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企领导获罪多因贪腐，民企老板多因诈骗

    “2009年我国可统计的'落马’企业家有95位，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5位，2011年突破了200位。近年来，公众对企业家的关注点仍然在形形色色的富豪排行榜上，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犯罪也在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1月15日，法制日报社子刊《法人》杂志发布《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这是该机构继2009年度和2010年度后，第三次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报告由该杂志特约研究员、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研究专家王荣利律师执笔，历时一年，跟踪收集了201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202例企业家犯罪案件的各项数据后，分析、归纳而成。

　　“尽管一年来每天都在收集案件，但当统计结果出来的时候，一些数据还是令我震惊。”王荣利表示，“比如国企企业家的贪腐金额和共同犯罪问题。”

　　报告显示，2011年获罪的国企企业家中，约九成系因贪污、受贿问题。且贪腐金额大幅增加，从2010年人均957万元剧增至人均3380万元。

　　此外，统计案例中有近40%为共同犯罪，平均每案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达16人。

九成国企企业家因贪腐获罪，多在垄断领域

　　报告显示，202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除3例被通缉在逃外，199例分别处于纪委“双规”或司法程序阶段。199例案件中，国企企业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占总数的44.2%。

　　这些国企企业家包括河北省港口集团董事长黄建华、东航股份公司驻韩国办事处总经理黄舒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长富、广东健力宝集团前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经纬等，平均年龄约52岁。

　　报告显示，上述国企企业家中有76例基本确定了犯罪罪名，绝大多数是因经济问题获罪。其中，仅受贿罪、贪污罪就合计达69例，占到九成。

　　此外，在他们合计触犯的122个罪名里，除受贿罪45例、贪污罪24例外，还包括挪用公款罪11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5例、职务侵占罪5例、挪用资金罪3例、私分国有资产罪2例、内幕交易罪3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2例等。

　　“总体上看，国企企业家的主要犯罪类型是贪腐，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贪污、受贿等罪名一定程度上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交叠，但近3年来，因贪腐获罪的国企企业家，基本都保持在八九成。”王荣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梳理随报告一同发布的《2011年度十大企业家落马案件》后也发现，在去年新“落马”的十大国企企业家中，除皖能电力监事会主席张长顺、江苏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金明二人没有明确通报“落马”原因外，其余八位都明确显示“落马”与经济问题相关，六位“锁定”为贪污、受贿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去年新“落马”的十大国企企业家，多属于垄断经营领域，如航空、铁路、电力、粮储等。

民营企业家多在融资环节犯罪

　　除国企企业家外，报告也分析了民营企业家2011年的犯罪特点，指出民营企业家多在融资环节犯罪，而“各类诈骗案件所占比例大幅上升”是其最主要特点。

　　在199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111例为民营企业家。“由于国企和民企的管理者在身份、职责、待遇和犯罪特点上都有不同，所以把二者'分开看待’。”王荣利表示，“比如，民营企业家与贪腐罪名基本无关，罪名多集中在各种诈骗、'涉黑’犯罪、行贿和非法集资等领域。”

　　报告显示，在109例民营企业家被初步确定或判决罪名的案件中，除了17例“涉黑”案外，其余92例中的41例，都是合同诈骗、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各类诈骗罪，占近一半比例。

　　“在2010年度，民营企业家各类诈骗案只有19例，2011年度却达41例，增涨了1倍多。”王荣利表示。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2011年度十大企业家落马案件》后也看到，十位2011年“落马”的民营企业家中，有五成是因涉嫌骗取贷款、欺诈发行股票和非法集资等问题所致，且多集中在生物科技、投资、酒店餐饮等行业。

　　“与国企企业家不同，民营企业家多在融资问题上犯罪。前者是钱多，后者是没钱。”会上，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律师分析上述数字后认为，这反映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而供应与需求的失衡，导致出现了不惜以犯罪手段进行融资的现象。

　　“那么，如何建立健全一个完善的金融供应体系，让不同类型的企业都有顺畅的融资渠道，让民间资本健康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紧迫问题。”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勇辉律师就此指出。

　　报告同时显示，民营企业家因行贿行为而受到司法追究的，也占相当一部分。“通过20多年企业家犯罪的研究，我认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依然过于迷信权力，迷信'关系’、'后台’。”王荣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朱勇辉律师最后表示，我国的企业家犯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经营方式不断踩“雷”。“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铤而走险的企业外，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实际败在了'创新’上。这些'创新’的经营方式，往往伴随着极高的经济风险，就像一场赌博。”他说，“这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面，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需要我们加强相关研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本报记者 王梦婕）

陈宁远：怎样为企业家犯罪辩护

2012年01月16日02:0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宁远

　　1月15日上午，法制日报等单位发布了一份 “ 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这是一份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甚至可以看作对企业家犯罪进行的一种辩护，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更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明星企业家在法律上的走麦城。

