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十字教堂埋葬了谁:伊朗、韩国、新加坡人口政策给中国的启示

世界概览]伊朗、韩国、新加坡人口政策给中国的启示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在目前发达国家，妇女平均需要生育2.1个孩子；中国由于青少年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需要妇女平均生育超过2.3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左右。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人口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在拖了。从网上民意看，人口政策调整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很多学者有这样一个担心：政策调整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发展。
其实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1、不要怕。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三年的出生高峰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却在不断减少，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人均购买力也只有美国的2/3了）。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52年到1958年这个出生高峰平均每年出生1991万，1959年到1962年这个低谷平均每年只出生1407万。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是1952年到1958年的1.33倍。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
2、停止计划生育后不会出现大的生育高峰。
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以上（目前死亡人口主要还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口不多，国家统计局称2006年、2007年死亡人口分别为892万、913万，意味着今后每年死亡人口将是现在的两三倍）。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今后老年化，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近年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如果在今后10年每年出生人口平均超过2500万（印度现在的水平；中国1990年的水平），执政者将因此而功载史册。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这是最乐观的估计）。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1996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扣去死亡和不生育妇女，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即便全部当全职妈妈，她们也不可能生育2000万孩子的。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很可能更低，因为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而那时候每年死亡人口是2000-2600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每年人口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3、计划生育是一抓就灵，鼓励生育是百求不应
韩国在1962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更替水平2.1，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照道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你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日本在二战之前，是鼓励生育，明治初年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对贫困家庭，发给育儿补贴，实行孕妇登记、死产检查制度。1941年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励一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日本二战后，1947—1949年出现连续3年的生育高峰期（三年的“团块世代”奠定日本此后的几十年的繁荣），1947年总和生育率为4.54。日本1948年国家颁布法律使人工流产合法化，之后人工流产狂增（1953年全国出生人口186万人，人工流产达107万人）。1952年政府修改法律，开始推广计划生育（只是提倡，不像中国这样强制进行），政府成立了优生保护咨询所，属于保健所，帮助推行计划生育；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从1949年的4.34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2.1。1966年是日本的火马年，是非常不吉利的年份，人们避开在这一年生育，该年生育率降低到1.6（1964、1965年生育率均为2.1）。照道理说，1967年、1968年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但是这两年生育率分别只有2.2、2.1。就是说1966年少生的孩子并没有再“补生”出来。
对于少子和老龄化的问题，1970年代就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1990年代开始采取政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如鼓励生育。既然政策改变，应该出现生育高峰，但是1990年代生育率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25左右。
1955、1956、1957、1958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为6.26、5.85、6.41、5.68，平均为6.05。大跃进后生育率突然下降，1959、1960、1961年生育率分别只有4.3、4.02、3.29，平均只有3.87。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照理说应该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但是1962、1963、1964、1965年生育率分别为6.02、7.5、6.18、6.08，只有1963年才算是“补偿”高峰。可见“欠”了三年，只“补”了一年，并且这一年还只补了一半，历史的欠账是很难补回来的！
1965年起，台湾开始实行“家庭计划”，主要包括对青年男女结婚年龄、生育年龄等加以限制，提倡（不是强制）“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人口增长的下降，引起人口老化与新增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因此台湾当局改变人口政策，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两个恰恰好，一个嫌太少，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台湾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8、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台湾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了。
韩国和台湾的计划生育是“受益于”美国的支持，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崛起也受益于美国。但从长远看，韩国、台湾的这种崛起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美国到时候还能帮韩国和台湾养老吗？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尤其是高学历的女性生育率下降更快，新加坡从“优生”角度鼓励高学历人群多生孩子，但是起效甚微。19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现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却降低到1.2左右。
台湾、韩国有“民主”，香港、新加坡有“自由”，但是台湾、韩国的生育率只有1.1，香港只有0.95。可见光是“民主”、“自由”只能解除“强制”限制生育的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人口问题的。中国大陆是“强-奸”，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是“自愿为娼”。韩国、台湾的党派在选来选去的时候，生育率却在不断下降，人口在萎缩。韩国、台湾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是自杀的制度。不能脱离“人”来谈民主和自由。中国今后政治制度需要站在更高的境界，政治制度成功的标准不光是“民主”、“自由”，“主流家庭愿意生、养得起三个孩子”将是政治制度成功的更为重要的铁标准。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当等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穆斯林国家生育率全球最高。1970年代伊朗生育率波动在5.9到7.0之间。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政府还一度鼓励多生育。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生育率居高不下，1989年还高达5.3。在1989年至1997年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他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生育率却仍还有4.0左右。与周边高生育率的国家相比，伊朗降低生育率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虽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数量上与周边国家相比占有优势，但是由于其生育率远远低于周边国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使得优势不再，今后中东的政治版图将大为改观。2005年总统选举中德黑兰市长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总统于2006年10月22日在议会发表演讲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
