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幅的同义词:回不去的故乡：无法阻挡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39:41
中国周刊
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种集体弥漫的当代情绪。
故乡，一直是这个古老国家历代的诗人们咏叹的主题词。尽管总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思乡之苦，但在农业社会里，故乡最终会成为游子们骸骨和灵魂的皈依之地。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衰”，诚然有着许多无奈与感伤，但也能从中读出隐藏着的如释重负与淡淡喜悦。
只是，在今天，仿佛是一夜之间，许多人再也无法体察这种持续了数千年的情感。
如潮水般无法阻挡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席卷中国大地。千篇一律的高楼和水泥马路，取代了祖先们修筑的土墙、院落与胡同，田野和村庄正在迅速消失，旧有的城市社区格局也不复存在。而人们储存在其中的那些旧时记忆，也随着故乡一同灰飞湮灭。
同时，人口的大量流动与迁徙，破坏了原本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生活秩序。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人与家族、自然、四季都仿佛断了联系，被孤零零地悬挂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
更糟糕的是，在这个一路飞奔却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狂躁的国度里，原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共识失去了，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被彻底尊重，这也导致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没有归属感与方向感。
下面这组报道中的故事，将把人们带进那片遮住归乡之途的迷雾中。我们可以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目睹故乡的丢失、扭曲、沦陷、屈服与抗争，目睹宏大背景下那些流血与哭泣的细节，目睹人性的脆弱与复杂。
最终，他们只能在失去故乡的地方生活，就像一群没有了母亲的孤儿。
我们为什么要回到故乡?在历史的大潮里，任何孤立的个体，都是短暂的无意义的存在，只有作为故乡的一分子，用族群的脐带汲取养分，才能回望过去的年月，才能有沉静的力量，去面对未知的将来。
找回故乡，其实就是找回我们内心丢失许久的安宁。
坟
他们刨开了自家的祖坟，同时，也埋葬了自己的故乡。
白家的祖坟被刨了。
刨坟的，是白家的后人。
半年前，村里的耕地，包括白家祖坟所在的那片，都被小满村的村委会卖给了一座国营风电厂，他们正在寻找厂房新址。
白家人别无选择，只能亲手挖开了自己的祖坟，把祖先的骸骨，从棺材里取出、敲断，然后装进收骨坛，再移至一座临时建起的收骨堂里。
祖先们最后的归宿在哪里?活着的后人们没有答案。不仅如此，就连白家人祖祖辈辈栖身于此的村庄，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崭新的厂房。
他们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能够承载对祖先与故乡的纪念。
迁坟
农历十月廿四，这一天是白家请人早早算好的黄道吉日。黄历上写着“宜移柩、修坟”。
动土这一天，起了很大的风。太阳出来了，阳光洒在泥泞的村路上，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这是河北中部一个普通农村最常见的景象。
一大早起来，白乡雨就陪着父亲白长福，往村东头走，父子俩低着头，帽檐儿也都压得低低的，一句话也不说。
再抬起头时，白乡雨的眼前是一辆蓝色的小型挖掘机，旁边就是熟悉的祖坟，白家的祖先就安眠于此，总共十三座，最久远的一座，修于两百多年前。
陆续，白家人都聚集到了祖坟边。小辈儿们忙着摆祭品，就和往常年节祭拜一样，摆上点心、水果和酒。而长辈开始确认每个坟的方位、棺材的数目走向，以及埋的大致深度。
七点半，是算好的吉时。
白家人按照辈分依次给祖先磕头、烧纸。这一次，白长福没有请祖先安息，他只是跪倒在坟前，一边哭一边念叨：“爹，要搬家了，要搬家了……”
白家的男人们围着坟头站着，白乡雨和哥哥、侄子、堂哥点了几挂鞭炮，丢在坟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挖掘机启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大家还没回过神来，系着红布条的铲斗已经伸向了最南边的坟头。
第一铲挖下去，坟头上堆积的落叶和枯枝“像炸开一样”飞溅起来。白乡雨心里揪得一疼，他看了一眼站在另一边的父亲，父亲正在用手擦去眼角的泪。
很快，坟边已经堆起了一个半人高的土堆，棺材露了出来。
白长福带着小辈儿的年轻人拿着铁锨下到坑里。由于雨水侵蚀，木制的棺材已经被水蚀，撬了几下，用来固定棺板的钉子就启开了。棺板裂成了两根长木条滑落下来。白乡雨和堂哥赶紧抄起准备好的红布盖了过去。
按照迷信的说法，先人的尸骨，是不能够见阳光的。但后来，因为风大，又忙乱，红布根本就盖不住棺材，白家人也只能任由先人们的尸骨，暴露在刺眼的阳光下。
比起这些迷信的说法，更让白家人受不了的，是收拾亲人的骸骨。
“那些褐色的骨头，那些完整的或散乱的头骨、脊椎、肋骨和四肢是我爷爷的父亲、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白乡雨说，“就这样惊醒祖先，我们有罪。”
这个“罪案现场”，没有什么血腥的场景。白乡雨只是默默地和长辈们一起，将那些褐色的骨头，从衣服的碎片里一块一块的拣出，然后放进收骨坛里。
白乡雨一位逝去堂婶的头骨上，还存着脱落了的头发，即使没了皮肉的连接，拿起头骨，头发还像冬天枯萎的杂草一样，缠绕在一起，悬在头骨上。白乡雨也把这些头发塞进了收骨坛。
在一些年代不算太久远的坟里，尸体保存得还都完整，四肢的骨骼甚至没有完全疏松。比如，白乡雨二奶奶的棺材外面，就砌着一层洋灰外壳，尸骨几乎没有受到腐蚀，完好的腿骨用手也掰不断，放不进收骨坛里。人们没有办法，最后就用铁锨把骨头敲断了。
“啪”的一声，骨头断开，白长福彻底崩溃了。这个老人跑到父亲坟前，跪下，嚎啕大哭起来。
就这样，这十三座白家先人的栖身之所，这两百多年延续下来的祭拜、祈祷与护佑，在挖掘机的轰鸣下，成了十三个深坑。
在一片狼藉的坟场里，还斜躺着两棵老树根。它们本是一棵榆树和一棵楸树，白家的祖先们曾经相信，在坟边种上榆和楸，祖先就可以荫蔽后人，福禄千秋。
村变
白家是村里最早迁祖坟的。因为白乡雨的堂叔白存福是村支书，“要起带头作用”。
2011年6月份，小满村的村委会就把村里所有的耕地，都卖给了村东边的那座国营风电厂。随后，风电厂就在村子外围垒起了一道两米高的灰色砖墙，从村南的公路口一直延伸到村北的果林，只在中间开了一个两米宽的口，可以通往村东边的耕地与祖坟。
这个冬天，本该播种冬小麦的庄稼地，全都荒着。但人们已无心过问，他们最关心的，是祖坟的问题。
没人愿意迁坟，“那是祖宗，怎么能随便动。”
白长福开始就不同意迁坟，但自己的堂弟白存福是村支书，在其位谋其政，地又已经卖了，谁也没有办法。
“没了地，哪里还会有坟。”提起迁坟的情形，白长福还是止不住地流泪，“保不住他们啊，没有地，脑袋就像别在裤腰带上。”
对于卖地一事，村民们也意见不一。
白乡雨的母亲李秋芬当初是极不愿意卖地的。十多年来，家里的农活都是李秋芬一个人在做，对于一个农妇来说，“不种点东西，心里总不踏实”。
可是不愿意也没有用，买走耕地的风电厂，是市里的龙头企业。李秋芬和村里人都知道，“风电厂需要地建厂房，龙头企业发展，市里当然会支持。”
小满村位于这座城市的西北，开车到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这里正是市政规划的主要发展方向，小满村的东边，就是一个重点工业区。
这些年来，村里人看着周围不少村子的地，被工业区里的大厂买走盖了厂房，或者被开发商买走盖了商品房。早几年，就有不少人一直议论着，小满村的地什么时候能卖出去。
村子的年轻人大多支持卖地。六月份卖地后，村委会先分了一笔钱，每户十万块。一拿到卖地的钱，就有人买了汽车，还有人去市里买了房子。
边上的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早已经改变了村庄往日里运行的磁场。
村里的很多农民，白天到东边的工业区，或是到市区里去打工，晚上才回来住。白天，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
路边的老人也会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打趣道：“我们是没用的人。”他们大多以孩子能够离开村子、到城市里工作与生活为荣。
白长福很早就拿到了城市户口。1975年，他就已经是一个国营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退休前，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做监工，就再也没有种过地。
现年35岁的白乡雨，是家里的小儿子，性格随和。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利落的运动裤和运动鞋，看起来更像是个都市青年，找不到一点农民的痕迹。
的确，他也没当过农民。2000年，他大学毕业后，就在市里做着小生意，卖点小饰品。业余时间他喜欢写诗，多少也能赚点稿费。有时候也开着车去北京，见见那些诗人朋友。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离去，白乡雨也觉得很正常。
“现在只是祖坟，但迟早有一天，小满村也会被城市吞没的。”他感叹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
故土
不过，和村里的邻居们不同，这个诗人依旧选择住在村子里。
他并不是没有钱买房，家里买了两辆车，卖地的钱也还都没有动。如果想搬去市区，白乡雨随时都可以做到。
父母都不喜欢住楼房，白乡雨也舍不得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文人讲究诗意，白乡雨总觉得，小满村是他“记忆的土壤与创作的源泉”：“离了故乡，失了记忆，就像树木没了根，人便也无法安宁。”
在他看来，这种安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满村的祖先们为他留下的历史和记忆。
早在两百多年前的清朝，他的祖先就迁来这里。尽管外面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这个村子并没有遭遇什么战乱。旧的生命逐渐老去、离开，而新的生命又一代代地繁衍生息。
村子留给白乡雨的记忆，总让他觉得幸福与踏实。他仍然清晰记得，在村子里，他怎样度过自己的童年。
和小伙伴们一起躺在庄稼地里，听着蛙鸣，看着漫天的繁星;村子里有时会放露天电影，《少林寺》是给他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只要放一次，伙伴们就会去看一次，场场不落。看完之后，大家就开始耍起了“功夫”。
后来，白乡雨的一位叔叔家里开小卖部，买了一台电视机。村里的大人小孩只要没事，就会挤到小卖部外的空地去看电视，里里外外挤上好几圈的人。
那时候，电视里演的是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对于剧情，白乡雨现在已经没多少印象，但是他只要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冒出那个人挤人围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的温馨场景。
那个时候，白乡雨也会对乡村里的许多传统仪式和习俗嗤之以鼻，以为“那是愚昧的，老土的，固执的”。每逢初一十五烧香敬神，或者清明节祭扫祖坟，白乡雨总会跟奶奶说这是“封建迷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小卖部倒闭了，各家都有了电视，关起门来各看各的，也再也没有什么空地上的露天电影。
儿时的许多伙伴们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大多去了城里，“有的混得很好，有的混得很差，但不管怎样，都在‘向钱看’”，也就渐渐和他失去了共同语言。
几十年来，随着村子里人口的增长，村里新的宅基地不断地向外扩张，许多原来还是在村外的坟茔，现在也被裹进了村子里。走在小满村里，随眼可见，一座座坟茔就在大片麦田的中间静默地存在。
也许是写诗的缘故，白乡雨开始意识到“这种乡村生活方式的可贵”。比如祭扫祖坟，在他的解读里，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因为“没有人会缺席死亡，每一个仪式都是生者对死者的纪念”。
“这就是乡村，生者和死者共同生活的乡村，包含着我们对祖先、故乡的敬畏和纪念。”他轻叹道。
一度，白乡雨将这份敬畏与纪念写成了诗：每一年的春分/要去村东，给祖先们填坟/把一锨锨的新土培上去/仿佛为每个人换上新衣/那些坟头的/轮廓，又变得明朗起来/如同钟声/敲打着午夜/一年一年，我们不断地填补/提醒着那些死者/对活人的记忆。
但现在，“填坟”这个仪式，不会再在白家出现了。在博客中，他记下迁坟留给他的感受：“村庄正在消失，消失的其实是我半生记忆的土壤，是生命的根部。”
白家先人的收骨坛，被后人们放进了村西荒地上一块临时搭盖的水泥平房里。这儿离村东的风电厂也不远，白家人心里清楚，很快会有那么一天，等到小满村被真正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那一天，这个临时的收骨之所，也将不复存在。
“我亲手刨开了自家的祖坟，也同时埋葬了自己的故乡。”白乡雨说，“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承载我对故乡的眷恋。”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姓名与地名均为化名)
弹起吉他 忘了故乡
“那要是我喜欢钢筋水泥呢?”
