商议恢复大计。他的老巢———山西太原部队已在徐向前打击下基本全军覆没，自己不过是“光棍司令”。4月26日，又听说不但南京丢了，连自己经营38年的太原的十二万弟兄被彻底歼灭，其中300名官兵，在绥靖分署相互用手枪自杀……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内心滋生复仇却没有能力的无奈，他当即作出决定，与国防部长徐永昌直飞台湾找蒋介石。徐永昌也是山西人，抗战时任军令部长，到过米苏里号接受日寇投降。

到了虹桥机场，突然接到蒋介石通知，让他立即到广州，查看李宗仁是否已经回了桂林。其实，李宗仁回广西好一段时间了，事因4月22日在杭州的一次争吵。蒋介石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等开会，提出成立“非常委员会”，总揽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提出，应当再发起“国共和谈”的建议，却被蒋制止了，会谈不欢而散。当晚，李宗仁回南京，下令总统府和行政院次日迁往广州，自己却撒手不干———回桂林去了。在桂林他还表示：“决不回广州，绝对不糜烂广西。”

下午5时30分，阎锡山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有十几名从山西来的将领在机场欢迎，由考试院代院长贾景德带领着。阎锡山是个小心的人，为怕人暗算，多年来设个副官，替他管喝的水。此时，他看到整个欢迎队伍不满50人，不无感慨：“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可次日的《中央日报》却大肆吹嘘《反共守城名将阎锡山莅穗》的头条新闻，吹嘘欢迎“人群拥挤，场面热烈”，至于说“北平名媛王曼”向阎献花一事，其实王曼是阎锡山部属方闻的妻子。

为让李宗仁尽快回广州，国民党的一批要员也不断筹划。4月28日晚7时，在武汉的白崇禧在广州天河机场降落，到农林上路六横路的妻弟马仲孚处落脚，饭后立即找何应钦谈。第二天下午，再请谷正鼎、张道藩、洪兰友等来家中谈三个小时，5月1日，又请张发奎、程思远等到家谈，议题就一个，如何让李宗仁赶快上任。

阎锡山住进了东山东园招待所（在今东山的铁路文化宫一带），与广州方面的国民党要员见面后，也接见广州记者，又会见美国驻穗副领事石泰柯、记者罗保生。两天后，省党部召开“欢迎大会”，本来为太原失守闷闷不乐的阎锡山，此时却活跃起来。不但接见各方代表，5月1日的“中央纪念周”中，还做了一场报告。接见美国驻华使节克拉克时，还提出共产党“以欺骗为真理，以侵略世界为目标”。但是，没想到克拉克通知李宗仁：“美国今后不再援蒋。广州政府如要美国支持，除非组成清一色非蒋势力的政府。”

由于阎锡山的情绪转变得太快，美国《时代》杂志的扉页，刊登阎锡山在太原时一张照片，阎锡山穿着长袍，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拿着一个装满注射剂的盒子（杂志注明是“氰化剂”），足有四五十支。下面说明是：“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杂志在广州的书报摊上随处可见，一直到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这时也的确看中阎锡山。本来华南地区的白崇禧，还有几十万军队，可以抵挡一阵，李宗仁几次推荐他到中央，但蒋介石认为，有军队就会不听话，不如找个“光杆司令”挂帅还可以控制，所以，他非常注意阎锡山。

三)　终于请来李宗仁，阎锡山自赞曰：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

为了调解李宗仁的情绪，阎锡山、居正、李文范由白崇禧陪同，5月2日下午到了桂林，住进榕湖畔的桂庐。在广西省长黄旭初设的宴会上，李宗仁拿出一份意见，他声明，“会谈”里的意见得到合理答复，我才去广州。其实，他要求蒋应当放权。3日下午阎锡山等乘机回广州，7时50分汽车经过海珠桥，阎锡山诗兴大发，吟诗一首：“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后来贾景德为劝李蒋合作，将“孤雁”改做“劳燕”，“哀鸣”改做“孤鸣”，再加一句：“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细心的人都听出，诗中以“桥”为载体，其实将阎锡山比成协调蒋李之间的“宏桥”。

