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意大利定制游:对货币战争的批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7:59:05
对货币战争的批判
对货币战争的批判
一、关于金本位制的问题
宋鸿兵无疑是大力鼓吹“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的，并将之称为“诚实货币”，那么，不是金本位的，例如“法定货币”，至少就是不那么“诚实”了（按逻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人民币），这是他全书的一个基调。宋的这些主张究竟对不对？这需要具备一点金融和经济学的知识。
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某种规定的成色下）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
在商业银行制度下，如实行金本位制，最少的黄金储备应等值于基础货币发行量；其他货币依然由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出来。假设现在人民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是3万亿元，这些基础货币将成为银行的原始资本。按照目前10%的准备金率，理论上商业银行共可“创造”贷款3/0.1=30万亿元。由于贷款人会将这些贷款又存入银行，因此商业银行新增加的存款也是30万亿。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这些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由于存款和贷款，也即银行的债务和债权可以互相冲销，正常情况下，银行业整体上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现在国际黄金价格大致为560美元/盎司，即约15.3万元人民币/千克，因此共需黄金储备约19600吨。
金本位制并非从来就有，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全盛时代主要在十九世纪。究其原因，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大宗跨国贸易以几何级数增长，于是在各交易方之间，就存在一个相互结算和兑换的问题。A国的商品卖到B国，只能接受B国的货币；显然，要么B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成A国货币，要么A国的商家就必须在B国购买其他商品返销A国，后一种情况会使得商业活动成本和风险大增。其实，在工业革命前的跨国贸易中（例如丝绸之路等），跨国商人就一直乐于使用和接受黄金。当然，直接携带黄金会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因此在工业革命时代，各国出现和盛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自然结果，不是什么人拍脑袋做出来的，或是什么银行家的“阴谋”。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使得对黄金的勘探、开采、冶炼水平极大提高，这样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支撑。
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甚至直线、指数式上升；而贵重金属的存量，则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和开采、冶炼水平。总有一天，金本位制是撑不下去的。这个时候再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只能使社会流通货币日益稀缺，交易活动难以进行，严重阻碍经济的运转。
这一点在经过几次工业革命后尤其明显。因为工业革命不仅使得原有产品数量大幅增加，也使得新产品大量涌现，同时，一些原来不可能进行的交易活动也变得可行了。例如，没有火车、轮船之前，许多人一生连本县的范围都未曾走出过，更遑论什么“80天环游世界”了；再譬如，没有IT技术之前，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网络广告和网上购物。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量完全是一种指数式上升的趋势。
那么，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否也随着指数式上升呢？这倒不一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因为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在制造大量的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减缓对货币总量需求的增长。例如以前异地大额付款都必须直接携带或邮寄转帐支票，光是支票的送达过程就少不了三五天；后来可以用电汇了，划帐过程可以瞬间完成，即使加上办理时间，最多一两个小时（当然，结帐时间是少不了的，但那是银行的问题，不是客户的原因）。再比如，虽然网络产业增加了大量的货币交易需求，但大部份这些需求可以通过网络支付来实现，也是瞬间完成。因为货币最终的效果要体现在其交易上，较快的流通速度，就使较少的货币总量也可以得到放大。
但是，对货币总量需求的不断增大和可用黄金资源的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是确定无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要一定坚持金本位制度，除非准备金率可以无限下降，直至趋向于0。如果准备金率趋向于0，等于说，我用“一条金链”那么多的资本就可以发行现在中国全部的3万亿基础货币，那和不实行金本位制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更严重、更关键的问题是，金本位制下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是不可能无限下降的。这是因为：
1.如果无限降低准备金率，也即无限提高黄金的价格，无限提高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或交换比例。但是实际上，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或交换比例）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而且，黄金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不断下降，尽管黄金财富本身的存量不断增加）。超出了这个范围，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就发生扭曲，黄金持有人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其他商品或财富。这是否“剥削”？？？是否“公平”？？？