如果那一晚，沙建微没有在打烊后弹唱自创歌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如果这段视频没有被朋友上传到网上，不会有什么人在意，这个漂在北京的烧烤店厨子，还有着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
在视频里，扎着小辫的沙建微敞着怀，穿着半旧的白色厨师服，拨弄着吉他。用熟悉的《加州旅馆》的曲调，唱起自创的伤感的中文歌词：“来到这城市两年，却没有归宿感;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只为了梦想……”
从2011年9月上网至今，这段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沙建微的歌声戳痛了无数异乡人“漂泊”不定的心，厨师哥一夜之间，火了。
一
沙建微现在住在烧烤店老板的家里，顶层一间不到10平米的阁楼，是他的栖身之地。顺着颤巍巍的楼梯走上阁楼，斜屋顶、一扇天窗，没有床，只有一张床垫。四周散落着一些杂物，还有两双鞋。阁楼上没有暖气。在玻璃茶几上，放着昨夜吃剩的火锅，红油凝固在锅里，旁边立着几个空酒瓶。
因为天气冷，烧烤店已经停业。但沙建微依然保持着在烧烤店做厨师时的作息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起床，夜里两三点入眠。
2011年的秋天开始，为了听他的歌，陆续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鲜烧烤广场捧场。台子搭在广场的中央，四周围是海鲜市场、烧烤大排档，超市和杂货小铺。沙建微拥着吉他，他的听众，是菜场的小贩和拎着蔬菜水果的大爷大妈。
他会唱汪峰、许巍、齐秦的歌，但大家点得最多的还是他作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新老主顾们点歌、鼓掌、送啤酒，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光。
不唱歌的时候，沙建微穿着厨师服串串、烤串，赚着每月1300元的工资。他期盼周五、周六、周日的到来。每周的那三天，他可以穿着体面，拥着吉他在小舞台上表演。每天有100元的收入。
2009年初，为了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年仅19岁的沙建微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天桥、广场、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
作为流浪歌手，沙建微不得不长期面对身无分文的窘境。他背着吉他行走于各个广场和地下通道，但是他发现，当个流浪歌手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样洒脱。
“经常是刚拿琴走进地下通道，就被管理人员轰走，一天下来，别说挣钱了，甚至连一个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没有。”他感叹道，“理想在现实面前会越变越小。”
在地下通道里，人们来去匆匆，很少有人肯为沙建微的歌声停留。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认识的流浪歌手也只是短暂一聚，随后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
为了改变现状，沙建微也曾经背着吉他到后海的酒吧求职。刚推开门，酒吧的老板就会很职业地直接摆摆手：“不需要。”去后海寻找机会的歌手太多了。沙建微后来听说，几乎每天，酒吧的老板们都会遇到三十个左右的求职歌手。
2010年，沙建微已经在北京当了两年的流浪歌手。夜里睡不着，他一个人在城市里游荡。经常，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戴着耳塞听歌，反反复复地听，凌晨三点才能入眠。
这时候，他开始想家了。《加州旅馆》的中文歌词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他将歌词深藏在心里，像是秘密，又像是对自己的宣言，不曾唱与他人听。
2011年的夏天，沙建微被介绍到海鲜烧烤广场当驻唱。总算，他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周一至周四，他和那些油腻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周五至周日驻唱。烤串的时候，也会有人要听歌，他就穿着厨师服给大家唱。
这首中文版《加州旅馆》，沙建微一直没敢唱。他怕自己作词的外国歌曲，顾客不接受。
2011年9月，烧烤店的一位厨师辞职，在送别宴上，沙建微唱出了这首深埋心底的“北漂”心声。那一晚，琴弦拨动，杯盏几巡。在沙建微沙哑的歌声中，梦想和家乡忽明忽暗、忽远忽近。
虽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但让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却是，他不想回家：“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爷爷、爷爷、父亲和我的同乡们那样再生活一辈子。”
二
沙建微站在故乡的空地上，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是绵延不断的青山。
“只有一条路通向远方。但是你看不到城市的踪迹。”他说。去到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只有私人揽活儿的，单程10元。
对少年时的沙建微来说，来回2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去市里要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初中的时候，沙建微还在听任贤齐的盒带，把喜欢的歌词都抄到日记本上，“那时候，别的地方早听CD了，我们那里的90后还在重复着人家70、80年代做的事情。”
云南省西南部贴近缅甸的永德县，是沙建微的故乡。永德县，隶属临沧市。沙建微并不知道临沧的名字是因为濒临澜沧江而得名。得知临沧号称“滇红”之乡，他也表现得非常惊讶。旅行者向往的永德大雪山他仅是听说，从未攀爬过。
这个云南小伙子只知道家乡很穷，对家里一年收入多少，沙建微也只能抱歉地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村里人都是布朗族，却不懂布朗族的语言和文字，日常交流说的是傣族中汉傣的语言。其余方面，基本汉化了。
有时候，回忆起故乡，他像打开了一道回家的闸门，思绪在那些家乡快乐的记忆里兜兜转转，不肯回来。
在沙建微的记忆中，故乡是连绵不绝的山和一年四季的绿色。天空蓝得透明，少有的几朵云彩会白得炫目。奶奶和母亲会在中午时分背上大竹筐上山采野生菌。两三个小时就回来，背了满满的两大筐，而且全是能吃又美味的蘑菇。
沙建微也会跟小伙伴们上山采菌。“小孩儿就是为了玩儿嘛，也不认得哪些能吃。”沙建微的眼神闪着光亮，嘴里却一口京腔。已经听不出一点点乡音，“现在当地人都吃不到那些野生菌了。污染，山里没有了。”
沙建微的家，住在祖爷爷留下的老宅里。白墙、黑瓦，小飞檐，瓦当上镶嵌着图案。院子里种着洋瓜、青瓜等藤蔓植物，池塘里是白嫩的莲藕，田地里有水稻、玉米和甘蔗，山上还有茶树和木瓜。
父辈们将大片的烟叶撕掉叶脉，搓成一个个小卷，用菜刀切成细细的烟丝，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每天只要下田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到邻居家聊天、打牌、喝喝茶。四季更替、播种、收获。父亲只想着种田的事儿，甚至连种田也无需操心太多，只要按照时令规律来做就行了。
“村里人身体都好，也不像城里人还想着生病没钱看病怎么办。”村里有个老中医，基本上看病都是找他。沙建微生病，父亲会上山采草药给他吃。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认得一些草药，哪些治感冒，哪些治肚子痛。
过年的时候，家家都杀猪。会留下两个猪后腿用很多盐腌制成火腿。做菜的时候要先洗干净，放在水里煮，煮熟了再切成片，放在锅里炒，这样才不会太咸。用豆腐、猪血、鲜肉灌制的香肠、辣乳腐、牛干巴，这些都是沙建微爱吃的。
沙建微虽然想念家乡的美食，母亲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吃的，他却总是一口回绝。他尽量避免和家乡产生什么“过分亲密的联系”。
“歌词里我写过，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安逸的生活背后是无聊。”沙建微的村里，家家户户都认识。除了谁家娶了外地的新娘子能让小山村热闹上几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沙建微只能是打牌、喝茶。到田里、河边、山上乱逛。
对故乡，沙建微有着既思念又害怕的情感。他常想起在临沧市读技校时的一次回家。一路上一直盼着，快到家的时候，看到熟悉的景色又开始后悔。家里安逸得让人失去斗志，他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三
北京满足了沙建微对于城市的一切想象。
此前，在沙建微和他的家乡人看来，北京太神秘了，“我家四世同堂，从我的祖爷爷开始，就想来北京看看。在我们的眼里，北京就像是神。”
沙建微对来北京的那个日子印象深刻。2009年2月19日。那天的北京下了雪。他第一次知道河水结冰、雪花落下是什么样子。
不过，也就是在那天，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沙建微见到了一段古城墙。举目四望，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古老与现代的结合。”在他的自我感觉里，他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城市”。
在这种神奇力量的驱使下，很多城市的不如意也就微不足道了。只要能生活在这里，看看那些光鲜的，“原本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的大城市生活。”沙建微依然很知足。就连北京混浊的空气，也成了他生活在城市的存在感。
“城市的空气就该是这样的。”他说。
不过，在老乡和父母的眼中，沙建微是个不孝子。自从17岁离开家，沙建微从来没有给家里邮寄过一分钱。
沙建微所在的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人，大部分人家都姓沙，互相都能攀上亲戚。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都会跟随着亲戚朋友外出打工。这些年轻人，每个月都会给家里邮寄三四百元。就连比沙建微还要小两岁的弟弟，也每月给家里邮寄400元。
但沙建微不认同给家里邮钱的做法：“每个月800元的工资，邮寄给家里一半，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大城市是怎么生活的。像我在饭店工作下班晚，每天晚上吃个宵夜，一个月也得三四百吧。”
离开家的第一年，沙建微跟表哥在深圳一家电子元件厂工作。这儿和沙建微对城市的想象完全不同。一片片的厂房、蚂蚁一样的人群，没有高过六层的厂房，单调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沙建微甚至不认识工厂之外的街道。
十个月后，沙建微离开深圳，去了广州，找了一份在饭店传菜的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攒钱买了把三百多块钱的吉他，自学乐谱，后来干脆去当了流浪歌手。
在最初的一年里，父母会打电话要沙建微邮钱回家，后来渐渐的，父母不再提邮钱回家的事，但沙建微“不孝子”的名声渐渐在老乡们中间传开了。
到现在，沙建微的父母也没搞清楚，沙建微怎么学会了弹吉他，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怎么他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据当初看到节目跑来报信的邻居说，沙建微是找了个女朋友，被人甩了，他写了首歌，去电视台唱了。
母亲很担心，打来电话。沙建微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他很少跟父母沟通。甚至不愿意接父亲的电话。来到北京后，沙建微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自从在网上火爆后，沙建微接到一些商演的机会。他还签了一家经纪公司，生活似乎有了方向。
他对现在的生活似乎很满意。采访的间隙，在这个只能看见星斗的小阁楼里，沙建微又一次把头转向窗外，侧耳倾听。
“多好啊，川流不息的车声，灰蒙蒙的天。城市就该是这样的啊。”他感叹道。
“可城市里少有绿色，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我问。
“那要是我喜欢钢筋水泥呢?”沙建微反问道。
保卫胡同的女人
华新民最大的愿望与努力，是让推土机与拆迁队停下来，别再毁灭老北京城，别再毁灭她的故乡。
十多年来，贴在华新民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北京老胡同的守护神”，“与推土机作战的女人”，“阻碍城市化的守旧者”——而更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法国背景与血统。
“别叫我‘外国人’，我是中国人。”华新民用蓝色的眸子盯着记者，解释道：“一个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
她最大的愿望与努力，是让推土机与拆迁队停下来，别再毁灭老北京城，别再毁灭她的故乡。
在现实里，她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
胡同里长大的法国人
这位高鼻梁、深眼眶、留着披肩烫发的57岁妇女，操着地道的京腔，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看了我最近写的某某文章了吗?”抛开外貌上的差异，好似一位爱唠叨的居委会大姐。
她现在的住所“遂安伯胡同27号”，藏在繁华的金宝街东侧。走进仅容得下两人并肩而过的小巷口，进入院子时，木质大门会发出“吱呀”一声，过道之间来不及清扫的梧桐枯叶，被踩得嚓嚓作响。
她自称要“守在这儿，为大街对面的自家老宅送终”。
街对面的红星胡同18号院，华新民出生的地方，早在“文革”时期就被房管所拆掉了。而六年前，另一间老宅19号院，也被那条在号称“世界第十一大商业街”、堪比“纽约第五大道”的金宝街所淹没。
现在，在这条宽敞的金宝街两旁，立着数不清的豪华奢侈品的广告牌。
很少有人知道，“金宝”二字，取自于金鱼胡同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并非想象中的“金碧辉煌、宝气珠光”。
“我的祖父和父亲，一生致力于北京的城市建设，而我这半辈子最讨厌的词，却是城市化。”她顿了顿，“是伪城市化。如果我祖父看到现在给毁成这样，得多心痛啊。”
的确，华新民的家族，和这座城市的建设史息息相关。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江苏无锡人，1904年就读于法国公益工程大学，成为那里第一个官派中国留学生，后来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解放后成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华新民的父亲华揽洪1912年出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法国土木工程学院，1951年携法国妻子回到中国，曾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与梁思成一同参与北京城市规划——不过，他们俩的设计方案，后来都没有被采用。
1954年，华新民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里出生。她向《中国周刊》记者展示当年一家人在院子里的合影：中式的四方格局的院子里，有假山和小花坛，背景中能看见主屋的古色窗棂和墙角刻着浮雕的青石板。年幼的她穿着小棉袍，被父亲抱在怀里，眯着眼羞涩地笑着，像个洋娃娃。
“这张是冬天我爸爸和建筑院的同事在客厅里照的，这张是我妈与妇联的朋友合影。那个别着‘三道杠’的是我姐姐——她当时是学校里的大队长，正和我哥哥在院子里堆雪人。”华新民对一张张黑白照片如数家珍，“院子漂亮吧，像花园一般。”
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淘气的她会把掉落的、毛茸茸的芙蓉花贴在脸上，闭着眼聆听各色各样的声音：墙外“如歌声一般”的叫卖，树叶间知了的蝉鸣，街坊见面时的问候，甚至能听见“蚯蚓在泥土里蠕动”。秋天，邻里间的一帮孩子围在院子的枣树下，男孩握着竹竿一番乱捅，女孩子则忙着捡打下来的战利品。“那种枣儿叫嘎嘎枣，又甜又脆。”
说到这儿华新民抿了抿嘴，一脸回味，“现在已经买不着了。”
父亲小时候曾居住过的19号院，后来租给了北京市委。附近的梅兰芳故居，当时已经成为外交部的宿舍。而她们一帮孩子却毫无顾忌，成天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地串门玩耍，不到饭点从不回家，下雨或下雪都能找到乐子。
她在家对面的西堂子胡同上了幼儿园，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左宗棠的故居。升入史家胡同小学后，一写完作业就会搬个板凳靠着门墩，看门外人来人往——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享受。
在华新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四合院，都属于“独门独院”，配有各自的厕所——尽管是茅厕，但很少有“几户人家共用一间厕所”的情况，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掏粪工人来清理。很多胡同是元代时期就建成的，却保存得很完整。无论是大宅子还是四方小院，每家民宅的主人都爱护有加，拾掇得内外整洁——很多家具和老物件都具有文物价值，却很融洽地与老北京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那时的北京城，是平的，天很蓝。”华新民抬头看着屋顶，“纯蓝。”
“自己的家，我们招谁惹谁了!”
