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老师小雪仓库第4:第一讲：语言（上）

小说八讲

文/张炜

第一讲：语言（上）

2010年3月—6月，作家张炜受邀任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作家，主持“小说坊”讲授小说写作。张炜在五堂主讲及三次班访中，共用了二十余个课时，以不同于一般的教学方式和内容，紧密结合自身几十年的写作实践，讲述了小说创作的几个主要环节。这是张炜第一次系统地论述自己的写作理念，不仅对文学写作，而且也是对当代写作教学的一次反思和总结，综合了写作学、文学赏读和文学批评，对现行的写作概论有着重要的弥补、充实和别开蹊径的作用。其学术价值蕴含于娓娓道来及剥茧抽丝的剖析和论述之中，文风活泼，饱蓄幽默与睿智，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编者按

序

香港浸会大学有一个“小说坊”，每年请一位华语作家来“坊”里言传身教，带一些徒弟。做这样的“师傅”可真不容易。因为小说写作的教授一般来讲是无从做起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甘苦装在心里，要讲出来却颇有难处。我当这个“师傅”是高兴的，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太多，在飞机上只回忆十二年前两次来港的愉快、一些朋友的面孔。这次坊工要从三月做到六月，三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正是一种学习的机缘。

走出机场海关，很快看到前来接机的区丽冰小姐，她旁边是文学院长、诗人钟玲。钟院长有极繁忙的院务要做，却亲自来接我。一路上看着碧水青山，脑海里常要闪过以前来香港的印象。

车子开得飞快。钟玲再次介绍区丽冰说：“她叫黛安娜。”

香港女孩大多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同时发现丽冰叫我“张老师”的时候，“师”字拖得很长，而且是二声发音。这在北方人听来多么有趣。我几乎同时意识到了身上责任重大——我这个“老师”能教给坊里学员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

以前没有来过浸会大学，也想不到这里的文学气氛这么浓。写作者在这样的地方应该是欣愉的。小说坊招收学员向校内外敞开，其他学校师生及教育系统的职员皆可提交一篇作品，然后由我这个“师傅”从中选定三十到四十名。

我问钟院长怎么讲才好？她微笑道：“每个作家讲法是不一样的，从分析具体篇章到一般技法，结合个人写作经验——也有的作家侧重讲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呢。”

扳指算来，我的写作生涯已有三十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有许多话可说，问题是这些话不要浮浅无物才好。坊里学员从二十多岁到七十多岁，这样的年龄跨度也预示了他们经验的广度和深度，这不能不让我心中忐忑。

黛安娜专门负责小说坊的事务，认真和专注令我钦佩。我每天有怎样的活动安排，她必然会在前两天发到我的信箱里，并且还会有一份打印的表格从门下塞进来。奇怪的是本来胸无成物的坊间“师傅”，当盯着一份份簇新清晰的表格时，心里却真的涌上了许多“小说作法”。

鲁迅先生当年一再告诫青年人，说不要相信那些“小说作法”之类。于是我就在坊里尽可能将这些“作法”化为闲谈和聊天——当大家笑起来的时候，我也就放松了许多。

学员们时有提问，这就吸引我去想许多以前未曾涉及的问题。每次都有课间茶歇，这会儿除了坊里备下的食物，还有学员从家里带来的分享。大家边吃边谈，也就成了精神与物质的一场场聚餐。

黛安娜仔细地把每一次授课实录下来。其中有一小段课时漏录了，她还根据自己的笔记工工整整地抄给我。这些录音后由浸会大学和万松浦书院整理出来，去掉一些啰唆，就成了这组《小说八讲》。

三个月过得真快。我这期间讲了约二十多个课时，想想看不自觉地说了多少谬言妄语——因为害怕误人，现场总是强调小说写作的“无法之法”。现在想：个人经验与体会如果还有一点价值，那也只能是随时拎来商榷和批判的用处吧。

在机场分手时，又一次听到了黛安娜拖长的“师”字和二声发音。再见了，美丽的香港、浸会大学、小说坊——所有所有的朋友……

文字的表象

我们小说坊的第一堂课就从语言讲起吧。

因为文学作品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艺术，作家有再大的本事，最终也还是离不开语言。读者读一本书，最先接触到的是语言：循着一行行的文字往前走，走到故事当中和人物跟前，然后获得种种感受。我们通常判断一部书写得如何，也要从语言上鉴定一下。语言好，本身就会给人很大的享受，所谓的“享受语言”。

小说语言需要读者自己去“食用”，它不像戏剧和电影剧本的对白，还得由导演和演员表演出来，这等于经“厨师”的手重新烹制了送给他人。视觉艺术更直观更具体，而文学语言是一种指代符号，这要求读者先在心里“还原”它。

从专业写作的角度讲，从文学创作的内部来看，作家们对语言的追求算得上苛刻。真实的情况是，写作者在其一生的写作生涯中，在具体到创作一部作品时，会极其专注地、处心积虑地对待语言问题。在这方面，只要是稍稍严肃一点的写作者，从来不敢粗心大意。他们很较真。与一般阅读者不同的是，他们写作时对文字的那种极度认真和敏感、一再从细部去掌控和调度、直到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某种表述效果的那股劲头，有时会令人吃惊。