2.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仅有与基础货币等值的黄金储备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在发生银行挤提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赶到银行去将货币兑换成黄金，银行对于兑换黄金的承诺没有时间限制；但银行的贷款则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的期限，不应该，也做不到马上收回。此时，银行的债权和债务就不能冲销，必然破产。再比如出现严重的货币投机炒作情况下，多少黄金也会淘空。
未完待续。以下为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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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最后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晰和准确，但贴了一整天，没有见到有何左左和宋鸿冰的fans能够发现和指出这个问题，全是空洞无物的大话，可见他们的水平不是一般的次。这里先更正如下：
由于黄金存量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交易量和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如一定坚持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只有两种方法：
1.维持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不断人为提高黄金与货币的比价（或兑换率），但这势必使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的歪曲，从而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平，也将严重损害价格体系的健康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2.维持黄金与货币的比价不变，不断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但这势必不断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危及金融体系以至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这两种方法的可行性都非常有限，金本位制肯定不能长期维持。金本位制的建立、兴旺和衰落，都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什么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更不是银行家的“阴谋”。
至于白银，尽管它的存量比黄金多得多，但相应地，单位价格也低得多。同时，白银表面会氧化变成灰色，这一点上它更是远远不如黄金。因此“银本位制”也不可行。贵重金属以外的其他商品，更不具备单位价值高、易保存、易携带和接受程度广等特征，因此更不能成为货币发行依据。
明确了这些问题，下面继续：
二、发行货币者应该是谁？
左左们和宋鸿兵之流不假思索地认为，当然应该是政府或者国会，因为他们才能有资格代表“全民利益”。所以，宋某才在文章中，不厌其烦地花了大段大段的文字“证明”美联储是个“私人公司”。可笑的是，宋某还真以为自己发行了天大的秘密，还真以为全美国、全世界的人都不如自己清醒和聪明，好不得意。
很遗憾，恰恰相反，在西方社会，由“私人公司”发行货币不仅不被认为有何不妥，而且是常例；由国有性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反而是少数。看到发钞银行是非政府机构就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人才是彻头彻尾的无知无畏。例如香港，现有的三家发钞银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都不是香港政府或立法会直接拥有或控制的银行。其中原因，在我上次转贴的文章中已经有所说明：这就是单独定价和多方博弈的区别。西方社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多方博弈当然比单独定价更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不管这个单独定价者自称掌握了多么“科学”的方法，能“准确”计算出需要发行多少货币云云；也不管他的身份是谁，哪怕它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都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权。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多方博弈的货币发行方法不仅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理，也符合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和价值观。西方政治思想为什么主张三权分立？正是因为，它对于政府、议会和法院，与及任何其他方面，都不能绝对信任，哪怕它们已经很“民主”了，所以才要“分权”、“制衡”。货币发行是一种很基础性的、关系全局的制度，而政府已经有行政权，议会已经有立法权，如果政府或议会的任一方再单独掌握了发钞权（甚至联合掌握也不行），在西方政治思想认为，它都是拥有了很可能危及公众利益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过份大的权力，因而是不容许的。反面的例子？四十年代末的金圆券就是典型。滥发钞票掠夺财富补充军费，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使国民党政府在工商业阶层的支持者也丧失殆尽，这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或议会可以随意印钞票自己花，它就能通过增发货币来轻易偿还自身的债务和获取财富，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请注意：不仅直接向政府或议会借贷的公司是债权人，所有持币人都是债权人。
因此，政府通过向私人公司借贷发行货币，政府的借贷须经过议会的审核和约束，当然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多方博弈和分权制衡的方法。这样的货币发行方案才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
三、发行货币应以何为依据？
金本位制下是以黄金储备为依据。金本位制衰落后，就必须寻找新的依据。其原理，就是将货币发行量和某项社会财富的数量对应，金本位对应的是黄金，其他制度对应的是其他财富。左左们和宋鸿兵之流由于思想和见识的太低，只知道“物质财富”（例如黄金、石油等）是财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非物质财富”，而且“非物质财富”将越来越成为世界财富的主要构成（尽管左左们好象很鄙视“物质”，很强调“精神”）。
什么是“非物质财富”？例如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等等都是。“品牌”也是一项非物质财富，而且比物质财富的价值可能大得多。所以，质量差不多的衣服，名牌的要三千元，普通牌子的只要三百元，因此品牌的价值就是2700元/件。同样，国债和税收是非物质财富，某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该国政府的信用也是非物质财富。一般地，物质财富的价值比较稳定，但它本身不易生成；非物质财富的价值不太稳定（例如某个品牌的口碑可以毁于一旦），但容易生成。明白了这些，再比较美国和他国的货币发行依据，会发现很有意思：
