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岛乔巴帽子搭配:追思张宗奇君

追思张宗奇君

  戴阿宝

万没有想到，在我人生五十的当口，就要写缅怀的文字了，不是为我的父辈，而是为我的同辈——同学加朋友。

张宗奇，这个名字将会永远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他人却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他的肉体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神采、他的情感会留下来，会以各种不同的呈现方式留在我的记忆中。

宗奇来自宁夏，来自宁夏大学，这是我认识他时就知道的，至于他的出生地，未听他具体说起过，只好像听别人说他来自固原。我后来从网上才知道，宗奇的老家是宁夏固原地区西吉县的一个山村，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宗奇倒是在一个场合说过，从他家到县城是没有公路的，二三十里地只能用脚走。能够从西吉这样的大山里走出来，不仅走到银川，而且走到了北京，还走到了海外，对于宗奇来说该有多么的艰辛，也该是多么的荣耀。

宗奇和我说起，他的父亲早年离世，母亲在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的那一年（1989）也溘然长辞。没有父母的老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家呢？老家里还有大哥大嫂等其他众多的亲人，但是每当回到老家时，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没着没落的感觉，对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来说，没有了亲生的父母，也就没有了根，其实也就没有了可以托付心境和情思的家，在兄弟姐妹家里住，总会感觉是在别人家里住，完全找不到自己家的那种温馨、放松和怡然。在宗奇的话里话外，山野乡间的那个家渐渐有些陌生，尽管还不时地回去看看。有一次，他和我说起梦，说到母亲进入了他的梦，而此时的他的那份惆怅和迷惘实实在在地写在脸上，也浓缩在他的有些低沉的语气里。那是不是他对痛失父母也因此无家可归的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对家记忆的深深的眷恋呢？

无论是家还是家乡，总是他的一个兴味盎然的话题。记得他在北京养病的那段时间，一次我去看他，说起民间艺术和民间戏曲，我说想请人来写一写民间艺术和民间戏曲的当代状况，最好是田野调查式的，而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应该能够把民间的生存精神和民间戏曲的现实困境充分地揭示出来。他眼睛里顿时有了光芒。他告诉我，他的老家就是一个民间戏剧之乡，而在他自己的大家庭里也有从事民间戏曲演出的经历，而且他的家乡还有制作民间乐器的传统。民间戏曲和民间文化的氛围，在他们那里是浓厚的，而他的家乡也完全有资格进入人类学者、民俗学者和戏曲学者的视野，那里有丰厚的文化和戏曲的底蕴。我当即邀请他来承担这项工作，说以一年时间为限，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提交一份有份量的鲜活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戏曲发展现状的田野调查报告。当然，我给出的前提是以不伤害身体为出发点。我当时也隐隐担忧他的身体或许并不能支撑他完成这样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但是他满口答应，显得异常亢奋。只是后来，我再也没有向他提起此事，他也没有再说过此事。

1996年博士毕业后，宗奇来到土地报社，在那里工作了几年，还分了一套房子，就在清华大学的东南小区。他从土地报离职休养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就住在这套房子里。我与他住得很近，步行也就十几分钟，有时会过去看看他。不便在一起吃饭，就在他的房间里坐下来聊聊。整个居所是三室一厅，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房间里除了简单的桌椅、衣柜和床，几乎没有更多的家具，显得空荡；也由于是一个人住，平添了几分冷清。每次去，看见房间的薄窗帘都拉起来，光线暗淡，有阴冷之感。我几次都想问他为什么不把窗帘拉开，但是话到嘴边上又咽了回去。

