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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什么？

这几年，随着星罗棋布的孔子学院与国学院的创立，随着百家讲坛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高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激越歌声，总是一浪高过一浪，不绝于耳。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标榜说中国生产力虽落后，文化却先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应有较大贡献的便是其核心理念：天人合一。
        试想如果中国的孔夫子果真就那么高明，何必还要请教外国的马克思？当然，面对西方文化自惭形秽固然不好，但在传统文化面前现代人同样不可以自惭形秽。其实，黑格尔先生就不大看得起孔夫子，他一直对中国哲学持蔑视的态度，认为孔夫子的教训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还没有西塞罗的道德教训高明。他说中国哲学只是停留在感性的象征的阶段，即使达到了纯粹思想的意识，也并不深入。当然，另外一些欧洲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还是对中国古代治国术倾倒不已的。而在这方面，孔子所做的贡献又是无与伦比的。如同苏格拉底之在西方，孔子是中国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第一人。如同柏拉图把斯巴达理想化，创造了他的“理想国”，孔子则把周礼理想化，确立了封建等级和伦理规范，从而发展和巩固了封建制度。至此，孔子的天人合一最高理想才可能获得实现。那么，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说法是否合理呢？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哲学重人事，重现世，“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说不清楚，只好“敬鬼神而远之”。说是无神论也行，说是不可知论也行。对于生命，也是模棱两可，“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说它是“常识”，并不过分。常识不能做为普遍推理的基础，寻求真理有赖于抽象的思维和纯粹的范畴。据李约瑟研究，有几百种科学技术的发明始于中国，可是没有一种在中国形成科学体系。问题便出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以为西方哲学重在“爱智”，而中国哲学却重在“闻道”，因此，才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中国的伦理哲学一拍即合。另外，中国文化不甚讲究严密的思维形式，不在乎概念的确切内容，可以无限大，当然也可以无限小，凡事以意志为之，没有一定规则，因此，才有权变之术盛行的广阔天地。这样，人性便向两极发展，不是谨小慎微，就是桀骜不驯。其实，自我贬抑和自我放纵都是人性压抑的结果。而所有维系这种文化传统的命脉所在，便是冯友兰先生言说的中国哲学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但冯先生非常肯定地指认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没有显著地将人和宇宙分而为二的缘故。西方哲学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的自觉，有了自觉，我与非我就可以一分为二，主观和客观之间便会有此岸与彼岸了，随之也就自然产生出我如何能知非我的问题。遗憾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中一直无“我”的自觉，我与非我一直没有显著地分开。对于我以外的宇宙不大了然，也就只好随遇而安。于是，西方人倾向于改造环境，中国人则倾向于适应环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于自然界现有的东西，西方文化却热衷于创造自然界没有的东西。
         “天人合一”还有另一个解释就是天人感应。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死了一个人，若有什么联系，那只能是“天本主义”，即听天由命。国学研究者们习惯做“现代诠释”，喜欢旧瓶装新酒，于是外界出现什么新思想、新创造，都能从故纸堆里找到出生证。这样，既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又可以作为拒绝外来文化的根据。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本主义，说得确切点，可能有所谓民本主义。民当然也是人，当然也有价值，但这价值只有在载舟覆舟之时方才显现出来。而西方的所谓“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其立足的前提必须在于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因为人从不依赖于天。而民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天会具象为一种依附关系，人同样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西方文化是以思想自由和个人独立为出发点的，因而看重人权，给人以自我发展的自由。这类似下棋，美国人喜欢下跳棋，中国人热衷于下象棋，各有各的路数。跳棋每个棋子都是活跃的，全部棋子到达位置“自我实现”之后，就是成功。而象棋每个棋子都以将帅为中心定进退，作牺牲，如果将帅困死，即使不失一兵一卒也输了。这倒像黑格尔说的，眼睛只有附于身体时才有价值，如果脱离身体就没有价值了。对此，汤因比认为将人的自由失却作为“廉价”的方案，恰恰是以人的屈辱作为代价的。正如火的发明不是为烤焦自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不是抛弃车马，而是不要噪声。不能因为天而或却了人的存在。
        如果渴望终能得救，那么，只能求助于人性的复归。当然，“人的解放”决不是只有抽象的意义，它首先要对人采取一种世俗态度，追求一种合理的生产方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认为有了纯洁无私、诚实正直的理想的人，才能建立理想的国家。其实柏拉图以前的斯巴达城邦业已证明此路不通。斯巴达人人都是钢铁勇士，形同机器，战必胜，攻必克。然而最后还是难逃灭亡之厄运。因为它除了粮食，除了铁剑，别无所需。斯巴达王就曾大言不惭地说：“斯巴达人无意向任何国家学习任何东西”。既然没有了文学、艺术，没有了哲学、逻辑，一个没有思想人也肯定没有了人性。于是，斯巴达整个城邦就是一座大兵营，人们以征服杀伐为能事，人民生活乏味、社会停滞、国运日衰。当军事机器一朝失灵，寡头统治便随即垮台，直到现在它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文物古迹也没有能留给后人。
        毫无疑问，历史上一切指望可以改造人性、国民性的理想统统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理想的人不是历史发展的起点，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思想家梦想的“天人合一”，从来就没有进入现实生活，同样也不可能进入，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因为，人的历史是一部和自然交战、和人交战的历史。人和人不能和谐相处，人和自然也就不能和谐相处。自由人是现代文明的出发点，只有消除了集体抹煞个人的现象，或个体都具有集体的神性，才是有希望的社会。