第二天，何应钦就把和李宗仁的《会谈记录》，送上海滞留在吴淞口外军舰上的蒋介石。一看记录，蒋介石火冒三丈，当场拿起笔，针对李宗仁提出六点意见，写下几条回答，如：“要和共产党和谈就是迫我下野”，“调整人事、调动军队和调用存台金银由主管部门依法处理”，自己无权过问，等等。最后，要求李宗仁赶快回广州“视事”。信送到广州，国民党中常会开了会，让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再去桂林，迎接李宗仁。飞机上，阎锡山忧心忡忡，对朱家骅说：“李公得不到满意答复，决不会痛快到广州；请不到李公赴穗，就完不成蒋公的使命，两头不讨好呀！”白崇禧却劝他：“只有德公在穗，蒋介石便无东山再起的借口。”

汽车到了李公馆，寒暄过后，阎锡山递上蒋介石的信：“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五年之内，也不复过问政治。”还说，此刻无颜见“友邦”人士，望能准居留台湾。李宗仁稍加思索，蒋介石似乎也放了权，终于答应了回广州。

上次来，阎锡山一肚子心事，没有游山玩水，这次大功告成，到桂林风洞山、独秀峰玩了个痛快，当招待人员请他题词时，他豪气满怀地写道：“跟不上地球自转的表是废表，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

8日上午，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分乘“追云”、“自强”两架飞机一起飞回广州，李宗仁住进静慧公园里的迎宾馆。事后，他对山西的官僚说：“当今的中国人终归得听老蒋的，若不，就得听毛泽东的。”

四)　“我们失去东北华中，来广州开这个会”

阎锡山虽然上蹦下跳，这时仍然没有实际职务。在广州东山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那座别墅式的小平房只有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前廊。大房是阎锡山住，张逢吉和贾副官住小房，其余一批晋籍军官都挤在客厅。为了方便，他干脆在太平路的东亚酒店三楼开了几个房间，安顿随员休息。这批人也常用阎锡山的名义，在东山招待所开饭，最多时达到80人，弄得招待所啧有烦言，称阎锡山的部属为“难民”。但这时的蒋介石倒活得自在，5月7日起，乘“江静号”离开上海复兴岛，到普陀、舟山、定海，其实为了更好指挥上海、华南两个战场，后来在澎湖列岛的主岛马公岛居住，蒋经国则留在汤恩伯身边督战。

5月10日，在广州的立法院开一次秘密会议，何应钦向大家报告撤退的情况，时间是4月22日到23日的一天———动用飞机32架，运出1000人；调集火车3列，载出700人离开上海；从4月24日到27日，使用飞机51架在台北、重庆、广州等载1439人。还有用“景兴”、“秋瑾”两条轮船载2250名人员及物资到广州，“永兴”号载1200人到台北。

阎锡山逐步体会到，失去实力必然会有苦楚，此时非常想最后一搏。他提出建议，要广州的要人们讨论，如何才“爱国反共”。5月15日下午，广州文德路留德同学会的会堂，与邹鲁、吴铁成、朱家骅、陈立夫等50余人参加，阎锡山主持并设计章程。会上，成立一个“反共救国大同盟”，定出四项设计———

1，利用国民党cc派组织，也可以让蒋介石放心；

2，抓两广的实力派，还有抓民社党、青年党留在两广的成员；

3，利用士绅、工商界以及哥老会头目；

4，为争取国际声援，要重视社会名流，如同时在东山招待所做客的于斌主教，属争取对象。

阎锡山这个计划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广州为此出现一片忙碌，民社党、青年党等也活跃起来，大帮晋籍的官员也蠢蠢欲动。这时传来消息，行政院长何应钦准备撂挑子了。阎锡山突然感到，东山再起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他马上提出，原来准备7月的成立大会，至少提前到5月，而且越快越好。

为此，阎锡山决心拿出一笔钱，为争取入选而努力。他白天会客，夜间请人起草“宣言”，再电令两位仍在上海的部下，立即将太原存在上海的一笔款子寄部分到广州，作为活动费用。以后，凡是在广州的晋籍官员，呆一天就发一天的津贴。东亚酒店的餐厅，三头两天就是阎锡山请客，宴会一个接一个。

5月20日，何应钦真的向李宗仁提出辞呈。阎锡山更加心急如焚，下令一周内一定要开成立大会，因为他是倡议人，开了有利提高声誉。

5月26日，广州中山纪念堂人头涌涌，三四百的党政军的官员都来到这里，召开成立大会。其实，大家心情非常矛盾，全国大局已经面临灭顶，但广州这边还找个未当过大“家”的人来唱主角，真有点不知所措。

