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变态啄木鸟影音:【新闻热点】别了，所谓的“重庆模式”

别了，所谓的“重庆模式”

作者：何路社

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最近，人民日报2012年1月9日头版发表的“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一文称：重庆推出广受关注的“共富12条”，构建起“共富”的制度通道。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反复仔细思考几遍，从重庆至今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出其在制度上有什么新贡献。使民富绝不是分蛋糕与做蛋糕那样简单的“政治艺术”，即使所谓关注民生、建设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打黑唱红等等，就仅仅是重庆才有且首创吗?如有应学俊先生就论证道：

    “——关于廉租房、保障房：君不见，早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时，国务院就曾下文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廉租房住房供应体系。温家宝总理早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今年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68亿元’，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建设部明确要求，全国所有市县在2008年底前必须建立‘廉租房’制度;2010年8月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重庆、北京等28个城市列为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的公租房建设可申请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总额度达493亿元。而在国外，全法国大约有1/4的人住在‘廉租房’里;在美国，凡能够证明处在低收入线的个人和家庭，只需拿出其全部收入的30%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廉租房或曰公租房制度的实施，如何到了重庆就成了‘重庆模式’的构成因素之一呢?

　　——关于‘打黑’：君不见，中央早在2006年2月就部署要求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各地、各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不同程度地严厉打击了一大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对警匪、官匪勾结也同样有成功破获打击的显赫的案例，不光只有重庆才打黑。中国网2009年11月26日报道称，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何以重庆打黑就成了构成‘重庆模式’的要素之一?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浙江嘉兴早在2008年就宣布将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户口’，早在2009年中央也已决定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广东省早在2010年就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为何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了所谓‘重庆模式’的构成要素?仅仅在具体做法上有些不同抑或力度更大一些就可以称为‘模式’?

　　——关于‘唱红’：早在重庆‘唱红’搞出许多响动之前，各地开展的节日文娱歌咏活动中自发地选唱某些革命老歌由来已久，更不用说全国各地许多公园里老大妈老大姐跳健身舞健身操时自发地播放一些革命老歌……”

    其实，重庆搞的仅是一种对改革在所难免之失误最温和的技术性非制度改良。如重庆的土地和房地产政策，比起新加坡或北欧来，就还算是很右的了。若行家却不难发现吊诡的是，恰恰上面所列中最有“重庆特色”的运动式“唱红打黑”， 人民日报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使人们联想起那幅“忘（王）八，无耻”之妙联，而看客之领会甚或误会，正是所要的效果。只是倘若要领会，其似乎也须要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

    但政治上除了有“东西方智慧”之分外，更还有大智慧与小智慧或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分。为大众谋长远利益算大智慧、大道理、大善，仅为大众谋眼前利益则算小智慧、小道理、小善。毛泽东是向来主张行大善而非小善，如当年他和梁淑溟先生之间就有过“大仁政”与“小仁政”之争。若从政治上的大智慧、大道理来审视这段公案，真理自然是站到毛泽东一边。面对目前由于腐败与剥削所带来的贫富越来越悬殊现象，薄熙来先生若从用的角度，采取一些政治上带小智慧、小道理性的策略先治标，亦当然未尝不可；问题是不可本末倒置，“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急功近利，想走捷径，不更去着眼于难度高风险大且见效慢却具治本性的制度建设，便难免会是行小善、小仁政而失大善、大仁政，非福泽千秋，反后患无穷，终将使国家再次落入专制、集权、人治的陷阱。

    有道是“人治者行小善、伪善，法治者行大善、真善”，所以，我要说：别了，所谓的“重庆模式”，与其是萧功秦先生所言的“强人政治”，我以为还是制度靠得住些。邓公也早就有言“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及“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谓的“重庆模式”不过是又一次“文革”式的试错而已，不同的是她失败得更快，更理性，世界宪政潮流浩浩荡荡，今日之中国专制、集权、人治已是强弩之末，薄先生的“下任”当吸取经验教训，像毛泽东说的和邓小平做的那样“将坏事变成好事”。从这种意义上我早已说过：“‘重庆模式’既还没有生，也还不会死，她已是母腹中搏动的胎儿，不能早产，更不可流产。”

    注：1953年9月8日，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随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请了各界一百多人参加。梁漱溟也列席了会议，在9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发言。他说：“希望共产党进了城市不要忘掉农民。有些农民的干部不好，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纪，声誉不好，肚子吃不饱，农民没有信心，大批涌进城市当小工，每天可挣一元钱。他们在北京露宿，街头煮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把他们遣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的农会却靠不住。有人说：‘工农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希望对农民行仁政，要体恤农民。”又说：“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当天毛泽东并不在场。 
　　9月12日，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也来了。在彭德怀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后，大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然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