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背景下的中西哲学差异探析

文化研究背景下的中西哲学差异探析

哲学在古希腊曾是一切科学的总称。“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思想是他们存在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称或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看到，在一切知识问题通过哲学这门‘爱智之学’与存在的问题发生关系。”(张汝伦2003：2)可是，在中国传统学术形态中，本无哲学这一说，是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首先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西文的Philosophy一词。中国学者在19世纪从日本人那里将此译名引人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分支或派生物。因为哲学思考的问题是一般的，如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等，都是人类恒常关心的问题，所以，中西哲学有很多的相似及相异之处，通过中西哲学的对比，可以摆脱纯粹地将中西哲学当作客观知识来学习的做法，而是可以互相作为思想的资源与刺激，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事实上，在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那里，就已经开始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自觉的比较研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按语，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将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王国维对中西哲学与文学的差异有所论述—中国的思维是实际的通俗的，西方的思维是科学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鲁迅、许地山、陈寅格等学者也探讨过中西哲学的异同。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上对中西哲学的核心概念、基本特征、方法论和关注点等进行讨论分析。

一、中西哲学的核心概念

哲学是关于“世界是什么”和“人是什么”的学问，它依托于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人自身的关注。“西方哲学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分离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是一种认识论的关系，因此哲学首先是对世界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一定以人的自身实践为基础，而是积极地寻找事实存在的本体意义上的逻辑先在。”(张铁夫1997：212)西方哲学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概念是英文Being，汉译“有”、“是”、“存在”等。“古希腊人热衷于探讨‘是什么’，‘是’是存在、有，而“什么”则是对事实的认知，但同时，古希腊人又把‘是’本身也作为‘什么’来研究，‘是’作为动词转化为动名词，成为万物的一种普遍属性”，。(张铁夫1997：213)在西方哲学看来，认识世界，就是认识“存在”，“要认识存在，又需要存在的稳定不变的本体，从Being到substance(本体、实体)便构成了西方哲学认识世界的一个途径。这种形而上学以普遍概念或范畴的纯粹逻辑推理为特征，展示了一个与经验世界相脱离的超验领域。它凭借的是人的理性认识。”(张铁夫1997：213)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存在”，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则是“道”。中国哲学中的其他范畴如气、神、无、理均由“道”衍生而来。“‘原道’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圭臬，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不脱一个‘道’字”。(张铁夫1997：214)根据《易经》，道是尚未形成的阴阳原理，器是按象而成形的万物，道的阴阳相生原理及由道而器的过程也就包含了宇宙万物的本质属性及发展变化规律。“孔孟原始儒家的‘道’主要指人道和仁道，……对道家来说，‘道’更成了涵盖一切的核心范畴，但‘道’作为一种真实存在，又非实体，也不构成万物的最后基质，而体现出‘虚无’的特征，‘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虚无’恰恰又是一种永恒的常在，成为一切存在者所以存在的最后根源。”(张铁夫1997：214)

由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是建立在主观唯心的“理念”世界观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维从一开始就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所以，他们的思维和哲学，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烙印。西方哲学体系强调的是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上的绝对精神，确实不变的理性；而中国哲学传统强调的是“有物混成”，认为世界万物都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因种种机缘而凝聚成一种现实。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中西哲学核心概念的根本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根本不同。西方哲学重理性认识，追求对可知世界的探究；中国哲学重感性认识，认为一切存在的根源都是虚无。

二、中西哲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分而析之的哲学，讲究“主客二分”，而且注重自然，偏重科学主义。西方哲学的自然性思维性特点，表现为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探讨构成世界的存在的本原上。如把世界的本原视作“水”、“气”、“原子”等等。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地指出探讨世界的本原的哲学“第一哲学”，这一思想几乎支配了近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界，使得西方哲学家无不立足于自然“理念”来思考哲学根本问题。“虽然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也不乏哲学家把人本身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但他们即使谈到人，大多依然从自然物质的角度来看待人本身。把人当成自然的部分，甚至有的哲学家是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建构他们关于人的哲学理论。”(李夫生2004：10)

