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3 每天定时执行:“九一三”事件后军队的揭批运动(刘志青)

“九一三”事件后军队的揭批运动

刘志青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他们１０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率叶群等人出走几小时后，中共中央根据雷达监视的结果和从周宇驰等人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材料，初步判断出林彪等人是叛逃。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下令扣押了山海关没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通知广州军区，抓获了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联合舰队”的十几名成员；查封了林立果在北京的几个秘密据点，并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拘留了林立果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秘密组织的骨干。９月１４日，周恩来接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在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后，指示大使馆在蒙方同意的情况下到失事现场视察，提取死者骨骸及其他遗物。随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迅速派专人送回林彪座机坠毁现场的照片、资料，并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根据初步掌握的大量材料，中共中央认为，林彪叛逃前的活动绝非个人行为，而是已形成了一个集团。其中，已缴获或已查证的大量材料证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４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因此，对他们和其他同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的人，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但是，中共中央仍然希望挽救一切犯错误的人。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对黄、吴、李、邱，“看他们１０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第５７号文件在强调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但是，黄永胜等人没有悔过，而是拼命烧材料，毁灭证据，企图顽抗。９月２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４人实行离职反省。随即，中央军委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的决定，清查工作进一步展开。
　　“九一三”事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不仅涉及的人员多、级别高，而且涉及党、国家、军队的机密多。为了全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稳定，及时查清林彪集团的罪行，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措施。
　　全力搜缴罪行材料。从截获周宇驰等人直升飞机开始，陆续发现了林彪集团阴谋发动政变的大量证据。其中，除大量机密文件外，还有地图、美元等。在被毁的材料中，还发现了林彪“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政变手令。为了使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免遭毁灭，军队严格控制跟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的单位和个人，仔细搜查罪证。经过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５７１工程”纪要》等一大批罪行材料悉数被查获，为后来认定林彪集团的罪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求参与林彪集团活动的人交代或检举。开始，许多人不老实交代问题，有的抵赖，有的避重就轻，有的甚至装疯卖傻，企图顽抗。经过政策攻心，一些人有了转变。如当时的空军作战部部长详细交代了林彪集团阴谋发动政变、企图趁毛泽东南巡时下毒手的经过。对于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消除对立情绪的基础上，既把他们同林彪集团成员分开，又鼓励他们检举揭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召开部分在京老干部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朱德、叶剑英、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张云逸等军队的老干部，陆续在会上发言或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揭批林彪集团，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批林整风”的决定。中央军委及时转呈老干部的信件，并单独邀请同林彪等人共事久、接触多的老干部座谈。对遭受林彪集团*而离开军队的老同志，中央军委给予重视，安排专访或者组织他们撰写材料。
　　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１０月４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１０月２７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要中央给予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准备召开在京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２９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
　　组织专案组搜集罪行材料。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１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专案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的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择要送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审阅。该专案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阅批同意。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央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和大量取证，整理出若干有关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讨论；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７月２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这三份材料，按专题记述、批判了林彪一伙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阴谋活动，以及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等方面的罪行。同日，中共中央还批准和转发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系统整理了林彪集团在军事工作中的罪行。