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岛切糕任务攻略:一个日本开拓团遗孤别无选择的人生（组图）

     7月30日，国内媒体转自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政府投资，为日本开拓团亡者建立名录碑，全国为之哗然。在赴方正县采访过程中，记者寻找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当年被中国人从母狼口中救起的日本孤儿，他的养父母姓国，之所以姓刘是因为刘姓救了他的命。50年大半生都过去之后，他离开养育他的中国，回到出生地日本，从此中国户口变成了日本国籍。

    似乎有人说过，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炮灰。


一个日本开拓团遗孤别无选择的人生
                            
“我们在这嘎达姓刘，在那嘎达姓横山，因为啥呢？就因为他在日本那边叫横山茂。”老人说起话来快人快语，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大娘的性格。

她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自幼父母给她起了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吴桂芬。当人生经历了半辈子的时候，她一家的命运发生了大的转折。在她49岁那年，她的丈夫费尽周折终于回到了日本，随即她带着他们的大儿子和儿媳先期入了日本国籍，从此她便入乡随俗随夫家改名为横山桂子。

8月5日，记者闻听当年日本开拓团遗留的日本孤儿横山茂回到方正县，随后赶往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大罗密镇九公里屯，吴桂芬娘家妹妹就住在此。十多年前，在横山茂全家陆续移居日本国时，在兴隆村小南屯的一院房连同45亩水旱地也全部转让给了乡亲。所以每当他们回到中国时，总是住在妹妹家。

记者到访时，横山茂正和朋友去池塘钓鱼，吴桂芬让妹妹打电话叫他回来，妹妹接通电话说了几句后面露难色。姐姐见状接过了手机：“他还没辙是不？你没有说家里有事嘛？你得问问他有多远？你告诉他，不能回来，我们过去。”挂了电话同时，吴桂芬脱口而出：“奶奶个熊！”


母狼见证 中国农民救了日本遗孤

“他原来4岁落到中国，别人捡的，我们老太太没有孩子，完了就说把他给她。”说起丈夫横山茂的身世，吴桂芬丝毫没有避讳，横山茂在中国的名字叫刘今才。

有关横山茂在中国的经历，此前记者已从方正县文史专家、农民作家郭相声处有所耳闻：横山茂今生的前50年是中国人，他的养父叫国海山，但他却始终姓刘，是姓刘的救了他的命，但他最后给姓国的养父母养老送终，至今每次回到中国，都要去给养父母上坟。

郭相声至今还是地道的村民，他和横山茂都曾是方正县大罗密镇兴隆村小南屯的生产队员。

郭相声说，刘今才大他大他9岁，村里人都知道他的身世，所以有时候会开玩笑叫他是“小日本鬼子”。但更多的时候，大家伙还是称呼他为“刘饼子”，可能是因为他的脸比较大的缘故。在屯里，几乎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外号，郭相声的外号就是“郭疯子”。即使在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人们相互称呼总是叫外号。

郭相声曾就日本战争遗孤问题专门调研，而刘今才就是他第一个研究对象。

郭相声介绍，据兴隆村于奎相老人当年讲述，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屯里老刘头进山打柴，路过一块玉米地时听到有孩子的哭声。他赶忙进地里一看，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哑着嗓子嚎哭，旁边有个包袱。更可怕的是，距离孩子不远处，一只拖着大奶子的母狼蹲在一边，让人奇怪的是母狼只是愣愣地盯着孩子，并没有吃他。老刘头挥舞着砍刀大叫起来，母狼很不情愿地离开。

老刘头顾不得砍柴，抱起孩子拎着旁边的包袱就跑回屯里。老婆看丈夫捡个脏孩子拎着个包袱回来，赶紧给孩子洗了洗，打开小包袱给孩子换衣服时，发现里面有块白布上面似乎是用血写的日本字。两口子核计了半天，最后还是将这块布条烧了。

两口子给孩子起名叫刘今才，因为老刘头家原本就有三个孩子，日紫原本已经过得紧巴巴的，再多一张吃不了粗粮的小孩子，生活过得更是非常紧张。

恰好屯里国海山的人家没有孩子，便托屯里人提出收养刘今才。老刘头向国海山提出一个要求，孩子给他可以，但孩子必须姓刘。按于奎相的说法，老刘头心眼比较多，烧血书是怕孩子家人找来。让孩子姓刘，也是寻思着将来万一他的亲生父母找来，还能落一个人情不是？

