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彭德怀在会议上不习惯称毛"主席"(2)

    虽然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但在人事处理上，毛泽东仍照他的“老规矩”：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庐山斗争并不像毛泽东理论指导的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泽东说“来点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样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庐山的斗争是无情的。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以后，彭、黄、张、周等人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并认定是“高饶反党集团”的继续。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员会中的职务，但都调离了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会议结束后，九江机场已经准备好专机，以每15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将多数与会者送往北京。彭德怀成了“孤家寡人”。他的那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除彭德怀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边的秘书、参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遇上一场暴风雨，全部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餐，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饭。与上山时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年的国庆正好是“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前的盛大典礼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取代他检阅部队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

　　在这一天，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

　　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这使彭德怀重新燃起了希望。他顾不得吃早饭，马上命车出发，直驶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当他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也同意。

　　这时，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候什么。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做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历史再一次黯淡起来。两个历史巨人，两个同样火辣的湖南老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再次失去了谅解的机会。

　　彭德怀给毛泽东最后的上书

　　春去秋来，中国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农村去。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看信后，于23日早7时半，叫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约他8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谨慎了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就来吧！”

　　彭德怀即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到彭德怀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

　　两人握住手，打量着。毛泽东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又说：“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5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彭德怀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但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又给他投下一片新的阴影。临别时，毛泽东忽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回来一想很是不解。的确，毛泽东后来一直认为彭德怀“里通外国”，和高岗一样，“想夺权”，这使得毛泽东最终没有与彭德怀和解。

　　会上没有看到周恩来，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过几次电话，都说周恩来不在家。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捂住话筒，进一步探寻着意见。

　　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转过身去，又对着话筒喊。

　　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代，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扪心自问，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这以后的彭总，被软禁在北京长达六年，才去了三线。之后不久，又被红卫兵揪回北京，监禁起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