美国，货币发行量对应联邦政府的债务，而联邦政府的债务又以它的税收为抵押。这里，联邦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对应于美国的经济前景，偿还债务的意愿对应于联邦政府的信用，都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或不够稳定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债务有其税收为抵押，而税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因此对于联邦政府的直接债权人－－美联储来说，它的利益就变得比较有保证；从而使联邦政府的间接债权人，即所有持有、使用美元的美国人和非美国人，他们的利益也变得比较有保证。
说到这里，左左们、宋鸿兵们开始嚷嚷了：以税收为抵押，就是让美国人民头上永远套下枷锁，永远有还不完的债务，永远给银行家打工......我倒是要问一下：那么你认为，政府借债是否也要抵押？如果你认为不需要，不好意思，那只是你自己的观点，不是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你向银行贷款买楼，实质上也是以自己的未来收入为抵押，也是给银行家打工。由于你的收入和信用远不如政府稳定，所以银行为了控制自己的风险，规定若干时间不能还贷就要收楼。政府借债也要抵押，正是体现了任何公共机构和个人权利平等的精神；政府借债不要抵押，这个政府就是搞特殊化的政府。既然要抵押，那么用税收作抵押就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这是用钱抵押钱，没有歧义和争执；如果以国有资产为抵押，就会出现国有资产定价的问题，是否能作抵押的问题，与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何况西方国家以私人经济为主，没有那么多“国有资产”可抵押。
任何国家的货币发行，不是向私人机构借贷，就是向全体公众借贷。钞票通俗一点说就是借条，专业一点说就是持币人的权利（债权）凭证。借贷方当然有义务保证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政府是发钞人，那么它就必须保证货币可以按其面值购买到同价格的商品（即还贷），并保证持币人的权利不贬值。如果某个政府的货币发行（借贷）不需要任何抵押（例如税收），甚至不知道它究竟依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就完全只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前景和政府信用，是100%非物质化的－－比美元更加非物质化得多，因而也更不稳定得多，就是比美元更加“白条”的“白条”。当然，如果你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府很有信心，那也随你。
四、所谓银行家制造经济危机、发动战争和操纵政局
这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左左们的陈词滥调，宋鸿兵不过是换了新颖一点的方式再唠叨一遍而已。
对于经济危机和动荡的成因，如果你对非物质财富的特点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那就好办得多。这就是非物质财富不稳定性的一种表现。这种不稳定性，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虚拟经济”－－当然，“虚拟”之说是偏激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信用就是非物质财富，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非物质财富，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依然如此；而信用的实现必须依赖能力和意愿两方面。
所谓银行家操纵借贷规模来制造经济繁荣和危机周期的说法完全是拍脑袋的无稽之谈和凭空想象。因为任何银行家的借贷都必须有抵押，不抵押，难道他们学雷锋不成？因此，借贷人的抵押物，就成为货币发行的依据（这里是发行“创造货币”，不是“基础货币”，这和政府抵押税收借贷发行基础货币道理相同）。
借贷人为什么有足够的资产可以抵押？因为在经济上升周期，这些资产的价值和获利能力也在上升，借贷人的还贷能力也有保证。于是，借贷人将资产抵押于银行获得贷款，将贷款存入银行成为存款，银行又可生成新的贷款，这样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越来越多；反之，在经济下降周期，资产的价值和获利能力也在下降，借贷人的还贷能力随之下降，银行因而可以实现的借贷减少，社会流通货币也就越来越少。这就是信贷规模周期性扩张和缩小的原因。一般地，从长期和大范围来看，在法律完备和信用良好的市场经济下，信贷规模和社会财富总量有某种程度的比例对应关系。银行家之所以在经济繁荣的顶峰和经济萧条的谷底开始收缩/扩张信贷，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专业知识和经验，知道这个比例的上下限，知道是否已经出现超越上下限的情形。如果不这样做，任由“泡沫”和“负泡沫”（即萧条）持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齐玩完。
非物质财富的不稳定性是会导致价格的大幅起落的。例如，某人用了一个牌子的手机，觉得很好，到处跟人说，这个牌子的手机行情就会看涨；觉得不好，到处跟人说，行情就会看跌。非物质财富的定价依赖于市场评价，而这个市场评价可以无限创造、毁灭和叠加，因此它的价格涨跌就存在某种正反馈的过程，这是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由股票、房产的价格波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相应地，物质财富不可能无限创造、毁灭和叠加，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有一个饱和点，因而物质财富的价格涨跌存在某种负反馈因素，这是它的价格比较稳定的主要原因。
非物质财富的不稳定性并非完全有害。正是这种较大的伸缩性，使得它可以成为吸纳和置换货币的有效手段，从而促进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如何利用它有利的一面，防止其不利的一面，正是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并且已经取得相当成效。
银行家发动战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白痴之谈。
如果银行家真的喜欢战争，他们也只会喜欢那些结果可以预期和控制的战争。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更不可控制的，什么时候发生革命，银行家会血本无归；或者干脆哪次骚乱和暴动，将银行家拿去毙了也不一定，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最普通的情况下，不可预期和不可控制的战争也会令银行家投机失败，严重亏损。
如果说银行家的借贷推动了世界大战，要谴责银行家；那么那些狂热的、极端的民众同样推动了世界大战，同样要谴责这些民众。战争是人类暴力倾向的遗传和体现，没有银行家的时候，战争打得更残酷得多－－古代不知有多少民族被集体屠杀和灭绝；一次长平之战，就有四十万赵国战俘被坑杀。
