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是闰年吗:王志纲谈易中天现象: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红尘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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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红尘滚滚来——王志纲谈易中天现象

2006-10-31　12:05:46 大中小编者：中央电视台王志纲与易中天的对话已经播出，但不少朋友认为没有谈透。由于电视节目的局限性，难免形式大于内容，现将王志纲看易中天现象的几次谈话整理成文字，作为一个补充。 王志纲/文
最近中央电视台邀请我谈谈易中天现象，我的第一反应像是遇到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一个“恶搞”成为时尚的时代，在一个草根都可以不择手段一夜成名的时代，修炼多年的易先生异军突起成为超男，自然也就显得不足为怪了。只是他的成名来得过于突然，有点像在花果山的孙猴子，被火箭送上了外太空，摇身一变成了齐天大圣，无所不能了。 易中天为什么会火？首先有他的时代背景
“恶搞”成为时尚
他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称之为庶民狂欢的时代。在这个年代，易先生将三国变成“易味” 的一根萝卜，调成了符合大众口味的一锅萝卜肉汤，立即就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一经端上中央电视台这个餐桌，再经过媒体的几轮炒作更是成了超女之后的超男，人气指数攀升。成名的同时自然利随之而来，过去十几年孤影清灯下写的数本不太被注意的书，随着“易中天品三国”也成了畅销书。看到易先生太火，自然有了责难之声，说他媚俗，可他并不回避，回答说：“我的节目原本是根大萝卜。萝卜的特点是：草根，多少有些营养，怎么吃都行，什么人都能吃，说得好听就叫‘雅俗共赏’。这根萝卜在肉锅里煮过，现在端了出来。有人说好吃，有人说不好吃，有人只吃到萝卜，有人品出了肉味，都很正常。如果不喜欢，完全可以改吃别的（摘自易中天新浪博客，‘答媒体’一文）”。多少有点我是俗人我怕谁的意味。也倒是，在这样一个“恶搞”成为时尚的年代，易中天对“三国”的品评，只能算是最温和的一种“恶搞”了。为什么种种“恶搞”受到大众的追捧，能够引起轰动，成为一种时尚？因为现在 “上帝”不在了、主义没有了、权威被打倒了。在信仰缺失的同时，伴随着财富滚滚，拜金主义横行，价值观的多元化、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放大、传统的颠覆、美丑的颠倒，廉耻定义的改写……，禁锢一经打开，庶民狂欢。 出名的欲望使人疯狂
一切来的太快，榜样的力量无穷。“梦想成真”的召唤，草根英雄的辈出，速成名人的示范、搅起了无数凡夫俗子们成名的欲望。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成名就意味着发财，正如马太效应——让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更贫穷。因为舞台是巨大的，只有在聚光灯下的舞者才会受到关注。易中天在这之前也一直在跳，只是这次当聚光灯扫到他时，他跳得格外精彩，以至灯光定格在他身上，想移开粉丝们都不答应了。
为了争夺聚光灯，人的两面性就表现出来了。大家都想出名，聚光灯有限，怎么在芸芸众生中突显出来？靠坚持不懈地努力？成本太高，几率太小；与已有的名人拼实力，抢地盘，难度太大，要求太高。而前面无数成功者的经验却告诉人们，颠覆原有的游戏规则，不按牌理出牌，反而容易奏效。而不择手段，出一些常人不齿的奇招怪术，至少也可以短时间吸引大众的眼球。于是，芙蓉姐姐出来了，用下肢写作的木子美出来了，还有一些裸体美女作家，她们都选择用一种极而言之的方式，来获取名声，包括暴露自己的隐私。 心理失衡导致逆反
但是，毕竟一夜成名的梯子攀上去的人不多，更多的人除了羡慕的份，只能是愤恨，心理失衡导致逆反。认为这些名人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一边推波助澜，心里又不屑，有人会觉得有些名人以前还不如我呢，有些人原来还不是坑蒙拐骗之徒，现在不也成了名人，有什么了不起！于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挑战原有的名人，发泄对权威的不满，将长期占据聚光灯的人赶下台，占马太效应另一端的大多数必然是拍手称快。“恶搞”这个在特殊时期孕育的怪胎有了成长的温床，因为它有广阔的群众基础，炒做的空间和市场。 网络能量无限放大