主持的是民社党主席张君励，致开幕词后，就介绍阎锡山是这次大同盟的发起人，还说阎锡山在与共产党作战的太原战役中，坚守孤城一年的“空前战绩”，成为守城名将。到阎锡山起来讲话时，却好像有备而来，他大大地发挥说：“我们定心想想，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这个会？我们真痛心，我们是在失去东北、丧失了华中、失掉了江南一部，南京撤守，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今天，在南海滨的广州开这个会……”然后，阎锡山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攻击，但却难以掩饰绝望的哀鸣。

这个组织改名为“反侵略大同盟”，阎锡山大胆提出“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的叫嚣，把“反共”作为主调，想把广州变成第二个太原，还想赢得岭南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次日广州的报纸，只报道开了大会，连“大会宣言”也不登。直到“七·七”纪念日，才改头换面刊登，但阎锡山名字前面特地加上蒋介石、李宗仁，而居正、于右任也拒绝签名。

五)　只管开药，服不服就难以过问

阎锡山在5月26日，与吴铁成、朱家骅、于右任、陈立夫，一起从广州又飞到台湾，蒋介石表示“德邻（李宗仁）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何应钦曾要求从台湾运一些黄金、白银到大陆应急，却被拒绝。所以，何应钦只好辞职。

阎锡山想当行政院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要达到目的，当然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想到一定是蒋介石要何应钦辞职的，不如请蒋到广州主持大局。于是，和几个人去了台湾，见到了蒋介石，但除被他冷嘲热讽之外，什么也没有答应，只能垂头丧气回广州。然而，蒋介石对阎锡山表示了赞赏。

李宗仁急了，他担心行政院长的职务空缺太久会动摇军心民心，于是提出请居正担任，居正是桂系的人，也是国民党元老，党内口碑不错。可惜，遭到CC系和黄埔系的反对，表决时差一票未能通过。迫于蒋的压力，李宗仁思前想后，6月1日，还是推出了阎锡山。

阎锡山如愿以偿，格外高兴。他知道虽然蒋介石“下野”，还是大权在握，应当立即面禀取得支持。恰恰他的继母在台湾去世，便借奔丧之机，6月2日飞赴台北。次日广州开立法会议，结果以200票赞成对50票反对，通过了阎锡山组阁。

6月3日，阎锡山正式当选。在台南的蒋介石次日也表示支持。第二天阎锡山飞回广州，见记者时显得雄心勃勃，提出要争取军事胜利，要稳定金融，要提高士兵和公务人员的待遇等。

当晚，在东亚酒店五楼，见亲信在身边，阎锡山问：“这行政院长是否做得到？”贾景德笑笑，说：“这是入阁拜相，主宰朝纲，位极群臣，统帅百官之职，哪有不就之理？”徐永昌摇摇头，叹了口气：“咱们手无寸铁，挤在蒋李的夹缝里，明天的广州不就是昨日的南京？阎先生愿意做断送大陆江山的千古罪人吗？”

听了这些话，阎锡山低头思索了一下，脸色显得尴尬，说：“他们放心让我组阁，正因为我手无寸铁。如今，我只能算一个他们请来的大夫，开出对症的药就算尽责了；至于病人是否肯服药，就不是大夫能过问的。党国有期望，勉为其难吧。”

6月6日，为表示这个时代的开始，组织广州20多个社团，举行“扩大反共救国宣传列车大巡行”，有50辆宣传车，从中山纪念堂出发，经汉民路，上下九，再到东较场，全是为自己壮胆。

组阁名单中，有蒋介石不同意被刷下的，也有本人不想干的，到12日，李宗仁终于发布了名单———

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国防部长阎锡山（兼）、参谋总长顾祝同、外交部长叶公超、财政部长徐堪、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经济部长刘航琛、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隗生、三名不管部阁员是国民党的徐永民、社党的万鸿图、青年党的王某，秘书长贾景德。

熟悉内情的人可以看出，除外交、经济换了新部长，其余都是从旧内阁蝉联下来的。而叶公超原来就是代部长（代胡适），所以只换了经济部长一个。这样，阎锡山把何应钦内阁一锅粥都端过来了。