国海山两口自己没有孩子，就把刘今才视为己出，在刚刚解放条件非常艰苦的年代，他们还让刘今才上学，一直到小学三年级。以至于他长大之后，在生产队算得上少有的“有文化”的农民，曾经担任过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和记工员。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位矮个子老人笑眯眯出现在大门口，老人穿着一件李宁牌网球T恤，戴着一顶棒球帽，两鬓露出花白的头发。口音还是地道的东北口音，只是细声细语，似乎话语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与大多数东北男人大嗓门讲话明显不同。他就是我们要拜访的横山茂，也就是18年前的刘金义。

横山桂子瞪了丈夫一眼，转身进屋，再出屋的时候，左手中已多了一只香烟，就地坐在门口台阶上。横山桂子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就是想跟你唠唠嗑。横山茂顺从地回答：“那就唠唠呗。”

记者：您老多大岁数了？身体还好吧？

横山茂：“70了，还行。”

“多久回日本啊？”

“11号回日本，这次回来待了20多天。”一边是养育他的中国，一边是生育他的日本，无论来中国或是去日本，他都是“回”家。

“您什么时候才知道您是日本孤儿？”

“到了7岁，养父母才告诉我。”

“听说您当过生产队赤脚医生和记工员，是不是算有文化的”

“没有文化咋能当赤脚医生呢？我念到小学三年级。”

“有文化是不是多挣工分？”

“那时候当赤脚医生，一年补助60个工分。”

“文革时，您日本孤儿的身份有没有受影响？”

“检查我一个月，没有发现我犯过什么错误，清白的，后来我参加造反团，造地主反坏右的反，啥都整不明白，反正是锣鼓喧天的。”

“您哪一年回的日本？”

“1994年时，我54岁”

“都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为啥想起来要回日本呢？”

“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嘛，说是日本生活好嘛，都知道嘛。”

“您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家里有45亩地，还养了很多羊，生活挺好的。”

“当时您在中国，怎么和日本联系上的？”

“是通过赵永春，以前是大罗密派出所当所长，后来调到方正县外事科。他熟悉我呀，是他去找的我。”

“您怎么回到日本的？”

“1986年寻亲，我去东京，我哥哥去认的我，他比我大8岁。”

“他还认得出您？”

“他从小有点印象，哥哥和我都是和开拓团一起来中国的，我们失散后在得莫利（方正县地名，距离大罗密镇约10公里）被人收养，哥哥是70年代回去的，当时在国内并不知道有个弟弟在这里。”

“您回到日本后，家里解释没？当年为什么把您扔在苞米地里？”

“1945年，日本退兵嘛是不？他侵略中国，中国把他打败，我是遗留下来的孤儿。听哥哥说，父亲当兵，先跟部队走的，我们属于迁民，和母亲后来到的中国。父亲和母亲怎么走散的，我也不清楚。”

横山茂口中所谓的“迁民”，指的就是当年日本向东北大批输入的开拓团。



日本开拓团 闲时为农 战时为兵

【1932年，日本关东军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及《屯田兵制移民案要领》等一系列文件，提出要在10-15年之内，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制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进提出：大和民族现如盆中之竹，如此下去，不仅不能繁茂，而且只有衰老下去。如将此竹移植大陆，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复活。故我民族必须移民大陆，以期皇国发展。】

“所谓的‘开拓团民’，其实质就是‘闲时为农，战时为兵’”方正县农民、县文联兼职副主席郭相声如是说。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东北三省肥沃土地由来已久。”据郭相声介绍，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具体实施殖民统治。1908年6月，“满铁”首任总裁石藤新平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提出备忘录再次鼓吹满洲移民论：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10年为期，至少为50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100万人以上如随年积月累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1931年918事件之后，加藤制定《满蒙殖民实业计划书》强调，目前是满蒙殖民千载一遇之绝好机会，计划书提出，1932年度要从日本募集移民6000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50年后使满蒙的日本人至少达到500万人”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在中国东北十余年的殖民统治中，除“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国策移民”等农业移民外，还有政治移民、工业移民、商业移民、文化移民等，总人数达百万以上。