如果说，在“恶搞”这个词诞生只前，近似的做法还相当原始，效力也有限，比如漫画，属于幽默，一笑了之，杀伤力不大；大字报太极端，反而易引起反感也不易传播；但是自网络产生以后，这种恶搞的能量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因为恶搞像温疫和非典通过网络，爆炸般地传播，又有如前所说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够迅速地引起共鸣，恶搞者本身不仅没有风险，反而成了明星，带来了经济价值。一花引来万花开，自然会有更多人也希望用这种手段成名。
憎人富贵嫌人贫，你富贵我恨你，你贫穷我嫌弃你，这种普遍心理，在今天被充分放大了。而当这种情绪在网络上蔓延和扩散，比贴大字报还可怕。因为人们是隐身在网后的，可以在网上随地大小便，不受约束和制裁。 道德约束成为真空
礼制君子、法制小人，无为而治治圣人。孔老夫子说，君子慎独，说的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良好的操守，才是君子。但现在君子难求，小人当道，而网络又给这种小人意识，小人行为，付赢不付亏，随地大小便不受处罚的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得人类的劣根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这种张扬又形成了一种社会基础和消费基础，而谁迎合这种社会基础和消费基础谁就可能获利，恶搞越演越烈，就是这么来的。
冯小刚排了一个《夜宴》，有个女替身演员在影片里有裸体镜头，她出书借用冯小刚的书名——《我把青春献给你》，将自己的书起名为《我把青春献给谁？》，封面就是以她的裸体作为背景。
人们为了出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冯小刚可以骂她，但倒过来人家也可以骂你。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摔在沙滩上。到处是这样的现象。这一切都弥漫和充斥着对权威对神圣的不满和不屑。
人们一边在造神，在追星，要成为粉丝，一边要倒神，因为他们骨子里对神不屑，尤其是名利泡沫化的时代，似乎成名并不难。在谁都有可能一夜成名的时代，一夜身败名裂也就是正常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嘛。 快餐文化助长了社会的浅薄化
恶搞成风，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是媒体的衣食父母，在一个消费至上的时代，投其所好是最简单的赢利模式。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矛盾和焦点，提升收视率、点击率是媒体的惯用手法。本来媒体的功能除了对大众的满足，还有教化，但在市场经济下，后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谁还愿意花大功夫去做。
正如孔老夫子当年那样，面对礼崩乐溃的局面奔走于六国，四处宣讲，常被作为嘲笑的对象，在世时生活十分惨淡。他的辉煌只是在其身后，统治帝王们为了重建礼仪，才将其从故纸堆中捧了出来，成为大成至圣先师。
他在世时成为丧家之犬，陈国断粮，三月不知肉之味，生活无着，只能靠带徒弟教书换取一条干肉。在大的潮流下，一般人只能是随波逐流，偶尔有一两个人想发出一点正常的声音，也被骂得一塌糊涂。包括刘宗德，前文化部长，刚说了一点超女的不是，整个污泥浊水，铺天盖地而来，于是，他缩回去了。因此也出现圆滑的人，王蒙、刘心武者流，这些人都在迎合。媚俗不是单个现象，而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易中天现象是很正常的。
本来《三国》、《水浒》、《红楼梦》作为名著，在中国有崇高的地位，不管是说书，《三国演义》电视剧，都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对所谓正面人物的忠义加以赞叹，对所谓奸臣给予鞭挞。尽管它只是正史时代的一本小说，但其起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和魂魄。像水浒里面，刘欢的好汉歌，“你有我有大家有……”，有一种气势。这个时候，易中天现象出现了，有了另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相当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而现在不是时兴恶搞嘛，不是对正统的东西不屑嘛，这种以通俗和商业化的语言谈三国的方式，果然迎合了大众的喜好，叫好声一片。随即媒体又是一通搅和，和时尚挂上钩了。正好迎合了这个时代的消费主流。 大众呼唤精神回归
