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玲内衣走秀:大文豪反感来自邻居的喧闹 看鲁迅的左邻右舍

大文豪反感来自邻居的喧闹 看鲁迅的左邻右舍   
2009年04月27日 10:21《人民政协报》
     邻居是每个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居必择地，行必依贤”。《左传·昭公三年》中有一名言:“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卜”在此处，是选择之意，说的是不必选择好的住处，而要选择好的邻居。所以又有“千金买邻，八百置舍”的古训，强调择邻重于买宅。但在实际生活当中，人往往没有择邻的主动权，有时会遇上善邻，有时又会遇上恶邻，从而引发出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鲁迅的经历就是如此。作为一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作家，鲁迅有潜心工作——特别是夜间写作的习惯，他最为反感的是来自邻居的喧闹。不巧的是，他碰上的这类邻居偏偏不少。比如1906年鲁迅留日期间，曾一度住在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公寓，同寓有不少中国房客，素质不高，常白痴似地大声谈笑，迫使鲁迅移居别处。鲁迅1912年5月初来北京时，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这里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床板缝里臭虫成群，邻居经常半夜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鲁迅当年9月18日日记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20日日记写道:“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记又写道:“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他对喧闹扰邻的切齿痛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力透纸背。1926年9月，鲁迅只身去厦门大学任教，先暂住在国学院三楼，同楼还住了一些未带家眷的教员。他们不但浅薄，言语无味，而且“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更引起鲁迅对他们的反感。1927年1月，鲁迅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先被校方“优待”住在“大钟楼”——该校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据说非主任级别的人不能入住。但夜间与几十只大而聪明的老鼠为邻，清晨又被工友所唱的听不懂的歌声吵醒，鲁迅觉得这种“优待室”其实并非宜居处所，因为它根本不能让人安睡。同年3月29日移居广州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这里虽然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较为清幽，但鲁迅另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邻里之间精神不能相通。《而已集·小杂感》中有一段凝练而深刻的描写:“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先住在景云里。这里既有茅盾、叶圣陶这样的芳邻——尤其是茅盾，他家后门紧对鲁迅家的前门；也有恶邻，真可谓鱼龙混杂。许广平回忆说:“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似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景云深处是吾家》，1962年11月21日《文汇报》)尤其可怕的是，此处还有绑匪出没。有一次，绑匪将一“肉票”关在弄堂内，警察前来营救，双方发生枪战，有一颗子弹竟然打穿了鲁迅寓所的一扇玻璃窗，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1933年4月11日至鲁迅去世，他一直住在上海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临终之前，确曾急于迁往法租界。前些时候流传一种说法，似乎鲁迅想搬迁是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谋害。这种推测显然证据不足。1936年10月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谈到他在上海择居的三个条件:“一要租界(按:为了安全)，二要廉价，三要清静。”但他也知道，“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他当时因疾病缠身，行走不便，故托三弟周建人代为租房。归纳起来，想搬家有三个原因。一，他在大陆新村住了三年半，“实在是住厌了”。二，大陆新村位于上海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邻居有不少日本人。有一天不知怎的，他的儿子海婴跟间壁一个年纪较大的日本小孩发生冲突，那小孩便手持日本国旗雄赳赳骂上门来，久久不肯罢休。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的一扇铁栅门用铁皮完全钉起来，外面看不见里面，才总算平息了这场纠纷。三，从1936年5月间起，前面的邻居经常排放煤烟，而患有肺病的鲁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闻到煤烟“真气煞他了”。鲁迅常说:“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作家》月刊1936年2卷2期)以上三个想搬家的原因，后两个都跟邻居有关。这跟鲁迅的自述完全可以印证。鲁迅1936年10月12日致宋琳信中说:“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小纠葛”显然是指邻里之间的矛盾。同年10月17日致曹靖华信中又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显然是指大陆新村有空气污染。鲁迅临终前夕的这些亲笔书信，可以排除种种讹传臆测。与恶邻相处虽然是一件痛苦而无奈的事情，但对于作家而言，恶邻的恶言恶状也是一种很好的写作素材。1934年12月21日，鲁迅写了一篇著名杂文《阿金》。阿金是替外国人帮佣的女仆。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正对着鲁迅家的前门，所以也可谓是邻居。