也许没有顽固病态般的嗜好，就很难成为一个语言艺术家。好的小说家必然精通这门艺术，他们各个都是这样的专家，而且不能打一点折扣。

这一部分人好像有摆弄文字的癖好，他们看待文字、看待文字所组成的语言，连眼神都与众不同。他们读书，读一句话的时候，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将其拆解得七零八落，然后再组装起来——反复在默读中重复这个过程。文字在他们手里成了机器零部件之类的东西。

小说家对文字的敏感和对它的依赖，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表面上看起来写作已经有点泛滥了。看看小报副刊，再看看网络，这种码字的事儿好像太随意太方便了，文字似乎可以让任何人信手涂抹一番——在闪烁的光标和一叠叠报纸那里，写作是多么容易啊！好像既无神秘也无难度，简直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且以前教科书上讲到的一些文章法度全不存在了。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获得了一次语言和文字的大解放，可以完全自由，只依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干就行？有时我们高兴起来，甚至会随手创造出一个新字、一个全新的句法。我们可以动辄万言，不管不顾地一直写下去。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象，一种没有多少意义的游戏。关于语言和文字，真实的情况当然决不会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其内在情形完全不是这样。那种随意涂抹是有的，但只是一些不幸和反面的例子，是浮在现代传媒工具上的某些泡沫而已。

不过，也许是受到这些不好风气的影响、受到它们的推动和连带，我们走到书店里，真的会看到一些蜂拥而来的印刷品：写得很放肆，语言上毫不讲究，有时还可以说是相当粗糙的，甚至是吓人的胡言乱语。

小说语言真的在酝酿一次空前的解放和改革——一种胡闹？难道网络时代真的意味着要有这样的一场语言狂欢？或者，一场肆无忌惮的语言大消费、大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大概不可能。不太可能。

因为，文学语言不会变得这么廉价，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会这么快地沦丧。经过一番仔细鉴别和观察后，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看到的那些仍然只是文字世界的边缘，是边缘地带的情形。如果我们走到中国语言艺术的内部，进入它的核心，看到的一切也许会完全不同，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如果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早就死亡了。连同它的死亡，还有更多美好的东西，比如一个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卓越的审美能力，也就一起死亡了。可以庆幸的是还没有这样糟，还没有走到这样彻底悲观的地步——一切还在活着，还在像过去一样地生长和发展着。

我们这会儿可以套用一句老话，叫“泡沫下面是水流”。今天我们研究的，正是“水流”本身，是看它究竟怎样往前流动的。

虚构从语言开始

时常听到有人这样议论和评说：看某某作家多么有才能啊，多么会讲故事、多么富有想象力啊，可惜语言粗糙了一些……

这里要注意的是，他们在说作家的语言不好，而且使用了很重的一个词：粗糙。不知这是怎样的奇谈怪论。他们大概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们翻翻文学史，从古到今，还找不到一位语言糟糕的小说天才。因为道理很简单，好的小说，包括人物和故事，一切都不能脱离语言而独自存在。

让我们再进一步，问一个起码的也是重要的专业问题：作家的想象力能够脱离语言单独呈现吗？粗糙或贫瘠的语言能够表现出丰富精妙的想象力吗？也就是说，很差的语言却表现出奇特的想象、描绘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可能的吗？

大概很难——不，应该说根本就做不到。

可见那些将语言分离出来的阅读是不求甚解、比较浮浅的。事实上在文学写作中，一时一刻都离不开语言，什么时候都绕不开语言。夸张一点说，语言在许多时候简直可以看做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语言差不多就是一切，一切都包含在语言中。

我们这样强调语言，说明它是文学艺术的本质部分、核心部分，而不是附加在外部的装饰。我们真的找不出哪种艺术形式比文学写作更依赖语言的了。文雅一点说：文学的全部奥秘都是在文字的貌似沉默中完成和呈现的，文字当中隐藏了无尽的魔法。

有人说，话剧不也是语言的艺术吗，那不是魔法吗？是魔法，但是戏剧的语言最后与小说仍然不同，剧本还要通过角色在舞台上演出，那些对白从演员的口中一旦飞出，就再也不同于原来的文字了。这时候的文字已经不再沉默了。可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比如小说的文字，自始至终都是沉默的。而正是这沉默里藏下了尖声大叫或欢呼雀跃，可它只能依赖阅读，让读者在心中去感受和还原。——面对读者，这些文字一生都是孤立无援的，一生都在独自奋战。所以它的个体或群体必须是最优秀、最卓越的，这才能经得起孤独的考验，并且最终取得成功，获得胜利。

小说的语言不仅要洗练、准确、干净、畅达，还要具备这些好语言的共同特质，乃至具备更多。要在这一般“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千变万化，呈现出一万个面目才行。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小说是依赖于虚构的，可它究竟从哪里开始？也就是说，它是从哪里着手进入虚构的呢？

有人可能回答：从故事，还有人物。——如果不是从这两个方面，那么它又能从哪些地方着手呢？

我们今天的回答是：小说的虚构是无所不在的，但它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语言开始虚构。