大众一方面对“恶搞”报以快意的掌声，起哄和推波助澜，对板着面孔的说教和所谓的正统嗤之以鼻，但背后对那些浅薄和低俗的明星实际也很厌烦，他们只不过是大众发泄对现实不满，弥补精神空虚的道具和木偶，因为这些木偶尽管显得愚蠢和可笑，但毕竟他们摘下了人格面具，比起一些道貌岸然者可爱。在这种精神极度空虚和饥渴的状态下，突然有一个身居庙堂的人跳入凡尘，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谈历史、品名著、分析人性、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以古喻今，以今论古，让男女老幼听得很过瘾，拍手称快。先是被故事吸引，之后变为对易教授的崇拜，庶民们似乎找到了精神导师。谁说庶民狂欢都是低俗的，大众也向往高品位的东西嘛。
这是一个悖论，在学术界指责易中天不严肃、媚俗的同时，大众反而觉得正在追随文化，接近高雅。因为这毕竟比一直以来吸引着大众眼球的众姐姐们和形形色色的恶搞高雅得多。 易中天会火，除了客观原因，还有他的个人因素 我是草根我怕谁
前天，我看中央台易中天与王志的对话，王志有意提出刁钻的问题，有点咄咄逼人，但被易中天这个老江湖的一套太极掌顶回去了。你说我满嘴跑火车，有辱斯文，我拿出一付我是草根我怕谁的架势，搞得问话者自己反而很尴尬。易中天说起来还真算是草根英雄，算是没按传统轨迹“混迹”到学者队伍中的，作为中学老师他在新疆教了多年书。错过了上大学，直接报考研究生，进入了学者圈。加之他自称反专业，称自己是学术上的“流寇”，涉猎学科颇杂，而身为圈养动物，又时常到圈外打野食，自然不被圈内的人引为同类。赶上这么个庶民狂欢的大时代，他比起科班出身的学者更加如鱼得水。就像王朔颠覆了小说原本高雅的语境，“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的人闯入学者圈，砸碎了贞洁牌坊，你说我庸俗，我本来就是俗人。这一来反而搞得学究们没有办法了。这实际上也是“恶搞”，对正统的一种“恶搞”。
这种人不是书斋里面的呆子，实际是披着羊皮的狼，皮是学者，但出身江湖。他们不把别人当回事，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很神圣。但他们吻合了社会的潮流。关公战秦琼，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根本就扯不到一起的东西，他硬是把它扯到一起来了。
讲到三国故事的时候，刘备成了老板，诸葛亮，刘、关、张成了职业经理人。用现实的人情世故，演绎古代的忠义故事，通俗易懂。所以尽管有人说“易中天‘歪品’三国，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粗俗化（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文）。” 也不得不承认易中天对普及三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很多的野史，也有很多所谓的正史，他把真真假假地穿插在一起，说他讲史，学者批评他不够严肃，但说他是在说书,他一再声明他很严肃,讲地是三国志而非三国演义。正史拿它没办法。小说家对他也没脾气。正如贾雨村言，真个是"假作真时真亦假"。
有的时候他用三国志来考证，你觉得他还很严谨，有时候他又用现代商业语言去讲述，似乎不严肃。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确讲得深入浅出，游刃有余。与说书者比，他显然是学者，在学者眼里，他又是江湖。就好像陈毅有次骂人所说的一样，武人里面我是文人，文人里面我是武人，奈我如何！？说我打仗不行，我还懂写诗，你们写不了；说我诗不行？但我是能打仗的诗人，谁人能比？比如说郭沫若，你打过仗吗？所以这种两栖动物的确有他的优势，这是第一个特点。 叙述方式的变革
第二个特点，他的叙述方式符合读图时代的市井要求。特别是通过电视这种最直接的大众传媒，他在讲的时候，经常伴随着即兴表演，那些博导们在讲台上一个个是师道尊严，正经危坐，但这仁兄把这一点给打破了。经常是比比划划，讲到汉朝的一个礼仪避席，为了听众能理解，竟然当场做起示范，面对听众跪在讲台前。播出后粉丝们倒是更敬佩他了，但是同行们却指责他有失体统，像什么样子，老师讲课怎么可以当堂下跪呢。师道尊严也没有了。
这样的小品在易中天的讲堂上不少，正好符合了读图时代人们直观的、近距离接触的需求，以及人们对权威和神圣的不屑。一下把演讲者与大众的距离给拉近了。从这点来说老易揣摩透了消费心理。这跟他的江湖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形式新，但口才也很关键。很多有分量的学者，到了电视台表现力不行,学问深、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上电视他就不行。现在电视是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将课堂放大到无限。但电视对人的综合要求很高。在国外那些所谓的政客们，为了能够在电视前博取民心，拉选票，那简直是无所不用其及。但电视又是一种可以做假的艺术。所以有许多包装，包括在中央电视台里面，讲了一半停下来，重来，然后剪辑包装。易中天是天才的最适合在电视面前表现自己的人。这也是他能够成为齐天大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语言风格最适合在电视面前表现。 寓教于乐娱乐百姓