中国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注重人情，偏重伦理。中国哲学大体具有内向性的思维特点，比较关注人自身的思维行为，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史，都体现出主客合一，关注人本身的主张。“西方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分出了本体的超越世界和现象的现世世界，前一个世界是理性的、精神的、灵魂的，后一个世界则是感性的、物质的、肉体的。而在中国哲学中，从来就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没有脱离物质的精神，没有脱离肉体的灵魂。庄子对痛苦的个体感受已经非常深刻，但他的哲学仍然舍不得脱离感性的自然，而要人与天地万物为一。宋代的理学在佛学的影响下已经有点越出感性世界的形而上的意味，但是‘理在气中’，就又回到了中国物质的感性家园”。(高旭东2004：37)

三、中西哲学的方法论

既然西方哲学主张认识以主客二分为前提，那么只有人、物分离，人获得主体意识后才能把事物当作自己的对象，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由此发展成熟的认识论恰恰是符合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样一来，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印记，以致知性分析的方法一跃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西方哲学以“逻辑”为工具，其从古到今的一个明确特征就是以“逻辑”为工具来表述它的思想，这一特征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文化特征。这种工具教会了人们一种方法，也就是人的思维和言语都要讲规则、要分析、要符合逻辑顺序，概念作为万物最关键的东西，一定要清楚、严密、明白，所有的知识都应该能够纳人到一个严密的体系中来。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一向重分析、论证、推理，讲究严密和实证。

而中国哲学的思想核心“天人合一”把自然和人伦看作是达到主体心理与宇宙本体的应合，看作是天意之显示与象征，并把通过自身的修养达到的主体心理与宇宙本体的应合看作是人生的一种至高境界，所以在方法上一般求助于神秘的直觉体验而不重视科学的分析，中国哲学不以“逻辑”为工具，而是带有更多的论断、宣布式的形式，往往以圣人宣布和讲述为形式。所以中国哲学多的是“综合”，由散而聚，由部分到整体，思维的最终结果都是以整体为重。在具体操作中，从综合到整体，而没有分析的整体把握就只能靠“体悟”和“悟”，而人的“悟性”有高有低，悟的东西大多也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与西方重“逻辑”思维就截然不同了。

四、中西哲学的研究目的

因为西方哲学的目的是要探究世界的本原，所以西方哲学是以爱智慧为目的的，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知”。这里的“知”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和技能，而是指对宇宙和世界真谛的认识，是一种大智慧。西方哲学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追求表象世界之后的本体，崇尚“思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唯一不以实用为目的的学科，所以哲学是唯一自由的学科，因为凡是以使用为目的的学科都有其局限性。为了提高自身的智慧而存在，这种思想被美国、西方等国认同。”(王巧玲2005：112)

中国哲学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哲学，在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哲学讲究“学以致用”，用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养性是属于伦理的问题，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它追求和崇尚的不是思辨和智慧，而是一种“德性”，关注的中心是伦理层面的问题，追求一种实用性，把社会和伦理道德作为研究对象，追求理想人格和人间的和谐。因此，中西哲学在研究目的上的主要区别是：西方哲学爱智慧，尚思辨和学以致知；中国哲学讲德性，重学以致用。

五、中西哲学对自然的态度

西方哲学重视自然与人的对抗，突现个人英雄主义。西方哲学一直关注“天人相争”，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面，虽然他们也从一定角度认识到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他们却十分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利用和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注重研究自然科学。古希腊的“智者”普罗塔哥拉就公开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树立了“人”与“天”相争的思想。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以新的方式变革着自然，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著，人们越来越相信人可以征服自然，人是自然的主人。“英国哲学家洛克就声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德国社会科学家威廉·狄尔泰甚至断言自然界只是会说话的‘哑巴’，不管人们怎样对待它，它都无能为力”。(黄琳庆2002：79)在人们凭借科学技术的威力不断改变自然，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之后，人们更加坚信人能够战胜自然。受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个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在认识和征服的过程中，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个人奋斗的思想很强，人们都乐于冒险，勇于开拓，特别重视个人表现和推崇个人英雄主义。

