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不想解释的句子: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2011年06月07日11:22南方报业网任曙林 姜弘我要评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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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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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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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
“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筲这是一组温柔而敏感的摄影，以至不像摄影，而是悄然的凝视，凝成永逝的八十年代。那是中国都市处于前现代文化的最后一个十年，北京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校园风格在那十年中，临近终结，此后，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遍布北京校园的朴素设施、朴素装扮，大抵换代更新了:五六十年代的房舍、旧式的课桌椅、木质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还有辫子、粗布鞋、国产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携手的姿影……莫不连同每幅照片中无所不在的八十年代的神态，逐渐地，永久性地消失了。———陈丹青
1初拍高考
1979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单位有个同事突然告诉我:今天高考，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我当时的反应是激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单位离家很近，有一所中学在家附近，有考场，我赶到那里时，各色考生正在进入校门。
几把课椅放在大门口，两三个老师坐那儿，考生来了，起身，看看准考证，又坐下来闲聊。考生三三两两，陆陆续续，骑车的，走着的，有说有笑。校门口聚集着一些老人和中年妇女，几个小孩追跑打闹，有点像新学年开始的样子。我把自行车放好，走进校园，甚至在楼道里转了转，做考场的教室门上贴着封条，从教室后门的瞭望孔里，看到了摆放整齐的课桌椅。多少年后，我还奇怪，为什么管得这么松?
桌椅单行摆放，老师用脸盆打来水，把它撩在间隔的地上，降降温吧。楼道里排着一溜课桌课椅，考生在进教室前把带来的书包依次放在上面，小纸片上面写了号码，一张给考生，有绳的一张拴在书包上。开考后，我发现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几个白瓷杯子，没把儿，杯口上方有一圈蓝道的那种，谁渴了，举手，老师会送水过去。
中午考生们多数不回家，学校的小卖部有汽水和面包。那天我没回单位吃饭，一瓶北冰洋汽水里插着一根蜡管，面包有两种，圆的便宜，吃起来发酸，我买了一个长方形的。我边吃边在校园里转悠，发现考生的年龄跨度较大，有不少所谓的社会青年。
我后来又连续拍了两年高考，上述的现象就看不到了。不少考生喜欢在自行车棚里复习，阴凉通风。北京七月的中午，蝉声此起彼伏，柳条儿摆动却没有风声，早晨观阵的人们不见了踪影，默念背诵的窃窃声，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有几个人坐在楼道的尽头，屁股底下是带来的报纸，一个女生一脚踩着凉鞋，一脚光着蹬在暖气上，顾不上别的了。一个男青年双脚盘在课桌腿上，右手夹着半截烟，左手的上海表清晰可见，他的视线一直盯着课桌上的书本，书本的旁边有一块小毛巾。两个女生就蹲在一堵墙边，可能旁边有一棵树吧，书包放在腿上，一手支着下颚，一手捧着书本，她们的腿不麻吗?有几间教室留给了考生，桌椅散布，大家各据一方，有两个男生穿着跨栏背心，一位双脚踩在另一把椅子上，左手拿书，眼睛却看着别处，拍摄中我听见他说:“我要考上了，非他妈……”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
2高考
整个1980年代，好像只有1981年的高考日是雷阵雨，凉爽。
1980年7月的那三天，我争分夺秒，几乎没有了中午吃饭的时间，至多是在转场的过程中，来一份汽水面包。我跑了7所学校，考场就数不清了。
教室外候场的总有一些老师，他们关心自己的学生，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是最后的时刻，是高潮也是落幕。那几天的清晨，我总看到各校的班主任或主课老师早早来到考场外，最后一次把所能讲的倾诉给他们的学生们。有的老师把一面红旗绑在自行车衣架上，怕有的学生找不到他；有的老师站在砖头堆上发表叮嘱；有的老师干脆跑到路的拐口，见到一个自己的学生就说上几句，真是一个也不能少!2010年夏天我路过一个考场，候场的人变了，现场的气氛变了，看着那些警车，我心中充满了悲哀。