但她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到1966年戛然而止，之后的几十年，再也没恢复过，
10岁那年，因为要修缮老房，华新民搬进了母亲位于南礼士路的单位宿舍。之后的两年，她常常会回去看看已经空置的老屋子。后来，革委会的人接管了无量大人胡同(后改为红星胡同)——她就很少回去了。
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四合院都被“没收”了，老街坊们连家里的老照片都烧了，留一张被发现就可能带来“杀头的后果”。
她总是不愿再谈起那十年。曾经照看过她、那时候依然住在胡同里的老阿姨告诉她：院子里那棵芙蓉树，正是开花的时候，被烧得滚烫的沸水给烫死了，粉色的花瓣落了一地;而华新民儿时经常抚摸的那几块刻着《三国演义》故事的砖雕，也被砸得粉碎。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闯进四合院抄家，串联的人们、房管局、革委会的家属在里面搭起了小窝棚。后来，为满足居住需要，厕所被填平，防空棚、地震棚也挤了进来——“四合院就此变成了大杂院的雏形”。
1976年4月，华揽洪携妻女坐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花了八九天的时间，经苏联举家迁往法国。后来的十年里，华新民在法国结婚;后来又随丈夫旅居香港，生下两个女儿。
可“背井离乡”的她，一直怀念着自己儿时那美丽的古城。九十年代初，她回到这片土地，却慢慢发现情况“变得更糟了”。
当时的北京城，正处于一场“造楼运动”的前夕。几年之后，有不少“拆”字悄悄爬上了老胡同的墙头。1998年，走在西单路口的时候，华新民在“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出来”的高楼之间迷路了。
一位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她：北京将要拆掉很多条胡同。她开始行动，四处奔走写信反映情况。北京市规划委的一位负责人问她：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
华新民花了几星期的时间，转遍了东城、西城的胡同，在一堆图纸上标注出不能拆的院落——材料交上去后，杳无音信。当时她并没有料到，惨剧会降临到自家的宅院中。
虽然已经有过隐隐的担忧，但华新民依然抱有侥幸心理。
她永远会记得，2005年2月那个寒冷的冬日。闻讯赶来的她，看见拆迁工人正在屋顶掀瓦片儿，愤怒的华新民冲上去阻止，却被一群“穿着黑衣服的男人”包围起来，不能前进半步。眼睁睁看着老宅夷为平地，她从废墟中捡起一片碎瓦，给自己留住最后的念想。
“当你家的院墙写上白色的‘拆’字时，人已经没有尊严可言。”她的语气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愤怒有什么用呢。”
儿时那些与故乡有关的建筑：遂安伯胡同、无量大人胡同、东堂子胡同等五条元代胡同的主体，诸多文化名人故居原址、无数座美丽的四合院……全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造楼运动中消逝而去。
与老街坊们聊起老胡同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谈起的是红卫兵，然后话锋一转：现在的拆迁队，可比当年的红卫兵还要狠。英国《卫报》曾把这种现象比作“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主张拆胡同的观点里，有两条核心内容：居住环境脏乱差，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城市迁入者的居住空间。
可华新民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现状，为什么要让老居民承担无端的责任?北京城曾经有三千多条胡同，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总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难道非要把所有的高楼都盖在二环以内?
“一位作家曾说，中国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四百年才能实现的城市化。”华新民对此这样说道，“这不是夸奖，是耻辱。”
消逝的鸽铃声
四合院的废墟中平地而起的金宝街，几个月前举办过一场大型嘉年华巡演。这条商业街响彻着拉拉队的舞蹈音乐、军鼓声。18匹 “尽显英伦皇家风范”的马球赛马踏过沥青路面。几十辆色彩斑斓的兰博基尼、保时捷等限量版跑车、订制版房车轰鸣着油门，从730米长的街道飞驰而过。
汇聚了豪车专卖店、私人会所(包括华新民老宅原址)、高档餐厅、甲级写字楼、奢侈品购物中心的金宝街，成为王府井商区“新世纪的升级版本”，被开发商称作“东城区的文化名片”。到了晚上，整条街闪着霓虹灯光，映衬着那句宣传词： “每一座世界级的城市，都有一条街述说着它的传奇……金宝街，世界品牌中国街。”
浮华之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很少被光顾的奢侈品柜台，平日冷清的街道上找不到公交站牌，巨幅宣传海报遮盖下、还未拆掉的平房，以及偶尔回到故地、神情疑惑的老搬迁户。
金宝街与胡同四合院的故事，正在城市里遍地上演。越来越多的老北京人，从“二环搬到了五环甚至更远的地方”。
正阳书局的老板，与华新民有过一面之缘的崔勇，在前门卖了3年的旧书，专注于收集老北京的文化史料。不久之前，他刚刚与在美国纽约定居了二十多年的老街坊通了跨洋电话，他的这位“二大爷”还絮叨着故乡的“烤鸭和涮羊肉”。
可80后的崔勇对未来同样表示悲观：“还是让老北京留在书里吧。”
他拿出一本标注着“机密”字样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图集》(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1981年12月版)，指着一页“北京城市地下铁道规划方案”的地铁线路图，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三十年前，北至天通苑，南至宋家庄的线路已经设计好了，1号线到8号线，连颜色都和现在一样。”他小时候那些熟悉的地名，“要么已经变成地铁站，要么正在变成地铁站”，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剩下”。
崔勇这样评价华新民的“死心眼”：“华老师，值得所有爱北京的人敬佩。”
十多年下来，华新民自称“上书的信件比写过的文章还多”。2009年，她执笔写下《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书。封面上写着陈凯歌的话：我现在不上大街，因为我的北京已经消失了。
她记录下那些已经逝去的北京：孟端胡同45号、美术馆后街22号(北京少有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霞公府街13号、察院胡同23号、香饵胡同19号、土儿胡同29号、明亮胡同30号……
“北京，世界著名的古都——我必须也只能呼吁了。”
林语堂在《大城北京》里这样形容：“朝代兴替，江山易主，可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故。任何城市都要比一时主宰它的人伟大……北京的魅力不仅体现于金碧辉煌的皇朝宫殿，还体现于宁静得有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乡村田园景象。”
这也是华新民童年记忆中的北京。那时候，老北京人很少有锁门的——出门前跟街坊打个招呼，孩子就乐颠颠跑到隔壁玩去了，中午晚上还管饭，一条鱼也要让邻家孩子吃中段儿;即使是早上在公共厕所排队，也让着急的伙计先进去，蹲坑儿宁愿顶着扑脸的苍蝇，也要等边上那位聊到尽兴再一起提裤子;哪怕如今已经是四十郎当岁的中年人，碰见多年未见、胡同里长大的玩伴儿，冲上去就会拍上一巴掌：“爷们儿，这不是当年一起偷白薯干儿的冬瓜嘛!”
再苦的日子里，老北京人也保留着的那股热乎的和谐劲儿，随着故乡的离去，逐渐被锁在了水泥森林的防盗门里，无处释放。华新民在书中这样描述：“我跟着推土机走,但我挡不住它。它开到哪条胡同,那里温暖的土地就变成僵冷。胡同里再也听不见叽叽我我的家长里短,再也看不见那些曾经推过婴儿又推过粮食的小竹车。孩子们跳着玩儿的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房子’已经被金属的履带压没,大爷大伯们惯常摆棋局的石桌也被撞得粉碎,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棋子,丢在一堵残墙的脚下。随着房子被推倒,树也一棵棵被砍断了,鸟和人，同样失去了家。”
华新民对此痛心疾首：“我不知道今天的成年人，将如何面对孩子们的眼睛。”
她的父亲，99岁的华揽洪，至今依然念念不忘记忆中的北京城。
1956年，华先生在 “建设美丽的新首都”一文中形容那些“灰墙”、“红门”与“成荫的槐树”：经过冬季的严寒和初春的暴风，丁香盛开送来阵阵清香，胡同便开始活跃起来了。行人总是不多的，时常遇到的是欢笑的儿童和鸟儿。虽然沿胡同这些封闭着的、没有窗户的、一长溜灰墙是相当单调的，虽然有这些尘土和陈旧的砖瓦，北京的小巷却有一种柔和的温暖气氛，反映着恬静的居民和平生活。
可自从2005年老宅被拆后，老人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她记得，父亲最怀念胡同上空响起的阵阵鸽铃(又称鸽哨)。宽阔蔚蓝的天空，一群鸽子自由的飞，映衬着胡同的青红砖墙、院子里的古树。那“嗡楞嗡楞”的声音，告诉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客人——这里是北京。
无处安放的书桌
阎连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之一。其中大多是用荒诞的虚构内容来反讽现实。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超出自己小说的描述”。
以荒诞小说闻名的作家阎连科，原本正计划转变风格，写一本全新的著作。在北京南郊的新家里，他写出了十几万字的书稿，用大量笔墨描写森林、花草和昆虫，以及自己身处其中“非常美好非常平静”的田园生活——就像从前在河南农村老家一样。
不过，在距离完稿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一纸拆迁通知把这个美丽优雅的故事转回了荒诞的曲调。如故乡一般平静的田园生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突然被挂上的“违章建筑”条幅，大音量播放拆迁通知的宣传车，在挖掘机前突然崩塌的院墙，还有一群每天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壮汉”。
阎连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之一。过去20年间，他的小说屡次获奖，其中大多是用荒诞的虚构内容来反讽现实。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超出自己小说的描述”。
“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相比，我所有小说都变得正常了。”他说。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
阎连科曾经在新闻中看过不少关于拆迁的故事，但却从没想到它们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
在收到拆迁通知的前一年，这位军队出身的作家刚从单位分配的公房里搬出来，搬进了位于“花乡世界名园”的新房里。这片别墅小区毗邻北京南郊的世界公园，每栋房子都有巨大的落地窗，漂亮的花园、土地。小区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还有两大片清澈的湖水。
阎连科的故乡，是河南嵩县的一个小村庄。在20岁当兵之前，全家人都靠务农为生。当看到这片充满农耕田园风光的小区时，他开始怦然心动。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阎连科说。他马上决定住进这里，并且计划写一本像《凡尔登湖》那样的书，描写这里的自然之美。
尽管曾经被排入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但凑齐120万的房款和40多万的装修费用，阎连科还是费了些周折。2009年底，他搬进了新房，一边在屋后的菜地种些芹菜、萝卜，一边在书房里读书、写字。
仿佛是新居带来了无尽的灵感，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出版了三本新作，计划中描摹故乡田园生活的新书也完成了四分之三。他已经想好了，要用小区的门牌“711号园”来命名这本著作，并且它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但在他给新书写上一个漂亮的结尾之前，这段“奢侈”的生活突然结束了。今年4月，阎连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A4纸打印的通知。小区的开发商在通知中告诉他，因为北京市万寿路南延的工程规划，小区即将面临拆迁。
“当时我觉得，拆就拆吧，也没什么。”阎连科说，“毕竟这都是国家的规定，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在这位作家的想象中，拆迁应该是一个很平静的过程：工作人员把所有买房的人集合到一起，给大家念一个文件，宣布赔偿标准;业主们在一起讨论讨论，不同意的再谈，同意的就直接拆除。
因为觉得这是个“太正常的事情”，阎连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要“配合国家的安排”。他甚至计划好了，在房子被拆掉以后，用拿到的补偿款在附近再买一套类似的房子，继续自己还没完成的书稿。
可现实的发展却与想象中背道而驰。这位作家没有等来“给大家宣读文件的大会”，只有一位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通知他，到小区边上临时成立的拆迁办公室去“谈一谈”。
“拆迁款的金额已经定了。”在那个由别墅改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每家房子赔偿50万元。如果‘表现好’，还能再拿到70万的‘奖励’。”
听到这些，阎连科不干了。他在平时的讲话中语调谦逊温和，但当时，他却忍不住指责工作人员的说法“太荒唐”：“为什么拆房还要奖励，还要看表现好坏?你们赔偿金额是按什么标准定的?”