有人听了会感到奇怪，问：难道每一句话都是假的？可以这样说。但我们这里的“语言虚构”，指的是说话的方式。就是说，小说的语言就像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一样，不是追求简单的“生活的真实”。也等于说，作品中的人物说话的方式，更有描述和讲述的方式，都是由作者虚构出来的。

有人听了会更加糊涂：这是怎么回事？“说话的方式”怎么虚构？如果连说话的方式都是虚构的，那我们在阅读中怎么能没有察觉？

在我们的经验里，说话方式如果是“虚构”（编造）的，那读起来就会十分别扭，甚至没法让人读懂。所以我们才强调：小说作品里所有人物的说话都要贴近身份。就连我们作者叙述的语言，也要具有大家都能认可的客观性才好，不然读起来就会显得陌生怪异，影响接受和理解。也就是说，说话的内容可以是虚构的，但“说话的方式”必须是与大家一致的。

比如小说写到一位老农民或一位知识分子、或一位官场人物，他们都要操持自己的语言，不然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这些角色由于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说话的方式会有很大差异。就算同一种职业的人，因为生活经历和性格的不同，也要表现出许多差别。所以说“说话方式”必须是贴紧人物身份的、专属于“这一个”的，这哪里还会容得下“虚构”？

为了进一步强调语言方式的非虚构性，有人还指出了一个长期的事实：写作学著作曾一再地强调，作家要到群众中学习语言，比如向工农兵学习等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写工农兵，就要学习他们的“说话方式”。——越是像生活中的人物，小说就越生动越成功。

一般的文学理论也认为，文学作品贴近生活，首先要做到语言贴近。如果语言是作家自己的，问题就全出来了：学生腔、知识分子腔，不生动和呆板等等。

根据如上的理由，有人一直在否定“语言”和“语言方式”的虚构性。他们通常的认识是：故事和人物都可以虚构。对不起，语言可不行。作者必须老老实实地说话，贴着人物说话，用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调说话。——这样才能把故事完整地、活灵活现地讲给人民大众。

这里所说的“语调”两个字特别需要注意。原来一直强调的语言的非虚构性（真实性），说白了不过是要求作者的语言具有更大的公众性和社会性，也就是说，这里要求作者使用他人的腔调来讲自己的故事。

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其他一切都是虚构的，唯独语言是个例外？

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虚构性是渗透在所有方面的，而且可以说，它首先就是从语言开始的。如果我们认真解剖一部好的小说就会发现：这其中无论是作者使用的叙述语言还是其中的人物语言，都是独具特点和与众不同的；它们不太像公众的、社会的，而纯粹是独一份的。原来它是属于作家自己的，而不可能属于任何别的人。他的这种“语言方式”根本就不可能复制。

而那些差一些的小说，倒往往具有语言的大众性和社会性。作品的“语言方式”大致似曾相识，和平常见到的听到的差不了多少。

文学语言特别是小说语言，如上所说，它有一种沉默的性质——读者接受的过程是一种心读，而不是大声朗诵出来——如果我们试着将它读出来，特别是读到人物对话的时候，或许会觉得有什么不合榫，因为它与现实生活中的说话方式仍然会有一些“隔”。——但如果只是心读，也就不会有这种不适感了；相反还会觉得作家的这种语言特别舒服，别有一种魅力、穿透力和感染力。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小说语言原来是用来阅读而不是朗读的，并且是独有的一种默读方式——不仅是叙述语言，即便是其中的人物对话，也要区别于朗读语言。这种语言深深地打上了沉默的烙印、作家个人的生命烙印，而且擦不去。不错，这是一种“心语方式”，这种方式的形成，要经过很长的训练和探索阶段。

这里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作家使用了一种经过他自己虚构的、只用来在心中默读的特别言说方式。大街上和社会上的语言，从来不以默读的方式存在，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从有声到无声，这种语言方式的改变和演进，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形成的。它当然来自生活，但却有一个被个体生命充分发酵、发生了类似于化学反应的那样一个过程——看起来很像生活中的语言，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真的这样说起话来，听起来会怪怪的。

原来小说语言的高明与拙劣，是否优秀，不是比谁更像生活中的人在说话，而是看谁把这种“心语”运用得更卓越。

有人会说：原来小说语言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不，不是“高于”，而是“异于”，是发生了化学变化之后、性质上有了区别的另一种语言。

一般来说，那些社会性的自发写作，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使用的语言就是非虚构的语言方式——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了。让语言方式走入虚构，形成作家个人的，这将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过程，但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才算是真正地走入了文学写作。

如果我们来一个尝试：只让人物和故事虚构，但直接采纳生活中通用的、时下的生活语言来描述和叙述，这样的后果又会怎样？

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工作很难进行下去——除非我们能够忍受极度的平庸和拙劣，太别扭、粗糙而且极不真实——这种语言上的“求真求实”反而使小说有了不真实的感觉，也不自然，总觉得矫揉造作。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有点四不像：既不像小说又不像报告文学，也不像通讯报道。

原来，小说写作不能亦步亦趋地移植或模仿大众和社会语言，而只能是作家个人的说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