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开始至１９７４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军事科学院、海军、空军等，都整理了有关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如总参谋部整理了《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林彪反对毛主席建军路线破坏我军军事训练的言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提纲（初稿）》，总政治部整理了《叛徒卖国贼林彪反对毛主席建军路线破坏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罪行（送审稿）》，等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系统搜集、整理出的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十分重视，对其中一些重点材料进行了反复审查。如围绕军事科学院整理出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叶剑英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全体成员，于１９７２年７月６日对该材料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７月１５日至１６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其进行了审查。之后，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转发，对揭批林彪集团的罪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鉴于林彪集团犯罪事实确凿，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的党籍和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叶群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参与林彪集团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叶剑英强调指出：“打击面不要过大，要少抓人，更要保留活的证据，活的材料……”
　　
　　林彪集团从形成到覆灭，延续的时间长，涉及的人员多，在军队影响大。因此，为了挽救犯错误者和教育部队广大指战员，除对那些骨干分子进行坚决揭批和严肃处理外，对牵连到的人和事进行清查，也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搞好清查工作，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原则。首先，要防止扩大化。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只是少数，与此有牵连的人和事也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因此，防止扩大化，是十分必要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及民航系统干部会议上强调：在清查林彪一伙罪行时，要防止扩大化。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只是少数人、个别人。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其次，要有利于团结。清查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毒瘤，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各地工作情况时认为，有些地区将清查的主要矛头指向当地领导干部，偏离了方向，不利于团结，应该纠正。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要搞好团结。４月１８日，周恩来在阅改《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稿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再次，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出路。比起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牵连的人和事相对较轻。因此，在他们承认错误后，要提供改正的机会。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第５７号文件要求，清查工作要执行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浙江省《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指出：浙江地区参与林彪集团活动的，只是一小撮，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４月２５日，毛泽东批示：“同意。”７月５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说：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和原则，军队的清查工作逐渐展开。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叶剑英致信毛泽东，汇报军队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情况，同时提出思想清查和组织整顿的建议。当天，毛泽东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林彪搞了十几年，军队问题不少，要肃清林彪的影响。在此之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开会，部署清查工作，决定：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工负责各大单位的清查工作，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在清查中，要认真掌握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和原则，防止出现过“左”或过右两个极端；当前，第一步是要集中力量抓好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１０月７日，叶剑英出席总参谋部处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除了对中央文件上所揭露的问题进行具体解释外，还揭露了林彪在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正确决策的重大问题，使大家对林彪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特别强调，在批林斗争中要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充分肯定了总参谋部党委关于“分清两个关系”的提法，即分清正常的工作关系和非正常的宗派关系。对于正常的工作关系，不应予以追究。对于搞宗派的人，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就要注意清查。即使是宗派关系，也要进行分析。他强调指出：“打击面不要过大，要少抓人，更要保留活的证据，活的材料。要抓敌我矛盾，不要把斗争的方向搞偏了，否则会犯新的错误。”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指明了军队系统清查工作的政策和方向，解除了一些人心中的疑虑。此举对全军清查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军的清查工作，其步骤大体上都是从批判肃清林彪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入手，澄清思想，辨明是非。在此基础上，整顿组织，整顿干部队伍，调整领导班子。但是，针对林彪集团在各单位的影响程度，划分了重点清查单位和一般清查单位。受林彪集团影响的重灾区，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工负责下，进行重点清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主要成员曾直接控制下的一些机关和部队，是重点清查单位。清查的结果表明，这些单位涉及的人和事比较多，性质也比较严重。