根据我观察，那一段时间是我认识宗奇后他的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也是他的心情最差的一段日子，一切会写在他的脸上，他似乎也毫无办法，显得十分的无奈、疲惫。但宗奇毕竟从小就是从吃苦受难过来的，所以他在无奈和愤懑之余，也会谈谈如何放松精神，还会谈谈精神如何拯救。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不由自主地会给我讲述在医院看病的一些经历，尤其对地坛医院颇有微词，不仅牵涉医疗态度，而且还牵涉医疗水平。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对西医疗法表现出越发的不信任，甚至一种绝望。后来，他感觉身体实在虚弱，再也难以维持西医治疗，就干脆放弃了。他愤愤地说，西医带给他的只有痛苦和对身体的摧残。他开始学习中医。他不仅自学，而且还拜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师胡海牙老先生为师。就在他回宁夏之后的几年里，据我所知，凡回北京，宗奇都会到胡老先生坐诊的五道口的济安堂助诊。我当然能够感受到他学习中医的强烈愿望，也多次听他自己说起学习中医的心得，认知中医的神奇魅力，尽管他不愿意把学习中医与他自己疗病联系起来。回宁夏大学几年后，再见面时，宗奇甚至已经把自己作为名医的徒弟看待了，并且说自己得到了胡老先生的真传，还把在银川行医的一些传奇经历向我披露。以至于我一度认为，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开一个私人诊所了。我甚至建议他将来就以看病——救死扶伤——为生。当然，他一再强调他的所谓行医其实都是朋友之间的帮忙，不以商业为目的。宗奇还掌握了针灸技术，一次还想用针灸为我缓解肩颈的疼痛。我以为，宗奇是属于那种悟性较强之人，中医的那种感觉性诊疗，对他来说，也许是非常适当的。他学中医，感悟中医，得心应手。而他的如此特点通过交谈就可以强烈地被感受到，他对中医有了一种痴迷感，他要用这样的一种感觉来感染周围的人。宗奇的气质里所特有那样天生的敏感和思虑，并没有随着文明的熏陶而消退，这也成为他亲近中医的内在基质。尽管我在他面前时常表现出对中医的不信任，也结合自己看中医的例子提出质疑，尤其对他思想中的一些神秘因素进行批判。但是他依然故我，唯中医马头是瞻。现在想来，其实中医对于宗奇来说，更多地是一种感觉的寄托。当一个病人对西医治疗不抱希望时，中医对于他来说也许真的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也非常愿意接受中医的某种神秘化的暗示和宽慰。

宗奇回银川宁夏大学后，时常会回北京来。他说，即使他人在银川，也会常想起北京。回头想想他的这些话，似乎可以推断，回北京，对于他来说，始终是一种渴望。宗奇从性格上说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即使面对命运，他也有某种抗争的冲动。美好的东西，得到的东西，再失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对于宗奇来说，更会是如此。有一段时间，我对他在北京和银川之间较为频繁的往返，不理解。因为在我看来，他的经济状况当时并不理想，甚至可能还会拮据（他和我从来没有说过钱的事），而这样的往返会把很大一笔钱不值得地捐给铁路，还不如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场合下（具体情形忘记了），他面带不大自然的表情说，他还是北京人呢！言外之意，我们都是北京人，他虽然暂时回宁夏、回银川去了，但是他的根实际上已经扎在了北京（有北京户口）。这一幕多少让我明白了他当时心里的那种情结，那样的一种争做首都人的情结，实际上也是人往高处走的情结和欲望。当然，他对家乡的思念也从未断过。记得在北京养病的那几年，他时常会和我谈起他所惦记的家乡，家乡的亲人们，他说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尤其他本人就是一个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好例子，他每次回去，都会为家乡的孩子们讲讲，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走出大山，也为家乡增光添彩。而他的一个侄女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也完成了博士学位，成为了走出大山的有知识的新一代西吉人。

