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9 人物:谈鲁迅

　　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毁誉掺杂，论著浩如烟海。张梦阳还写了《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鲁迅研究，俨然成史矣！本文拟只介绍鲁迅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并稍加议论。

　　毛泽东的鲁迅论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的周年祭日，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到校作了一场专门论鲁迅的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称鲁迅“在中国的价值”，“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又称赞鲁迅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也是一个“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在1940年1月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作出了新的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等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论，远远超越了中国鲁迅学史上以前的所有鲁迅论，把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最高境界。

　　鲁迅研究新史料

　　经中共中央批准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有两首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七绝：

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61年9月）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
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
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
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
一例氤氲入诗囊。　

　　（龙华喋血不眠夜）指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包括“左联”作家柔石等革命青年。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说：“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喋(dié蝶)血，血流遍地。
　　
　　（犹制小诗赋管弦）犹制小诗，指鲁迅作“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赋管弦，指配上音乐。

　　（鉴湖越台名士乡）鉴湖，在浙江省绍兴市城西南　两公里　。附近有山阴(今绍兴)人陆游吟诗处的快阁。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亦是山阴人，自号鉴湖女侠。越台，即越王台。本句是说，鲁迅的故乡绍兴是古今名人荟萃之地。
　　
　　（剑南歌接秋风吟）剑南歌，指陆游《剑南诗稿》的诗作。秋风吟，指秋瑾作的《秋风曲》诗和被清政府杀害前书写的唯一供词“秋风秋雨愁煞人”。

　　（一例氤氲入诗囊）一例，意即一律，一样。氤氲(yīnyūn)，烟云弥漫，这里比喻陆游、秋瑾与鲁迅的诗篇，富有诗味和爱国热忱。诗囊，装诗稿的袋子。传李贺“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

　　另一个重要史料的发现是：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重见天日。它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鲁迅茅盾研究中的重要历史文献。有人将此《贺信》称为《贺电》，不确。有人认为，《贺信》是其他人代写的。信也是在鲁迅、茅盾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但《贺信》在总体上说，是合乎鲁迅、茅盾的精神的，是合乎他俩的思想感情的。这封信，从内容、语气等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姑且作为一份参考文献。

　　有关“鲁迅文章不通”

　　澳门大学博士老志钧所著《鲁迅的欧化文字》，副书名是《中文欧化的省思》。李敖这样评鲁迅的文章：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才知道老志钧先生那么细心地，也那么有耐心地把鲁迅的文章全部集合在一起，然后把它分类，它的错误在哪里，它的不通在哪里，它的拙劣在哪里，就把它分出来。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所谓大文豪鲁迅的文章，是多么有问题，说句难听话是多么地烂，多么地不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鲁迅者文章不通”。各位，如果叫我李敖做老志钧先生的这个功夫，把鲁迅的欧化文字很耐心地写一本书，我没功夫做，也不敢做，什么原因？我的文章会受鲁迅的影响，在无形之中受了它一点影响，文章就会变坏，变得不通。 ...

　“把德文译成了‘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这是什么话？可是鲁迅说：‘但我并无更好的译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什么不同啊？你搞了不通的话挤成一团，还说没有别的译法。为什么？因为你中文有问题，你的德文也有问题。所以翻成了中文以后呢，既不是德文，也不是中文。

　　鲁迅的文章还出现这样的句子：“鹰的捕鼠”、“猫的捕雀”、“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来复写一定事物的任意的数量为其本质的产业，现已侵入了先前已为是绝对的不可能的领域之中了。”、“他的行踪不定的出奔和领地的自愿底的推让”、“只见四铭就在她面前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步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

　　对于自己的不通，鲁迅是如此分辩的：“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个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窃以为，鲁迅有的文章别扭生涩，似乎不应从我国的文字或句法本身找原因。鲁迅自己曾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鲁迅以上的分辩，很难说是在“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有网民称“阅读鲁迅，精神大于文字”。依愚见，不应因鲁迅有的“文章不通”，就否定他的伟大精神：也不能因为他是大人物，就否定他文章中也有瑕疵。