　　在吹捧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成员中，不少人充当了吹鼓手。林彪集团为发动政变，不仅自吹自擂，而且指使他人吹捧。一些人，甚至领导干部，为了往上爬，也无原则地进行吹捧。如周宇驰等人为了抬高林立果的地位，炮制了所谓的“讲用报告”，有的单位领导表现得十分积极，带头鼓吹。有的领导干部为吹捧林立果，竟然炮制了《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总结材料。有一个部队政治部还专门编写了《关于深入宣传学习林立果活动的讲话提纲》，通篇都是吹捧林彪、林立果的言语，说林立果“是青年一代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是革命事业最理想、最可靠的接班人”。为了吹捧林立果，个别领导人还组织在林立果身边工作的战士巡回演讲。在一次所谓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有人出面宣读由邱会作组织起草的“讲用稿”，吹捧邱会作。邱会作还指使别人在党委会上吹捧自己。被授意的人吹捧说：邱会作的“特点”是“坚信、紧跟、实际”，“临危不惧”，“彻底革命”。有人还概括了邱会作所谓“高举”、“紧跟”、“突出”等十大优点，从“理论的高度”大吹特吹邱会作。在写小说、编历史资料、办展览、出“语录”、拍电影、搞演出中，更多人参与了吹捧邱会作的活动。在邱会作结党营私、残酷*干部群众的活动中，也有不少人充当了“帮凶”。
　　不少人陷入了林彪集团的政变活动。在林彪集团搞“路线交底”中，很多人跟在林立果、周宇驰后面，大造反革命谣言，说什么：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斗争非常激烈”，“斗争的焦点是领袖和接班人的问题”，“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他们表示：要突出宣传林彪、保卫林彪、捍卫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建立和发展“联合舰队”过程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十几人成为其成员。在网罗党羽时，刘沛丰、李伟信等先后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济南、福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郑州、南昌、长沙、昆明、天津、大连、唐山、青岛、洛阳、保定等地进行串联，搞“路线交底”，拉拢部队和个人。到中南、华东、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游说，搞忠于林彪、林立果的宣誓。林立果对此十分赞赏。在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教导队”、“训练班”的活动中，先以６天时间学习林彪“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解决跟谁走的问题”，随后即大练爬山、刺杀、射击、通过２００米开阔地的冲锋等，妄图蒙蔽他们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有的警卫人员、秘书还给配发了武器，接受了特种训练。
　　一些人在选美活动中效力。据后来查明，林彪、叶群为他们的儿女挑选对象，即选美，有于新野等４７人参与。他们跑遍２７个省市，在全国预选了美女美男上万名。对北京的学校、幼儿园等１０００多个单位作了摸底；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跑遍了几乎所有学校和工厂。由于大量运用人力物力，耗资很大。仅于新野等三人，乘火车就花费了２．２万元（乘飞机免费）。
　　 　　不少人在小恩小惠中上当受骗。一些被林彪死党严密控制的单位，为了表示“感情深”，每当有人受到林立果的接见或收到林家送的礼物，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大家围着林家送的一个橘子或几块糖表忠心，谈感受，共享“幸福”；或者由一两个人抱着收到的礼物，声泪俱下地大赞大颂林家父子。有的公开号召：吃了林家的水果，“要物质变精神”！有的还把水果拍照、用药水泡制或用蜡复制，以作永久纪念。林彪死党很重视用送东西、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等方法笼络人心，扩大影响。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点。”有些人就在接受他们的“礼物”后，逐步上当受骗。几年间，被林立果单独“接见”的有９０多人，收到林立果礼物的达２７８人。吴法宪等人为控制某营，一次就调给他们１５吨黄豆，还经常派亲信给该营的部分干部送礼。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林彪等人欺骗下，不少人跟着鼓吹“天才论”。
　　在结党营私中不少人得到重用。林彪集团采用发展和安插所谓“战友”、“好同志”、“自己人”、“明白人”、“坚定的左派”等手段，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建立“黑班子”、“黑党委”。在有的机关和部队党委成员中，既有林彪死党、骨干，也有陷得较深的人，三者超过半数，机关党委完全被林彪集团所控制。在有的军、兵种机关和部队，林彪集团控制了大多数党委，形成很大的势力。林彪集团控制党委的手段，一般是通过笼络干部，秘密发展势力，逐步形成地下“黑班子”，时机一旦成熟，便堂而皇之地予以取代。这些受林彪集团指使的党委，干了大量坏事。如：控制选举“三代会”代表，组织推广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安置“黑线人物”控制部队，打击排挤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把持干部的任免等。跟着林彪集团跑的人，既有不少一般干部，也有大量高级干部。
　　清查结果表明，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流毒甚广。如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之后，讲稿被大量翻印，从各种渠道流入其他单位。仅海军就发现印发该报告７起，２７８份。另外，通过各种渠道零星流入部队的有１１０余份。卫戍区发现看过该报告的有１００多人，印发和有组织地传达、阅读３起。解放军报社有小范围的传抄。有的单位已将此报告扩散到地方。
　　全军经过一年多群众性的揭发、批判，基本查清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查清了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清查工作中，由于全军对方针、原则、方法掌握得较好，部队保持了稳定和团结。大量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他们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有抵制和斗争的，不少人正因为此而受到林彪一伙的打击和*。