史料显示，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五次。参加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493人于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称“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

在郭相声编辑出版的史料中，就有日本开拓团女子报国队练习手枪射击的图片。

据郭相声介绍，到了1932年，日本开拓团已转变为武装移民，由最初的商租土地，改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据1932年日本关东军《移民方策案》规定：伪满政府要将“国有地、官有地、逆产地”作为日本移民用地，实行有偿征用。所谓“有偿征用”也是低价强行收买，最低的一亩地仅给一元钱，与无偿霸占无异。

在1939年、1940年两年间，日本政府向方正县先后移来两个开拓团，掠夺了方正东部地区大罗密、伊汉通共计18000亩水旱田，两地大约3000余当地农民，则被驱赶到偏远地方“开拓”。

在郭相声当年的考证中，有当年被日本人撵出家乡的吉兴屯农民张喜才回忆。1939年秋，伪县公署开拓科在村长带领下，召集村民开会，宣布“土地是国家的，主权一律归国家所有，所以土地要由国家收回，然后再租给大家种。”随后逼着大家交出地契后，接着就以“房子是你们的，可你们占了国家的地皮”为由，逼着大家搬家。最终他们村民被迫搬往“挑灶沟”，冬天没有房子，就在地上挖个地窖子，搭上木头铺上草就是“新家”。

而日本开拓团民一到中国，就住进新建的房子，车马牛样样都有，开始了在中国的荣华富贵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这些开拓团民中的16岁-50岁男子陆续被征兵入伍，随着临近1945年，“优等民族”慢慢失去了支撑。正如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伟新所介绍，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后，尚在东北的各开拓团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当时部分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人数达1.5万人。因长途跋涉、体力耗尽，加上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死亡人数超5000人，有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滞留方正县。

1946年春，大地渐暖，死亡在吉兴村以待的日本开拓团民的遗体发出难闻的腐臭，共产党成立方正县人民民主政府组织大批民工，将死亡在炮台山周边数千具遗骨集中点火焚化。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批示下，方正县在吉兴村修建了圆形拱顶水泥质地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75年，吉兴村修水库，将公墓迁往如今所在。1995年，当年被中国农民收养的日本遗孤远藤勇先生回到中国，捐资200万日元在西侧20米处修建了“中国养父母”公墓，公墓正门两侧书写“养育之恩，永世不忘”。

    
横山茂说，他的根在日本

横山茂的中国养父母在他们回国前10多年已经去世，他将养父母安葬在家乡大罗密。自从1994年回到日本后，期间的18年曾4次回来为养父母扫墓。

问及将来他们的身后事，横山茂并不避讳，他很坦率地说，要把自己葬再日本，因为他的根在日本。

一旁的妻子横山桂子却显得很无奈，我倒想埋回中国呢，但儿孙都到了日本，将来要祭奠还得飞回中国，机票那么贵的，是有钱没处花还怎么地？

退休后，日本政府给老夫妻俩每月有14万日元的生活费，住着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三屋一厨每月只须2万多日元租金，平日里看病包括镶牙都不用自己花钱，但每次看个病请个翻译就得1万多日元。至今他们的日语还不是很精通，在日本通常都是丈夫出去遛弯，而妻子在家看电视，“我有中文台啊，每天看着看着歪脖就睡着了，醒来了再接着看。”横山桂子抱怨说：“你说他妈的，中国人不酹你，日本人还里里哇啦，时间久了也就不闹心了。18年了，回来4次。回来就是看看老朋友，毕竟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

毕竟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横山桂子依然是传统的思维：“那日本人贼黑啊，孩子到了17、8就给轰出去了，你说他懂个啥？哪像中国人总得说完媳妇，建房子给成个家吧？你说是不是绝情老了？都黑到这份上？”

但是，现实生活中，横山桂子也在适应着日本人的习惯。老两口也和儿女分开生活，而且从不过问儿女的收入。“那哪能问啊，别让人家怀疑咱还想着要他们的是不？”

他们的儿孙全部都入了日本籍，而且各自的生活都很宽裕,小儿子和儿媳开了两家商店，孙子也都上了大学。惟一让横山桂子耿耿于怀的是，大儿媳妇到了日本之后，与儿子离婚嫁了日本人，后来儿子又在中国找了对象带到了日本，如今孩子已经8岁。