阎锡山回广州的第三天，何应钦还没有移交，就先借恤孤院路的贾景德的寓所，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如政治上，转乱为治，转危为安，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廉洁奉公、勤俭节约、还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

有位记者问：“此时正值大局动荡，人心惶惶，多谓先生组阁系跳火坑？”

阎锡山答道：“不错，所以我亦感到真所谓‘其愚不可没也’，但国家危难，义当本‘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我中华民族于不坠。”

当有问到与共产党的关系时，阎锡山大声说：“过去政府屡次和共产党言和，而共党屡谈屡打，今后政府决不再考虑与共党言和，坚决领导全国军民戡乱到底。”

当记者问到中共南下的战局等问题，阎锡山一概以“非常时期，事关秘密”为借口不予回答。其实，在人心涣散的情势下，他甚至想请冈村宁次代募10万日本兵来华作战。以致个别记者说，这不是施政方针，而是阎氏的个人愿望罢了。

6月13日，就职典礼在广州励志社行政礼堂，全体人员就职宣誓。会毕，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其中说：“公务员的守法尽职，为法治的根本，违法失职，其咎维均，不当为而为是违法，当为而不为是失职。”但5天之后，李宗仁问他，国事处理如何，阎无可奈何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迹，我以为现在尽合此八字。”他这句话不是乱说的，当时的政府，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所以才有此哀叹。

行政院办公的地点在中华北路（即今解放北路）兰园迎宾馆（今广东迎宾馆）南楼，院里的北楼就是李宗仁居住和办公的总统府。两楼虽有隔墙，但有月洞相通。

这天，阎锡山第一次进兰园谒见代总统，他带了一份电稿，准备请代总统过目，才当几天的行政院长，已经觉得力不从心。想来想去，还是感到应该还是请蒋介石复出，可以为政权找条出路，也可以为失败推卸责任。电文中，请蒋介石来穗。

李宗仁未加深思，立即在电文上签名。其实他也清楚，阎锡山这位新内阁，一定会调兵遣将、筹钱筹粮，但没有蒋介石的点头，一分钱也调不动，所以被迫要蒋“莅穗主政”。6月16日，电文发往了台湾。当晚，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

六)　唉，实际收入仅为计划4%

阎锡山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财政。几十万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正如6月24日的中常会上，财政部长徐堪所说，月支军政费用要4500万元，而政府总收入才100万元，蒋总裁批准从台湾库存拨出1200万元，剩下的2300万元无法弥补。有人问：“广东关税每月就有1500万元，但走私严重，实际收入太少，财政部为何不想办法？”

徐堪说：“走私漏税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大天一、大天二，还有政府里特权人物，财政部对付不了他们。”

“你说的‘特权人物’，到底是谁？”吴铁城问。

徐堪也不怕了，说：“就是中央两大系统的特务。”

阎锡山加插一句：“这些人只服从他们的‘组织’，就是蒋总裁的手谕也不能直接生效，谁管得动？”

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不知是在思索，还是为这政权的末日悲哀。阎锡山想，是应当发行民国史最后一种货币———银圆券的时候了。

6月24日，阎锡山出席一个监察委员会的茶话会，致辞时，提到：“过去我们的收支适合是靠法币和金圆券的发行，等于是开空头支票———纸票一失信用，财政立刻就面临山穷水尽的境地。按三月份的财政报告，我们实际收入的总数，仅仅是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下面一片哗然，交头接耳，虽然还敬佩阎锡山的坦率。

银圆券终于在7月2日出笼了。同时，公布阎锡山的《改革币制令》，规定：国币以银圆为单位，为发行便利，中央银行发行兑换券以及银圆辅币券。兑换券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共五种；辅币券有：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共四种。

三天后，行政会议又公布发行公债。然而，市面情况并不看好，广州市民并不相信银圆券，发行不到一个月，许多人要去兑银圆，但因为储备少，只有通宵排队，以至从7月27日起，银圆券要“限制兑现”，结果又重复金圆券的老路，广州重新变成港币的天下。

阎锡山的银圆券的路子也断了头……（下周日待续）

图：解放前夕的街头乞儿

图：中国人民解放军攻破太原，结束阎锡山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在广州的阎锡山已是“光杆司令”

图：敞车内的国民党士兵等候重新部署

图：得知确定当选副总统后，李宗仁被桂系人马高举欢呼

图：1949年4月11日，阎锡山与蒋介石于溪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