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2全图脚本:延安农民曾咒毛泽东

因税赋过高 延安农民曾咒毛泽东被雷打死
',1)">
（转）因税赋过高 延安农民曾咒毛泽东被雷打死
—— 2011年08月22日 10:25来源：凤凰网专稿
解说：当地农民对共产党及毛泽东的赞颂与讴歌，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起初习惯了军阀混战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全无认知，左派知识分子的歌声无论那么嘹亮，与他们也并无关联，他们更在乎的是税赋多少。
1941年6月3号，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公粮的征收与农民的负担，下午会议正进行中，暴雨突至，一声巨雷击中了会议室当中的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一位县长来不及躲闪，当场触电身亡。
朱鸿召（节目嘉宾）：那么这个事情，因为在延安很小，延安当时是并不大的一个小城，然后后来就在安葬这个县长的时候，农民们就借这个事情发牢骚了，农民说，哎呦，把这个县长打死了，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击死。哎呀，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就被公安人员，然后就把这个农民逮起来了，逮起来以后呢，对这个农民，被逮起的农民怎么处理，就要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很理性的，毛泽东说，问问他们我毛泽东就是说有没有哪个地方得罪了这个农民，他为什么这么诅咒我。
陈晓楠：经过了解，这位声称雷公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劈死的延安农妇，上有公婆，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丈夫又在支援前线的战斗当中牺牲了，而这样的境遇又恰恰赶上了陕北连续三年干旱，收成特别少，但是村上的干部还是一如既往的，三天两头的到她家里催交公粮，所以她早已是不堪重负。
说到陕甘宁边境为何税赋如此之高，这还得要从国民党南京政府说起，当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去往延安，而且使得这座西北小城以明星般的面貌光耀全国的时候，南京政府就开始出台了一个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诸多的法案也相继出台了。
那么曾经被视以合法地位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时间被视为非法，而从南京政府源源不断汇来的军饷也告终止，财源枯竭使得共产党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了当地民众身上。
解说：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向当地民众征收的救国公粮连年翻倍，此前的一两年公粮征收数额每年不过一万多石，1939年猛然蹿升到了五万多石，1941年公粮收缴达到二十万石，短短两三年间翻了近二十倍。公粮征收量的一路飙升，令当地民众叫苦不迭，以至于当地农妇有了雷公为何不劈死毛泽东的怨言。
朱鸿召：老百姓的赋税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严重到了，就是说我种了地以后，然后除了交了公粮，然后我第二年的种子我要留下来，然后基本上就吃两个月的伙食，毛泽东不是在一个干部大会上有个讲话嘛，我们现在生活、经济上这么困难，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我们解散回家，就是说革命队伍解散掉回家，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个办法我们自己生产。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1_08/22/8583487_0.shtml）
2011，中国人交了多少税
作者： 陈新焱
这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超10万亿元，预计占GDP的近23%。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
半个月前，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同比增长26.8%。其中，税收收入85216.4亿元，同比增长24.7%。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已无悬念。
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如果以今年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
经济学家陈志武由此感叹，“我们的政府'真贵’”。根据他的测算，1995-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发了一条微博，“中国人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他列举了乾隆中期1766年的数据：当时朝廷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
2011年，中国人对税负的感受从未如此强烈。年初，网上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被广为传播。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缴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总共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元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及28%各种杂税共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而流传于网络的另一个名为“人人都是纳税人”的视频，则更为详细地计算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税和费：一个标价100元的披萨，含税约为21.4元；一件100元的衣服，含税约为16元；一件100元的化妆品，含税约为44元；一瓶3元钱的啤酒，含税约为0.6元。在其列举的各项消费中，有一项所含的税费最为吓人——房价，什么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加起来，总计62项，大约占到了房价的30%-4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微博上另一条被广为传播的消息——香港某单身人士，2010年收入17.8万港元，最终却只缴纳了729港元的个税。
初看这一新闻，绝大多数网友都不相信。香港税务局发言人为此还专门出来解释：在香港的薪俸税中，高收入人士负担了大部分税额，中低收入的香港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纳，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此外，薪俸税中还设有多项很高的免税额。