郭相声查阅的方正县外事科日本孤儿在籍档案显示，1945年到1946年在方正县境内，中国农民收留的日本孤儿共计943人。自1950年到2002年间，这些在中国成家立业的孤儿先后回国730人。由于这样特殊的原因，方正县成为特殊历史年代产生的特殊县，截止2008年调查统计，方正县在日华侨约35000人，在华的日侨侨属为48000人。也就是说，方正县平均10人当中，就会有有一人与日本有亲属关系。

方正“大治”砸碑背后的独特日本“侨乡”

摘要：一次砸碑事件，让中国北方唯一的“侨乡”———黑龙江省方正县步入人们的视线里。这个近半数人口是侨民侨眷的小县城，已经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大治”———安定和富裕；而且，是以一种不同于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途径。


日本遗孤横山茂夫妇。这位70岁的老人说，“日本人不串门儿，还是中国人好。”那个公墓，他只去过一次，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南都记者 冯翔 摄


中国养父母公墓的碑文。 南都记者 冯翔 摄


“中日友好园林”内的中国养父母公墓，是一个被方正县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战争孤儿远藤勇捐资所建，在砸碑事件中也遭网友诟病：既然有中国养父母之墓，为何不让中国人参观？

　　一次砸碑事件，让中国北方唯一的“侨乡”———黑龙江省方正县步入人们的视线里。这个近半数人口是侨民侨眷的小县城，已经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大治”———安定和富裕；而且，是以一种不同于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途径。

　　与此同时，这个依托日本而兴旺富裕，满街日文招牌的县城，却没有一家纯粹的日资企业、一家日本料理。

　　黑龙江省方正县委书记刘军的手机又关机了。

　　南都记者了解到，被人肉出来并四处公布于网络的那个手机号确是他的。这些天，这位刚上任一个月的县委书记头上落下的口水远不止“汉奸”“败类”等寥寥数语。

　　在最有创意的一种说法中，他成了“日本遗孤”甚至“战犯遗腹子”，起了个日本名字叫“松本浩二”；一幅经过PS的肖像画给他戴上了一顶日本军帽，一小撮油黑的仁丹胡涂在人中的位置。

　　当然，最解气的莫过于这样一个假消息：方正县委书记被撤职，一并被撤的还有县长。事实上，这个刚刚进行过换届的小县城，县长一职目前还是空缺的。

　　沉默的风暴眼

　　除了感叹政府的工作效率，你第一时间很难在头脑中找到别的溢美之词。这么高大和沉重的一座建筑物，居然会一夜之间消失得如此干净。

　　那块碑———刻有229名日本死者姓名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高约5米，宽达10米左右。制造的石料质地极其坚硬。据8月3日参与砸碑的河南人谢少杰说，“我使尽全力砸，砸得石碑火星四溅，可只能砸出硬币大的小坑。”

　　如果不是7月28日，日本共同社及《朝日新闻》等媒体爆出“中国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建碑”的新闻“出口转内销”，这场舆论风暴根本不会刮起。

　　勿论全国，即使在方正县也很少有人知道这块碑的存在。它所在的日本人墓园，正式名称为“中日友好园林”，并非一个旅游景点，平日里都是大门紧锁，仅在日本人来拜祭时才由县外事办指挥开门。县政府宣布闭园的告示贴出后，有网友笑称“应该用日语写”。

　　在修碑事件前，这座日本人墓园着实算不上豪奢。它位于县炮台山北麓，占地只有0.02平方公里。最核心的设施是两座直径3米的水泥公墓，各有一块墓碑，一块标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一块标明“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这次修成的”开拓团之碑“，正是这两座公墓的附属物。

　　1963年批准为日本人修建公墓时，只花了1万元；1975年因兴修水利迁入此处时，花费5万元。1986年，修接待室和通往此处的公路，又拨款12万元。

　　与这座惹出麻烦的碑同时落成的，还有另外一块碑：“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大小质地与“开拓团之碑”完全相同。它是另一座墓的附属物———“中国养父母公墓”，大小质地也与两座日本人公墓相同。那是1995年，一个被方正县的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战争孤儿远藤勇捐资220万日元所建。15名抚养日本战争孤儿的中国父母安眠于此。此消息被逐渐披露后，方正县又遭受网友诟病：既然有中国养父母之墓，为何不让中国人参观？只让日本人参观的地方，怎能叫“中日友好园林”？

