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七惠窗灯:“2011年石油市场形势研讨会”综述之国际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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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石油市场形势研讨会”综述之国际篇（下篇）
2011-3-9
2.中期：全球原油产能建设快于需求增长，油价将经历走低过程
朱润民指出，国际原油价格在中等偏高水平（70美元/桶以上）对石油勘探开发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全球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前，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在中等偏高水平运行时间的延长，全球原油产能建设快于需求增长的时间也在延长，剩余产能将进一步增加，新增产能投资者和资源国释放更多产能的愿望将日趋强烈，而欧佩克的限产政策将日显脆弱。尼日利亚曾公开表态，希望在欧佩克会议上增加出口配额；伊朗、伊拉克最近竞相提高储量规模，也是为了日后提高出口配额作铺垫；巴西、科威特、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油气产能提升，对未来世界石油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将日渐显现；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必然会对石油的供需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需求方面，随着美元的贬值，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的石油购买力和消费力将下降，这必然会削弱世界石油需求的增长。同时，随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快速升值，中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和消费量增长受阻。
因此，朱润民认为，未来三年已经不具备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大幅攀升的条件。2012年前，油价在中等偏高水平（70美元/桶以上）震荡，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中国、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刺激政策效果的审视及其延续的时间。不过，出台类似2009年前后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条件已经不再具备，但倘若以美元为代表的几种主要货币发生“汇率战”，短期内油价将进一步加剧波动。2013年前后，油价将会重新回落到60美元/桶附近或以下，但再次跌破40美元/桶的可能性不大。2015年前后，油价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低价运行期间剩余产能的消耗而重新步入上行轨道。
3.传统经济学能否解释油价波动？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马瑾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油价的形成进行解释，一是从实物供求的角度，也就是从石油供需来解释油价，其缺陷是很难用来解释短期油价剧烈的波动；二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即认为资本市场本身的投资者行为、投资者结构会对油价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种方式对油价的长期预测是非常不准确的。
从实物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马瑾认为，原油的供求曲线是特殊的（见图1），它不是直线，而是折线，分为有弹性的区间和没有弹性的区间。供给曲线在价格较低的时候具有弹性，即价格在较低时上升，供应可以通过调节库存、提高采收率等方式增加；一旦达到采收率或者库存的临界点，供给曲线就会变得比较陡峭，这个时候通过提高价格来刺激产量，效果会变得非常不明显。需求曲线则相反，需求曲线在价格低的时候非常有刚性，需求对价格不敏感，但当油价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时，需求会因新的替代能源的产生变得缓和。
原油市场的均衡主要受制于原油供给，变动主要源自需求冲击。在1999年以前，国际原油的供给是有弹性的，需求增长可以通过价格上涨提高供给平衡；1999年前后，国际原油供给出现“瓶颈”，供给曲线变得陡峭了，即当需求增长时，提高价格已很难增加供给；2005年以来，供给曲线变得尤其陡峭，说明供给弹性已基本消失。这就是原油价格在2000年之前比较平滑而在之后快速上涨的原因。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马瑾认为投机对油价造成扰动。基差变得不稳定可以理解为是泡沫的产生——尤其在基本面没有产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四、货币战争及其影响下的石油市场风险
无锚的美元的信用泛滥，为各国的经济复苏笼罩上一层阴霾。“美元挑起针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战’，其实就是美国想跟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战。”在美元货币体系下，中国石油产业也面临着相应的风险。
1.无锚的美元在经济危机中信用泛滥
中国石油基金论坛研究员冯跃威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生了一系列与美元信用相关联的危机，其中包括上世纪70年代第一、二次石油危机。从两次石油危机的结果看，产油国均未实现其物有所值的市场定价，却被西方将通胀的罪责归到了石油提价和供给中断上。实际上，石油市场只是美国货币信用危机转嫁的对象。石油价格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布雷顿森林解体后，美元通过选择新的工具强化了自己的地位。华盛顿共识后，金融业从实体产业中剥离出来，使实物资产、实体产业加工品的定价逐渐走向了金融化。美国经过长期的战略性谋划后，决定利用全球各类危机加强对石油、黄金以及大宗资源性、战略性商品的捆绑，使它们变成了美元的筹码，甚至把美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都变成了美元的筹码。之后，通过货币政策制造美元升值预期，驱使资本向美元资产的方向集中，或是制造出美元贬值预期，诱导人们将资金投向石油、黄金以及大宗商品，或是引向新兴市场，谋取资本价差。为了创造美元需求和加快货币流动，甚至不惜制造局部冲突。若还达不到预期目的，就利用金融工程工具引爆预设的金融漏洞炸弹，例如欧洲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事件，来突显美元的地位。由此，使巨量美元在全球快速“溶解”。结果，美元的国际垄断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地提升和加强，绝非有些人所称的“美元没落”、“美元崩溃”、“美元危机”，甚至产生要“终结美元”的天真预测。
从1990年以来美元震荡的趋势来看，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长期走向下的蛇行通道。通过这种震荡运行方式，可以在短期内改变人们对美元弱势的预期。即使当各国认识到了美元实际购买力长期下降的趋势，也不可能撤离了，因为世上所有人都“陷入”了美国恐怖的货币制衡中。“美国胁迫各国接受华盛顿共识，使用浮动汇率制、开放资本市场、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政府管制等，就是要通过在‘动’中将‘水’有效地注入各个经体济中，实现其对财富的掠夺。”