3作业
初一有一伙男生喜欢踢足球，还不时约外校的打比赛，下午一下课，这伙人便呼啸而去。有的家长担心孩子的功课，老师的态度是，只要完成好作业，还是挺支持的。这支无名球队存在了很长时间，球员们几乎不戴眼镜，一个个小身板都挺结实。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和当地的学生发生摩擦，老师出面也不行，这伙球员整体出动居然平息了场面，他们并没有动手，但有一种气势，有事不怕，话又说在点上，对方安静了许多。
我曾经拍过一个作业《星期天》，男、女生各选三名，展现他们的家，进入他们生活的琐碎之处。因为对初中学生来讲，离开学校，家庭中的许许多多基本就算他们的全部了。居住情况千差万别，令我惊异，家长工作和价值观念构成了学生们的重要背景，学生们在家中有许多事情在做，甚或是秘密。
我选择的北京171中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较好，大多数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就是说没有单独的房间，家里也会隔出若干平米归他们自己支配。电视机虽然开始进入家庭，但抢不走学生们的注意力，他们有许多课外读物和事情吸引他们，家长不用控制看电视的时间。写日记什么的习惯还相当存在，就算抽屉不上锁，家长几乎不去看。那时有些家庭还有老人同住，学生们普遍会为他们做些事情，挺自然的，父母都要上班，他们不干谁干。1980年代初，作业负担不算重，初二有个班的学生就自己办报纸，不定期。
4寂静的校园
校园的地面，在我的印象中是不断变化的，1979年刚进学校时，感觉操场上还有土和零星小草，后来用一种三合土的东西代替，草就不见了，但还是有柔软的感觉。再后来用一种类似沥青柏油的东西，看上去平整光滑，踩在上面不打滑，很硬，我是不喜欢。那次换地面，还弄走了几棵树，这是我最愤愤不平的。这种地面在我1987年离开学校时还在使用，2007年，我又去了一次学校，天哪!满校园都是一种橡胶状的东西，踩在上面，软软的，但那不是土地，没有了丰厚地气的滋养，人会是什么样子?
1979年我头几次到学校，曾用120相机拍过几张校园全景，多少年后放大它们，居然在楼正面的墙上发现了“红卫兵万岁”几个大白字，我分析这是座1950年代的建筑。
白天也有安静的去处，那就是自行车棚了。到1980年代中期，学生骑车上学已成风尚，几乎一人一辆，颇为壮观。上课后，成片的自行车一辆挤靠着一辆，简直就没有下脚的地方，我真佩服他们是怎么取车回家的。
5男生和女生
在学校摄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少年长大了，男女在一起，怎会风平浪静呢。我上初中那会儿，男女生不怎么来往，学校居然号召打破男女界限，很有一段时间这成了学校的一件工作，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动机何在。“文革”前实行男女分校，不清楚上学是个什么感觉，“文化革命”破除了它，现在老师又动员男女生在一起做事情。
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下雨了，男生用手挡在女生的头顶上，雨自然还是会落在女孩儿身上，可男孩儿依然一路就这样用手为那个女生遮着。那时已开始有所谓某男生与某女生好，但这个好，是名副其实的好，一起做作业，有事情互相帮助，到对方家里做客是个极限，多数不背着家长。放学回家的路上单独两人的情况不常见，好可以，抛弃哥们儿是不行的。
6五讲五美
记不清了是八几年了，学校开始号召五讲四美。其实开始是五讲五美，还有一条“仪表美”，这五美写在大标语上，横挂在学校门口，没多久标语还在，五美剩四美了。我问过校长，为什么取消“仪表美”，校长说上级领导怕学生讲究穿戴，影响学习。我明白了，说白了不就是女生穿的漂亮了，怕“搞对象”的多起来，这是什么逻辑呀!后来的推广校服，证实了这一点，怎么难看怎么做，不分男女，特别是女生的，宽松肥大，生怕什么魔鬼显露出来。
7课外活动
那几年，许多中学还是社会上最后一块净土，还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1980年代初期，学校还可以组织不少课外活动，在寒暑假里，一定有不少兴趣小组在活动，而不是什么学习。补课有，那一定是期末考试不及格，老师花一小段时间，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争取补考及格。而那些兴趣小组，课外活动恰恰给学生们自由接触创造了良好且真实的土壤。
8帽子
一个高一的女生在一次集体春游时，总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后来被学校团支部评为不合格团员。我认为太过分了，团支部书记我很熟，找到她，义正辞严了一番。她最后说找个机会给她摘掉这个帽子。这是我几年学校生涯，唯一的一次干涉了他们的内政。
9真恋爱
有不少人说我专拍好看的女孩，还真不是这样。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八十年代中学生》一定是另外的样子。那时的中学生好看，是因为他们脸上真有纯真烂漫，他们内心总还相信着什么，那时的恋爱是真恋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