　　在当前，别说为犯罪的企业家做辩护，即便是为正常工作之中的企业家，进行某种企业家特殊属性（比如是否应该有高收入，国有企业家是否应该有高激励）的辩论都是很艰难的。

　　道理有二：

　　其一，是道德上难以引起共鸣，尤其是如今分配多元化，导致了分配差别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简单重申“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都不容易，遑论像茅于轼“为富人说话”那样，为本来就是高收入群体企业家中犯罪的企业家进行辩护？这不仅情感上是难的，不容易说服大多数人；即便诉诸理性也是艰难的，因为这是很经典的经济社会学现象，它集中反映了经济社会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即所谓常争常新，却难有统一标准的“公平和效率”之争。

　　其二，这种辩护在中国还缺少制度依据，这源自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制度建设缺乏和制度变革滞后。这种缺乏和滞后，固然有公平和效率之争难以达成一致的内在原因，但更多却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之快速，远超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性理解和实践性准备，而这是企业家之罪的系统性、体制性原因。

　　只要就国企和民企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理解这种缺乏和滞后造成的恶果。

　　比如国有企业产权界定和人力资源价值的关系，我们的微观制度依然比较缺乏。这常常使得国有企业家的收入问题与是否贪污、是否国有资产流失发生冲突。1997年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案就发生过剧烈的争论。从法律讲，厘定褚时健贪污是很容易的，但计算褚时健对红塔集团的人力资源价值，却从来没有认真地、从可操作的角度做过。而对比褚时健，同样是大型公众公司的美国GE（GE的股权极为分散，通常被视为是美国的国有公司；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只要上市了基本就是公众公司）给韦尔奇的报酬，却体现了一个伟大企业家应有的市场交易出来的人力资源价值。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还不能为国有企业家衡定人力资源价值。而企业无论大小，无论性质（国有、民营），只要不能体现企业家及其团队的人力资源价值，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企业，尤其不可能是一个在市场经过充分竞争的好企业。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常识，而不需要什么争论。因为通常不能体现企业家市场交易的人力资源价值，即合理的企业家薪酬的国有企业，其负责人基本都是官派的官僚，而不可能是企业家。有些官僚和他们的管理团队最大的能力，不是领导企业蒸蒸日上，从而获得合理的报酬，而是合伙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这在上述企业家犯罪报告七大特点中位列第一。即报告撰写者所说的“团伙犯罪极为突出”。

　　而在报告中重点提到的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是在融资环节中的犯罪，这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导致民企不容易从正常的渠道获得资金。而民间借贷，按照当前的法律，不仅不能合法化，还很容易和非法集资这样的刑事犯罪相联系。为这个罪名，付出代价的民营企业家太多了2003年受到舆论、学者、网民和农民鼓励，但最终不敢上诉的孙大午；去年是因为判了死刑，还在上诉阶段的吴英。

　　这个罪名直到今天尚无法取消，其根本原因不是民营企业家有犯罪的冲动，而是我们从根本上忘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动力来自民间。比如来自民间冲破意识形态的血书搞包产到户；比如来自民间的日常异地市场的货物交易搞投机倒把。

　　假如真要为犯罪企业家辩护，是罪还是非罪？是原罪还是新罪？我们需要太多重新回到民间的改革，这包括以民间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国有企业，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真实的法制下“国民”经济，而不是行政至上的国家经济。（作者系财经观察人士）

　　这组数字让人五味杂陈。一方面，一大批企业家在成为市场经济的领军者和弄潮儿后，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为民生提供着丰裕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应该受到社会尊重；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上升的现象，又颇值得从法制与市场双重角度去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企业家犯罪和涉嫌犯罪，多缘于经济问题。据统计，2011年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平均每人为3380万元，较2010年平均957万元有巨幅飙升。有专家对企业家落马现象进行归纳认为，国企企业家的主要犯罪类型是贪腐，民营企业家多在融资问题上犯罪，前者是钱多，后者是没钱。

　　基于这样一种景象，有法学专家认为“当前的法制环境对企业家来说风险很大”。事实上，所谓的法制风险，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现代企业制度之下，规模以上企业多有法律顾问，如果说动辄贪腐过亿元的企业家不懂法，无异于讲笑话。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因经济问题落马，恐怕还是法制环境对一些企业家的规制和震慑力度不够。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对国企企业家惩戒较轻，才会让国企领域内犯罪频繁。而更宽泛地看，相较于平民百姓，对所有企业家犯罪的量刑，是否也存在较轻的倾向，更值得关注。由于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中不乏个别企业家由此渐生“掌控一切”、“摆平一切”的傲慢想法，这是企业家频频落马的一个重要因素。

　　揆诸市场环境，民企在获取资金、资源上远远比不上国企。由此，或将导致民企铤而走险，赌博一般地去争取资源和资金。同时，对于“钱多”国企的监督又显得不够，某些做大做强了的国企企业主，就难免试图逾越法律底线。

　　企业家频频落马，事实上反映出目前法制环境与市场环境的诸多问题，表面上是企业家犯罪，而内里却是社会的隐痛。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层面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和完善法制环境，让企业能够健康成长，让企业家能够守法经营，是一个既关乎民生、又关乎社会的重要命题。（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