　　有关鲁迅的收入

　　2000年月1月4日的《文汇报》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9千多元；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17万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1万4千多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当于今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2万元以上。”这也就是说，鲁迅从32岁到56岁逝世的24年中，总收入相当今日人民币374万元，9年自由撰稿人时收入210万元，比当公务员的14年还多46万元；月收入比当公务员时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务员相比，其月收入高出4-5倍，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钱。这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鲁迅的高收入他受之无愧。他的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窃以为，关键不在于收入的高低。鲁迅一再地被人指为“拿卢布津贴”，缺乏证据。蔡元培先生当时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院长，他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聘请鲁迅等12人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每月有300元的收入。李敖攻击鲁迅领国民党的政府的“干薪”。干薪也，只拿薪金不干活，况且为国民党效力！实际上，鲁迅的著述颇丰。鲁迅曾经有言，“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虽拿高薪金，但没有出卖灵魂，没有歌颂权贵和丑恶。这使人想起陶令“不为五斗米折腰”。经考证，“五斗米”只是日俸的给米部分，薪俸实则不低。他的愤慨，是思想不是待遇。

　　鲁迅对中医中药看法

　　鲁迅很早就对中医下了“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断语。鲁迅在早期作品如《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中，对中医多有批评。

　　因为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着重批评的，是某些中医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乘人之危敲竹杠的不良作风。例如，给他父亲看病的那个中医所开的药方，做药引的“蟋蟀一对”，注明“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在1926年的《马上日记》中，也批评了某些西医，说“西方的医学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望而却步了。”接着又说：“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可见他的“望而却步”，是指那些“做事不切实”的西医而言，也并非一概而论。

　　鲁迅　先生在后期作品如《经验》中说：“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许广平在一篇回忆录中说，鲁迅在居住上海的最后十年中，常和周建人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用草药治急病见效的实例，并亲自向朋友介绍用《验方新编》上的中药方治病。有人写信问许广平：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许广平答：前一篇文章写于1922年，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后一篇写于1933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鲁迅基本上自己和家人的保健治疗，全盘交给西医，而且是自己的老师—日本的西医须藤医生。他为鲁迅看病多年。鲁迅临死前，肺病极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鲁迅最后却是死于他所信任的西医之手，呜呼！

　　有关“灭汉字”

　　鲁迅先生曾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值得指出的是还有许多大人物也力主灭汉字。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到了1934年，钱玄同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他在《新青年》时代所提出的“废汉文”的偏激话，其实是“代朋友立言”，这位朋友就是鲁迅。借用鲁迅写在《两地书》里的原话，钱玄同的“代朋友立言”，其实就是鲁迅自己的“煽动青年冒险”。

　　有人在北大中文论坛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的这句话，以我看来，决不是一时之愤的轻率之言，而是在总结中国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的前途作认真分析后，一个正（郑）重的警告。但也有人提出口号：“汉字一灭，中国必亡”。笔者赞成后者提法。在日本侵华期间，强令学校教习日语，目的是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彻底灭亡中国的阴险举措！

　　与此类似，鲁迅曾说：“我以为要少—或者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有人说，这是气话，不能当真。证据是他后来给许寿裳的儿子开了必读书目，共12部，全是中国书。

　　名人说话可要认真，凡人怎么知道您说的是“气话”，还是“真话”。

　　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　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但有人说，从这件事说明毛泽东不愧是一代伟人。他爽朗而坦率地回答了罗稷南出人意料的提问，勇敢地说了实话，令后人钦佩。《假如鲁迅活着》（陈明远，文汇出版社）搜集了“毛罗对话”的有关评论。可供研究参考。

　　以鲁迅一向追求个性解放，一向渴望思想自由，以他硬骨头的人格，“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作风，再看看近数十年的政治风云和各色文人的结局，聪明的读者可以自行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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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指出，当前文艺界有一种所谓的“断裂”行为，包括对鲁迅的颠覆，对鲁迅的解构，都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某些人想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作品上、人格上全面粉碎关于鲁迅的神话。

　　鲁迅虽然不是圣人、完人，但他是伟人、巨人。我们不应该把鲁迅世俗化，乃至妖魔化。

　　有人说鲁迅不是“文学家”，因为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中外也有写短篇小说、短剧的文学家。有人认为，说鲁迅是“思想家”、“革命家”评价过高。

　　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前一句说鲁迅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融合，后一句说鲁迅的文字风格取法魏晋文章的高洁峭拔。这一对联得到了鲁迅的认可。“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郁达夫《怀鲁迅》的一段话，值得诸君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