对面的工作人员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地说：“那是政府的规定。”
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家里的阎连科并没有太多愤怒的感觉，他还打算继续自己的生活，写完剩余的书稿，可平静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7月中的一天，在书桌前写了一上午文章之后，他走出房门，打算散散心。可没走多远他却突然发现，小区的围墙竟然不见了。
从邻居的描述中他才知道，当天早上7点多，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几十个穿着灰色制服、黑色靴子的年轻人，领着一辆挖掘机过来，扒掉了小区的围墙。邻居们没有能力组织反抗，一位准备拍照的邻居，甚至直接被对方摔坏了刚买的单反相机。
当了一辈子文人的阎连科被这些消息“吓坏了”。之后的几天，让他害怕的画面不断上演：自己家门口总有些壮汉晃来晃去;没多久，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一辆挖掘机开进小区，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把一栋房子铲成了一片废墟。
“这看着太吓人了。”阎连科说。他赶紧回家收拾好行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那座像“故乡田园”一样的新家，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
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阎连科曾经在过去的作品中虚构过很多荒诞的情节：一座人人都有残疾的村庄，或者一个不被常人理解、却广受精神病人好评的大学教授。可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却无奈地发现，一些发生在真实生活里的情节，自己却怎么都无法想象、无法理解。
搬离新家之后，阎连科并没有和拆迁人员失去联系。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每天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去签约，催促的短信更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在每天更新的短信里，拆迁的工作人员有时劝说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抓紧时间洽谈相关事宜”，有时又警告他“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蛊惑，不要为了个人利益，阻碍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最近的一条短信的言辞更加严厉：“请您……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这样的语气怎么行呢?” 阎连科摇了摇头，显然，对于他和他的邻居们，这些严厉的短信并没有发挥作用。“有时候我真替他们着急，恨不得帮他们编几条短信出来，换上温和一些的语气。”他说。
与以往常见的拆迁案例不同，“花乡世界名园”的业主大多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有的在美国、香港从事金融行业。不过，面对拆迁，他们与其他阶层一样无计可施。阎连科说，自己和邻居们只想要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可拆迁工作人员对此却始终讳莫如深。
十月初的时候，阎连科第二次来到了拆迁谈判的地方。那是小区里的一座别墅，现在大门口被挂上了一块机关常见的巨大白色木牌，上面用黑色字迹写着“拆迁指挥部”的字样。
在这里，阎连科告诉里面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要求和上次一样，只希望看到说明修路规划和赔款依据的文件。而对方也给了他与上次完全一样的回答。
“这是政府的规定。”这位工作人员说。
“这是哪一级政府的什么规定?”阎连科追问。对方告诉他，这是区政府会议研究的结果。但当阎连科希望看到会议纪要的时候，工作人员却拒绝了。
“这可不行。”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保密的。”
“那我怎么拆迁呢?你总要让我知道一个原因吧。”阎连科说。但直到谈话结束，对方仍然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看起来，过去的几个月里，“拆迁指挥部”和业主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但拆迁的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工作人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劝说业主，其中很多都让阎连科感到匪夷所思。
有一次，他曾经领着一位外国朋友来看自己漂亮的新家，可走近了突然发现，自己的家门口已经被挂上了巨大的条幅：“拆除违法建筑，保护国家利益。”
当时，阎连科尴尬地对对方笑笑，希望他能理解“中国的国情”。
他还记得，在遍布小区的横幅里，这位外国朋友最好奇的，是挂在“拆迁指挥部”门口的那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搞好拆迁工作。”他好奇地问阎连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小区的拆迁为什么要动员全党、全民?”
阎连科想了很久，也说不出什么合适的答案。
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令人惊讶的场景出现在阎连科面前，最后，他竟然看到了暌违已久的“宣传车”。那辆小车顶着喇叭在小区里来回绕行，用坚定的语气、巨大的音量不断重复播放拆迁通知，呼吁业主“维护国家利益，支援国家建设”。
阎连科记得，当时，自己正领着另一位外国朋友站在家门口。“这影响太坏了。”他想着，希望车能绕个路，远远地开走。可宣传车仍然大喇喇地从他和朋友的面前经过，然后旁若无人地离开。
“我常觉得，这些人真是给政府帮倒忙的人，政府的形象都被他们搞坏了。”阎连科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邻居们开始传言有人家遭了小偷，还有人从围墙闯进来偷小区的电线。而阎连科也在一次回来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家窗户上的护栏被人撬断了。
在每天来自“拆迁指挥部”的短信里，“倒计时”的数字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按照这些语气严厉的文字内容，2011年10月22日那天，小区将会被强制拆除，之后的全部损失将由住户“自己承担”。
阎连科害怕22日那天真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这位53岁的作家一直没打算进行什么抗争，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图个明白”。现在，面对这样风声鹤唳的环境，他急忙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转运到附近朋友的家里，并且做好打算，自己“再也不住回去了”。
可他仍然有些舍不得，就像几十年前离开故乡时的感觉一样：“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幸运的是，在22日那天，小区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挖掘机突然闯入，也没有业主奋起抗争，甚至连每天一条催促的短信都消失了。除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每天开过一次，现在的小区，看起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可猜测、讨论还在这表面的平静下继续着。阎连科和邻居们不知道现在僵持的局面什么时候会被打破;而引发这场拆迁的道路规划和赔偿细则，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无从知晓。
“拆迁指挥部”同样拒绝向记者提供信息，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不会解释任何问题”。
当真相缺席的时候，谣言就会填补它的位置。在花乡世界名园，关于拆迁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有人说，市政府发放的赔偿总额被基层政府截留了;还有人说，地方政府是想通过这次拆迁，收回之前的土地，再卖个好价钱。
按照现有资料，这座小区的确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尽管业主们有来自花乡镇政府的证明文件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从土地使用证上来看，小区土地性质是“绿化用地”，购房合同也以加盟“花乡世界名园俱乐部”的名义签署。
不过，相比之下，由“花乡农工商联合会”组成的拆迁指挥部所制订的赔偿的规则要更加模糊。工作人员不愿意给出详细解释，他们更愿意使用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计策”。
在第一次谈判之后，阎连科很快就收到了私下的传话：“别人家只给赔120万，但你家表现好，可以多给点，给你130万。”可没过多久，邻居的补偿也提高了，变成了150万元。最近的一次，补偿金额已经涨到了160万元。
对于阎连科而言，经济损失当然存在：想要拿补偿的金额在远处买一栋类似的房子，还要再贴10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和自己设想中的实在相去甚远。在他看来，有赔偿，就一定有规则、有法律依据——这本来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现在，全部的法律法规都被隐去了，人们得到的解释只有笼统的几个字：“上面的要求”或者是“政府的规定”。
“这会影响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阎连科说，“对于普通人，我们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政府’是哪一级政府，于是基层行政单位的失误也被归咎于整个领导机构的问题。”
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抗拒拆迁的人，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和其他30户邻居是“钉子户”，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定文化素质、有可能顾全大局”的人。
他甚至常常为那些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着急：“整件事情完全可以处理得非常平和、非常顺利，现在却变得矛盾重重。”
他的邻居，一位退休的国企员工告诉记者，自己肯定会“支持政府工程，支持城市建设”，但“不能没有一个说法，也不能失去尊严”。
持续几个月的拆迁运动，让阎连科第一次在现实中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莫名的恐惧感：走在路上总有年轻精壮的陌生人一直盯着自己;看似坚固牢靠的家园，只要30分钟就会被推成一片瓦砾。
这位时常针砭时弊的作家因此发现，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法律、合同，还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它们都变得不牢靠了。
“每个人都有焦虑不安的恐惧。”他说，“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追求物质，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对于阎连科而言，回归故乡田园生活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几年前，他曾经感叹，故乡所在的那个地处中原腹地的乡村，如今“人情世故已变，再也回不去了”;而现在，这片新的“精神故土”，最终也没能逃脱消失的命运。
2011年12月3日，僵持了几个月的花乡世界名园终于被拆除，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位作家再也没有兴趣去写下那些平静美好的文字，他只匆匆地加上一段关于拆迁的段落，作为全书的结尾。
“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吗?我正在为北京的建设高唱颂歌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无奈地苦笑着。
面对拆迁，这位著名的作家与普通人一样无力改变。他唯一能做的，是修改自己新书的副标题。那句充满幸福满足的“我最奢侈的生活”已经不见了，留在新书封面上和字里行间的，是一句充满无奈的“北京最后的纪念”。
望乡
当一个儿童，在土豆地里咿语;穿过长夜守望者的梦，它的清唱来临.纵使你远远离开，到世上最寂寞的所在，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里尔克，民歌(节选)
猫姐对于故乡常州和宗族最初的记忆，全部来自她喊婆婆的人。
婆婆姓华，常州西门外夏溪镇人。按猫姐的记忆，大概生于1902年。少女时代，因为长得漂亮，被强纳入常州瞿家做童养媳。
历史上，瞿家是常州望族，“簪缨世家”，明季曾号瞿半城。不惟如此，瞿氏一族，青衿之多，书香绵延。婆婆名义上的丈夫，即为中共最有名的烈士瞿秋白的族兄。
但婆婆一辈子没跟丈夫同过房，终老常州时，还是个老姑娘。
“婆婆也算是个传奇人物，年轻时很漂亮，以丫环身份嫁入瞿家，在瞿家，乡下丫头竟然学会了英文。后来遭逢大变，瞿家家道中落，她去上海帮佣，曾在许多名人家当过保姆……”猫姐回忆婆婆跟她讲述的往事。婆婆从来没有跟过自己名义上的丈夫，后来到北京，是猫姐的爷爷收留了她，从此，直到回常州终老，一直是猫姐家里的一员。
“爷爷一直叫婆婆表阿嫂，我们一直也没搞清楚，为什么爷爷这么叫她，反正她就是我们家的一员。1930年父亲出生时，就掉在婆婆的脚上的。”猫姐告诉我。
猫姐的爷爷瞿世英(菊农)，小瞿秋白一岁，却是秋白的族叔，五四运动时是学生代表之一，后来自哈佛归国，成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翻译家，著述甚丰。
“我对于常州和我们瞿家的记忆，最初全部来自婆婆的讲述。”
在2010年十一之前，猫姐从未到过常州。经历了多次复杂的政治运动，家里人其实很少讲起常州瞿家往事，除了婆婆。
“婆婆小时候缠过脚，后来解开了，但脚有些变形，老长东西。我在北师大读书时，每周回家，我都会给她老人家铰脚垫，摸着老人家的脚比画。我想，那个时候一定是婆婆最享受的时候。那个时候，她总是喜欢跟我讲我们是常州人，常州如何如何好，我们瞿家在常州多么多么的辉煌，有多少房，最早有车，等等，像说故事一样。她还告诉我，作为江南女人，尤其是常州女人，应该怎么做。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婆婆是在告诉我，我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是要我知道我们家的事，我们是哪儿的人，根在哪儿。当我自己想去寻找的时候，婆婆已经不在了。”
“我1965年从南通回北京，那些事都是听婆婆说的。婆婆跟爷爷是一代人，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家里的事情，这些事连父亲伯父都不知道。很奇怪。”
就是婆婆不断地絮叨，在猫姐心中，种下了故乡常州的记忆，也种下了她的乡愁。
伤害
“我有记忆站到常州的土地上，是2010年的国庆。我先生说你老称自己是常州人，可你连常州都没去过，算什么常州人!受先生的鼓励，我才第一次到了常州，那年我已48岁了。”
猫姐的一位在农总行工作的姑姑家表兄，此前曾回过常州。当时常州市和常州农行的领导，曾安排他到瞿氏宗祠参观。瞿秋白纪念馆就在瞿氏宗祠。
“你们真应该回常州看看，上炷香。说到底，终归你们姓瞿啊。”表哥从常州回京后，对猫姐说，“不应该让历史把你们的乡愁取代掉。”
历史曾给瞿家后人带来很多伤害。除了大地主这样的身份，瞿秋白从烈士变为叛徒，也给瞿家带来了伤害。猫姐的伯父瞿宁武，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文革”时就被发配到了青海，当了炼钢厂的工人。猫姐的堂弟就出生在塔尔寺。
“家里不愿意多讲常州旧事，与政治动荡的伤害有关吧。”
“很多年前一天，父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晚上回家。原来，父亲看电视播历史上的今天，提到了瞿秋白的生日，告诉我，可能这事要平反了。就这么敏感。爷爷还在的时候，瞿独伊还来看爷爷，只有一个姑姑，跟杨之华瞿独伊一直有来往，但爷爷不同意，所以伯父父亲都跟瞿独伊不往来。”
政治伤害的影响远不止此。
猫姐面试一位求职的女大学生，发现此人名字跟自己特像，就少了中间一字，两人天然有亲近感，一聊，竟然是瞿秋白弟弟的后人。那女孩很高兴，回家跟自己奶奶说碰到了瞿菊农的孙女，但奶奶坚决反对她们再联系，女孩很孝顺，把这事告诉猫姐后，从此在猫姐的视野中消失了。猫姐曾四处打听，终究没有下落。
“父亲曾猜测，大约是因为历史上的恩怨，不愿意碰上熟悉自己历史的人吧。”如同猫姐也搞不清楚为何爷爷叫婆婆表嫂一样，因为当事人不说，留下了许多遗憾和难解之谜。
其实以前猫姐曾先后在苏州的木渎、无锡和上海工作过，但就不愿回常州看看。
“我回常州去看什么啊?祖宅分的分了，改的改了，也没有一个亲人在常州，婆婆也去世了。当时我脑子里的，全都是我回常州干什么?找谁去啊?”
2010年国庆，猫姐终于踏上了常州之旅。但这是一次印象极其恶劣的行程。
到常州瞿氏宗祠，正赶上中午，瞿秋白纪念馆闭馆休息。几番恳求，不到点不开门。
“我们就站在外面等啊等啊，这是婆婆说的我的家啊，我的祖宗之地啊，我就想回家看看，上炷香就走，但脚就是迈不进去。门卫还很奇怪我的行为，他不明白啊。”
“当时的感觉极坏极坏，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又一次涌上了。人家根本不要你，你回来干什么!”