而中国哲学则强调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融合。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可以看出，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哲人们的向往。人们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实际上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无论是商周之际的“以德配天”，孟子的“性天同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还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的“交相胜还相用”，王夫之的“尽人道合天德”，都从不同程度上论述了天与人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古代哲学家对天人问题的极大关注，天人合一的关系贯穿于中国哲学的整个过程中，哲学家们或从唯心或从唯物的方面强调和关注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都显示了古代思想家对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和思考。因此，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种哲学思辨，也是中国哲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六、中西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总的来说，中国哲学中始终贯彻着辩证法思想，而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则具有非连续性。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曾拥有过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如著名的赫拉克利特的“从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燃烧的一团永恒的活火”的辩证法思想等等。但是由于基督教的统治，在欧洲中世纪，形成了千年左右的哲学贫困，在随后的自然哲学发展中，西方人推崇务实精神，将学科分得很细致。由于科学研究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的视野，相对养成了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习惯。尤其是在力学和数学得到发展以后，人们把机械运动和数字的变化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由于哲学是在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自然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哲学总结，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革命之后，辩证法思想才重新登上了哲学的舞台，所以说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断断续续的，而非连贯的。

而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就是辩证法思想的发达，并且形成了从不间断的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讲究的是对立前提下的统一。如“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是“生克制化”，或相生、相克，生则助长，克则制约。最富有哲理而且含义深刻的莫如老子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还有“反者道之动也”，都一再反映了老子的相联相对、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体系。《易经》中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也是肯定了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的规律，精辟地论述了转化的原因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宋代邵雍第一次明确了“一分为二”的提法，张载提出了“一物二体”的辩证思想，认为事物的变化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在其自身的阴阳二起的对立统一中，这种思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明末清初，王夫之以“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集中了我国两千年来的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将辩证思维推向哲学的高峰。这样，从古到今，继往开来，中国哲学形成了一个从未间断的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

七、结论

通过上述这些差异的分析，纵观整个中西哲学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我们可以意识到两种哲学有差异，但绝无优劣、好坏、高低之分，两种不同的哲学模式在各自的发展中有互相借鉴的价值。首先，中西方的文化哲学在不断消除对抗过程中激荡、互动和互补共荣。比如，中国哲学的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成就未能发展成现代自然科学，当西方人开始了现代文明之后，中国却背着沉重的旧制度和旧文化的包袱被抛到历史身后，只有在近代吸纳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后，中国科学文化在当代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西方人以追求科学知识为源头的哲学先念，长期有唯科学主义的偏颇，在反思之后，尤其是面对由于西方社会生活混乱和功利性的物质占有、物欲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升级、社会矛盾的增多，也开始学习中国人具有深厚人文特色的哲学思维及其社会作用，开始向人的生存和人的完善等研究转向，开始关注社会和谐，为生活寻找伦理的最终根据。其次，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各具特色，各有风采。比如西方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人与自然独立起来，以改造自然，谋求利益为特征，所以他们更具有理性的目光，更重视个体自我的快乐和幸福，自我中心主义和个性观念以及开拓进取的竞争意识也更强；而中国哲学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所以中国人性格宽厚、和合而且圆融，更注重和谐中庸的社会伦理关系，更强调集体主义和大一统思想和奉献精神。总之，目前人类也不断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不同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和文明危机。这些重大问题都是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需要中西哲学界在整合、创新的思维架构中不断交流和沟通，寻求共同的价值观念，逐步解决这些涉及到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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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