现代战争的残酷之所以被极度渲染，是因为技术能力的提高：一个炮弹打下来，即刻血肉横飞，残肢散落在草地上，挂在树上。因此在旁观者看来，的确非常恐怖，这种恐怖情绪也通过各种媒体迅速和广泛地传播。但在当事者来说，没一个人能知道他的感觉如何。因为人的神经传导的最小时间也要0.1秒，而炮弹爆炸的时间远小于0.1秒，也就是说，当他能感觉到疼痛之前，就已经升了天。相对地，古代战争要杀一个人，往往要砍十几刀，留尽最后一滴血，慢慢抽搐而死。哪个死亡者更痛苦，真是天晓得。
银行家操纵政局？任意决定自己的代理人当总统、总理、议员？
更加无稽。银行家的确对政策和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当然比普通工商业资本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更重要，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如果它的影响力比普通工商业小，那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一定要将“影响”说成是“操纵”、“控制”、“决定”的话，请自便。
五、宋鸿兵的其他低级笑话
1.所谓美国总统的死亡率远高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士兵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道MBA逻辑考题：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广告上说，海军陆战队的死亡率远低于纽约市民的死亡率。这个考题的荒谬性在于，将参军的年轻人和普通市民中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混为一谈。同样，宋某也是将诺曼底登陆士兵的执行任务时间（几天到十几天）和美国总统的在职时间（一任4年，实际数月至数年不等）混为一谈。条件不同则不可比较，宋鸿兵连这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甚至自作聪明地在书中喋喋不休了好几次。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地方是，普通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这就使得对美国总统、议员的保安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在十九世纪更是如此。一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敌甚至仇家，到底是谁指使刺杀了这些总统和议员，宋某不经过严密论证就统统归到银行家头上，所以，宋的文章只能是一篇拙劣的小说。
退一步说，假定这些总统和议员的确是被银行家指使刺杀的，当然，这些银行家必须谴责和惩处。但比起那些独裁者们还是要好得多。因为银行家只是杀了几个上流社会的人，对基层民众没有什么影响；独裁者为害的何止千千万万。
2.究竟谁应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
宋鸿兵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罗斯切尔斯家族的内森如何通过滑铁卢之战大发横财，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的“凯旋门”的故事。按宋某的口气，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不应该赢。
如果内森不该赢，那谁该赢？难道是那些碌碌无为、贪婪又恐惧的跟风者、投机者？事实上，内森的操作是有极大的风险的。只要当时英国国债市场上有另外一个有实力的投资者获得了战争的准确信息，内森抛售债券就会赔个精光。要是平时倒也罢了，滑铁卢之战如此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有实力的投资者远不止内森，想到就可以做到）派出专门的人打探和报告消息，不怪他们自己能怪谁？？？
如果说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他使用了规则以外的不正当手法获利。例如，他故意跟人说威灵顿公爵战败了，这就是散布谣言。但内森及其助手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抛售，而抛售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是跟风投机者们自己将这种抛售行为理解为英国战败。其实只要他们稍微理智和镇定一点，就会想到，当时反法联盟的总体实力和总兵力都比法国强得多，威灵顿和他的英军也不是无能之辈（威灵顿曾在西班牙让法军吃了很大的苦头，不少法国将领都害怕他），即使战败，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即使在滑铁卢一败涂地，说反法联盟就此失败也为时尚早。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抛售公债，至少不会急于在那么低的价位（5%)还要不顾一切地抛售，内森的“凯旋门”也就不会那么高大，那么轻松－－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内森尽自己的能力做了情报搜集工作，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孤注一掷地抛售。他赢得有道理。
以上仅举两点足矣。全书的荒谬之处远不止此。宋鸿兵很喜欢在每章开篇，大量引用某些西方政要抨击银行家和金融制度、政策的言论。其实，这些制度和政策能被议会通过，政府采纳，自然正面评价和支持的声音会多得多。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可以将这些正反意见都公诸于众，让人们自己判断。当然，断章取义，只剪裁对自己有利的资料，也是左左们和宋鸿兵们一贯煽情和骗人的把式。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看到的一篇文章：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国考察了一圈，对西方国家的成就和优点只字不谈，通篇描写一个在街边流浪乞讨的人（其实是街头卖艺者），如此这般的感想感叹一番。当然，这个知识分子很好地交了“功课”，但这种用高倍显微镜放大西方社会“阴暗面”的手法，恐怕在他自己的内心都要呕吐不已。