“但我心里最深处，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常州人，那种感觉特别不好。”猫姐抽噎着说。
离开常州的时候，猫姐怀着一肚子的愤怒和悲情。但从此，常州却再也挥之不去了。
在猫姐的叙述中，我突然间恍若身临德语诗人里尔克所描述的场景：婆婆当年的絮叨，始终执著地萦绕在猫姐的心里，无论她走多远，有多寂寞。
“父亲要是知道我回常州了，他一定会很高兴，他要是能回，也会多活几年的。可惜啊，来得太晚了。”猫姐一脸惆怅。
救命稻草
“那一天你站在常州宾馆门口接我，我一眼看到你，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学东，你不知道，当时我的眼眶里全是泪水啊。”
我跟猫姐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在新浪微博上相遇相识的。当时我的朋友心慌山庄转了一首蒙语版的《鸿雁》给我听，猫姐也转了，我跟她一聊，听说是常州人，从此就多了联系。
“鸿雁更多是一种乡愁，思乡的曲子，对对排成行的时候，你是南飞，你是有家的有组织的，你是一个孤雁，掉在地上死了随便被人埋了都不知道。所以你需要个组织。我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猫姐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生活很精彩，身边也不乏朋友。“但我很多年都是一个人生活，属于名义上有家有孩子，有父母，兄弟姐妹，但实际上很孤独。生病的时候，要动手术，竟找不到签字的人啊，父母过了70，没有签字权，老公找不到，单位领导也不敢，那种躺在病床上的孤独感，孤立无援啊。所以，见到你们，我的感受是那么亲啊。”
猫姐一个人背着包走了西班牙葡萄牙，横穿亚平宁半岛。按猫姐的说法，老公工作忙，只有一个人出去玩，跟压力大找不到精神寄托也有关系。
“乡愁到底给你什么，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它可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你，让你得到一些安慰。我就是南方故乡那盛开的睡莲，看上去很美，可以在任何一个池塘绽放，但却与荷花不同，荷花的根扎得深。所以，我到哪儿，就蹲在那儿看睡莲拍睡莲。我认为睡莲没根，睡莲贴在水面生长盛开，更像我心中的那份感情，那份乡情，我想依附它，它却不让。”
“学东你都想像不出，当时你说你是常州人时，对我的震动。后来见到你和周老师、甜甜等常州老乡，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啊。”
11月3日，猫姐在微博上给我和几位朋友留言：“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是平而又凡的，我却非常认真地沐浴更衣毕，郑重其事地写下这些文字。为了纪念我登上微博‘百日’。可能有人觉得我太做作，那是因为你不是我，不会明白文盲通向自由之路的喜悦。一路走来，多亏了你们。要感谢的很多，泪流湿巾，没地写了。”
葬我于何方
怎么对人这么不尊重呢?两岸同样都是中国人，同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
我1946年出生，祖籍河南漯河，父亲是一名陆军上尉。1949年，随着军队撤退，我随父母迁到了台湾。
小时候，我常常向长辈们问起老家的情况。后来我得知，我们刘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光爷爷一辈就有兄弟十三个，五十多口亲戚都住在一起，因此家中平时备着四口大锅，每天至少要用两口来做饭。爸爸身边带着家族不同时期的全家福照片，有的就拍摄于老房的大门前，那种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系，非常浓重。
这六十多年，在父母跟我们谈话中经常回忆故乡的往事，常常提示我们不能“忘本”。到台湾后，我父亲从军队退下来，在乡下当了一个小公务员，我们全家居住在单位公房里，那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盖的房子，有“榻榻米”。我们作为外省的小孩，为了和本省的小孩打成一片，就要学着本省小孩的样子，上“榻榻米”前先打一盆水洗脚。但是，只要我和妹妹在家中一说闽南话，父亲两个大耳刮子就招呼过来了，他的意思就是怕我们闽南话讲惯了，就忘了家乡话或者是国语。父亲还在家中挂上了《正气歌》和《朱子家训》，每天早上要求我们背诵一遍。
2000年初我退休，4月23日第一次回大陆，第一站先到上海。当快要落地前，我从空中鸟瞰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澎湃的情绪久久不能自已。我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空中小姐喊我，一转脸，她看我满脸泪痕，那种激动之情好不尴尬。
因为我早年是飞行员，空军军歌的歌词是“遨游昆仑山，俯看太平洋”，抒发的都是大中国情怀，我们那时也在喊“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结果今天终于回到故国的乡土，就感觉那种思乡情怀终于落地了。
我老家的村子叫做“宁沟刘”村。在回去之前，我曾经跟我在大陆的二叔讲，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在老家盖一个祠堂。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客家家族和河洛家族，他们对于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在祠堂里或者是他们的祖坟上，都用石碑刻得很清楚。我觉得大陆在经过了一些运动之后，老家的祠堂恐怕是没有了，我想把它重新建起来，为的是让刘家的人不要忘本，也通过这种形式，加强亲戚之间的互动跟联谊。另外，大陆亲戚的经济条件不大好，如果盖一个祠堂的话，里面的厅房就可以做成图书馆，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或者有地方来接受功课辅导，就像台湾的社区活动中心那样。
但是，二叔那时就跟我讲，“以善啊，没有家了，没有家了，以后哪里能活下去，哪里就是家。”
直到回到老家，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首先我发现，城里面是“朱门酒肉臭”，村里面却是那样的贫穷。村里没有自来水，有两个连在一起的水塘，叫做“南坑”和“北坑”，中间的一口井，是全村水源的命脉。听爸爸讲，当年爷爷会不时放一些鱼苗在水塘里放养。当我进村时，看到一群妇女在那里用发黄的水洗衣服，那完全是一池死水。眼前的景象，和我脑海中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有的人家，在外面打工钱攒得多，就回去把房子盖得稍好一点，如果家里挣不到钱的，那还是住土墙房子，一点点大的那种。而且新房子盖得好像很不像中国的风格，既不是明式建筑，也不是清式建筑，虽然是水泥的房子，但是都没有美的感觉。但如果你在台湾看客家的农村，那整片老房子都维持着中国的风貌，有些古迹甚至是立法保护的。但这样的老房子，我在老家一栋也看不到。
我爷爷在村里是一个做善事的乡绅，1952年被批斗致死。之前他预感到情况不妙，就把他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姑和小姑送走了。今天老家已经没有我们家里的亲戚了，一个都没有。祖宅也很早就没有了。
过去，我们的祖坟埋在宁沟刘的一片柏树林里，“大跃进”的时候土法炼钢，需要用柴火，那片林子全被砍了，后来不兴建坟地，那片坟也被平掉了。因此，我爸爸在1988年第一次回家探亲，以及我后来每次回去烧香祭拜爷爷的地方，堆的是一堆新坟，亲戚们说约摸着是这个地点吧。
记得我第三次回老家祭拜完后，准备回漯河城里，一上汽车，有个亲戚突然冒出一句，“活人的事情都管不了，还管死人”，当时车里气氛一下子就像是凝结住了，路途上没有一个人讲话，我当时心里太难受了，下午我就决定离开，至今我再没回去过。若干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其实是那个亲戚不忍心看到我每一年都回去，都在一堆土上乱磕头，明明是个假坟嘛!
更让我痛心的是两岸人在传统观念的差别。我感觉台湾的人文情怀比较重一点，大陆功利主义观念比较重一点，经过运动以后，人心之间就没有那样坦诚了。记得第一次回老家，我坐火车时看那些扫地的服务人员，对文化程度差一点的乘客态度很不好，扫地的时候，拿着扫把，让他把脚挪开，那种态度我完全不可想象，就是一个“礼”字都没有了，怎么对人这么不尊重呢?两岸同样都是中国人，同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
在台湾，我们家里不管走到哪里，我爸爸都会写一个祖先牌位，就是用红纸写上刘氏历代宗亲几个字，然后用玻璃框起来，然后放在供桌上。再放几个杯子，常年不断地放着水果，一天到晚点蜡烛烧香，把屋顶都熏黑了。可回到大陆，我发现不管哪里的亲戚，没有一户有牌位。我们每年过年都要对着老祖先磕头，我有一个在大陆的亲戚，退休了以后来到台湾，她当时手扶着那个桌，想了一会，可是并没有鞠躬，可能觉得这是封建迷信思想吧。
我父母看在眼里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很难受的。
而且很讽刺的是，我发现我不回大陆的时候，大陆的亲戚们，不管兄弟姐妹，还是堂兄弟姐妹，彼此都不联系，我去了以后才联系，我就觉得很奇怪。
有一个亲戚，他的长辈是淮海战役中阵亡的，我爸爸费了好大力，在台湾帮他申领了抚恤金，结果我一回去，他就说，你给我们点钱花花。我当时真的是想逃离，一晚上睡不上觉，一大早起来我就走了，我就在想，故乡怎么会变成这样。
现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的根在哪里，因为经过了这些年在大陆往返之后，知道河南的老家已经没有家了，我们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回去以后看老家的景象，还有老家的人情世故，有一种感觉，老话说，落叶归根，可现在，我们已经无处可落了。
重铺归乡路
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有责任感的执政者，应该主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而非相反。
“如今终于见到了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这是蒙古族诗人席慕容作词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其中的四句。思乡，是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情感之一;归乡，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获得安宁与休憩的重要方式，对农耕文明早熟的中华民族来说，它几乎是一种近似宗教的仪式。
而今天的中国，故乡是许多人的人生起点，但未必是他们的人生终点。一部分生在都市里的人，“籍贯”只是父辈常说的一个名词，他们的乡愁的对象该是哪，不那么容易确定。
史铁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完全即兴。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
这类似于席慕容的乡愁，简言之是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因父母经年累月的教导，即使“已不会用蒙语述说”，然而“根在草原”的信念融进血脉，使她对从未到过的故乡有一种相思。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前行，越来越多的人离乡，涌进城市谋生，短短的三十余年，已有超过一半的国民长年居住在城市。而归乡，也导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定期迁徙——“春运”。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耗费巨资、忍受艰辛，就为了回家过年?因为故乡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这一部分人，人数过亿，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为庞大的进城者群体，他们有故乡，但多数会终老在他乡，故乡恐无收他们骸骨的地方了。而他们的孩子，则将成为完全在城市长大的一代人，如史铁生那样，不知道哪个地方算是自己的故乡，自然也不知道归乡路指向何方。
将来的中国人还要“归乡”了么?这，真是个大问题。
近十年来了，越来越多离乡的进城者，回乡后一次比一次失望。故乡，已非记忆中那样温馨了，熟悉的长辈一个个凋零，一栋栋房子空空荡荡，无序的开发和污染吞噬着广大乡村。更令人忧心的是：乡村已不是一个生态完整的社会了，常年只有最弱势的两类人：老人和小孩留守，靠打工的成年人寄钱回来维持生活，而代表都市文化的电视，也几乎消灭了除打牌赌博之外其他传统的乡村娱乐方式。
乡村凋敝了，甚至有许多离乡的人说，谁的故乡不沦陷?这种沦陷，不是外敌拿着刀枪明火执仗入侵导致的，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借口，城市对本来已处于弱势的乡村一次全方面的资源掠夺。
笔者曾经和吴思先生就此问题，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进行讨论。对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谋生、乡村呈现出“空心化”“凋敝”的状态，吴思先生说，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他认为，这种“凋敝”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只有剩余劳动力从乡村土地上转移到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农业因此出现集约化耕作，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应当说，吴思先生这番话体现了他一贯所持有的历史学家的冷峻和理性，传统农业社会聚族而居、鸡鸣狗吠的“田园牧歌”景象，一定会随着城镇化的加速而消失。
但我略有不同的一点意见是：中国滞后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使附着在这两大制度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差别甚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成本过高，生在农村的人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痛苦。
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增加，城市成为全社会经济的发动机，这当然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然而，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这种人口、资源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不正常、不平等的。
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进了城，他们充当都市社会的“脚手架”，但他们多数人的医疗、养老以及子女的教育，城市的管理者并不为之负责，而是将包袱扔给乡村;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下，乡村的土地一点点被商品房和厂房吞噬。矿产、森林乃至水源，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交易自由”的幌子下被拿走……打个比喻，一个村有20户人家，因城市化转移走15户人家，留下的5户人家足以耕种留下的全部田地——这种乡村人口的减少，并没有导致乡村丧失了活力和生机，留下的仍然是一个完整生态的乡村。而现状则是：20户中所有的壮劳力都进城打工了，他们未成年的孩子以及老人留在乡村——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许多乡村的田地是由日渐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或者在城市无法谋生的弱势者耕种的。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批的种田者老去，一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将来，谁来种地?耕种田地、生产粮食，已不再是改革之初，成为部分农民在城市无法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他们的儿孙，即便户口还在乡村，名下还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也会滞留在城市成为流民而不愿回乡耕作，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耕作的意愿与能力。
辛卯年清明节，笔者返回湘中老家祭祖，所见所闻或许可看成中国乡村的一种缩影。乡村干部告诉我，现在老家清明节比春节还热闹。因为越来越多老家的人，其整个家庭已在城里生根发芽，无至亲在老家，春节回来过节毫无意义，只有老人和孩子还留在乡村的人才有回家过年的动力。而清明则不然，许多在广东、湖南生活多年的成功者，因祖坟还在老家，纷纷开着私家车回来扫墓。
乡村的活人世界，还不如死者的坟茔对进城者更有吸引力时，这显然太不正常了。这一幕不能再延续下去，中国，必须要有新一轮的“归乡”。
这种“归乡”，不仅是在城市居民回乡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也是资本、人才以及有活力的文化的“归乡”，是通过一种长久的、稳定的制度安排，通过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选择，让优质的资本和优秀的人才回归乡村，他们不但能有优于城市的经济收益，在享受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和城市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我认为，这种制度设计，首先应在户口制度上和土地制度上有大的突破，使农民不但有迁徙的自由，也有处置自己土地的自由。
大约五年前，在一次聚会时我认识了硕士毕业不久的李英强，不久以后，这位乡村长大的青年痛感乡村文化的荒漠化，毅然告别都市，和妻子一起回到了故乡，开办了“立人乡村图书馆”。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能如此自觉选择的毕竟是少数，因为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使做出如此选择的人要有着一种宗教情怀以及超乎众人的毅力。比如，不到一年前，李英强的妻子即将分娩时，只能送进当地镇卫生院，然后再转到县医院。这个细节可看出优质资本和优秀人才“归乡”面临的困境，他们可能要在相当的一段时间以牺牲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为代价。
当然，资本和人才不能坐等政府抹平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才“归乡”。但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有责任感的执政者，应该主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而非相反。同时要有雅量，善意对待NGO和民间爱心人士在这方面的努力，譬如为“立人乡村图书馆”、“乡村学校免费午餐”这类发端于民间的活动提供方便，承认自己并非全能，允许非政府的力量来贡献力量并分享荣耀。
我向“愁烦”，说了一声再见
本打算，把她远远地撇在后边
奈她绸缪缠绵，笑语欢，笑语欢
眷眷拳拳，情那样重，心那样坚
我想把她欺骗， 她割断牵连
啊?抛闪?她情那样重，心那样坚
这首济慈的诗，19世纪英国作家哈代在其名作《归乡》开首引用它。书中的主人公克林·姚伯离开巴黎，回到爱顿荒原。他厌倦了都市的喧闹，痛恨都市的不公平，决心用自己的理想和知识改变荒原上乡亲们的命运，然而故事以悲剧告终。他归乡后认识并结婚的妻子游苔丝，有一个“巴黎梦”，希望姚伯带她逃离单调贫乏的乡村，走进繁华热闹的都市。当姚伯让她失望后，她选择了和旧情人私奔，最后落水而亡。
只有当如爱顿荒原一样的中国乡野不但能留住姚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能留住游苔丝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中国社会才会铺就出一条宽阔的“归乡”之路。
北岛：城门开后
在为这座城市的残骸默默祈祷之后，北岛要继续构建自己新的故乡。
旅居国外的日子里，诗人北岛曾写下诗作《乡音》。开头写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语是他在异国缓解乡愁的唯一方式。而结尾则深埋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
2011年11月的一天，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北岛再一次朗诵了这首诗。此时，“中文”仍是他人生行李箱里最重要的物品。而北京，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再也无法让北岛感到思乡的恐惧了。
“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他说。
2001年底，在阔别家乡十三年后，北岛回到了北京。这显然不是一段如他预想的愉快行程，他后来回忆到，在飞机降落时，自己看到万家灯火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是一个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可在儿时的记忆中，北京至少要暗上一百倍。
1989年离开故乡时，北岛见证的是一个尚未消逝的古老城市的尾巴，十三年后，呈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城市，它脱胎换骨，生出一副和许多世界级大都市一样美妙而千篇一律的面孔，这显然让北岛有些措手不及。他发现，自己甚至连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