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现在伊朗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从伊朗的情况看，中国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2的生育率（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还有水分（其他资料也佐证该数据有水分），中国目前真实生育率可能只有1.0左右，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000万或者1100左右；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死亡人口913万人可能还有上百万漏报。那么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开始负增长，恐怖！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都是在生育率刚低于1.7就开始调整生育政策，由于当初采纳的是比较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形成强势的利益集团，政策调整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2，但是人口政策却纹丝不动。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有计生委，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以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为核心），再加上一票否决制绑架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官员，使得人口政策调整的台阶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好下，代价也就越来越高。
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政要都在打拱作揖要年轻人生孩子（只有台湾两党还忙于选举，不但没有出台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还在鼓励妇女从政、宣扬李安的同性恋、情色电影，坐视生育率不断下滑），但是却难阻生育率下降的势头。从各地区情况看，计划生育（即便仅仅是提倡）是一抓就灵，鼓励生育是百求不应。控制生育的思潮就像吸毒一样，一旦成瘾很难戒毒（连抗毒能力最强的穆斯林文化都不能幸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伊朗等地只是轻度“上瘾”，就已经很难戒毒了；中国是重度“上瘾”，今后如何戒毒？韩国学者称：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
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蒙古族人口曾经占中国人口的1/10，但是由于满清对蒙古族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人口政策，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的主宰者，17世纪初法国人口与中国相当，但是由于法国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6000万，而中国却有13亿。法国不但丧失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在欧洲也沦为普通国家。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现在后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
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国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国。
韩国等地生育率之所以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政策调整太静悄悄了，不能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逆转生育文化。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应该高调调整人口政策，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而不要将韩国等地的教训当经验，不能太强调政策连续性(会误大事的)！
易富贤博客：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大国空巢》—全面反思计划生育，幻灯片（供下载，如果网站过期，我的博客将提供新网站链接，也将提供更新版本幻灯片的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3219410
http://file.zqjjr.com/dgkc2008-2-20.ppt
http://home.ca.astound.net/~maxiangjiang/china_population.ppt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423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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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8-3-31　10:19:36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如何避免“大国空巢”？》
http://www.ftchinese.com/sc/index.jsp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121&pos=RIGHT_HLB&pa1=0&pa2=0&loc=HOMEPAGE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8-3-31　1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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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8-3-31　10:24:06
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结构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8-3-31　10:29:17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如何避免“大国空巢”？》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121&pos=RIGHT_HLB&pa1=0&pa2=0&loc=HOMEPAGE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8年3月24日 星期一
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围绕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
“两会”召开前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两会”期间，她的上司否定了她的说法：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调整。中国计生委高层领导彼此矛盾的表态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
讨论的焦点，似乎仍然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所有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这个问题上。
但一位旅美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允许每对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远远不够，他主张中国彻底放开生育控制，用他的说法，叫“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
此人长期住在美国，算是一个“局外人”，但他常去局内“管闲事”：他虽然在美国专业从事妇产科研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到网上论战上了，而且他上的不是英文专业网，而是中国大陆的各类中文网上论坛，他以“中山水寒”、“水寒”等网名，不断发起和回应涉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论战；最近，他还把多年来参与网战的中文网文系统化、条理化，结集成书，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取名《大国空巢》，并请到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仲大军为之作序。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征求网民建议，这位“局外人”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据他说，尽管由于人民网的官方性质，留言很难成功，但他还是成功地给中国总理留了言，呼吁中国立即调整人口政策。
此人便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
中国“百度百科”专门有一个“易富贤”的词条，词条如此介绍他：“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国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美华学社创社会员。旅美科协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
其实，早在两年多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旅美华裔学者，我曾在《中国能否绕开老年化陷阱》一文中提到过他的观点。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被他的这么一个说法所震惊的：“中国人口由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
