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采暖电锅炉:盛禹九：再议《实践论》——给汪澍白教授夫妇的一封信

盛禹九：再议《实践论》——给汪澍白教授夫妇的一封信

　　汪老、慎恒：

　　寄来的信和资料收到，非常感谢！这里，谈谈我写《毛著〈两论〉刍议》一文的经过和想法：

　　我 写此文，首先是受到尊著《毛泽东的来踪去迹》的启示，它是我国第一部从理论上系统揭毛、批毛的力作。记得五十年代初期，我看过毛写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提 纲》，嗣后又读了《实践论》《矛盾论》，祗因当时没有看到苏联的资料，是非难辨；直到读了你们寄来的书，才知道这两篇文章是“抄袭别人的理论”，慢慢看出 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有写文章的必要。

　　《实践论》一文是毛泽东得意之作。毛曾对斯诺说：“我的《实践论》要比《矛盾论》写得好！”此文的基本观点来自马克思和列宁，毛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补充和发挥。 在毛的补充理论中，其所反复阐述的所谓“直接经验”便是“画蛇添足”。毛对实践内涵的理解，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人类实践的总和”大相径庭。毛的狭隘的 “直接经验论”，与其“反智主义”和“唯意志论”息息相关，给他后来的事业带来严重挫折，也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方面的实例和材料，人们写得很 多，再写已无新意；应该写的倒是人们很少涉及的毛的有关理论和事例材料。这是在下写《刍议》一文的初衷。

　　拙 文“《实践论》的缺失”一节中提到：“一般地说，人的实践都是在某种意识（认识）的指挥下为了某个目的而进行的，是‘知’（认识）首先决定‘行’（实 践），而不是行（实践）首先决定‘知’（认识）。”来信认为：“这一段话是程朱理学‘先知后行论’的典型表述，但却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著名 论点是针锋相对的。”这个问题可以探讨。

　　说实话，我是支持程朱的“先知后行”的。我认为，程朱的这个观点包括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即朱熹所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这里说的是实践活动中“知”“行”二者的前后次序逻辑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下面一段话：

　　“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有人追问：马克思说的“劳动者的表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当然是“从劳动中得来”，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在劳动之前，“表象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于是，“知”和“行”孰先孰后的问题，就像“蛋生鸡、鸡生蛋”那样扯不清楚。可马克思这里说的明明白白：建筑师“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这里说的“知先行后”，不仅仅是建筑师，其他行业莫不如此。比如，造飞机的表象并不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是人们根据仿生学的原理观察鸟飞时得出的。世界上本来没有人造卫星，人造卫星的出现也是人们根据想象和有关的科学知识进行反复设计，并经过多次“实践”的结果。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也有一段话：

　　“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毛泽东这里说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不也是“先知后行”吗？！

　　另外，据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研究指出：胎儿在母腹内，4个 多月就会吮手指，出生后会吮吸乳汁。这个吮吸、摸索等活动，建构出第一个认知图式，这是认知的起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认识开始于经验”是对 的，但毛说“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因为人在没有达到“社会实践”的年龄，早已开始了认识；甚至可以说，肉体的胚胎同 时也是精神的、认识的胚胎。

　　由此可见：人的实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过是人的认识（主观动机、目的、能力）的外化，而所有实践的结果则是人的认识（主观动机、目的、能力）的物（哲学上的“物”）化。程颐的“知和行，论先后，知为先”，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其次，“知先行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程颐在《遗书》中说：“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又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朱熹也说过：“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语类》）程朱这里说的“识”和“知”，指的是见识和知识。程朱重“知”，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是：没有正确的见识和知识，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和实践。这里说的是“知”和“行”的内涵和实质。

　　中 华民族是一个重实践、轻理性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知行观的主流是以《左传》为代表的“非知之难，将在行之”、“弗知实难，知而弗行，祸莫大焉”这种知易 行难、以行为主的思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如老子的“绝学无忧”，庄子的“去智”，荀子的“知不若行之”，也都不重视“知”，强调“行”的作用；还有，孔子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也是重“德”而不重“知”。正是在这些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实践行为的价值取向始终压过了知识，也就淡化或阻滞了人们追求知识、探索真理、明辨是非的意识、勇气和能力；而程朱“先知后行”的观点也因此一直受到主流思想的排斥和批判。

　　例如，王阳明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知”“行”之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功用，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答顾东桥书》）。 这是专门针对程朱的“知先行后”的观点而说的。在王阳明看来，“知”“行”间的分别本身就是个错误，两者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当然就更没有意义。这种观点看 似不偏不倚，更为辩证全面，其实际效果则是抑制了“知”，而张扬了“行”，不过是先秦“知易行难论”的翻版而已。在文化大革命的“儒法斗争”中，程朱理学 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许多名家学者（如杨荣国，冯友兰，任继愈）也加入到这个行列，或受到它的影响。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一些学者重新评 价程朱理学，认为“知先行后”的观点没有错。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孔子的话，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愚弄和统治老百姓的一种理论和权术。此风流毒至今未改。例如，文革前的所谓“驯服工具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和×××保持高度一致”，强调宣传的“导向”和“主旋律”，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种种禁锢政策等等，都是只准你“执行”，不让你“知道”，更不会引导和鼓励你去“求知”，对许多问题去想一个“为什么”……《实践论》一文也深藏着此中玄机和消息。