最后重复一次本文的中心：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是一篇精彩、煽情但拙劣的小说；宋的主张，仅用已有的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和价值观就可以否定；不是说西方现有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没有问题，不需要改善，但它们至少比宋的主张更加大大地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共识。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的确存在风险和挑战。但要防范这些风险，应对这些挑战，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学习国家先进的思想，引进国际先进的制度，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优秀的分析师和能干的操盘手，并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情报网络和反应机制。总之，就是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立足于“打老虎”，敢打“真老虎”，而不要学那邋遢道人，对“国家资本大鳄”害怕得要命，以一个农业社会的土财主思维就想“避老虎”、“防老虎”－－再次友情提示：强国论坛的数学、邋遢道人和凯迪、天涯的左派大佬等人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右派，而且是“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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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遭遇一场可怕的货币战争？
2007年11月09日13:15 来源： 博客中国
发表评论(13)支持(2)反对(1)
最近，《货币战争》（编著者宋鸿兵，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忽然成为中国主流财经圈的一个热点话题。甚至连《中国企业家》杂志即将在下月初举办的、一向规格很高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也不能免俗，特别设立了一场关于“货币战争”的分论坛。
这本书我基本上是在虹桥机场的休息室看完的，当时因为北京大雾弥漫造成航班延误。读着这本书，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和当时北京的天空一样云山雾罩。
如果我是一个阴谋论的信奉者，也许我会相信《货币战争》的结论，但我更可能怀疑这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因为作者怎么看都像是金矿开采公司的代言人。
但我恰恰不是一个阴谋论的信奉者，因此我不会怀疑作者的真诚初衷，但我同样不认可作者关于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结论。
围绕这本书，有三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
1. 世界货币体系走到今天是不是源于一个惊天大阴谋？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之所以不相信阴谋论，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阴谋。（说白了，所谓“阴谋”不就是在脑子里盘算着的、处于保密状态不直接说出来的“谋略”吗？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阴谋”，每个政府、每个公司、甚至每个人都可能有“阴谋”，只不过“阴”的程度有大小，“谋”的水平有高低而已。）我只是不相信作者所说的那个“阴谋”。这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汉密尔顿、华尔街七巨头为代表的那一小撮精英阶层的智商能够把剩余的同为人类的其他人（其中也包括很多社会精英）甩开得那么远。
纵览全书，编著者为我们描述的世界金融史的脉络大致是这样的：18世纪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英法战争先是通过控制英国国债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后来，他们又通过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设立了美国第一银行（后来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今天的大通摩根）并成为其主要股东，继而又通过他们能够影响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沃伯格兄弟等发起并设立了私有的美联储。美联储养肥了华尔街，华尔街策动了世界大战并进一步在战争中巧夺豪取。自此之后，整个世界被包括美联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所统治，他们一步步通过废除金本位、债务挤压、操控石油供给和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来实现抑制中东、拉美、东欧、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甚至不惜在这个过程中拖垮这些国家的经济。
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跨越人类两百多年发展历史的惊天大阴谋，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依据”，但这些“依据”大都出自美国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比较通俗的金融类读物，其中很多缺乏严肃的史料考证，不排除在东抄西抄的过程中出现夸大、臆想和以讹传讹的成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地方让我明显感觉到这本书的编著者是带着关于这个惊天大阴谋的预设立场来截取历史断面和甄选素材的。特别是把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总统暗杀同废除金本位制度的努力联系起来以及后来把索罗斯说成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马前卒，则几乎牵强到了有点“搞”的程度。
总的来说，我觉得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和欧美货币史相关的《达芬奇密码》故事或者好莱坞大片来看可能比把它当成一部还原历史真相的警世之作更为合适。不过，大片有大片的好处，那就是唤起人们对一段历史和一些问题的关注。
2. 债务货币和金银货币两个体系到底孰优孰劣？
公平地讲，《货币战争》的编著者在这本书里比较好地汇集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现存世界货币体系的批判，并且能够诚实地把这些批判的出处在每一章的末尾一一列举出来。宋鸿兵先生甚至技巧地选择了用“编著者”而不是“作者”来定位自己的角色。问题是，正如学术界对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体系有很多批评一样，学术界对于金银货币体系同样有着诸多的批评。但是对那些批评，编著者却坚决地选择了视而不见。
对于债务货币体系，作者有两个核心的指责--
一个是经济学方面的指责：“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者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从本质上看，储备金制度和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
另一个是社会公平方面的指责：“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的中央银行…美元的发行量越大，（美国）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
