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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毕业时在已离校工作多年的清平大哥宿舍墙上看到:“倾杯对箫鼓,拔剑无生死,少年愁梦里,红袖不解诗。”纸面泛黄积灰,墨迹却酣畅淋漓,我一见便无比喜欢。 我调侃陈空,人家诗仿佛少年豪士江南春风,你诗却如日暮失途老手颓唐。他说这就对了,你是解人。 他曾数次计划来京一游,可终因提不起兴致未能成行。 那天我们谈到入夜,他告诉我跟校方起了点口角,建议裁削某课,说该课教的人不信,学的人不信,倚仗了权力迫使他人教和学的人更不信,一层皇帝新衣,误我子弟十数年青春,有这时间还不如让孩子们多学门外语或者谋生技能,哪怕是多上点公德课学些人际礼仪为人处世也好。我说你这就不对了,你不让孩子们上这课,人家怎么过考试够毕业拿文凭?他说我当然知道要考试,我的意思是准备好应考材料给学生发下去,定时安排辅导答疑即可,也可汇集疑难集中串讲解答,反正这些垃圾背熟了考完之后谁不是是全忘到爪洼国去了,腾出课时来教点对孩子的人生真正有益的东西,我们这个学校性质有点擦边,有办法做到。我说你这是要砸人饭碗呀,人会跟你拼命的,权力部门更是容忍不得。他说没有错,有些东西,就是靠喝人血才能够活着。我们都无语。但我没为此事担心过他,我去过他学校,也见过校长,校长是个颇有见地的明白人,不会难为他。 我又道,如今时政清明,经济腾飞,民族复兴指日可待,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我青年才俊,何必负气自弃?他回过头来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只错乘了时空机器从八世纪乱窜过来的类人猿,他说你难道不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的那些血汗工厂里的小妹妹,不记得从小和你一起玩泥巴的那些兄弟了? 当时年幼爱折腾,就是那么热闹,其实到头来都被文学害了。文学,本不必是要当专业来学的。我跑到文学那边还读了硕士博士,到后不但因了人事与文学圈日益疏离,连最后找饭碗,都宿命般的又转回到汉语这一头来了,而且,如今与我关系最好,甚至说对我人生帮助最多的大学同学,也都是来自一年级的汉八五。 老褚大学毕业,去了一家文学出版社,工作算是对口。两年后的1991年9月,他把所有的诗稿丢进了校园北部朗润园的一间厕所,然后自沉于校外的万泉河,遗体随流水飘进清华园才被发现。 上大学时,诗歌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还相当崇高,不拘文理各系都有高手。虽然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被吟诵,但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上一代人的歌唱了。时代最强的声音来自崔健,诸如《一无所有》《一块红布》《最后一枪》,既简单又深刻,我觉得崔健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诗人。稍后还流行过齐秦,仍然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歌手。中文八五的写诗圈子,领头人是郁文。郁文在生活中多不为同学所喜,但他对这个年级的文学风气却实有引路牵头之功,不可磨灭。我在日常中对人对己都比较随性不太苛求,初识郁文看到他书桌上挂了鲁迅集离骚的对子: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就知此人有大志,对他心生敬重。大二时他组织我们搞了一个“蓝社”(名字是我取的),并编辑系里资助的学生文学刊物《启明星》,除了他,写诗的还有阿渡我和从文献专业转来的西塞(李晓彤),另外两个成员孙翔写小说沈涛写评论。三年级时转来很多同学都写诗,有的多少有点玩票性质,老褚和阿渡却不是。郁文其实很爱才,但那时似乎还不太看好老褚,比较认几个老人儿。后来我接编了一期《启明星》,又给校报编一版诗歌年选,把这些同学都拉上了。那时郁文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是1989以后的两年,老褚的成长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我的东西偏工丽精致,有时在旧诗词中取点巧,阿渡那时冲淡略兼朴讷(郁文说有陶风),而老褚后来的力量让人咋舌,我最喜欢他那首《誓言》,沉痛而决绝: 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
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
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
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
对于我们身上的补品,抽干的校样
爱情、行为、唾液和革命理想
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
送给你,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
但我对于我肢解后的那些零件
是给予优厚的希冀,还是颓丧的废弃
我送给你一颗米粒,好似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