这位上海娘姨虽然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却会讲一连串的洋话，轧一连串的姘头，骂人吵架更是她的特长，不到一个月就把鲁迅家附近的“四分之一里”搅得天翻地覆，致使鲁迅“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下意识地在稿纸上写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金”字。鲁迅甚至想到像这种女人如果“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或者是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是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后来，读者从阿金联想到“十年动乱”期间的江青，绝不是偶然的。当然，鲁迅一生中也有幸接触到善邻，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留下了许多佳话。比如，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也可以视为他的邻居。因为寿家的三味书屋跟鲁迅所住的新台门望衡对宇，止隔一河；周家在河北，寿家在河南。如果没有这种地址位置上的方便，少年鲁迅就很可能到其他地方去接受启蒙教育，跟这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塾师就会擦肩而过。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鲁迅被逐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邻居是俞英崖先生的三个女儿:俞芬，当时24岁；俞芳，12岁；俞藻，10岁。在这里近十个月的居住情况，俞芳撰写了一本生动有趣的回忆录:《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198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展现鲁迅的血肉之躯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囿于篇幅，本文不拟复述此书的内容。瞿秋白在上海养病并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期间，也曾是鲁迅的近邻。据许广平回忆，1933年3月，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夫人在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处房子，跟他当时居住的北川公寓相隔不远，日常生活之需均由许广平代劳。同年4月11日，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之后，两家过往更其频繁。就是在此期间，鲁迅跟瞿秋白合写了十篇文章:先由秋白讲述腹稿，而后两人讨论，秋白执笔成文之后，再由鲁迅审读。鲁迅有午休的习惯，而秋白牺牲午休写文章。待鲁迅午休之后开门出来，秋白往往笑吟吟地拿着文稿迎上去，两人再切磋定稿。有一天，两人竟合写了四篇文章。鲁迅的善邻中，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日本人，其中就包括长尾景和跟原胜这两位。他们都撰写了回忆录，留下了跟鲁迅交往的重要史料。1931年1月20日至2月28日，鲁迅因柔石等左翼作家被捕，避居于上海黄陆路30号花园庄旅店。在副楼楼底下一间原来工友居住的小屋度过了紧张的39天。正是在这家由日本基督教会长老与田丰蕃经营的旅店，他结识了同住在此的长尾景和(当时在日本关西大学就读，主要研究中日贸易)。因为鲁迅一家的住房特别狭窄，他经常在房门口楼梯旁的椅子上跟长尾景和围炉聊天:谈医学，谈美术，谈日本文化，谈中国政治。长尾景和回忆道:“先生谈起了克扣囚粮的中国监狱，谈起受金钱左右的审判。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先生非常愤慨。当时他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原胜，原名浅野要，上世纪30年代任日本改造社中国特派员，当时住在大陆新村，跟住在9号的鲁迅仅一壁之隔，堪称近邻。鲁迅1936年1月9日、4月7日、10月12日的日记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1月9日日记是:“下午浅野君来，为之写字一幅。”鲁迅所书是唐代杜牧的七绝《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另两则日记记载的是原胜寄书和前来探望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鲁迅日记的记载并不完整，原胜撰写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中，就收录了他跟鲁迅的6次谈话记录。这些谈话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有些内容有利于澄清当前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比如，有人说国民党当局有暗杀鲁迅的图谋，而鲁迅对原胜说:“我在和国民党周旋，但结果还是我胜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国民党现在要对我施加压力，所以谣传我被车撞死了。可是一般的人都认为我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这是有损于国民党的声誉的，因为国民党尽管要对我施加压力，但是还不打算杀掉我。”国民党当局并不打算杀掉他，这就是鲁迅本人所作的判断。有人又说，鲁迅临终前“断然拒绝”去日本疗养，似乎是因为日本当局也有谋害他的企图。鲁迅对原胜的解释是:如果到了日本，应该去访问什么人，是件麻烦的事。有的人他不想去拜访，而另一些人又不能去访问，如此的旅行没有趣味也没有意义。于是，刚刚萌发的旅日之情又被理智压抑住了。鲁迅告诉原胜，他最想拜访的日本作家是秋田雨雀，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而秋田先生因为对苏联友好，当时正受到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鲁迅早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鲁迅对原胜说:“在遥远的将来，中国如果还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戈壁的沙漠肯定会南移，中国的全土将会被沙石埋没。”70多年的事实证明，中国领土荒漠化的趋势至今没有完全得到遏制。鲁迅关于人类跟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本文客观介绍鲁迅跟恶邻、善邻发生的种种关系，是为了展示鲁迅生平的一个侧面。古语云:“居不必无恶邻，会不必无恶友，惟善自持者而得之。”看来，在不能完全掌握择邻主动权的情况下，“善自持”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验。（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