应该说，这两个指责都不够准确。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分析，只能简单提出要点。
针对第一个指责，在一个经济中，债务总量的增加未必一定就是坏事，前提是经济本身的总量也在增加。换句话说，如果你把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都看成一个“公司”，只要在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总的资产在增加，总的负债相应地有所增加就不一定是问题。你的“所有者权益”（也就是一个经济或者一个社会中的公民财富）那一栏的变化既不简单地取决于总资产的变化，也不简单地取决于总负债的变化，而是取决于总资产和总负债的相对变化速度。至于储备金制度，这是现代银行商业模式的一个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银行如果拿进来一美元，也只能借贷出去一美元，扣除了利息支出，银行业在整个经济中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价值损耗。
针对第二个指责，从本质上说，所有现代金融产品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抵押”为基础，要么抵押现有的资产，要么抵押未来将要产生的现金流。资产抵押证券就不用说了；即便是普通的公司债和公司股权，其实也都隐含着“抵押”的概念—债券是以可以用于还债的现金流为“抵押”，股票则是以未来可以用来分红的利润为“抵押”。正如一个公司可以把它未来的现金流用来抵押发行债券，一个主权国家同样可以把政府未来的现金流拿来抵押。两者没有太多本质的不同。至于人民的利息负担是否越来越重，我们只需要看两个最重要的参数，那就是利率和税率。今天美国的利率水平同40年前的60年代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司所得税率同四十年前相比还略有下降。
3. 中国是不是正在遭遇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的编著者在最后一章提出：“2006年底，中国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国际银行家们早已磨刀霍霍，一场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国际银行家大举进入中国的根本战略目的有两个：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的‘有控制的解体’。”
我相信宋鸿兵先生是在本着一腔热血善意提醒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要警惕外来的金融攻击。但是，仅仅因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分行并利用国际通行的储备金制度为急需资金的中国企业发放了贷款就说这是要“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则未免显得草木皆兵表情夸张。
首先，到底是谁要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美国政府？还是华尔街的银行？无论我们对于阴谋论有多么浓厚的兴趣，我们必须记住一点，那就是《货币战争》的编著者为我们圈出的那些“敌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需要维护，它们的每一个决定首先都是出于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蓄意拖垮一个主权国家。正因如此，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它们也会有比较一致的观点和立场，但是它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各打各的算盘而不是步调一致地协同对外。
其次，即便它们真的有控制中国货币发行的图谋和胆量，以外资银行所占中国银行业2%左右的市场份额，要想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也完全是天方夜谭。虽然从去年开始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但是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仍然相对封闭，人民币至今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也没有实现完全的浮动汇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的掌控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况且，中国的工商银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值的银行，中国银行的市值也在全球名列前茅。如果真像《货币战争》的编著者所说，人家的银行可以来我们的地盘通过储备金制度来“控制”我们，那么我们的银行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在美国开分行来反过来“控制”美国的货币发行呢？
是的，中国的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不应该被动地依靠编著者所提出的所谓“高筑墙”的策略，而是要让更多的中国金融机构通过在竞争中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逐步加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中国未来的金融安全，不应该建立在把罗斯柴尔德以及花旗和大通银行屏蔽在我们的国门之外，而是要逐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培养出我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花旗和大通。
《货币战争》这本书之所以会一出炉就火爆热销，除了它本身的可读性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所宣扬的阴谋论和战争情愫暗合了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民间涌动着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前不久围绕外资并购的争论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现。
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可以靠城墙高筑就可以固若金汤的世界，在产业和市场逐步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正在疾速融合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竞合的、交互的国家大环境中建立起一个健全、强大的中国资本市场，同时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业航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持久的、能够不断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