回老家，回银川，这一建议是我给他出的。因为当时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老婆孩子又都在海外（老婆叫沙希琳，是科威科人，信奉巴哈伊教），一个人在冷清的家和凶险的医院之间来往奔波，确有诸多不便，尤其是内心的苦闷难以排解，形单影只，孤寂异常。一次，在清华大学主楼前广场的便道上看见他，由于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没有机会和他多聊几句，他只说出来散散步，活动活动。当他走出一段距离时，我才回头看看他的背影，单薄而嬴弱，一个人，慢慢地远去。这样的情景每每想起都令人心酸。我想既然他不再看西医了，而且身体在中医的调理下有了起色，那么接下来主要是要解决好心情问题，回老家总有一些亲戚朋友在，有事会照应，身边聚拢些许的人气，舒缓一下内心的郁闷。不过提及回老家这个话题，他也犹豫地说过，回老家？其实真正的老家已经不在了（因为父母不在了）！每次回去住在大哥家，尽管大哥大嫂对他很好，但总是住着不踏实。再就是回西吉县，他的一个侄子是县医院的医生，正好就是治疗他这种病的，之前也回去向侄子咨询过，听从侄子的一些建议，但县里显然也不是久居之地。这样的话题我们之间说起过多次，无论如何，我希望他能够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至少应该呆在一个有亲朋的地方。其实，我也隐隐地感觉到，还有一层话，宗奇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实在不想以一个病人的身份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不想让昔日仰视他、以他为荣的人们反过来哪怕是平视他、怜悯他。我能够感觉到他那时的心里压力非常大，也为此非常的纠结。不过，终于我的建议有了结果——非常好的结果。他自己不仅解决了这一困境，回了宁夏，而且还回到他的母校——宁夏大学，作为引进人才进入了宁夏大学回教文化研究所，成为了其中的一名研究人员。他回银川、回宁夏大学时并没有告诉我，就是后来在北京又见面时，也没有说起当时去留的具体情况，我也就没有多问。祝福他只要是摆脱了当时生活上的苦闷和无奈就好。只是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他从银川过来，说他和宁夏大学签的八年合同马上要到期了，准备回北京，需要再谋个职位。这时我才略知其中的若干细节。当然，宗奇回宁夏大学的工作状况，后来通过网上的个人简历，也能够了解一二。

宗奇被特聘到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工作，评上了研究员，出版了两部他的主要著作，还获得了省部级奖。其中之一的《宁夏道教史》是2006年由宗教出版社出版的；而他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一书，也是在2006年出版的，不过换成了东方出版社。宗奇的宗教情结从他的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两本书，他都送给我留存，至今还放我的书架上。尤其记得，《宁夏道教史》还是他刚刚拿到的样书，他那一脸的兴奋而又不想过分流露出来的表情，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当时也为他所取得的成果而由衷的高兴。为了这两部书的出版，宗奇回北京几次，尽管不是每次都告诉我。见面时，他也只会是三言两语地说说自己的新近的研究状况，但更多的是谈起宗教的信仰、教规和修炼。我当时觉得，他的宗教研究始终是在一种神秘气氛的笼罩之下进行的，参杂了太多的感悟，太多的玄虚，太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而不像一个学者应该从文化意义上进行思考和批判。当然，他所眉飞色舞谈出来的东西和他写成的文字还是有不小的差异，文字显然更为理性，更为学术。《宁夏道教史》涉猎了不少资料，有些资料还是他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这也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宁夏道教的研究著作；而《整合》则道出了他多年来对伊斯兰文明和宗教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伊斯兰教是宁夏回族民族的基本宗教信仰和文化，而宗奇不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宁夏，而且他的太太是科威特人，就是来自伊斯兰文化圈的。宗奇曾和我热切地谈起他的中东和英国的经历。他在去科威特探亲时，进一步接触到伊斯兰文化，还在科威特大学短期学习过波斯语和伊斯兰文化课程，对当地民间宗教生活有过体验。切身经历过的伊斯兰文化生活对宗奇的影响是强烈的。他谈起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如何的善良、如何的可敬，如何的谦卑，以及他在科威特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所受到的礼遇，而他太太家的高贵出身和家庭生活的宗教氛围，也使他更为一种宗教的信仰而着迷。他回宁夏大学，没有回到他当年出来的中文系，而是进入了回教文化研究所，这表明他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兴趣无疑已经由民间文学转到了宗教文化上。在网上还可以查到他的写一篇小文，题目大概是“道德经可以让您活一百二十岁”。这样的话题从宗奇的笔下流出，不是偶然的。他在日常与我谈论比较多的就是如何养生，如何按照中国传统的道教教义进行修练。我想，这或许也是他关注宗教、研究宗教的最内在的动力之一。以我的观察，宗奇的宗教研究和宗教情结，是与他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的，他对宗教修炼的参悟、对宗教密宗的青睐，始终在他的宗教认知和追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宗奇在宁夏大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没有离开过或隐或显的宗教精义。

