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手机电池容量:“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

--访犹太文化专家，清华、南开、厦大三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贺雄飞。

本报记者周晶宇

“赚了钱并不等于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钱可能丢失，知识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财富。财富是靠脑袋的，而不是靠手，也不是靠权力，没有知识和智慧，即使拥有财富也会失去的。”

近日，民间第一出版家，犹太文化专家，清华、南开、复旦三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贺雄飞来呼和浩特市作了《犹太人的财富哲学》的演讲，多家媒体蜂拥而至。贺雄飞先生拨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中国当作家是一种耻辱”

本报记者：从1998年到2008年，您沉寂了十年，作为出版家，文学评论家，这十年是您人生中最应出成果的十年，而十年里你没有出书，这十年是否荒废了?

贺雄飞：其实这十年没有荒废。通过十年的纠纷和官司，我变得更加理性。十年里，我是戴着手铐，脚镣，紧箍咒过来的，所幸现在都过去了。婚姻如手铐，不良合作如脚镣，封杀如紧箍咒，这十年给了我不少反思，在沉寂中我也认识到许多热闹时认识不到的东西。

本报记者：2009年您出了多少书？您最喜欢的是哪些？商业效益如何？

贺雄飞：去年共出了36本书，今年已经出了四本，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中国历史的宿命》、《老不死的传统》、商业效益最好的是《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本报记者：您出版的犹太文化丛书，很受读者的喜爱，您是否抓住了犹太文化的精髓？

贺雄飞：犹太文化的精髓就是犹太人的价值观，犹太人的财富哲学，而从这里有衍生出许多枝蔓，枝蔓是抓不住的，像屠格涅夫说的：“真理像蜥蜴的尾巴，你以为抓住了，而它又生出一条来”

本报记者：现在普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甚至大学毕业之后当掏粪工，殡葬工，您是怎样看待的？

贺雄飞：中国大学的教育是失败的，有许多大学学到的知识用不上，大学生不要寄希望于学校。成功有两条路：一是与成功人士接触，二是读成功人士的传记。成功人士的成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可复制的，但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启示。大学生就业难，降低期望值是对的，先学会打工，才能更好地当老板。重要的是不要气馁，保持进取向上的态度，不放弃学习。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本报记者：您怎么样看待杨元元自杀事件？

贺雄飞：在这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资源被权力和利益集团瓜分殆尽。普通人向上发展的通道就是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而杨元元拥有知识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杨元元自杀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我的命运?”杨元元自杀，折射出中国大学教育机制的失败，没有培养出真正高素质的大学生。大学生有知识，但没有智慧和能力，有智商，但情商太低，教育机制不是培养有长远志向的人，而是培养读书工具。而且杨元元自杀也折射出社会的冷漠和救济机制的缺位。

本报记者：您是犹太文化专家，假如是一个犹太女孩处在杨元元那种境地，她会自杀吗?

贺雄飞：犹太历史上也有自杀现象，如茨威格和本雅明就自杀了，但犹太人自杀是极少的。二战时期犹太人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杀戮，但自杀者微乎其微，其原因是犹太人有信仰，教义不允许他们自杀，他们认为人经受磨难是上帝的考验，在磨难中也会有喜乐的。所以，人有信仰是好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

贺雄飞：国家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伤害每个人的利益，政府尽可能为人民谋福利，不低价强拆老百姓的房屋，不低价强征农民的土地，人民能得到最起码的生活资料，有饭吃，有房住，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这就是有尊严的生活。

本报记者：怎样看待中国的作家群体？

贺雄飞：可以这么讲，在中国当作家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呢？你看中国作家的作品，一片风花雪月，一片物欲横流，很少有关注灵魂，关注民生的作品，没有悲悯，没有道德担当，没有人文关怀，有的只是畸形的情欲。

本报记者：能不能举出例子来？

贺雄飞：如贾平凹的《废都》，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莫言的《丰乳肥臀》，以及王安忆的一些作品，余华的《兄弟》等等。都是缺乏力量的作品。

“中国制造”不值得自豪

本报记者：如何看待中国经济？

贺雄飞：虽然经济总量上去了，但还是粗放型的经营模式。据资料显示，中国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加拿大的3倍。以2005年为例，我国人均生产总值是1400美元，是美国的30/1，在全世界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18名。现在，中国经济又有提高，但总量除以13亿，就不值得盲目乐观。