　　但是，在清查工作中，也有一些不正确认识。如有人认为，粉碎林彪集团是伟大胜利，但感到“解放军灰溜溜的”；有的还说，空军牵连的人和事很多，因此“空军灰溜溜的”。对此，中央军委及时进行了纠正。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９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先念在全军“批林整风”座谈会上说：“怎么能说灰溜溜的呢？解放军出了个林彪就不光彩啦？林彪是四野的，四野就灰溜溜的啦？林彪是‘副统帅’，解放军就灰溜溜的啦？不对嘛。空军里坏人出得多一些，但不能把空军搞得灰溜溜的。”把林彪集团粉碎了，“正是证明我党、我军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张春桥分管的海军，清查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张春桥出于乱军的目的，指责说海军主要领导都有问题，给海军党委常委罗列了十大罪名。海军过去在李作鹏的把持下，有不少问题亟待查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也十分重视。总政治部曾派工作组去指导，但在张春桥的训斥、嘲讽下，工作组不得不撤走。为总结“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海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从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７日召开，到年底仍未结束。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认为应该尽快结束，但张春桥却坚持批林首先必须连带批判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责海军党委否定“文化大革命”，使会议偏离方向，颠倒主次，又延长了３个月。直到毛泽东出面干预，张春桥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其他一些单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复杂情况。有的单位，由于林彪一伙的插手破坏，领导班子中的斗争几经反复，时而这一些人被认为有问题、犯了错误，成为批斗对象；时而另一些人又被认为有问题或犯了错误，也成为批斗对象。如此反复“烙烧饼”，“互相结怨记仇，再加上派性的干扰，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有的人对别人的问题抓住不放，甚至无限上纲，对自己的错误，则不敢承认，不敢检讨。有的单位甚至把领导干部之间的不同观点和争执扩大到群众中去，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在这些单位中，最后也都通过揭露清算林彪集团造成的破坏，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隔阂，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至１９７３年底，全军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毛泽东说：“父母犯了错误，也说子女有错误，这样对么？过去有些问题是逼供信搞出来的。……逼供信搞出来的不可信，不能算。”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与江青、康生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疯狂*和打击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使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危机之中。在军队，林彪集团一方面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代理人欺骗善良、无知而又极具热情的造反派制造声势，一方面蒙蔽越来越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毛泽东，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打倒所有敢于同他们抗争的军队领导人。在政治上，他们提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口号，随意陷害、诽谤他人。在组织上，他们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一浪接一浪地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所有部门和绝大多数领导人，动辄免职、罢官。在方法上，他们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等多种手段，从精神上无情折磨、压制，从肉体上残酷*、摧残，打倒了一大批有功之臣。其中，大多数元帅、大将、上将被他们点名批判或打倒。截至１９７１年９月“九一三”事件爆发前，林彪集团在人民解放军中制造的冤案，使上万人遭到诬陷、*，许多人被*致死。
　　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江青一伙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因此，纠正冤假错案，使遭受*的干部得以平反昭雪，仍有很大阻力。但是，随着揭批、清查工作的深入进行，很多冤假错案的事实进一步澄清，遭受*的干部或家属不断提出平反的强烈要求。
　　林彪叛逃后，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的干部，如原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大将，原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上将，原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原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中将等，纷纷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或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或恢复组织生活。原中央军委常委、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大将给毛泽东写信说，他满身是病，两腿伤残，请求解除对他的关押，给他一定限度的自由。
　　一些家属子女也纷纷反映情况或提出相关的要求。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的夫人薛明，以《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的那些日日夜夜》为题，将贺龙生前的最后一段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８日，原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之女杨俊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杨成武受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失去人身自由，请求让他出来工作。７月１日，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中将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他们的父亲回到北京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早日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他开始重新考虑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对大量的冤假错案有所醒悟，并以自己的言行表明要纠偏。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干部时说，所谓“二月逆流”，其实是几位老帅针对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要打倒一切的抗争。他还说，所谓“大闹怀仁堂”，是在党的会议上，是公开的，但因他当时并不了解真实情况，轻信了林彪等人的一面之词，现在应该予以平反。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因病逝世，按惯例，治丧委员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追悼会。但毛泽东面对包括陈毅在内的一大批蒙冤的老干部，感到有必要逐渐予以平反，因此，他决定亲自参加追悼会，以期引起对平反工作的重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见报后，对解放老干部在舆论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由此感到欣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１９７２年初，毛泽东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多次谈到关于让老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具体询问了杨勇、廖汉生、陈再道、李成芳、钟汉华、邓小平、秦基伟、乌兰夫的情况。他说，邓小平、乌兰夫可以过党组织生活。他还说，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办公室所审查的干部中，有的搞错了，要清查一下。“他们的问题不解决，对子女影响很大。父母犯了错误，也说子女有错误，这样对么？过去有些问题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我早就说过不能搞这个东西。逼供信过去在中央苏区搞过，在延安也发生过。逼供信搞出来的不可信，不能算。”“我们一些干部的看法不对，有的是形而上学，把干部一时的错误说成是一贯的错误，这样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