　　对此，风暴眼中的官方依旧保持了沉默。正如砸碑风波之后的墓园，被一道新增加的铁丝网严严实实地锁住。

　　“不敢说自己是方正人”

　　官方的沉默丝毫无助于一座城市恢复整体名誉。这些天，方正人普遍陷入一种苦于不得辩白的状况中。

　　“在这边的宾馆，一看我是方正县的身份证，都不让我们住。”方正县一所日语学校的女校长在电话里说。方正县每年赴日劳务输出500人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她的学员。

　　之所以只能接受电话采访，是因为她已关闭学校去了外地。她还听说，一个同乡的孩子在北京读书，因为泄露了自己方正县人的籍贯而被人围殴。

　　“我只是个教日语的，更多的政治的东西，我也说不好。”这位女校长说，砸碑让她心情非常不好，将学校提前放假关闭。“学员们也理解。可是你说，这事跟我们方正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这几天，方正县华侨商会会长张凤江的手机也常接到外地打来的陌生电话，被破口大骂“汉奸”，指责他是“开拓团之碑”的承建商。他不得不在网上发了一则声明：“……在此，我可以以我全家人的身体、名誉和生命向广大爱国网民保证（哪怕是一点点的参与）此事完全是个别无聊小人搬弄是非，此人一定别有用心。”

　　作为一个至今不通铁路的山区偏僻小县，日本人并不看好方正。它至今没有一家真正的日资企业，只有38家侨属企业，主要经营服务业、轻工业等产业，最大的企业是一家铅笔厂。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日本战争遗孤沾亲带故，由此去日本闯荡后又返回家乡投资。尽管或许已经入籍，骨子里仍然是最正宗不过的方正人。

　　如此看来，舆论说方正县立这块碑是为了吸引日本投资，为了GDP增速，还真有点儿冤枉，至少是扯得太远。

　　“如果我没有这么大的投资，我肯定跟你们把一切都说得很明白。立这个碑，他们征得我们老百姓同意了吗？搞得我们现在出去了都不敢说自己是方正人。哪怕有一点点民主决策，咨询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我相信这个碑立不起来！”已随身为战争孤儿的母亲入籍日本的孙娜（化名）对南都记者说。“可是，我们还要在方正生活……”

　　这位女性在方正的投资不菲，经营一家洗浴中心和运输业。为了躲避记者赴家中采访，她甚至带着母亲躲出了方正。

　　“还是中国人好”

　　方正县与遥远岛国的缘分，集中产生于1945年。

　　那一年，日本战败投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百万日侨大溃退，想取道方正去哈尔滨再回国的上万名日本妇女儿童被苏联红军堵在方正县，半数死于饥饿、寒冷、疫病。余下的半数被方正人收留，融入当地社会，得以生存。

　　根据1953年方正县公安局外事科保留的档案，1945-1946年，方正县共收留了5000余名妇女儿童，其中973名孤儿。这5000名妇女儿童正是方正县成为中国东北独一无二“侨乡”的血脉依据。

　　中日两国恢复正常邦交后，还健在的日本人绝大多数去了日本定居。根据日本法律，他们的远近亲属，都享有去日本定居的优先条件。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副主任李钟军统计，方正县现有人口26万人，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有3.8万人———占哈尔滨八区十县（市）的76%.

　　归侨和侨眷有6.8万人，加上华侨，占到全县人口的44.2%.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日侨。

　　“去日本太容易了，都是一开始沾亲带故的，后来路子都熟了，没啥关系的自己也敢去了。”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县政协委员说，他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都在日本，儿子最近刚从日本回来———被派到大连的一家中国工厂工作。

　　与日本的血脉联系很快变为经济效应。在日本生活的方正人，人均年收入一般在30万-50万元人民币。即使不入籍，一次探亲假也有3个月到6个月。以2003年为例，彼时方正县共有600多人去日本探亲。这些人就利用探亲时间打工，赚回1500多万元人民币。今天，在方正县生活的22万人拥有40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在东北三省各县中列第一。