　　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它“是傲视古今的哲学雄文”，“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讨论的科学总结”。有学者指出：

　　“哲学史上对知行观的总结并不始于毛泽东，而始于王守仁（注：即王阳明）。 就哲学史上知行观所包括的主要思想而言，《实践论》并没有给历史上知行观这个话题增加多少新的实质性的内容，并没有在逻辑思路上深化这个话题的内容或开辟 出新思路，而只是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将这个古老命题的基本思想作了新时代的表述。它继承的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和先秦以来知易行 难、行重于知的传统观点。”（薛富兴：《知行之间——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尽管这样，关于实践和知行观的讨论并没有因此而终结，随着人们的思想领域不断拓宽，这个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来信说，拙作《刍议》中的某些论点是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著名论点“针锋相对”的。马克思的“著名论点”是什么，来信没有说明；我猜可能是——“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实，马克思这句话也是可以商榷和探讨的。

　　众所周知，从中国的孔子到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古代中外哲学家说的“实践”，一般都是指道德实践。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儒家提倡的“修身”“慎独”到“成仁”“取义”一整套学说，不过是引导人们如何进行自我修炼和道德实践的 过程。康德在其《理性实践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著作中，论述他的伦理学思想，也是通过对实践理性的考察，探讨道德行为的意志本质、以及它所遵循的 道德规律。马克思把过去哲学家所理解的实践，从局限于个人伦理道德的小圈子，引入到“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新天地，这是对“实践”这一概念理论上的重 大突破，所以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界观的萌芽”。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 克思在这里呼吁人们突破另一个“解释世界”的小圈子，进入到“改变世界”的社会大实践中去。这就好像俗话说的“天桥把式，光说不练”，那是不行的。反过来 说，“天桥把式”如果光“练”不“说”，同样也缺少娱乐的效果和情趣。当然，和“天桥把式”的情况不一样，马克思这里说的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古往今来，多 少哲学家、思想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成为人们进行革命、“改变世界”的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这些“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界”之中，有是非、正误和曲直之辨，其社会实践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解释世界”对了，“改变世界”一帆风顺，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和进步；“解释世界”错 了，“改变世界”困难重重，甚至会给世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和灾难。由此看来，“解释世界”正确与否，对“改变世界”的成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正如程颐所说的，“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知”“行”之间，还是要尽量做到“先知后行”，避免盲目性比较妥当。

　　罗罗嗦嗦写了这些，算是班门弄斧、“离经叛道”的一家之言吧。不当

　　处，尚请不吝指正。     此致

　　敬礼！                             禹九  2009，12，12

　　附：汪澍白教授夫妇来信

　　禹九兄：

　　大作（《毛著〈两论〉刍议》）三易其稿，始终将重点摆在《矛盾论》和其一生所践行的“斗争哲学”上，打正了要害。特别是你追根溯源，翻开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批德波林那段历史，更提升了此文的深度和力度。

　　而 《实践论》只是毛在学习苏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时留下的一篇读书笔记和讲演稿本。它虽然引述列宁的语录作理论基础，实际上应溯源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毛的《实践论》文本，只是抄袭别人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思维，更没有融入自己的心血。鲁迅先生说：“血管流出来的就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就是 水。”两者不可混淆。

　　我 在电话中曾提出可否离开《实践论》的文本，对毛在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错误进行揭批的问题，这可能对你在“《实践论》的缺失”一节中，离开《实践论》文本的 毛晚年的诸多错误起了误导作用。现在回头来看，评论《两论》的文章，还是要以《两论》的文本为靶子。毛一生在认识论上所犯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很多， 最好是另外写文加以分析批判。

　　第三稿第10页 有这样一段话：“一般地说，人的实践都是在某种意识（认识）的指挥下为了某个目的而进行的，是‘知’（认识）首先决定‘行’（实践），而不是行（实践）首 先决定‘知’（认识）。”这一段话是程朱理学“先知后行论”的典型表述，但却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著名论点是针锋相对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 的论点被恩格斯称赞为“新世界观的萌芽”。

　　从1957年以后，我不再是毛的“凡是派”。但对马的《提纲》和经毛抄袭而成的《实践论》现在仍持肯定态度。

　　我读了你的《怀念与思考》，赞叹不已。我们年龄相差几岁，觉醒大约同时，望今后以兄弟相称。    顺祝

　　文安！

　　澍白 慎恒  2009年11月28日

　　注：汪澍白（1923—），哲学家。湖南长沙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潭大学教授、副校长，湖南省科会科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早期思想和直观传统文化的研究。其与夫人张慎恒合著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毛泽东思想與中国文化传统》，可称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汪的其它著作还有《毛泽东的来踪去迹》《艰难的转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