　　对于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来信，毛泽东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了批示。１９７２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在苏振华的来信上写道：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３月２５日，毛泽东在杨成武之女杨俊生的来信上写道：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７月７日，毛泽东在廖汉生的子女的来信上写道：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１９７３年８月４日，毛泽东在收到郭化若的信后批示道：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其）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在对老干部的解放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最引人注目。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接到邓小平的来信后，虽然仍认为他犯有错误，但也肯定：“他没历史问题”，在战争时期“有战功”，在和平时期“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作为“刘邓路线”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得到一些比较肯定的评价，其他老干部以他为标杆，平反工作就好做多了。后来，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由于毛泽东的积极表态和明确指示，军队系统的平反昭雪工作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具体组织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４日、２月２４日，总政治部提出：“认真落实毛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长期审查至今尚未作出结论的干部，要抓紧查清，区别情况，妥善处理；处理错了的，要纠正过来。对于犯错误包括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要以教育为主，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对于确系遭受林彪一伙打击陷害的同志，应予以平反。”同年１月２４日至２月１０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讨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虽然仍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对落实犯错误干部政策，要充分重视，切实抓紧，组织力量，逐件审查，尽快作出结论。对犯有各种错误的好人，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本人认真检查认识了错误，取得群众谅解之后，应及时予以解放，并根据具体情况，分配适当工作。其中，年大体弱工作有困难的，可做妥善安置。对于确实受林彪反党集团打击*的，要向本人和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宣布平反，安排工作。”会后，全军各单位开始着手平反工作。４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社论，正面阐述中国*的干部政策和优良传统。这篇社论经周恩来修改发表后，对全国、对军队都起到了很好的舆论作用。５月２５日，中央军委以〔１９７２〕５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军转发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使军队平反工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至１９７２年八一建军节，已有许多高级将领得到平反。苏振华、杨勇、廖汉生、莫文骅等参加庆祝活动并见了报。在此后的１９７２年十一国庆节，１９７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又有一大批得到平反的老干部参加庆祝活动，他们的名字也陆续见诸报端。平反工作深得人心，受到全军的关注。许多能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在揭发林彪集团、为受*的干部举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作为具体承办平反工作的职能部门，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逐个落实政策。有的老干部虽然暂时没有得到平反昭雪，但处境得到了相对的改善。
　　
　　在调整军队领导班子时，叶剑英强调：“要把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中来。这件事不能有私心杂念，要出于公心，要实现老中青三结合。”
　　
　　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的同时，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日显重要。因为在揭批、清查中，许多单位的干部与林彪集团有牵连，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必须整顿。如黄永胜曾任总参谋长、吴法宪曾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被隔离审查后，上述单位的领导职位出现了空缺。空军是林彪集团控制过的重点单位，不仅在领导机关，而且在部队，上“贼船”的干部多，领导岗位需要调整的也比较多。
　　一大批被错误打倒的干部获得解放后，需要重新安置。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很多人尚年富力强，是军队的宝贵财富。但是，原来的位置已满编，难以再官复原职。其中也有些干部由于长期靠边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原来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些干部，由于年龄大身体弱或被*致残，也应该给他们安排适当的位置。
　　大量执行“三支两军”的干部回到军队，也需重新安置。至１９７１年底，全军有２２万余名干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和中共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出之后，“三支两军”工作随之结束，他们陆续撤回部队，也需要慎重统筹安置。
　　军队领导班子臃肿，需要精简。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无视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国家负担的可能，盲目扩编部队，增加编制定额，领导班子也变得很臃肿。在大军区一级，政治委员有的达７人之多，加上副司令员若干人、副政治委员若干人，一个大军区竟有正副职二三十人。由于领导班子臃肿，意见不易集中，工作责任也不分明，而且保障、服务人员增多，机关增大，影响战斗力，加大了国防开支。