在居留北京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诗作《黑色地图》，后来他解释道“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
这也成为了他一个念头的起源，他要借着作家的身份，以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重建“他自己的北京”。
于是，2010年末，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这本回忆老北京和童年生活的著作中，北岛把自己视作那个古老城市的看门人，“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在开篇的几章里，作者纤如发丝般地回忆了北京城的光与影、味儿、声音。然后是家具、钓鱼等一些更有故事情节的“事儿”，再后面的几篇，追忆他的成长，最终收尾于《父亲》这个具有精神象征的意象之上。
有书评这样写道，“在这本书中，北岛不仅仅用文字重塑了一座记忆之城，也为归乡的游魂们建立了路标，使他们得以从物质上的细节启程，一路前行，来到一个安放精神的所在。”
以精神上的家园，取代物质意义上的故乡，这或许是这个游子为自己找到的“回家之路”。
他一度丢失了自己的故乡。8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岛和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一起看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他抱头大哭。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北岛知道，回家的路断了。
后来六年的时间里，他近乎疯狂地搬了七个国家，十五个城市，这种感觉“令人惶恐”。北岛说，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发那漫漫长夜。
他为寻找回家之路而忧愁。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里，北岛这样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包括国内的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甚至包括“朦胧派代表诗人”这样的头衔，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乡也是回不去的。
这时，“对着镜子说中文”，也就成为了北岛与故乡之间唯一的羁绊。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漂泊其实不但没有使他与中文疏远，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他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
事实上，身为作家的北岛从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向上气质的精神故乡。“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 就像诗人布罗斯基的一个比喻，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
而2001年的归乡，使他更加确认了地理意义上的故土难回，不是回不去，而是故乡已经没有了。从此之后，他的乡愁变得没有指向性。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北京，也是加州，可能也是巴黎”。
其实，他的乡愁已经开始指向了新的方向，他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他把自己漂泊在外时的经历结集，取名《失败之书》，他觉得“失败”比起“成功”，更能让人安宁。
好比北岛把《父亲》一文视作他与父亲的“和解”一样，《城门开》这本书，或许也可以看做他对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道别，在为这座城市的残骸默默祈祷之后，他要继续构建自己新的故乡。
2007年8月1日，在旅居欧美近二十年后，北岛定居香港，执教于中文大学。1987年，诗人曾经来过这座城市，当时留下的印象是，这里拥有秩序之美，但它的效率太高以至于没有缝隙，艺术无从生长。
“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北岛这样定位自己与香港的关系。
尽管自己脚下是很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但北岛并不试图寻求回到故乡生活，他说：“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对于这位花甲之年的游子来说，精神上的自由舒适最重要。
他还乐观地认为，香港有着独特的文化生态，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比如国际化程度很高，除了改变香港本地，也会影响到大陆。况且，相对于以前在美国小城市教书时得首先考虑“在哪里能买酱油”，香港的生活环境已经够好了。
当然，一切还可以做得更好。2009年和2010年，由北岛亲自策划的两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成功举办，他希望借此改变这座城市没有诗歌传统的文化生态。2010年刚刚举办的这一届上，有一个诗人与香港中学生诗歌分享会的环节，活动结束后，北岛特意叮嘱学生们去买一本诗歌之夜专门制作的诗集，一本只有一瓶水的价钱。
在一次名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演讲中，北岛说道，“没有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加入，一个再富裕的香港也是没希望的……”
或许，这句话适用于每个人的故乡。
对话北岛--重建故乡，首先要自我唤醒
Q=《中国周刊》
A =北岛
Q：您在《城门开》的序言中写道，自己要用文字重建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您否认的是什么，重建的又是什么?
A：那是悲愤之言。你想想，当一个游子回到阔别了13年的故乡，一切变得面目全非，那有多么绝望。幸好我是作家，还能用文字召回往事与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故乡，首先要自我唤醒，如果可能的话，再唤醒别人。
Q：您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您的思乡病，因为北京已经不是您记忆中的城市。治愈某种疾病，本应该是喜悦的，可对您来说，是这种情绪吗?
A：那次回乡使我终于意识到，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没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运，一个漂泊者只能四海为家。治愈，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彻悟”。
Q：您曾说，自己前几年曾经回过上海、苏州、绍兴等城市，发现它们和北京一样正在被“毁灭”。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A：两年前，《今天》杂志做了个“中国当代建筑专辑”。我们请人采访了一位很有名的城市规划师。他在访谈中说，在短短几年内，由他亲手改造的城市就有几十座，其根本方法就是成批复制。只要听听他大言不惭的口气，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掌握我们城市命运的正是一批和这位规划师水平相当的技术官僚，他们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改造基本上是无知加傲慢。像这样的城市规划师，其实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Q：您曾说，自己选择定居在香港，除了它保证您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也因为内地学术氛围浮躁，“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这是否也就是说，在故乡的物质层面发生巨变的同时，人的精神状态也和过去不同了?
A：我深知自己的弱点——定力不够，回国几次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眼见着不少当年的朋友纷纷被金钱或权力打倒了，我若身在其中，又如何幸免?我说过，物质主义可比集权主义厉害多了，它无所不在，让人失去反抗的能力。
Q：您在《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中写道，您梦想着“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在您看来，我们的故乡是被物质主义毁掉的吗?
A：回答已经在我这句话的陈述中了。
Q：您曾说，自己在海外漂泊，对于生活多年的加利福尼亚现在也有乡愁。这是为什么?
A：我对很多住过的地方都有乡愁，这难道不正是四海为家的常态吗?比如加州的戴维斯、巴黎、纽约、柏林等，如今再加上香港。
今年的“青海湖诗歌节”上，我读过自己的诗作《回家》，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我读的是《乡音》，两首诗都和故乡有关。如果细读这两首诗，你会发现，那是对所谓乡愁的形而上的思考与感受。对于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汉语就是故乡。这是在更深层意义上的认同。
Q：您曾在发言中提倡青年“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诗意地栖居”，是否是您对故乡的一个衡量标准?
A：“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的话，简而言之，指的是行尸走肉般苟活的反面。无论我们住在哪儿，生活多么艰难，都应该有一种向上的精神维度。这本来是常识，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
Q：在去年的采访中您说，香港不会是您的永久居留地。那么未来的您，将如何选择自己的终老之地?
A：对认定漂泊的人来说，我从不预测也不计划自己未来的行踪。记得二十岁当建筑工人，我的师傅说得好：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包含了千百年来流离失所的老百姓的真理。
Q：您可否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的故乡?
A：小时候，我常画这样一幅画(恐怕很多孩子都画过的)：一条小河，一棵树，一栋小木屋，从烟囱冒出炊烟，再加上太阳和几只小鸟。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故乡。
梁鸿：当代乡愁记录者
梁鸿用《中国在梁庄》，让每个人看清自己故乡沦陷的模样。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的乡愁。
一直到成年，梁鸿才吃到第一碗家乡美食——河南烩面，“用盐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头汤，放上木耳、海带和粉条，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叶子、萝卜樱子做成的干菜，一大碗，热气腾腾，很滋补，真香。”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她轻叹一声。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乡愁的模样。
乡愁记录者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回忆说，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每天，上学的时候，梁鸿说一声，妈，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亲，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只发出一声“啊”的哭声，算是回应。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实际上，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更多的时候，留在故乡的姐妹们替她到母亲的坟前磕几个头。
可是每次回梁庄，梁鸿都会感觉村庄在发生变化。
梁鸿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耍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她和耍伴们就偷偷去采莲子。
“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梁鸿笑出声来。
可如今，滋养了莲子的水塘已经成了死水，青青的荷叶再也长不出来，一层层的绿藻漂了起来，像一块黑绿色的脏抹布盖在水面上，上面还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
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也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被改成了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已经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原来升国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门的老乡告诉梁鸿，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当废品卖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甚至是羞耻之心。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中间一段时间里，梁鸿觉得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了。她不时地问自己，“这个故事背后的痛苦有谁能够关心?乡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湮没和牺牲，沦为一个个城市赝品吗?乡土中国在慢慢终结吗?”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她发觉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梁鸿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可还是不行，最后，她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
在梁鸿看来，用什么样的文本来处理，意味着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呈现。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把自己当做这种声音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梁鸿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她从穰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邻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来了，每人穿着一件黄大衣，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们成为了最早从梁庄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鸿和其他庄里人眼里，“像一个神话一样”。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
她的少女时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离开梁庄，到河北做砖厂，在火车站帮着找工人。菊秀告诉梁鸿，自己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番样子?
在梁鸿的记忆里，菊秀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在接到穰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后的河边跑啊，跳啊，唱啊，疯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俩在当时“雪白的沙滩”上，恭敬地写了一句话：“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个那么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后完全被生活压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说这番话的表情，梁鸿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来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写封信回老家，他问一个老人邮局在哪里。对方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梁毅志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
可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长得洋气的柱子16岁到青岛一家首饰厂打工。干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庄了。他经常吐血，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止住。到后来，只要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柱子的兄弟姐妹凑钱给他治疗，可是没挨到柱子死，他们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父亲告诉梁鸿，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一连串的问号在梁鸿的脑海里浮现：他们在城市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想梁庄?他们的精神与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把梁庄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图上罗列出来：广州，东莞，青岛，西安，北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从2010年年底开始，梁鸿就一个人去那些标注在地图上的城市，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梁庄人在城市里的日子。
“梁庄在中国。如果能把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生活状态写出来，能够展现当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眼下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每一个人的乡愁。”她说。
“乡愁就是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刚从老家回来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离开梁庄，来到西安卖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鸿到的时候，梁弘志刚从梁庄回来。他回梁庄治腿了，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医院，医院说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梁弘志听了，二话没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就回了老家穰县的骨科医院，板子一夹，纱布一裹，花了150块钱，就把腿治了。
其实，梁弘志从县里回了梁庄，住了20多天，吃饭，喝酒，打牌，花的钱都超过一万了。梁鸿问他何苦这么折腾，梁弘志嘿嘿一乐，我回家了啊，开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鸿一年多的访谈调查里，这不是孤例。有老乡得了痔疮，就从青岛赶回梁庄，赶回穰县，算上路费和回到梁庄的人情世故，花费要远超过在城市里的治疗费。
“可他们都选择了回到梁庄。在城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城市给他的异己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乡愁。回穰县，回家，花的钱多，他心里觉得踏实。”梁鸿说。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这是一片拆迁区，本来说要拆，可是后来又不拆了。从来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经常断电。
以梁弘志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梁鸿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说，“打死也不会在西安，要回梁庄!”
