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马戏团歌曲:康有为闹革命：妖魔化慈禧太后大捞财富

　　无毒不“圣人”

　　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做“入寇”，加以诛灭……

　　有的时候，一把匕首或许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1909 年夏天，一起凶杀案震撼全国，波及海外华人圈，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5 月27 日(农历四月初九)，8名壮汉闯入正厅局级干部(广西补用道)刘士骥在广州家中，刘身中数刀惨死。这位负责广西招商引资工作的官员，刚刚结束了为期近一年的北美洲之行，回国仅12天。

　　大清警方迅速撒网布控，很快抓获了一名叫骆木保的凶手，他供出领头者是何其武——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得力助手。根据日本驻香港领事发给东京的秘密报告，案发后何其武逃奔暹罗(泰国) ，而“真正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则逃往爪哇(夏威夷)。刘士骥的儿子刘作揖前往北京，向都察院提交了康有为亲笔写给刘士骥的恐吓信及电报，证据明显。两位康有为的老“同志”、保皇党元老叶恩、欧榘甲，则向大清官方正式举报，要求追究康有为、梁启超谋财害命的刑事责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发布通缉令，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协助缉拿康梁等七人。

　　刘士骥的死因，种于两年前(1907年)美洲华侨富商叶恩计划回国开办振华公司之时。振华公司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好业务：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开采银矿。《清实录》记载，对于这家公司，政府希望将其树立为“内地实业模范”。

　　贵县的三岔山富产白银，有的矿脉埋藏很浅，近乎露天银矿。1896年，当地曾成立一家华兴公司进行开采，产量很高，但因为管理不善，两度更换股东，都被迫倒闭。为了招商引资，广西巡抚张鸣岐承诺对外资给予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了叶恩等人。叶恩认为，只要在管理和设备两方面“软硬兼施”，贵县银矿的开采一定有巨利可得。这一年，叶恩、欧榘甲、梁少闲、刘汝兴、刘义任等5名美洲殷实侨商，应广西政府的邀请，组团回国进行实地考察，并申请设立了振华公司。考察团对广西的招商引资环境十分满意，决定回美洲招股集资，张鸣岐便特派刘士骥作为政府代表同行。这5名华商均是保皇党骨干，而刘士骥也是康有为的同年(同年中举者，一般多援为一党)。此时，大清国已经宣布将实行立宪改革，痛恨康梁的慈禧太后也已去世，海外的保皇党不再是大清的政敌。

　　广西的银矿也牵动着康有为的心。自庚子事变后，康有为便率领着保皇党开展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全党经商”运动。从不伦不类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相对正规的“中国商务公司”，从投资巨大的地产金融到小本经营的酒楼饭店，保皇党的工作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扒分赚钱上。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做法令保皇党的实业无一盈利，加之内部腐败横行，亏损严重。而坐镇美洲的康有为，对这些“党营企业”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叶恩后来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保皇党“下海”折腾多年，贵县银矿是他们碰上的最好机遇。但叶恩这些侨商“金主”们，因目睹了保皇党内部的腐败、“党营公司”的巨额亏损，已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血汗钱为这样的“伟大事业”塞狗洞。他们提出，振华公司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党要管党，不要干涉侨商的私人投资业务，何况保皇党那“爱国爱党”的招幌早已成了垃圾股，在资本市场上毫无吸引力。

　　振华公司的股东们公开宣传这家公司是纯粹的企业，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加上开采银矿的巨大吸引力，美国、加拿大的侨商争相入股。如此一来，保皇党原有的“党营企业”更是成了过街老鼠，股东们纷纷抽资撤离。康有为得到线报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被揭发)，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人心九成尽归振华”。

　　此前，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康有为“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叶恩的公开信)，俨然成了穿着保皇外衣的黑道。看到振华公司大得人心，保皇党公然置美、加法律于不顾，发布命令：“未入党不准招股。”但其人心已失，地下帮会的势力也已大多落到了革命党手中，此种夜郎自大的命令遭尽白眼。随后，康有为命令徐勤等人发布公告，宣称“刘士骥阴招叶恩等搜括全党之财”。叶恩等人则针锋相对：“全美华侨今日多出一钱加人振华股份，异日即少却一钱以供康梁挥霍。”最后，康有为等又向美国警方举报，指控刘士骥招股行骗。刘士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预和解释后无罪释放。