冯跃威指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人依然在用传统的西方主流教科书中的理论体系或思维方式来解读，认为本次危机是金融监管、道德、衍生产品等出了问题所致，从而掩盖了问题的真正核心，即无锚、无约束的美元信用泛滥的问题。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受的伤不仅要比欧洲轻，甚至比中国也要轻。它受伤的背后是积淀和积累，甚至是创新和新的垄断霸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者。
截止到2010年11月底，美元兑主要货币仅比2009年的高点贬值了约10%，远低于以往经济危机时贬值20%-40%的幅度。2010年9月，美国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上年同期增长0.8%，10月份核心CPI较上年同期上升0.6%，为1957年该数据开始编制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其他主要国家却要开始加息以应对通货膨胀了。而且，以往常态流入美国的资本是以每月百亿美元计；而危机后，资本流入速率可以随美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需要，有控制地上升到每月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或更多，美国国债在低收益率情况下发行，居然还被世人趋之若鹜地购买。这与美国战略规划、主导、控制等能力的增强有关。因此，美国独霸的货币制度成功地得到了强化，而其他货币的国际地位在下降和削弱。
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是相对有限的，当超量货币释放出来后，就有逐利的需求，其结果就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市场和机制，即虚拟价值的再创造。因此，尽管美国实体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又持续得不到改善，但美国资本市场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股市表现优良，引领着全球主要股市的走势。
陈凤英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即不想承担责任，又想保住主导地位，因此将有序贬值，但不会大幅贬值，更不会出现“美元危机”。
马瑾指出，美联储是美国的联储，不是全球的联储，其对世界、对中国负责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近期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的地位，无论是在经济影响力上还是其他方面，尚没有办法选择一种新的锚定货币去锚定美元。
2.美元阻击人民币
冯跃威认为，美中贸易逆差的实质是，美国用大量没有黄金锚定的信用货币——美元交换中国廉价的资源（例如稀土）和加工品，并造成中国快速形成了天量的外汇储备（2010年9月达到了26483亿美元）以及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局面。美国用软实力和中国经济结构的缺陷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却又受到自身类似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约束。例如其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外汇储备不能借用国内，否则是二次发行人民币”成为外汇储备使用上的“隐形天花板”。也就是说，其用途只能是购买国外债券，或者借给要到海外上市的企业（如建行、中行等）等，不能用于社保体系，由全民分享。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太相信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从2003年选择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以出口与投资拉动GDP增长。中国央行以对冲的手段维持低汇率，但外汇占款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发行量上升。为了吸纳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央行只得不断地发行票据乃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外汇占款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压力就不断增大。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国策和货币体系终会有一天无法支撑。”
朱润民认为，以美元为主导的汇率战可能引发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中国由于经济刺激而进入高通胀时期，又被从外部封锁贸易出口，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的状况极有可能把中国经济迫入“滞胀”的困境。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缓慢单向升值走势，不但经济增长会面临很大困难，而且“热钱”可能会涌入中国，单靠政府的管制很难将所谓的“热钱”堵在国门之外。
3.美元货币体系下中国石油产业面临多重风险
冯跃威列举了美元货币体系下中国石油产业面临的风险。
首先是国际分工引起的风险。他指出，比较优势理论最关键、最核心且隐含的条件是两个国家的货币币值稳定，即货币与黄金等贵金属锚定。然而，中国是在美元本位体系下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又长期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产业布局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并长期定位于代工、来料加工等全球市场分工的低端。这不仅使中国与贸易伙伴间发生贸易摩擦的概率增高，而且还使其对石油等基础资源的刚性需求很大，从而增加了石油企业的保供压力和经营风险。
其次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风险。美国通过长期、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来操纵全球的汇市，推升全球的通货膨胀，使得无论是采用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只要在美元本位制下进入全球分工体系，都会为美国人分红。石油产业也不例外，这是没有货币锚和独享铸币税的必然结果。
第三是中国石油企业缺乏使用衍生品市场管理或规避面临的商业和金融风险的手段，处于全球产业生态链中的不利地位。
第四是存在石油市场的风险敞口。冯跃威认为，即便美国对场外衍生品进行了监管，解决的问题也只是交易中的货币创造，而非原始货币创造。石油市场的金融风险依然如影随形般地相伴在企业身边。
中国石油产业需要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或封闭风险敞口。一方面建立符合现代金融要求的企业经营模型；另一方面，要利用金融工程工具建立避险系统，通过全球的资本运作，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和提高股东权益。
来源：    《国际石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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