梁弘志已经在梁庄盖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儿子结婚，他们回梁庄住了一段时间。“梁庄美啊，呆着就是舒服。”
对于西安的感觉，梁弘志则归结为朴素的一句话：“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着咱的鼻子骂。”
“他们没有被城市吸纳，”指着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鸿说，“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到一个制度里面，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他们心里，他们内心里遵从了这种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
梁鸿的西安之行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着，头顶上仿佛只有一线的蓝天，蓝天是那么窄，那么高，似乎永远触碰不到。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鸿还有一个堂哥。有一段时间，堂哥发觉自己特别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糖尿病。堂哥听了，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堂嫂说，要不然，你回梁庄住几天吧。堂哥开了些药，就回了梁庄，“感觉病也好了一半，也没有再瘦，它没有要我的命，高兴坏了。”
“这就是乡愁，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去表达，”梁鸿说，“乡愁在他们那里就是——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乡关何处
在东莞虎门镇，梁鸿见到了老乡梁东来(化名)。1997年，梁东来高中毕业，从梁庄来到东莞。十多年的打拼后，他从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个小老板。
梁东来做的是童装生意，一个小作坊，有十多个工人。最好的时候，梁东来手里有差不多一百万，而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他的钱差不多赔光了，勉强维持。“撑不起，就从小老板再做回打工仔呗。”
可当梁鸿问他“将来去哪里时”，梁东来没有了这份淡然。他不想在东莞买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庄，“回去没有希望”，况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经塌了，“将来赚了钱，可能会去郑州买房子吧，可这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梁鸿清楚地记得，在那间“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工厂”的作坊里，梁东来说这番话时的表情，“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乡关何处?在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里，这个问题不时地冲击着梁鸿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与一位在北京买了房的老乡聊天。原本是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可老乡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们镇上买一个房子，和原来的老邻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个门儿去敲，死了之后有人抬棺材。”
前两天，梁鸿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讲座。讲到土葬政策，梁鸿说，土葬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独特的情感传递，是不是应该用更包容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土葬政策?
话音刚落，台下一个老太太就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是用棺材，埋上土，一个棺材上面种一棵树，在树上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他是谁，从哪里来，这辈子做了什么，到时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绿色的树林。
“多好的一个画面!树根紧紧包裹着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宫，母亲的子宫，那么的有安全感，”梁鸿不禁唏嘘，“那是回归大地的渴望，落叶归根的乡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却告诉梁鸿，在他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可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鸿遇到了一场“城市里的葬礼”：四个人抬着一张小桌子，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头应该是老太太的女儿，哭得伤心，可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尴尬，想哭又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整个场景显得不伦不类。”梁鸿回忆说。后来，她知道了，这是一群农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规矩，进行一场葬礼。
“他们在城市里，依然要坚守乡村里的规矩，”梁鸿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勇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里面维护着故乡的习惯。”
“如何回到故乡”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故乡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乡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
也有人写评论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去年上半年，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顿了一下，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2011年年初，《中国在梁庄》获评某个门户网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梁鸿去领奖，登台发言那一刻，她说，梁庄那些熟悉的亲人、乡亲和风景，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她眼睛里闪着泪光，哽咽了：“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最近，梁鸿有一个设想：回梁庄盖一个房子，办一个村图书馆，或者给梁庄的孩子上上课，放放电影。她把想法告诉父亲，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几个好，主动请缨做管理员。现在，父亲几乎每天给梁鸿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梁庄找地方。
5月份，梁鸿接到了一个邀请：给参加“百村调研”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做一场讲座。
“本来不想去，”可她转念一想，“讲座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官员的心灵，在未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与某一个‘梁庄’相遇，希望能够让他们多点对‘梁庄’的爱，他们是能够改变千万个‘梁庄’命运的人。”
梁鸿如约出现。那一天，面对人手一本《中国在梁庄》的600多名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她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回到故乡》。
对话梁鸿--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Q=《中国周刊》
A =梁鸿
Q：近年来，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您怎么看?
A：是的，乡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种感觉更多的是出于对乡村现状的不满，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凋落，没有秩序，而不单单是家里的老屋塌了，记忆中的河流再也没有鱼。现在的中国太快了，整个社会病态的发展，在乡村有一种显性的体现。这些一下子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强烈的感觉，自己的故乡沦陷了。
Q：我们今天的“乡愁”，更多的是什么呢?
A：乡愁已经不再是李白的乡愁，也不再是唐诗宋词的乡愁，不再是狭义的乡愁，现在的乡愁已经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乡愁，中国的乡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都市里，以都市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去看农业文明的乡愁，与农业文明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农业文明，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没有变的，而现在的乡愁，是在高速现代化发展下，人的本源被急剧地抛弃的，人与自然没有关系了，与四季没有关系了，被孤零零地悬在都市的钢筋水泥里，这时候的乡愁是怀念人的自然属性，想念的是与自然、与大江大河的一种相互偎依的感觉。
Q：乡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A：乡愁是有质的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更多的是寻找一种传统。
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愁是对于农业文明的一种想念，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精神方式，农业文明下的状态与四时相合，春种秋收，晨起昏睡。
现在，“乡愁”的背后，是隐蔽的多层制度与歧视：城市不能给他很好的安定感，归属感，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在一种常年被隔离的状态下，看起来很像融入了城市，实际上是被隔离，这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被所谓时代的潮流裹挟。现在，到了我们该反思的时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再不思辨，恐怕以后就没有什么好思辨的了。
乡愁，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如何保持自性的问题。
Q：如何保持自性?
A：现在我们的文明，与四时、季节、植物是没有关系的，它貌似是超越一切的。人无所不能啊，无所畏惧了。所以，康德说过，望星空，只有两种事物让我们敬畏，这就是浩瀚无际的星空与我们内心的道德，可是星空和道德似乎消失已久了。现在没有这种敬畏感了，人太狂妄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乡愁的，它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在每个人的心里蔓延。
你回到家乡为什么会感到特别舒适，因为你觉得自然界还在，你突然找到一种生存感，一种活着的感觉。当代的乡愁，是有一种巨大的批评在里面，一种传统的回望，只是我们没有去清晰地梳理它。
Q：现在，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
A：是的，现在的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当你有一天，你回望，突然发现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传统反映在生活的丝丝缕缕中，你的根没有了，人生活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你连回头的地方都没有了。
现在的我们，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物质、金钱与权力，这个社会怨气冲天，你去烦躁，去抱怨，去不择手段，觉得社会亏欠你太多。在滚滚洪流中，需要一点定力，稍微拉回一些自己，这需要很大的反省能力。
Q：如何找回我们的故乡?
A：找回故乡，广义上，实际上是找回曾经支撑维系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最朴素的道德方式。
找回我们的故乡，需要我们重新思索自己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关系。从自己的故乡出发，思索自己的家人、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需求，然后再来思索这个时代的发展。
人类社会肯定不止趋同性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共性高速一体化的发展下，怎么样重新找到自我，就是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故乡，这既是自己的自我，也是民族的自我。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找回它，否则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点寻找的欲望和痕迹，我们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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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农民“被上楼”之后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不是啊，他住在别的小区。”20岁的门卫室保安小葱回应道。一年前，恰逢村委会招聘保安，小葱来到猎德复建区保安队工作。村里除了保安队，还多出了电工、物业等部门。
作为广州首个整体改造的城中村，珠江边上的猎德村地处广州CBD珠江新城的核心地块，距离广州的新城市中轴线不到200米，占地3.2平方公里，毗邻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地点海心沙。
上世纪90年代，村里土地陆续被征用，村民们纷纷洗脚上田，转而做起租房生意，猎德成为广州有名的城中村，容纳过1万多外来暂住人口，数量超过本村户籍人口。
猎德村曾是拥有九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岭南水乡，村中水网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现有总人口七千多人。经过近千年的积淀，猎德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村内保留着大量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石板街等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建筑。但这一切随着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几乎荡然无存。
2007年9月，富力、合景泰富联手在广州土地拍卖会上取得猎德地块。作为珠江新城内规模最大的商业用地，该项目占地11.4万平方米，总地价达46亿元，总投资达100亿元，创下珠江新城拍卖史上最大商业地块、最大建筑面积、最高投资额的纪录。广州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由此拉开序幕。
2010年9月，改造后的猎德复建房全面落成，近八千名村民参与摇珠分房，以外界风传的每1.5分钟产生一位百万富翁的速度，完成了村民与城市的黏合。然而，他们由村民迈向市民之路，还远远没有完成。原来密密匝匝的大片三五层小楼，变成了37幢二三十层高的住宅楼。随着居住形态改变的，有人际关系，有生活方式，有物质上的回馈，也有传统文化和精神上的失落。猎德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面临改造的城中村一样，正书写着一个建筑重建，以及更加艰难的精神重构的过程。
有房出租
一位80后女白领在看过猎德出租房后，对于是否住在这里犹豫再三。尽管这里已经实现了高层公寓标配，坐拥小蛮腰、海心沙等羊城美景，租金在同地段极具性价比，她还是给出了一个微妙的理由，“总有城中村的感觉。”
一旁的包租婆陈美欢不断强调，“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家具都是全新的，专门从厂里定制”，脸上流露出高度职业化的热情，在低头翻看手机的间隙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她当天接待的最后几拨看房者中的一个。时近黄昏，汗衫早就湿透了，她努力在粤语和普通话之间来回转换。
确切地说，陈美欢手头上握着的几个房源都是替亲戚朋友代租的，她自己的房子很早就租出去了。每天，陈美欢挎一只小包，腋下夹一块纸板广告，跟几个“私人中介”一起聚集在小区门口。他们很容易从路人中识别出看房者，追上去热络地介绍生意。
媒体报道，去年9月底猎德村回迁时，七千多人分六千多套房子，按3人一户计算，村民自住仅需两千多套，剩下近四千套房子可用于出租。
租房生意终于从城中村逼仄的夹缝里挣脱出来。这些完全是现代化小区标准的高层住宅将他们垂直送到各种高度和角度，也就有了出租广告里的“无敌江景房”。亚运会后，珠江新城的房价全线看涨，猎德村的房子也成了抢手货，“75平方米的小三房最合算了，2800元。还有60平方米的小两房，2600元，都铺了地砖，卫生间和厨房都装修过了。”
直到同住一层的另外3户都变成了租客，陈美欢才发现自己跟邻居谁都不熟，“其中有一户，差不多半年，我还没见过他们家的一个人。有些租给公司做办公室，也见不到什么人。”只有在小区楼下，她才能碰上几张熟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大声聊天。“这里总是很吵很热闹，跟别的小区不一样，现在又有很多租客，反正什么人都有。”
陈美欢现在面对的租客是一群更“高端”的人，大学生、白领、外国人，湖南话、东北话、英语……80后白领小廖，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翻译，以前住在白云区三元里一带的城中村里，今年搬来猎德与3个朋友合租了一套75平米的房子，三室一厅，每月三千多块房租。在小廖的印象里，房东就一个字，“拽”，房租基本没有还价的余地，“这里的环境比城中村好，住得舒服，也比较踏实。”
然而，新租客与村民之间的观念分歧也相当鲜明。春节村里放鞭炮，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搬进不久的马小姐意见极大，“太吵了，噪音分贝超标，严重干扰正常生活!”为此，复建区里又掀起一场争论：要不要禁止这些旧习俗?村民认为，如果放鞭炮、敲锣打鼓都反对，那还有过年过节的气氛吗?