　　在保皇党的重重干扰下，振华公司依然成为海外招股最成功的大清实业，认股高达300万元，首期实际到位的股本金为100万元。

　　而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努力。根据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在刘士骥携款回国经过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 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十多天后，刘士骥即在家中死于非命；三个月后(1909年8月)，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刘义仁也被人毒杀。一连两起命案，叶恩等人不得不雇佣大量保镖，“出人率以死士自随”，严密防范。

　　大清政府确定康有为是凶案的幕后指使者后，康有为反告欧榘甲等股东杀害刘士骥，而动机就是要嫁祸于康某。同时，康有为还以海外股东代表的名义，指控叶恩、欧榘甲等裹挟华商股金，要求大清商部和两广总督“立行电令停止生意，封存款项”。见这些都不起效果，康有为便将矛头指向“强盗巡抚张鸣岐”，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指控叶、欧等人其实是潜伏在保皇党中的革命党，目的是为了推翻大清政权，而张鸣岐受贿后“包庇欧榘甲等奸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要求中央特派钦差大臣查办，将张鸣岐“双规双开”，将欧榘甲捉拿到京，振华公司另派人接办等等。

　　康有为频繁变招，闹得不亦乐乎，清廷始终不为所动。

　　而在海外，保皇党一方面放低身段，到处向华商们解释历年商务亏损情况，另一方面则高调地将叶、欧等丑化为“匪”“贼”“狗子”，甚至不顾已经嫌疑在身，扬言日后还要“报得此仇”。其实早在1900年，康有为就开始用暗杀手段来对付同志。当时他的战友毕永年在报章上披露，康有为在戊戌年的确策划过“围园(圆明园)杀后(慈禧太后)”的阴谋，康有为十分恼怒，便命令手下在港澳一带寻觅亡命之徒，悬赏5000元，让毕永年永远闭嘴。

　　叶恩等人进行了舆论还击，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梁启超在这一大事件中保持了中立，仅在清廷通缉他之后，致信张鸣岐辩解此事与他毫无关系，并没有为康有为及保皇党作任何开脱，甚至还指出这一悲剧与康有为的任人唯亲有直接关系。

　　振华公司的命案令保皇党在海内外人心丧尽。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两年后(1911年6 月)，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认为康有为“若仅为政治犯，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这些华商还说：“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人。”

　　康有为一派，无论政治上争权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岭南学堂监督钟荣光指责他们：“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而刘士骥的好友、甲午战争时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与康有为断交，并在为刘士骥所作的挽联中痛斥伪善“圣人”：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

　　康有为“熊市”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

　　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政治上从来就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史料表明，大清国那些活跃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无论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从来没有间断过与大清朝廷的私下勾兑和利益谈判。1906年，康有为乐观地认为他的第二次政治青春期来临了。这一年，大清国解冻了戊戌政变后被冷藏了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宣布“仿行宪政”，而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梁启超为大清国出访欧美的政治考察团代笔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在朝廷宣布政改的同一天(9月1日)，康有为一年多前派遣回国潜伏执行刺杀慈禧太后任务的梁尔煦，于被捕一个月后在狱中被悄悄鸩杀。朝廷与“叛逆”在这件事上心照不宣，不事声张。康梁庆幸此事“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

　　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以更符合主旋律。康有为提出了“上崇皇室，下扩民权”的政纲，并计划邀请载沣担任宪政会的总裁，希望能将本部设于上海。康有为郑重地向清政府请求为宪政会立案登记，似乎浑然忘记了自己不久前还派遣刺客对国家领导人实行恐怖攻击。

　　在保皇党内部因“全党经商”而引发的一连串内讧中，康有为甚至向清廷告状，通过将昔日的同志描绘成潜伏在保皇党内部的革命党，把经济利益纠纷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战斗，以借刀杀人。

　　面对康圣人的连串秋波，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坐怀不乱”：一方面，对作为政治势力的保皇党(“宪政会”)，采取“不放弃、不抛弃”的“两不”政策，在宪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求同存异，将大量有保皇背景的海外华侨纳入统战范围；另一方面，对康有为本人则采取了另一“两不”政策——“不攻击、不亲近”，归根到底就是“不接你的茬”。这样的政策导向，加剧了保皇党内部的分离倾向。

　　大清国最终覆亡，既不是亡于康梁等维新派之手，也不是亡于孙黄等革命者之手，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大清国最后一代领导核心在政治胸怀上的“能容”，正是对敌对力量最有力的化解？而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康圣人来说，政治毕竟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无人喝彩(包括倒彩)，无人关注，那就意味着交投惨淡，退市的锣声也该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