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2015长得超级漂亮的av:“权力暴利”背后的“制度成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8:29:53
中国的“官商苟合”传统竟然达到明末那样不堪的程度，源于“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和不断膨胀。宋明时期的商品经济虽然广泛进入社会领域，但统治权力对于工商业的操控和干预却依然异常强悍专横，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强力操控而使统治阶级上层攫得极大利益。
如果希望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权力究竟如何控制干预工商业并从中攫取暴利，不妨看一下北宋的名画《水磨图》。
从这幅绘画中可以引出的制度经济问题很多，比如：画面上共有30多人，其中官吏的数量与劳作者数量之比约为1：4——官吏人数所占比例之大相当惊人。
在这幅画中，水磨作坊以及供官员们宴饮的酒楼，其建筑等级很高，它们斗拱高挑，回廊环绕，栏杆的望柱头上有精美的装饰，作坊的主建筑甚至做成“十字歇山式”，其规格与宋代宫苑和权豪之家经常享用的建筑形制相同；但同时，郊畿之外供运粮之用的道路和桥梁却异常坎坷狭仄，车队农夫们辗转其间的极其艰辛尽在目前——权力体制和“权力消费”相关设施的奢华排场，与百姓所需基本公共设施简陋破败之极的强烈反差。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元元年（1086年）对宋哲宗的谏言中说明了官营水磨作坊丰厚利润的背后，是百姓和国家付出的惨重代价。将此奏本译成白话，内容是这样的：
近年来，因为在汴京城外设立官营水磨作坊，遂使汴河水量日益浅滞，由此造成的航运能力剧减给朝廷和百姓带来很大损失。更有甚者，为磨坊得水力驱动之利而使下游一二百里范围内的粮田横遭淹没，并殃及汉高祖陵墓。皇上恻隐蒙难的百姓，于是调派修治黄河的役夫四万人疏浚汴河，工程进行一整月，但因汴京军民的粮茶消费全要官营磨坊供给而不许民营，所以官营水磨仍不能因水患严重而停业。汴水含沙量很高，如果水磨不停，则今年虽疏浚河道而明年必然再度淤塞，那时又要花很大代价来治理。仅以这次治河民夫的工价为例：朝廷支付每人每天200文钱，一个月工程下来人力成本高达240万贯，而水磨作坊每年向朝廷上缴的利润是区区40万贯。如此巨大赔损之下，为何仍坚持官家的垄断而死活不允许民间经营磨坊呢？就是因为户部侍郎李定以朝廷收入为幌子而“惑误朝听”！
苏辙的这段分析把官营工商业牟取垄断利润的方式，以及由此迫使全社会付出的“制度成本”有多么巨大，说得再清楚不过。
从《水磨图》中还可以看到：最迟在11世纪前后，中国水动力机械的体量已经很大；当时汴京城的人口在百万以上，其每日消耗的粮茶等全部要由官家供给，则相应官营作坊的生产规模和水能机械的功率之大更不难推测。这马上让人联想到中国技术虽早熟却无法持续发展、甚至早衰的命运。
我们知道，水磨最先出现于6世纪的意大利，风磨则是在十字军东征时由东方传入欧洲，13世纪以后德意志才开始使用水力驱动的机械锯木。拿此类成就与《水磨图》相比，可知中西工业技术水平在其初始阶段互有高下，至少是西方不占明显优势。但后来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比如欧洲在14世纪建立水力锯木厂，不久以后就已使用多刃锯，在15世纪以后的欧洲图画中，更可以看到旋转筒水泵，以及曲轴、棘轮、偏心轮等大量机械史上的重要发明；反观同时的中国，技术发展日益迟滞；至于工业技术的应用广度，欧洲更把中国远抛在后面。
中西技术发展的迥异命运，其原因当然复杂，但仍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中国制度形态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经济”模式，使统治者可以很方便地以强力高效的手段和极其低廉的成本获得几乎无限的人力物力。
在可以越来越轻易地实现“权力暴利”的制度架构之下，既然通过统治威权这压倒性路径就足以强占一切资源优势，也就永远不会有另外的必要和迫切，去建立那种能够保障和促进国民个人创造力的产权体系 （包括保护技术发展的知识产权）——中国历史因为这样的路径取舍，乃使整个民族彻底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内在动力，这当然又是“制度成本”的一个重要侧面。
（黄艾华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18期作者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