村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扰民的旧习俗能慢慢改掉，先为他们划出公放区，然后再慢慢禁止!毕竟回迁的关键是‘融入都市’! 否则只能看着钱从手缝溜走……”
老人们的后现代生活
正午，某单元内，两个赤脚的中年男子正在乒乓球桌前打球，底楼墙上贴着禁止饲养大型犬类的通告，以及一张宣传不乱扔烟头、不乱吐痰的打印稿。电梯里宽敞干净，冷气十足。
84岁的梁四妹和老伴冼志国住在4层，门上刷过一层光溜溜的红漆，外面还添上一道防盗门。60平米的房子，一厅两房，地砖光亮，有电冰箱、洗衣机、29寸的彩电。梁四妹有3子3女、12个孙子孙女、3个重孙，全家总共三十多人。电视墙上挂着的一幅全家福，是2008年底全家在珠江新城的合影。
梁四妹早晨5点起床，抓两把米放进电饭煲煮点稀饭，热一下前晚吃剩的肉，或者煎个鸡蛋。早饭后，她独自出门散步，活动范围不外乎沿着小区花园的小路走上一两圈，九十点太阳大起来，她开始往家里走。
老伴冼志国从不在家吃早饭，他喜欢出去喝早茶。“以前住在猎德(城中村)，楼下有早餐店，一笼包子两盅茶，几个老伙计可以叹一个早上。”2007年猎德村拆迁后，冼志国一家搬去员村住了3年，在那里，冼志国又结识了一帮老伙计。
回迁后，冼志国喝早茶的习惯没改，却很难在附近找到一家中意的早茶店。每天早上，只要天气好，冼志国都会出门，到距离小区一百多米外的猎德码头站，坐上293路或44路公车，6个站后在员村二横路站下，找他的老伙计饮早茶。
冼志国耳朵听不见，总是沉默寡言。家里人都担心他听不到声音，过马路不安全，幸好，每次他都平安回来了。
除了二女儿，梁四妹的其他儿女都住在猎德。大儿子住在两三百米外马路对面的小区，二儿子和大女儿都住在靠近肉菜市场的小区里，小女儿住在“村委会”那头。从梁四妹的小区走过去，要穿过一条马路以及一个小区。
拆迁前，她3个儿子的3栋小楼相互挨着。大儿子的30.5平米，5层半;二儿子31.5平米，4层;三儿子29.8平米，3层。“以前的房子，都是坐北向南，冬暖夏凉，自己的房子想怎么建就怎么建，现在像被困在一个盒子里面。一家人东南西北地分开了。”
梁四妹的大外孙女阿芬，嫁去东圃珠村，户口仍留在猎德，猎德的集体分红她也有份。儿子阿俊的户口也在猎德，阿芬便带着儿子搬回猎德住，在一家快餐店里负责送餐。除了工作轻松，她的空闲时间也多，每天都跑来梁四妹家照顾两个老人。梁四妹每3天给她100块钱买菜，每月还付给她1300元的工钱。“如果去家政请保姆，包上吃住，每月得花费2000块呢。儿女又住得这么远，有点什么事，跑过来都要很长时间。”
“现在的房子很复杂，鬼灵精怪的，厕所连着厨房多不好。两个阳台浪费了，房间又这么小，仅仅能放下一张床。我小女儿的房子也是这样，外孙的房间安放一张小床后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后来他们把墙壁推倒，向大房间移出了一点空间……”
阳台的两扇玻璃门上各贴着一张写有“小心玻璃”字样的橙色小纸片，那是阿俊贴的。因为玻璃门不容易看清，梁四妹进出阳台时撞到过好几次。她觉得阿芬有时甚至比她的儿女更重要。
上楼
“从广州来的吧?”面对陌生人，村民习惯这样问。在外人看来，这里无疑是广州最耀眼的CBD，但那个广州，在他们观念里，却并没有更近。
小区里一幢两层写字楼外面挂着“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牌子，它被这里的人习惯性地称为“村委会”。2002年，猎德村撤消村民委员会，建立公司，实现撤村改制。“村委会”大楼外不大的广场两侧，农商银行、五金店、西饼店、日货店、理发店、房产中介所等都集中在这里，几乎囊括了一整个村的日常生活所需。酷暑难耐，小店的生意都不太好做，偶尔有小孩冲进小超市买冰淇淋。
小区里不时传来夹杂着地道粤语的对话，在村民看来，那些都是最自然不过的话，“相当于语气助词、结构助词而已”。外来的租客却难以理解，“怎么男女老少都这么粗鲁的?素质……”
楼道和电梯里挂着“抱歉”、“打扰了”、“拒绝高空抛物，共建安全文明社区”等宣传标语，墙壁上还能看到红色的涂鸦，楼道窗台上摆着一双带泥的蓝胶鞋。
两个月前，李婆在进电梯时摔断了腿。因为动作慢了，她被关上的电梯门弹了出来，摔在地上，在医院里住了1个月。这次事故花去了家里48000块钱，因为买了医疗保险，保险公司负责一半的医疗费。对于坐电梯，她也渐渐不像刚搬进来时那样心慌。
“有些老人家不认得阿拉伯数字，坐电梯就成了麻烦事;有些老人家刚开始不习惯，不会按键，或者不会看在哪楼停，电梯上到了顶层，又重新下来。”一位猎德村的年轻人说。
李婆的外孙康记每天中午放学后都会来家里吃饭。康记今年13岁，长到了1.65米左右，虎头虎脑的。他家住在村委会办公大楼那头，从李婆家的小区出去，要穿过另一个小区才能到。那里算是如今猎德的核心区，因为“村委会”就在那里，对面还有附近唯一的肉菜市场。
康记在猎德小学读书，每个年级两到3个班，每班三四十人。2007年拆迁时，猎德小学也一并被拆掉了，现在的校舍是租来的，从猎德小区步行过去10分钟。康记的班上49名学生大部分是猎德村的小朋友。他们刚刚考完小升初考试，下学期，将一起直升天河中学。
康记并不关心这些，他心里琢磨的是这个暑假该怎么玩。“以前小巷子里有很多伙伴，很多小玩意，现在大家都打羽毛球、乒乓球，除了运动还是运动。去游泳池玩过几回，但我以后都不想去玩了。每次10块钱，两个半小时，贵!水很脏，人又多。学校变新了，但比以前小了一半。这里一到晚上外面马路上的车很吵。”
“我们以前住的房子都比较矮，一般三五层楼高，这些楼虽然没有规划可言，但上下很方便，邻居之间在自家窗口吆喝一声，对方就能听见了。现在就不大一样了，一回家就关上门。人们也会到楼下散步，碰到街坊邻里，但是比以前少了。现在住二三十楼，如果临时要买点什么，都懒得下去，所以慢慢习惯买很多东西放冰箱里存着。虽然有电梯，但哪里能像以前住三四楼那么方便呢。”一位村民说，“以前生产队长管理土地，分配劳动，现在就负责贴通知，村里有什么事要讨论就靠他聚集一两百号人。”
下楼
麦姐的小女儿嫁出去了，因为在猎德分到了房子，又带着丈夫儿子回来住。女儿白天到棠下上班，女婿给私人老板开车，运的是“淤泥”，晚上开工、白天休息。“那些废弃物臭气熏天，只能晚上开工，如果白天运，被警察发现了，要被重重罚款的。”以前女儿在猎德开过小店，因为生意难做，只开了一年半就不干了。相比之下，麦姐还是愿意女儿打一份稳定的工，“虽然工资不高，但每月固定有那么多收入。做生意，起早摸黑，搞不好还会折本，一天到晚操心不停。”
麦姐一家读书都不多。她从小不识字，“阿姐是社会大学毕业的，盲字都不认识一个”。老公认得几个简单的字。小女儿读到了小学毕业，其他几个小孩都只读了一两年书也就不读了。“自己不想读，也就由得他们了。以前家里穷，就让他们早点干活持家。”到孙子那一辈，很多也只读了几年书。“这一点就让别人很看不起。”麦姐说。现在她只寄希望于两个小孙子以及重孙们。“以前不识字去哪都能揾两餐，现在不读书哪能行啊!”
年近五十的李钦平日里喜欢到祠堂转转。他常穿一件暗色的格子T恤，灰色的粗布长裤外套了一双中筒胶鞋，鞋底边缘还粘着干掉的泥巴。从外表看来，的确很难将他与几套闹市洋房的主人身份联系起来。他在一个停车场当过清洁工，3个月前辞职，一直赋闲在家，为找工作而头疼。
“集体经济分红也大约每月每人1500百块的补贴，但只有1995以前出生的人才能享受分红。从外面嫁来的媳妇，1995年以后出生的小孩都没有分红了。这样一来，就相当于一个人养全家三四口人。此外的收入来源是房租，但宅基地是属于原来大家庭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房屋出租。”李钦说。
在猎德，像李钦这样的壮年劳动力，很多缺少文化和技术，洗脚上田后，面临着再就业的难题。李钦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不会用电脑，而他周围的世界，正以信息爆炸的姿态奋力扩张着。“现在是电脑时代，字都不会打一个，做什么都不灵。我们就跟不上时代啦。”
外人认为的“边度使做野啊，有阿爷养着，唔使做都有得食”，在李钦和他的同族兄弟看来却是另外一番滋味：村里有些单身男女顺利找到了对象，用的是几套房、富二代的噱头，而他们却还在为找工作而头疼。“猎德村出了名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好的影响，例如揾工，你报名，打电话过去说你是猎德村的，人家就怕了，人家会觉得你有钱了，以为你们都是千万富翁，工作态度不认真，就不信任你。”
李钦觉得自己就快被时代抛下了，周围摩登繁华的一切仿佛与他没有关系，尽管他们之间这样近。他只要走过村前面那条街，就能看见一幢幢整齐的棕红色高档住宅，里面有咖啡馆、大超市、体育场，那里象征着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他羡慕不来，也从不羡慕。
高楼里的神龛
端午节前夕，一个聚集着白领、民工、猎德青年的QQ群异常活跃。那几个晚上，热爱扒龙船的猎德村年轻人都要在QQ群上热烈讨论、分享心得，兴奋地在各自的微脖上晒照片、视频。“好在猎德人对扒龙船还挺狂热，连这个都荒废了，那就太可惜了。”有人在留言里这样说。
“我们这一代还经历过旧村，还下田干过农活，摘过果，锄过草，能吃苦，而现在的小孩，从小没吃过苦，你让他去扒龙船，一身水一身泥，累得筋疲力尽，他未必感兴趣。再过几代，这个玩意荒废了也不是没可能。”陈烨是活跃在QQ群里的一位80后摄影师，他对自己猎德村村民的身份颇感骄傲。
陈烨和妻子、儿子住在复建区一套75平米的房子里，父母和弟弟住在附近一套100平米的房子。陈烨家的客厅里还摆着一个神龛，供奉着先祖。墨黑色的架子，盆子里的香火燃烧着。每逢初一十五，他都会随母亲的习惯上香。“这是岭南文化特色。有人批评这是封建迷信，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祖先的敬畏。”
陈烨是猎德村的第三代人，上面除了父母，还有外婆，都是土生土长的猎德人。陈烨的童年是在村里的田埂林间度过的，“3岁就被爸爸丢到涌里学游泳，在河里捉鱼摸虾，十几个孩子一起玩，那是真的青梅竹马。”在他的记忆里，猎德村曾经一年四季盛产水果，荔枝、龙眼、黄皮果、杨桃、，通过水路运到香港、澳门。
他没有走上大多数猎德青年外出打工的老路。学美术出身的他现在从事专职摄影工作。2005年起，他开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猎德村的古树、祠堂、龙船、河涌，以及每年的龙船赛。“扒龙船是每个村里男孩从小就有的爱好，早上五六点起来到埠上等龙船霸位，我们对这个很狂热的。”
尽管时常出入高档酒店、会所拍摄照片，陈烨跟同龄人的心态还是不太一样，他总在担心有些东西在他那一代还有传承，再过一两代，老人离世后，就会永远地消失了。比如他刚两岁的儿子，每天面对的就是布满房间的玩具，再长大一点，就送进了幼儿园，“他哪儿会知道以前那些事。”
“现在的祠堂都建到一处了，集中在一个区域，在其他地方都见不到，这其实不对的。祠堂是很讲风水结构的，每个祠堂前必须见水的，像李氏宗祠前就有一个很大的水塘，龙母庙前也有一个水塘，但现在李氏祠堂后面的林氏、梁氏、麦氏宗祠就见不到水了。以前我们村有十多个祠堂，每个祠堂前都能见水的。现在没办法，所有的祠堂都集中到一块地方上了。”
“在祠堂摆酒席，承包给专门的酒家，去到那里就有得吃了，也不会觉得麻烦。我们更倾向在祠堂摆酒席，更有传统韵味，方便族里的亲人过来，比酒家热闹很多。当然也有人喜欢去酒家摆的，可能觉得高档些，但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在乎这点的。有些外面的朋友反而喜欢我们这里，觉得在祠堂里吃个饭喝点酒蛮新鲜的。神龛、祖先位，岭南人家特色嘛。很多家庭都有。”
陈烨指着对楼密密麻麻的阳台，很快就把同村人的阳台从晒满衣服、堆满杂物的阳台丛里找到了，“一个是风车，一个是神位，你在阳台上看到这两个东西就知道这是村里的人了。有些人还喜欢在阳台上种菜，自己种来自己吃，就跟过去一样。”
那些晒满衣服、堆着崭新脸盆、电器纸盒的阳台才更像是租客的，而他们正在用一拨又一拨的更替速度占满整幢大楼，又将一波又一波新的生活带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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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城市化抹平一代人记忆
南方网
冯骥才与总理的谈话主要涉及了目前热火朝天的城市化进程对乡土文化的破坏问题，作为古村落文化的研究者与积极保护者，冯骥才对于破坏原因可谓毫不讳言，甚至是痛心疾首地指出了两大症结：一是商机，二是不良政绩。他直言，一些地方正打着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幌子唯利是图。冯的判断显然没有错，但还可以更翔实地描绘一整套实施破坏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背后最重要的背景在于改革开放所设定的主题，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化在整体上获得了无可指责的合法性。而在微观层面，城市化与商业开发、地方G D P的增长，以及官员的升迁成功实施了捆绑。这套机制的快速运转使得城市化进程主要以政治与商业为基本动力，而农民、老城居民则被动地被裹挟进来，同时，许多历史建筑自然也不能避免被摧毁的命运。
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博弈力量对比悬殊，农民、老居民显然无法与政府、开发商形成的利益集团进行较量，这就导致了“暴力拆迁”现象陡增，同时，这也使得社会的目光主要还是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利益分配问题，即拆迁补偿问题。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农民、老居民在城市化前后的文化归属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历史记忆问题都被搁置了。
更为具体地说，我们常常在主流媒体看到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新城从天而降的图景，然而，在这些图景的另一面，则是原本居住于此的人们被打散抛入由权力意志设计好的一个个角落的现实。
在这样一幅不同于主流视角的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无论是乡村还是老城区，各种旧式的建筑都被高效的推土机迅速铲平。不过，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铲平的绝不仅仅是在开发商和政府眼中陈旧的建筑、街道，铲平的也有许多根植人们心中的记忆与归属感。以广州为例，很多风格独特的骑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再规划中都遭受破坏乃至摧毁的结局。
这种扼腕之情，恐怕是陶醉于城市化之伟大情怀的官员们所不能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这并非文物单位所标注的受保护建筑，所以就谈不上保护历史建筑。他们并不明白，这样一座旧式建筑很可能构成了一个村庄的人或是一座城市的人的人生记忆。这种记忆并不停留于我们是否记得它的模样，而在于它作为一种人生的印记驻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而对于我们活着的人而言，拥有记忆并非没有拥有财富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记忆的重要性，但却因为记忆本身而感到生命的厚重。
同样的，目前粗鄙的城市化让很多原本处于熟人社会的人被打散分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很多人的一套生活伦理、文化归属感也随之被冲散了。尤其对于老人，可能原本在一个村庄、社区里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每天到哪里去、和哪些同龄人、一起做什么都已经形成一套固有的模式，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他们从一个招呼、一次交流都可以获得一种存在感与尊严。但如果将他们挪至一个崭新的高层住宅，豪华的设施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陌生人的社会与狭隘的沟通渠道才是他所能感触到的。
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可谓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不过，我们生活在城市里，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丰裕，还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在今天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权力意志主导的物质积聚，也看到了被动卷入城市化的人却成为城市的“他者”。社会正在麦当劳化，人们在单极秩序的掌控下要么娱乐至死，要么成为宅男宅女，可以想象，若干年后的年轻人，他们将是没有归属、没有记忆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