　　还有，实现干部年轻化，也是毛泽东晚年多次表露的愿望。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正常的干部管理制度，致使一些干部年龄偏大。“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愿望更加迫切。根据他的意见，中共中央要求１９７３年召开的中共十大的代表，中青年要占６０％。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对军队实现干部年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针对全军各级领导班子及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政治部在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４日至２月１０日主持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起草了《关于调整部分干部级别的通知》、《关于军队干部离休、退休、复员和转业试行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副师职以下干部任免权限的规定》。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审议同意，除《关于军队干部离休、退休、复员和转业试行办法的通知》有待国务院研究修改外，其他两份文件先后由中央军委及时颁发施行。在有关会议或文件中，明确规定了调整领导班子的方针和原则。如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团以上领导班子要逐步实现新老结合，适应‘要准备打仗’的要求，要配好军政一把手。既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又要注意选拔‘才德兼备’的年轻干部；要克服论资排辈的保守思想，也要防止偏重年龄，忽视德才的倾向。”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４日，总政治部强调：“贯彻执行老中青结合的方针，既要重视新生力量的提拔，又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加强新老干部的团结。”叶剑英在同一些军、兵种，大军区，总部领导干部的谈话中，或在一些军队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把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中来。这件事不能有私心杂念，要出于公心，要实现老中青三结合。”
　　由于各级重视，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着。至１９７３年底，全军各大单位及其所属部队都已展开了此项工作。对于调整领导班子的经验，总政治部及时向全军转发，以供借鉴。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总政治部转发了《关于六十四军贯彻老中青三结合情况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
　　对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干部，则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安排：对全国解放战争之前入伍或参加革命的干部，如果失去在部队工作的能力，在地方工作的能力也失去了，安排担任荣誉职务，即当顾问。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到团一级或县武装部，当时安排了相当多的干部。顾问的主要任务是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于年老体弱，基本丧失工作能力，或者丧失做军队工作的能力的干部，则安排退休。安排退休的干部，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军或参加革命的干部。退休干部可以回原籍，也可以就地安家。
　　为了弄清中国历代官吏的离职情况，以供借鉴，叶剑英指示要请教北京大学、中华书局、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军事科学院在研究拟定退休规定时，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制定了几条规定：其一，对连、排级干部，安排复员。截至１９７３年６月，共有２８万名连、排级干部复员回到农村。当时，出于加强战备、加强民兵工作、减少城市人口等方面的考虑，对连、排级干部一律复员的规定一直实施到１９７５年。对此，复员干部意见比较大，反应比较强烈。尽管很多干部复员后又分配工作，但消极影响较大。其二，对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营以上干部，安排转业。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５日，铁道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建议：对于营以上干部在部队工作有困难，但在地方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按转业办理，由军队每年提出计划，国家统一安排。叶剑英对此比较赞成。其三，对于一些在一个单位任职较久的领导干部，采取交流制度。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相互交流的建议。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他让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议军，由叶剑英具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被确定调动的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按中央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高级干部调整最大的一次。在此之后，中、高级干部陆续也有一些交流。
　　经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基本实现了年轻化。
　　然而，由于对林彪集团的揭批仍然沿袭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能揭示林彪集团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把很多不属于林彪集团或者不应当批判的东西一起批判了，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那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无所适从和混乱。另一方面，江青等人对“批林整风”进行干扰破坏，坚持批判林彪的所谓“极右”，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并由批林转而批孔，直至批周恩来，从根本上改变了运动的方向。毛泽东不仅没有从林彪事件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结束这场灾难，反而使江青等野心家继续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严峻的考验。
　　

《党史博览》2005.7


射天狼评：

这篇文章丝毫未谈及这次所谓的“揭批”运动中搞了多少冤假错案。似乎这么一场广泛的运动只是抓了最主要的林彪“死党”，且这些“死党”被整罪有应得。其实，就连“黄吴李邱”这些人被划为“死党”都是重大冤案，更何况那些小人物了。读读舒云的文章，随便就可举出很多例子，如时念堂、李松亭等。不知作者是如何面对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冤案的，历史岂能这么轻巧地回避了这些重要的内容？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９１３事件后军队内搞的所谓揭批运动伤害了大量的无辜人士，是继文革刘少奇冤案后另一起大冤案。作者可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回避这些冤案，但历史终将永久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