两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中国计划生育的新一波争议声中，我采访了他。他的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把他的上述说法写进了他的新书《大国空巢》之中。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成易富贤的许多观点。但中国有句古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当代中国，支持现行人口政策的见解仍属官方观点、主流观点，充斥于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中，而易富贤的见解则属于非官方观点、非主流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他只能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而且常常受到网络“工商”和“城管”的封杀和删帖，遭到众多网络暴民的围剿和辱骂，如今，虽然易富贤已有许多网络粉丝，但他的文章和新书在中国大陆仍然“不登大雅之堂”。正因为如此，在人口政策这种“关系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更有必要听一听像易富贤这样的非主流学者的意见。
以下便是我最近采访易富贤的笔录──
问：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放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胎，但你在新书《大国空巢》中却认为，这远远不够，应该彻底放开。你这种观点是不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完全不加控制地放任中国人生育，甚至鼓励多生育，那会不会使中国陷入另外一种陷阱呢？
答：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鼓励生育是主流，只有在最近两三百年时间里，控制人口的呼声才占主流。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繁衍，有着“两手”控制机制：在古代，大自然通过“左手”调控人口：方法包括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已灭绝。
在现代世界，大自然又通过“右手”来调控人口：
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造物”有报酬，“造人”无补贴。
2、养老逐步社会化，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
3、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
4、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
5、生活压力大 ，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
6、婚龄、育龄延迟。
7、生育能力（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
8、“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在现在这个“右手”时代，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人口也很容易萎缩。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从1992年的1.48亿降低到0.8-1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我觉得我的观点不是过激，而是有些保守。我只是提出无条件恢复常态：归还物质再生产所占用的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为人口再生产争取到应得的报酬。
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如果中国大陆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那么，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甚至很有可能更低，因为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大陆每年只会有600多万婴儿出生，而每年死亡人口却高达2000-2600万，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每年人口将减少一千多万。如果那样，大国空巢的噩梦便将成为现实！
问：即使你的观点有道理，但这么激进的转变能够为中国决策层所接受吗？
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人口上的泰坦尼克号。前面的冰山已经清晰可见，但现在暴露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保障，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目前进入婚龄的人口还是1980年代初出生的，当时性别比还只有108左右。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劳动人口又大为减少；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今后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即将进入老年。
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拦，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早已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残酷的现实已把人口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学者不是决策层，学者的责任是告知真相。中国的学者养成了爬蚤心态，总是“中和”观点，以让决策者感到舒服，经过层层“中和”，到决策层面前的时候，原始的观点已经稀释得差不多了，决策层根本感受不到调整政策的必要了。而利益集团却掌握影响决策的途径，他们夸张的观点（比如1980年夸张说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现在夸张说稳定现行政策中国人口也会达到15亿），很容易被决策层接纳。中国人口问题进入如此危险的处境，学者也是有责任的，是学者惯坏了决策层。
我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千方百计听取学者的前瞻性观点。忠言逆耳利于行，决策层应该察纳雅言，而不是捡好听的。
问：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不是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了，农村夫妇一直被允许生一胎以上，城市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也可以生两胎，这样下去，应该能够缓解中国人口老化危机。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中国国家计生委一再强调中国不是一胎化，但是不是一胎化，计生委自己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曾经提供过这样的详细数据：实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2个或以上（9.7%可生2个，1.3%可生3个）。
这意味着，在1000个妇女中，有359个只允许生一孩；529个妇女生一孩半，以正常性别比105计算，第一胎生271个男孩和258个女孩，生女孩的258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一个；97个妇女生二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三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630个妇女只允许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79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79个孩子（政策生育率）。现在中国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每1000个妇女只能生育1172个，如果响应政策的话，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这不是一胎化又是什么？
中国国家计生委宣传说：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但我认为，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只有8000万，不到1亿）。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也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大调整的理由。
问：那么，如果中国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胎，是否就能避免你所说的“空巢危机”呢？如果不能，那你认为应该生几胎呢？
答：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也就越低，婚龄、育龄也就越晚，生育率也因此越低。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人类的生育率也直线下降；在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中国的HDI，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7年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而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山西翼城县开始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方案（注：现在梁中堂认为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以上，但是“十五”时期，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越南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可见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更不会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允许生二胎并不表示都会生二胎。生育高峰取决于生育意愿。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并且在鼓励生育，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的1.68人，降到现在的1.1人。
中国《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中国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难以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仅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