这个栏目炒热以后，我还真注意看了另外一些讲座者，口才虽然都不错，但效果却没有他这么好。做不到拔出萝卜带出泥，因为他们所讲的，基本上不是像说书，就是像上历史课。都只能是讲原始内容。没有人能像易中天这样敢于发挥，敢于以古喻今，敢于今古结合，标新立异。他说诸葛亮唱的是卡拉OK，曹操其实很可爱，关羽应该当爱神，把老百姓给逗乐了。不少粉丝说“他让我们笑，我们就喜欢他。”
现在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有深度的话题能够引起大众的兴趣，要想做大众市场，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小众市场，就必须通俗化、娱乐化。你看，从水煮三国的走红，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到猪八戒以及超女超男，所谓的芙蓉姐姐，这些都是在给他作铺垫。毕竟是中央台这种强势媒体，而且是一种神圣的学术论坛，只要稍微加一些幽默和娱乐的成分，效果就大不一样。学术+娱乐作为燃料，电视这个火箭，直接把孙猴子发射到了太空，一下子成了齐天大圣！接受万人朝拜了。易中天现象是这十几年的中国的这种不屑、恶搞、马太效应、浮躁、对一夜成名的渴望以及娱乐化的一次终结性暴发。使得易教授数载耕耘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易中天本人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就是探讨易中天现象的价值。 知道分子成了超男
易中天是中国最大的知道分子。这是一个知道分子时代。当时我提出知道分子。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呢？有知，有识。知——知道，识——见识，但现在出现一大批知道分子。肚子里面的干货很多，但仅仅是知道而已。但《新周刊》接过这个词，搞拧了它的原意，变成知识分子的精英了，由此还评中国十大知道分子，把知道分子变成了超男。由此把这个称号打响了。成了一个新锐、时尚的称号。如果说女性靠色像博取名声，那超男比拼的就是头脑了。
那一年《新周刊》评知道分子的时候，易中天曾经也希望入选，但由于名气还不大，他们把这个称号给了王鲁湘。现在易中天这么火，应该有资格作知道分子了。
按照这个标准，什么叫知道分子呢？可谓是，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知识分子给人家的感觉总是比较呆，俗称书呆子嘛。而知道分子则不然。就易中天来说，前半段的时候在基层，跟江湖人士，三教九流打交道多，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后半段作为大学老师，呆在高楼深院里，也了解了学问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做学问，不是只关注书本的知识，更注意考察社会。有江湖经历，再做学问，就不会只是书呆子，而达到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境界。这种知识就不仅只是一种书本的知识，还有江湖世故在里面。 时世造英雄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易中天这个知道分子的典型。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如果在平顺的年代不可能这么多东西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
时世造就了他。由于他前半生的江湖阅历，加之在高楼里面关闭的时间不是很长，得以脚跨学术和社会两头，这从他写书的类型：《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可见一斑。独特的经历使他更能在分析人性这个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具有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
正好遇上了这个大时代，恶搞、超女、关公战秦琼，中央台也参与这种行情，这么多人放出去没有出大名，刘心武出了点名，当时人们都觉得不得了了，易中天一出来，比刘心武更加厉害。这些榜样给还在象牙宝塔中的人以启示，唤起文人千百万！真正成了易中天现象了。时代的火箭，把孙猴子送上了太空，原来他只是花果山的猴王，火箭把它送上天后成了万民敬慕的齐天大圣。
