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纤器件:中国男子蓄辫的历史【二】

辫子的历史

在中国，一条小小的辫子，便是一部近代史。

明代以前，汉族人都是留满发，不剪也不剃。头发长了，不管容易污秽、散乱，只是洗洗梳梳，在头顶上挽结个髻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得空闲去梳洗头发，急风暴雨为他洗梳，留下了庄子所云“沐其雨，栉疾风”的美谈。周公姬旦因政务繁忙，在他洗头的时候，还不断有人来会。他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握起头发去接见来人，传下了“一沐三握发”的佳话。这些都说明了留满发的不方便，特别是梳洗起来，很费时间。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族人受传统思想束缚，小孩一生下，便任头发自然生长。至了应该上学的读书童年，把头发因势理顺，挽结成髻，叫做“束发受书”。除非出家当和尚，削发为僧，头发是不能剪也不能剃的。《孝经》便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句子，可见，保护头发那时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孝顺的标准之一。

可以看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汉族人的头发一直被当作生命、荣誉的一部分，珍惜异常。然而恰恰是在这个现在看似简单的柔顺纤维物质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在隋、唐以前，统治者们还曾专门制定了“髡刑”，因在当时剃去发后容易辨认，所以作为一种惩罚罪犯的手段，让别人一看你头发便知道你曾犯过事，让你无处遁形，这便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剔发受辱”。《三国演义》有个故事，曹操兵临南阳，因座马惊奔踏了禾苗，触犯了他自己规定的“践苗者斩”的禁令，便“割发权代首”，以儆效尤。这种以发代首的事情，在古代经常发生。从刑法上看，“去发”无疑是一种比较轻的惩罚。《尚书.吕刑》将天下刑法分五等：墨、劓、宫、非(断足)、大辟，“去发”并没有在其中，而且自隋、唐以后，“髡刑”也被废弃不用。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却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因为这小小的头发而被社会践踏了一生。
　
　　1644年，满清皇朝取代明朝，满族人明白，作为一个异族，要统治人口比自己多无数倍，占压倒性上风的汉族，光靠武力是绝对不能长久的，最重要的便是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征服。而要征服意识形态，首先，便要汉族人民遵照他们的风俗。满族的祖先女真和东胡、鞑诸族，自古以来，是把脑袋周围剃掉，前面剃得露出脑心，后面稍加剃修，然后把大脑复盖处的发辫偏成辫子。在满族人要求汉族人遵守的习俗中，最有名的便是要求汉族人一律剃发留辫。
　
　　这时，历史的发展走向了愿望的反面，汉族人爱护头发的传统，受到致命的一击。然而，虽然清兵入关，明朝统治者垮台了，遗民们却认为剃发有伤民族感情，纷纷反对。清兵在一些城市，命兵丁环卫待诏(剃头匠)，遇到未剃头的人，要么当场剃头，要么斩首示众。这更激起一些地区人民的武装反对。江苏、浙江一带就曾有因“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而宁愿被杀头却不肯剃头的悲壮历史。江阴在归顺清朝后因反对剃发令而重新造反，全民总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宁死不降。城被攻下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时人赞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山。”“是役也，城守八十一日而破，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万，攻城死者六万七千有奇，巷战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骑将不与。盖计我朝死事者不下七万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内外殉节被难者且数十万矣”还有绍兴，意大利人卫匡国在《鞑靼战纪》记录的绍兴人卫发之战说：“鞑靼(满)人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同样轻易地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其它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杀死了很多鞑靼人。”绍兴后来如何被满人攻下，为保卫头发绍兴人付出了多大代价，卫匡国没说，但完全可以从江阴的情况想到。这其中，历史上最有名的冒过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鲁迅在《呐喊·头发的故事》里，说汉族人这样作，非为亡国，只因拖辫子，这话太偏激，但无论如何，“剃发留辫”却是导火线。　
　　
　　经过血腥的镇压，汉人终于屈服，从此留下了一个耻辱的标志：拖在身后的长长的辫子，外国人称为“猪尾巴”的怪物。　　
　　
　　在别国，发型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地位或生活状态的标志，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妇女剪短头发以表现她们政治、社会地位的解放，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头发和政治联姻像中国这么紧密。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受《劝世良言》中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影响，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自此开始了“洪杨之乱”。太平军坚决不再剃头，后面不再拖一条辫子以示同满清划清界限，因此被称为“发贼”、“长毛”。在当时，这确是一种革命行动。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接受清初那场教训，把区区头发剃与不剃问题上纲到敌我矛盾，又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极端：不留发者不留头。太平军“贼所过，尽杀剃发人”，从而成为民心向背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政策，使得两军拉锯地区的群众，更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清兵来，不剃头的有“通匪”的嫌疑，杀；太平军打回来，又因剃了头而被杀，以至“百姓则皆已剃发，不能远避，惨遭其毒”，想作顺民而不得的苦处。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有时把不剃头看成是归顺太平军重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志。这自然加强拖了三百年辫子的百姓的反抗心理，如1861年到1864年，太平军占领了杭州三年。杭州原有居民八十一万，三年来减至七八万。这当中有逃跑的，有自杀的，更有被杀的。破杭州后，清军同洋军一起大肆抢劫好几天，直到三月初二左宗棠入城后才停止。大乱得性命难保之时，杭州城民居然还会为政府发出剃头令而“欢呼称快”，实在匪夷所思。
　　
　　革命风起，革命党人或有了新思想的知识份子，纷纷剪掉发辫，以示坚决。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连清政府官吏，也剪去了辫子，一般平民自然跟随。辛亥革命后，不但汉族人认为发辫是损伤民族尊严的标志，应该立刻剪掉。即使满族人，也认为这种习俗是落后的象征，在生活上也实在麻烦有所不便，随之也相继剪除。至于现代，头发作为政治的一个畸形表征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种装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