　　这位70岁的老人有两个身份———中文名字“刘今才”，日语名字“横山茂”，他是在3岁时被中国人收养的战争遗孤，1994年去了日本定居。带着老伴和3个已成家立业的孩子。“那公墓呀，我也只去过一次。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日本代表团来，让我们这些遗孤去陪着参观。”个头不高、脸颊扁平的刘今才对南都记者回忆。

　　和其他日本遗孤一样，在中国成长的刘今才并没遭受什么歧视。因为读过几年书，他在成年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兼记工分员。“我总逗他：你个小日本，还整天挂个针晃荡，别把中国人打死了！他也嘿嘿乐，并没当一回事儿。”方正县政协委员、与刘今才熟识的作家郭相声回忆。

　　每隔3年时间，横山茂都要回国给中国养父母扫墓。他们第一次回来，带了130万日元到处送亲戚朋友。上世纪80年代他去日本探亲归来时，就开始带着一堆日本小礼品———打火机。

　　“当时他给我一个，我说：哎哟，刘饼子———他那脸不是扁吗，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刘饼子，你小子发啦！”一位邻人回忆，方正县的第一台彩电就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当时在全县引起了轰动。“我直接给扔了，谁要他小日本的！……一转眼，我又给捡回来了。那时候哪有打火机啊！”

　　“当时想，反正岁数都这么大了，博一把呗。”刘今才的老伴吴桂芬———现在她叫“横山桂子”，列举了他们一家在日本大阪的生活现状：老两口每月有日本政府给予的十几万日元生活费，住的是一间三室一厅的政府出租公寓，月租金相当于生活费1/6；大儿子身体不好，靠“日本的低保”，每月近1万元人民币生活，二儿子开商店，现有一套别墅两辆车；老三去了长野，全家医疗完全免费。

　　当然，家国仇恨并不是能全然冰释的。当时在村里，就有一个老头从来不理睬刘今才，以及所有日本遗留妇女、日本遗孤。他姓高，曾经参加过抗联游击队，房子被日本军队烧掉。作为专职采写抗联事迹、乡土历史的本土作家，郭相声没有任何一个亲属子女去日本。“咱中国人，凭啥去日本人那儿赚钱？”

　　“日本人不串门儿，还是中国人好。”想了半天，还是没能说出对立碑、砸碑有什么看法。刘今才———横山茂，露出一丝笑。

　　“我们在那边交的朋友，也都是中国人。”

　　侨乡没有一家日本料理

　　方正，这座陷于舆论风暴眼中的城市，常被误解。

　　作为一个山区小县，方正3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有八成是山区，先天发展经济条件不好。官方的自我评价是“工业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由于没什么资源，接连几届县委书记、县长，都只能提出些例如“建设山水园林化生态县”之类的口号，从来没有什么大干快上超越式发展的折腾。县里倡导发展的产业也不外乎种水稻、剪纸节和莲花节游湖之类。这样常规的产业也离不开日侨，县里最大的两个湖泊———方正湖和莲花湖，都是归国日侨经营的。在他们手里，水面比十几年前扩大了10倍，莲花达500万株。

　　方正不习惯折腾的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有心无力。

　　无资源、无工业，全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1亿元左右———这仅仅相当于县里的侨民们年收入的1/50，勉强能做到收支平衡，但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资相对别县要少得多，办公事经常需要用自己的车，“私车公用”。在方正，看到公务员在街上开着一辆好车，民众的第一判断不是“肯定腐败”，而是“肯定去过日本，再不就是家里有买卖”。上百万的豪车，方正人熟视无睹。既有日系车，也有德系、美系。

　　方正的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合用一栋五层的办公楼，而对面几百米就是两栋29层的商品房。这样的高层住宅在方正并不少见，单价3000元也早已不是上限。许多人从日本赚钱回来，一买就是六七套。一种说法是，方正县去年的G D P增速达到20%，建筑业发达是主要原因。

　　一种普遍的估计是：在方正县，餐饮业和服装业的平均价格，要比邻县高20%-30%.尽管盛产水稻，大米每公斤售价仍然在5元以上；冬天的黄瓜，哈尔滨卖2.5元一斤，方正卖4元都是便宜的。作为回报，方正的餐饮业质量也高出邻县甚多。