一下子那么出名，搞得很多文人很不服气，你不服气也没办法，因为它是一种现象。这个火箭也送过很多人上天，包括百家讲堂的那一批人，为什么你们没有出名，而易中天就出名了？因为那些被送上天的是猴子，不是那个得了道的猴精。这个猴子会七十二变，在上天之前，它已经炼出功夫了，可以大闹天空，这就是他能够变成齐天大圣的原因。这只是一个现象，隔两年它也许会翻过这一页。但是，他会作为一个符号被记录下来，当人们讲到昨天的时候，八十年代有个王朔。九十年代有个张艺谋。两千年以后冒出了一个易中天。包括我说的余秋雨现象，左手扶得美人回，右手抱得财富归，别人当然要对你有意见。 全民娱乐时代的祭司
易中天是全民娱乐时代的一个祭司，祭司它是有学问的，它很神圣的，很庄严，但祭司居然来给全民娱乐活动当祭司，所以它就成名了。本来祭司是在高楼深院里，他是经典的，但当人们都不出来的时候，易中天作为代表出来了，一下子就赋予了这种庶民的狂欢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同时庶民的热情，又把祭司给捧上了天。它就获得了这么一个祭司的权力。
本来学术是要过那种孤影清灯的生活，但现在却获得了群众的拥戴，学术超男就是这么来的。包括后面粉丝吵吵：嫁人要嫁易中天！本身就是一种炒做，一种娱乐化的语言。
一边是庶民的狂欢，另一边在呼唤一种仪式和相对权威的认可，而易中天这个由江湖进入学术界的人，他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才华，他懂得庶民的语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是草根，他不怕，他只不过是半路出家去当祭司的。那些生来就做祭司的人要坚守本分。易中天本来就是半路进去的，就像孙悟空一样。
有人说，为什么易中天选择“三国”，刘新武要选择“红楼”，如果他讲佛教，他不一定能上天。一来他们选择的是他本来就擅长的，感兴趣的，二来还是要选既权威又大众化的题材，如此才能引起关注。刘心武选了红楼梦。易中天是对东汉历史和三国这一块感兴趣，因为其中角色的角逐，斗智斗勇，权谋和勾心斗角最为丰富，这正是时下陷入滚滚红尘中的现代人最为困惑，也最感兴趣的话题。
这种特殊的年代使易中天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形成了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和叙述方式，他虽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学者，但他也不是一个教条的学者。他是老江湖混进学术圈，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遇到合适的井喷机会，他想不火都不行。 玉宇澄清万里埃
看易中天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管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但换个角度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因为过去还没有从这种角度去欣赏过。我们不要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评判。要分析它背后的东西。所以我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因红尘滚滚来。易中天现象既是滚滚红尘的产物，也是滚滚红尘的克星，他使得日益庸俗和浅薄的大众娱乐增加了知识含量，把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文化转移。更重要地是，他不经意间，为象牙宝塔和大众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也许在大众传媒上开辟一条学术与市井结合的新路。不仅余秋雨先生不再孤独，终于有了易中天这么个战友，示范效应也许会促使更多的学者走出象牙宝塔，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创造出受大众欢迎的文化新形态、新样式，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让大众脱离红尘。如果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真倒是“金猴奋起前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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