得知宗奇离世的噩耗，上网再查他的资料，发现就在2011年9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新著：《自然生真理:关于人类现实问题与中外专家的交流》。我相信他是在看到此著的样书才告别的。为了这次出版活动，他肯定也回过北京，只是他没有再与我联系。他的学术生涯就这样令人惋惜地画上了句号。

网上还可以查到一篇写于1995年有关张宗奇本人的采访报道，那篇报道是以宗奇带着新婚不久的科威特太太回乡考察为开端的，主要介绍了宗奇的贫寒家境和他当年刻苦学习、发愤有为的奋斗经历——不仅考上了县里的中学，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宁夏大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这个从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不仅在首都站稳了脚跟，而且他的视野开始投向国外，甚至一度有出国学习和生活的打算。宗奇的太太是科威特人，这一婚姻在宗奇的家乡可以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不过，张太太是一位非常谦和、非常友善的知识女士，曾经是宁夏大学的留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至于他们当时是如何相识的，没有细致的情节可讲，但是张太太说过，他们之间有着某种不需要语言表达的感应力，虽然他们认识时彼此的沟通还不通畅，沙希琳的汉语还没有达到有效交流的程度，但就是冥冥之中的心里灵犀使得他们走到一起。在和张太太的短暂接触中，你确实可以感知她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来自宗教的气息和魅力。记得宗奇的岳母也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且在租住的房子里为我们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而地道的伊斯兰餐，他岳母身上的宗教意味更浓，仿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为凡间一切抚顶祝福的力量在。在张太太留在北京的那几年里，宗奇是快乐的，生活也是幸福的。记得有一次，他还带着太太专门在清华大学内的招待所小住几天，我们几个朋友也难得有了这样一个聚餐的机会。但是后来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张太太回科威特去了，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之后我也就再没有见过这位可爱的科威特女人。宗奇在我面前很少提及太太，早几年还偶尔提过，也三言两语地说起过孩子，但是最近几年，见面的机会少了，就是见面我也不好问，他似乎也不愿说。我的不问，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怕说出不当的话引起他的伤心和伤感。我猜想张太太的离开，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生活难以满足她的基本生活要求，尤其是抚养孩子比较艰难，而宗奇本人当时连一处固定的居所都没有，要想在北京养活一个外国太太，再加上两个孩子，对一个书生来说，恐怕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我不知道宗奇与太太不能一起生活的真正原因，但是我想困难不是来自文化，而是来自经济，当然也可能来自身体。

回想起我们交往之初，当年我们一起住在北师大研究生楼十三号楼，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他是学民间文学专业的，我是学文艺学专业的，两人的专业没有交集。现在想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偶然机会，使我读到了他写的一些东西——小说或散文。他把自己发表的东西，哪怕是所谓的豆腐块，都统统收集起来，贴在一本废旧的杂志上。宗奇写的东西，乡土气息浓烈，扑面而来，土得掉渣，但很投我的胃口。尽管他当时发表的都是小东西，而且都是些不入流的刊物，但是我的阅读和欣赏使我们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了。我们成为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也就这样地保持了下来。宗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期间，我还骑自行车从清华大学到他那里。他当时一人住一房间，正在练习书法，墙上还贴有他自己的书法作品，他对自己当时的学习和生活表现出非常的珍惜和热爱。下午我们到附近的丽都花园游玩一番。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这两三年我们的来往少了许多，不知他是否常回北京，或即使回来也不见他打招呼。不过，从网上得知他当选了宁夏侨联副主席，我当时想他的身体真的好起来了，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重的任务了。谁能想到，死神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扣他的大门。春节时有他的拜年短信发过来，又一次造成了我对他好起来的印象，心想以后见面的机会还有很多，他回北京之后，我们还有一如既往地交往的漫长时间……

结果却是这样突然，天地久远，阴阳两界，永无再见面的机会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就这样永远地终止。看看手机里留下的宗奇的电话号码，它真的没有用了吗？我打过去真的不会有人接了吗？是没有声音？还是会有陌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