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如何修复pg元祖高达:美国经济如何重构增长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5:15:41
作者：刘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258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作者：刘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258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作者：刘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258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作者：刘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258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作者：刘明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258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说明，理解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找危机的出路，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从金融领域的事件与表象回到支撑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系。所有成熟经济体，不得不重新回答有关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有效组织经济资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从短期看，这是针对承担系统性功能的大型金融机构、支柱性产业和企业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则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重新组织经济资源。房价的大幅下降影响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受到限制，以及相应形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态度等，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同理，大规模减税从短期看是针对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劳工人群的救助行动，从中长期看也是稳固和扩大美国国内市场，重新组织经济资源。2011年9月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就业刺激方案，其核心内容和基本思路仍然一以贯之：降低税收（重点在于削减工薪税）和增加开支（高达 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美国住房成交量仍然低迷，房价仍难企稳，要想再靠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复苏可能性甚小。包括修桥补路一类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掣肘。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则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和提供的空间有限；而且经济模式越成熟，空间越有限。再加上基数庞大，美国GDP年增长率在2002—2010年间大都低于4%。2%—3%的增长率常常就能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心满意足。因此，在经济刺激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眼海外”。
按奥巴马的说法，“扩大出口不仅对短期发展至关重要，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非常关键”。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中长期目标则是转变过去的过度消费习惯，以出口带动制造业复苏，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毕竟，“全球95%的消费者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不在美国。我们需要赢得这些消费者”。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就要让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口促进战略在2010年应运而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美国政府旋即宣布“国家出口计划”，同时组成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尤其是面向中小出口企业；改善政府行政职能，形成对出口企业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为美国出口商大力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世贸谈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美国公司“自由、公平地”进入海外市场；改革美国战略性、高科技行业的“出口控制体系”，加强关键行业的竞争力；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采取“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帮助出口企业打开新市场，等等。
美国尤其关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业已支撑美国大约500万个工作岗位，拥有大约30亿的潜在消费者。美国最近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俄罗斯探讨扩展双边贸易，以及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高调推动颇具争议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都是美国重新构建增长模式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益于美元疲软等多重因素，美国出口促进战略正取得一定进展。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约17%，2011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约16%，且进口增幅小于出口，这对于美国制造业连续28个月的增长的确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出口促进战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美国究竟能生产些什么。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大支柱
美国反复声称要重建“生产型”经济，而不仅仅到处是“金融工程师”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奥巴马强调要制造并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骄傲地”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美国究竟该“生产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就此那么简单。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数量规模型制造业，去生产低层次、低技术、高产量、同质化，而且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廉价产品。美国正努力将制造业导向所谓的“精细工业”，即重建先进的、高技术的、高品质的、高价值的、绿色生产的新一代制造业，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影响，创造高报酬的就业岗位。美国试图回答：下一个微软、谷歌在哪里？在人手一个iphone后再让人们手捧什么？什么是支撑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新兴产业？
2009年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2011年奥巴马推出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等，都试图传达有关的信息。总的来看，被列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选项很多，美国对此进行的技术储备也早在十数年或数十年前即已经展开。
当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介于二者之间，却同样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技术突破使传统石油经济正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用页岩气技术从致密岩石中提取石油取得进展，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到2020年前后，其产量可能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技术创新还可能使加拿大、巴西成为美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从而重绘世界能源前景和石油版图。
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但重新组织经济资源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却是全球性的趋势。在金融、经济“双危机”以及相应的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注重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除国家主导的投资外，美国还通过信贷、税收、补贴、鼓励私人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手段，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的进程。
帕累托改进与超越帕累托最优两条出路
弥补产出缺口的关键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既定经济技术水平、特定人群、市场和可分配资源条件下，资源分配决定有效需求，也相应地决定社会总产出。
在社会合作的状态下增加有效需求，实现潜在产出。但是，帕累托最优并不意味着社会总产出达到社会资源所蕴涵的最大潜力。恰恰相反，突破帕累托最优的临界点、改变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状态，既可能因为社会合作的失败增加社会总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产出；也可能促成资源更充分的利用，或者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人群和经济部门倾斜和集中，从而增加经济体系的总产出。
在这种理论假定下，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的增加是以损害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代价的，因此受损方可能选择不予合作。例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推出的就业促进法案似乎无懈可击——将教师、警察、消防员送回工作岗位，让建筑工人重建美国老朽破旧的路桥等——但最终在国会搁浅，其原因就在于为之买单需要对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增收附加税。
此时，超越帕累托最优成为另一种选择。例如，经济体系可能由于博弈方式的改变（各种形式的革命、变革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等）、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干预的出现、经济体系外部竞争的强势引入等）或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占领华尔街”或类似的草根社会政治运动在选举年发酵，可能导致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等），从而导致合作均衡状态向非合作均衡状态演化。
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常常就是零和博弈。超越帕累托最优的某种非合作均衡可能“不公平”，也可能“不人道”，却可能创造远比合作均衡状态下更大的社会产出。按经合组织2011年12月发布的报告，10%最富有者的收入在 2008年比10%最低收入者高出 15倍。其中，1%最富有者所得所占份额已经从1980年翻了一倍还要多，从 8%提高到 18%。整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创下 3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愈益引发关注。要增加有效需求、弥补产出缺口，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然，公共权力也可以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受益方有所付出，受损方有所补偿。如果新增的社会产出在支付受损方的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社会增加了总福利。这对于政府干预的艺术提出了更高的、更精致的要求。政府干预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社会最后是达成非合作均衡还是出现重大冲突。
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美国引爆的“双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误与市场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走出这场危机也需要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
传统上，美国主流的经济理论更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但是，在这场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危机中，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提供流动性和担保，整个银行系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近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则先后两次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产出缺口理论则表明，政府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根本的是，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即为美国经济找到增长的出路。美国金融改革法案重新聚焦金融部门真正重要的职能：让想要兴办工商企业的企业家获得资本，让数以百万计需要消费的美国家庭获得信贷，如此美国经济才可能重新增长。
这样的功能需要政府在系统监管者与创新促进者之间、风险控制者与增长空间释放者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尽管这是很难把握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该和允许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产业进步的阶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泡沫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超出可控范围则经济泡沫演变为泡沫经济。事实上，本轮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兴盛更是美国寻求增长的政策泡沫，而不是金融创新引发的市场泡沫。以小布什、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核心决策者完全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在大规模救助阶段，为了在短期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不惜往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以千亿计的各类“资产”，这些所谓的资产它过去可能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回到目前，为了实现增长，美联储完全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何况，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明显地超过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头等问题。相应地，私人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大幅减值、市场消费意愿低迷等，也仍然是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现实。
大选年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他既想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受限于财政赤字、债务缠身的难题。在2011年12月11日的电视访问中，他认为次年的总统选举将是两种不同治国理念之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困境。
名词链接：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维弗雷多多帕累托描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在不可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否则人们会选择另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出现趋向这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