比如微博中提到的这位香港单身人士，年收入17.8万港元，而香港薪俸税基本免税额为10.8万；如果他需要供养父母两人，父母年龄都在55岁以上，可以获得供养父母免税额各1.5万，而如果他全年与父母同住，又可以获得额外供养父母免税额合共3万。这样减来减去，这个人应缴税的收入就只剩下1万多了。
港务局发言人没有说的是，如果是这位香港人是已婚人士，全年免税额就有21.6万元，这样算来，17.8万港元的收入，甚至根本就不用缴税。
2011年，中国政府也开始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高到3500元；将原来一刀切的车船税，改为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对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等。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完善结构性减税”甚至被摆到了财政政策的第一位。
不过，这样的消息也并不能激动人心——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增长。结果反而是：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这九年时间总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
1942年 毛泽东延安座谈会上语出惊人',2)">
核心内容：大会由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致开幕词，一上来毛泽东就语出惊人，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将军，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1月3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40年代初，延安成为革命青年、文化青年心中的圣地，不过对于延安文化界的现状，毛泽东并不满意，他曾经说过，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号正式召开。开会的地点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这座延安少有的现代化建筑，被人们称为“飞机楼”。
在延安的文化名人都收到了一张粉红色的请帖，上面有毛泽东的署名。下午一点多，一百多位延安的文化明星齐聚“飞机楼”，包括了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等，萧军也是其中的一员。
大会由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致开幕词，一上来毛泽东就语出惊人，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
“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将军，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毛泽东讲话结束，第一个被邀请上台的就是萧军，他发言的题目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然而萧军的发言却引起了舆论者激烈的争论，同时遭到了胡乔木尖锐的反驳，不过毛泽东对于这个争论并不介意。
据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他的发言非常高兴，开完会让胡乔木去他那边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在五月，文艺座谈会又连接举行了两次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朱总司令首先发言，毛泽东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毛泽东在开幕式和闭幕大会上的发言，经过胡乔木的整理，在1943年10月19日，也就是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公开发表在《解决日报》上。
《讲话》影响的深邃，也是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此后中共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条条框框，都与《讲话》密不可分。
毛泽东：若鲁迅还活着 要么坐牢要么闭嘴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huanqiu.com
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任何人读到这段对话，都会出一身冷汗。
当时，《鲁迅与我七十年》一出，这段对话就成为议论的焦点。我曾好长时间回味这段话，想想毛泽东生前那么热爱、敬重、颂扬鲁迅，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一向热爱鲁迅。开始在冯雪峰的影响下读鲁迅，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没有媚骨……这都出自他的口。建国后毛泽东在书房的一张照片，靠在书架翻书，这书就是新出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读过多少书，可见对鲁迅的热爱。毛泽东曾有言，假若他要选择职业的话，要当一个杂文家，这是否因为鲁迅的影响？我们如果了解鲁迅，会发现毛泽东和鲁迅有很大的共同之处，这就是叛逆精神、斗争精神，甚至“造反”精神。既然他们“心是相通的”，应当成为知音同好才是，我是不相信有这样的话和这样的情节的。鲁迅死于1936年，假如活到1957年，这不仅是思想界、文化界，也是国人担心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问题。鲁迅确实没有媚骨，所以才叫人担心。于是这一假设成了国人的“情结”，定要设法证实它！《鲁迅与我七十年》，这一悬念终于得到了左证，于是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因为它完全“合情合理”，好像是一句等待已久的要证实的话。
但证实这个对话的是黄宗英女士，后来我才读到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黄文摘录如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我读到黄宗英的证实后，对这个对话就彻底不再抱有幻想了。没有理由不信。这话让我想到了鲁迅的意义。这就让我们明白，鲁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个政治团体就可以随便占有的。表面上赞扬，骨子里照样仇视。鲁迅因他的杂文，在当时就有杀身之祸。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从前的农民朱元璋了，洪秀全当了天王也不是从前的农民领袖洪秀全了，而一个思想家是永远不会背叛他自己的。谁在那个位子上，谁就会对着鲁迅这枝笔不舒服，由一个对鲁迅的赞美者变成仇视者，这并没有不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