本报记者：怎样看待“中国制造”？

贺雄飞：其实说穿了“中国制造”就是“代加工”，不值得自豪。

以犹太人发明的在中国加工的芭比娃娃为例，在美国的零售价是10美元，而中国制造商只能拿一美元。它的产业链接中，除加工制造外，还有六大环节，物流运输、订单处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大环节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但几乎和中国制造商无关。还有耐克鞋也是如此，大部分利润被外国拿走了，我们只挣了少量的血汗钱。这样的“中国制造”值得自豪吗？所以要用智慧赚钱，像犹太人一样用创造发明去赚钱。

本报记者：当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访美说：“丰田是我的左脸，索尼是我的右脸”，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品牌可以成为国营领导人的脸面？

贺雄飞：那些垄断性的国企肯定是不行的，如中石油，中石化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脸面吗？中国移动，中国电网能成为企业的楷模吗？显然是不行的，中国的一些民企发展的不错，如海尔、海信、联想，但还有待提高。日本的丰田遭遇了麻烦，但根本是不会动摇的，还会崛起的，我们要学习人家的自主性研发。

本报记者：怎样看待中国的民工荒？

贺雄飞：民工荒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危机阴影的逐渐消失，世界经济势头看好不少企业的订单增多，劳动力市场由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二是民工权力意识的觉醒，。一些新生代的农民工有文化，懂维权，不再是任人宰割的老一代农民工；三是用人企业待遇太低。不少中国企业还停留在日本《野麦岭》时代，企业的观念要改变，不然就招不到工人。招不到工人，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本报记者：中国工人的月薪标准您认为是怎样的？

贺雄飞：不切实际的高工资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过低的工资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也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美国工人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其创造的价值近10万美元，还享受各种福利。可以说，美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进了工人的腰包，而中国工人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进了企业主的腰包。亚当斯密说：“当工人维持生计的资源充足的时候，工人们的体魄就强壮，在工薪高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更积极，更努力，更勤快的工人”。一个劳动力所挣的工资，必须是以让他养家糊口，否则企业不可能提高效率。

真正的成功是拥有智慧

报记本者：您怎样看待东西方文化？

贺雄飞：看文化是否优劣，要看它所能结的果子，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看它所结的果子就知道了。

本报记者：高中语文有《感受儒家文化》一文，说：“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溯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您认为这是事实吗？

贺雄飞：这是很荒谬的，像从太空可以看到长城一样荒谬，是一些人为了满足民族自豪感刻意编造的谎言，已故学者李慎之先生曾对此事做过专门调查，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本报记者：去年有一本《中国不高兴》的书很流行，在年轻人中间煽起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您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

贺雄飞：这本书与过去《中国可以说不》一样，而且还是那几个作者，很幼稚，很无知，很狂妄，很狭隘，但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我出版的《中国为什么不高兴》驳斥了这些愤青的观点。年轻人要多学习，多思考，不要盲从，喊一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把国家推在风口浪尖上不是好事。要切切实实关心些实际问题。

本报记者：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共同点是什么？

贺雄飞：勤奋、节俭、善于经商、重视家庭、求知好学是共同点。

本报记者：不同点是什么？

贺雄飞：信仰不同，犹太人信—神教，而我们的信仰繁杂或没信仰。

本报记者：什么叫有信仰的人？

贺雄飞：有信仰的人就是每天都在思考为什么活着的人，有信仰的人不会因挫折和磨难而随意改变生活目标。中国每年有不少大学生自杀，与其没有信仰有关。

本报记者:据我所知，大陆13亿人口，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杨振宁，钱永健，高锟，高行健，崔琦，都加入了外籍，我认为

原因关键有这么几个：一是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大陆最荣耀的是权力，学而优则仕，不少学者都醉心于权力，不少学子都向往公务员，知识与智慧受到冷落。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诱导国人不择手段一窝蜂地向钱看，导致科研的滞后。您认为呢？

贺雄飞：中国从古到今都没有真正地尊重知识与智慧，权力永远是老大，几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职务就是一个明证。金钱也是老大，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武汉大学的腐败窝案就是一个例子。这在犹太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醉心于权力与金钱的群体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

本报记者：犹太人迄今为止有近二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三分之一的世界级富豪。其成功的奥秘是什么？

贺雄飞：犹太人把学习当成一种信仰，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知识与智慧，尊重学者甚于国王，这是他们成功的奥秘。

本报记者: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贺雄飞：赚了钱并不等于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钱可能丢失，知识和智慧却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财富。财富是靠脑袋的，而不是靠手，也不是靠权力。没有知识和智慧，即使拥有财富也会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