　　然而，在方正满街鳞次栉比的饭店、餐馆中，却没有一家日本料理。

　　当地人都认为，这跟口味不合有关。在2008年之前，县里是有几家的，因为人气太低都倒闭了。

　　这种口味的不合，在日本生活18年的横山桂子老太太表现得很典型。这么多年来，她仍然是一口“日本饭”不吃，要么嫌甜要么嫌酸，再就是嫌味道怪异，在家自己做饭，上街就吃中国料理。在日本，反而有不少方正人开的中国料理。

　　方正满街的商店、饭店招牌上，的确有日语注释，但占的位置都很小，并非网络传闻的“三分之一以上”。店主们说，这是大约5年前，方正县开始要求他们在办执照时顺便添上的。

　　这一讲述侧面证实了方正县政协曾经出台的一篇《侨乡形象工程建设调研报告》。它提到：“早在2006年，方正县就已确立了打造‘东北旅日侨乡’的战略目标”。

　　该《报告》提出：“主要街道两侧的楼房建筑要有日本文化的影子，城市马路两边要栽种樱花树。学校要有反映日本侵华历史、抗联历史、开拓团历史、日本风土文化和中日友好往来为内容的课程。凡是有文字的牌匾、指示牌、宣传牌、机关、学校、服务业、企事业招牌、门牌的单位和个体，都要书写中日两国文字。”

　　这篇报告的作者透露，方正县人大根本没有审议这一建议，或许是觉得过于离谱。加日文的要求后来也不了了之，至今仍可以看到，一些店铺的招牌上没有日文。

　　不知不觉的“大治”

　　尽管没有日本直接投资，几十年来方正仍然从日本受惠良多。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方正县从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处吸引了折合人民币220万元的资金，用于中日友好园林的修建。那位被中国养父母养大，后来回日本定居的远藤勇早在这次出资修建“中国养父母公墓”前，就多次向方正捐款。接下来3年内，日本每年通过ODA（国际经济技术援助）为方正援助3500万日元。

　　在“中日友好园林”里，还有一座属于日本人的纪念碑。日本农民藤原长作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旅游，听说“方正有一座日本人的公墓”，特地来看。这次方正之旅让他决定，把毕生用来帮助中国。到他去世时，中国共有十几个省、670万公顷的稻田采用了他的栽种技术，产量提高一倍以上。他死后，一半骨灰按照遗嘱撒在了他开始传授技术的方正。

　　日本带给方正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正如此次风波一样，从立碑到砸碑，都与日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这是参与砸碑的人都承认的。它在遥远的东瀛，却在自己没有发觉的前提下引起了无数的混沌效应。

　　一位当地人记载：“一位在单位负责计划生育的朋友说，这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最好做，从来不超生，因为很大一部分育龄妇女，尤其是农村的，都嫁到了日本。女人少，所以方正妇女在家中的地位特别高，丈夫如果要打骂妻子，妻子就威吓：”再惹我，我就学日语去。‘……学了日语，潜台词就是去日本，不跟你过日子了，所以男人还真怕妻子去学日语。“2009年，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开展的一次”哈尔滨市社会治安状况调查“结果显示，99.6%的方正县人感觉安全，居哈尔滨全市八区十县（市）之首。在前一年，该县发生的6起命案全部侦破，是全省唯一实现连续四年”命案必破“的县份。

　　方正从来没有发生过震惊当地的大案要案，社会治安稳定，连上访者都极少。“我觉得，人一有了钱吧，他就想装绅士。”华侨商会常务副会长郭晓玉笑着说。

　　但是，方正县也有一些独特的刑事案件。2006年3月，一个姓于的女子因不满生活状况，先以假离婚骗取丈夫信任，赴日探亲。在日本，她经亲属介绍，又找了一个日本人准备结婚定居。在回国办理手续时，她惨死在暴怒的前夫手中。

　　方正人很庆幸，自己没有什么资源，由此避免了许多麻烦。

　　在当地多位政商界人士的综合评价中，资源往往意味着诅咒和灾难。如果人口多、地域大，就容易搞商业开发———拆迁，搞得鸡犬不宁；若有煤铁等工业资源，当地得到的好处有限，而污染或者腐败却是实实在在的，还容易催生社会矛盾。

　　于是，这么多年来，方正一直山清水秀，空气洁净，而民众又生活富足，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