天人合一是什么？

这几年，随着星罗棋布的孔子学院与国学院的创立，随着百家讲坛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高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激越歌声，总是一浪高过一浪，不绝于耳。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标榜说中国生产力虽落后，文化却先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应有较大贡献的便是其核心理念：天人合一。
        试想如果中国的孔夫子果真就那么高明，何必还要请教外国的马克思？当然，面对西方文化自惭形秽固然不好，但在传统文化面前现代人同样不可以自惭形秽。其实，黑格尔先生就不大看得起孔夫子，他一直对中国哲学持蔑视的态度，认为孔夫子的教训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还没有西塞罗的道德教训高明。他说中国哲学只是停留在感性的象征的阶段，即使达到了纯粹思想的意识，也并不深入。当然，另外一些欧洲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还是对中国古代治国术倾倒不已的。而在这方面，孔子所做的贡献又是无与伦比的。如同苏格拉底之在西方，孔子是中国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第一人。如同柏拉图把斯巴达理想化，创造了他的“理想国”，孔子则把周礼理想化，确立了封建等级和伦理规范，从而发展和巩固了封建制度。至此，孔子的天人合一最高理想才可能获得实现。那么，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说法是否合理呢？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哲学重人事，重现世，“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说不清楚，只好“敬鬼神而远之”。说是无神论也行，说是不可知论也行。对于生命，也是模棱两可，“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说它是“常识”，并不过分。常识不能做为普遍推理的基础，寻求真理有赖于抽象的思维和纯粹的范畴。据李约瑟研究，有几百种科学技术的发明始于中国，可是没有一种在中国形成科学体系。问题便出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以为西方哲学重在“爱智”，而中国哲学却重在“闻道”，因此，才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中国的伦理哲学一拍即合。另外，中国文化不甚讲究严密的思维形式，不在乎概念的确切内容，可以无限大，当然也可以无限小，凡事以意志为之，没有一定规则，因此，才有权变之术盛行的广阔天地。这样，人性便向两极发展，不是谨小慎微，就是桀骜不驯。其实，自我贬抑和自我放纵都是人性压抑的结果。而所有维系这种文化传统的命脉所在，便是冯友兰先生言说的中国哲学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但冯先生非常肯定地指认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没有显著地将人和宇宙分而为二的缘故。西方哲学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的自觉，有了自觉，我与非我就可以一分为二，主观和客观之间便会有此岸与彼岸了，随之也就自然产生出我如何能知非我的问题。遗憾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中一直无“我”的自觉，我与非我一直没有显著地分开。对于我以外的宇宙不大了然，也就只好随遇而安。于是，西方人倾向于改造环境，中国人则倾向于适应环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于自然界现有的东西，西方文化却热衷于创造自然界没有的东西。
         “天人合一”还有另一个解释就是天人感应。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死了一个人，若有什么联系，那只能是“天本主义”，即听天由命。国学研究者们习惯做“现代诠释”，喜欢旧瓶装新酒，于是外界出现什么新思想、新创造，都能从故纸堆里找到出生证。这样，既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又可以作为拒绝外来文化的根据。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本主义，说得确切点，可能有所谓民本主义。民当然也是人，当然也有价值，但这价值只有在载舟覆舟之时方才显现出来。而西方的所谓“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其立足的前提必须在于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因为人从不依赖于天。而民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天会具象为一种依附关系，人同样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西方文化是以思想自由和个人独立为出发点的，因而看重人权，给人以自我发展的自由。这类似下棋，美国人喜欢下跳棋，中国人热衷于下象棋，各有各的路数。跳棋每个棋子都是活跃的，全部棋子到达位置“自我实现”之后，就是成功。而象棋每个棋子都以将帅为中心定进退，作牺牲，如果将帅困死，即使不失一兵一卒也输了。这倒像黑格尔说的，眼睛只有附于身体时才有价值，如果脱离身体就没有价值了。对此，汤因比认为将人的自由失却作为“廉价”的方案，恰恰是以人的屈辱作为代价的。正如火的发明不是为烤焦自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不是抛弃车马，而是不要噪声。不能因为天而或却了人的存在。
        如果渴望终能得救，那么，只能求助于人性的复归。当然，“人的解放”决不是只有抽象的意义，它首先要对人采取一种世俗态度，追求一种合理的生产方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认为有了纯洁无私、诚实正直的理想的人，才能建立理想的国家。其实柏拉图以前的斯巴达城邦业已证明此路不通。斯巴达人人都是钢铁勇士，形同机器，战必胜，攻必克。然而最后还是难逃灭亡之厄运。因为它除了粮食，除了铁剑，别无所需。斯巴达王就曾大言不惭地说：“斯巴达人无意向任何国家学习任何东西”。既然没有了文学、艺术，没有了哲学、逻辑，一个没有思想人也肯定没有了人性。于是，斯巴达整个城邦就是一座大兵营，人们以征服杀伐为能事，人民生活乏味、社会停滞、国运日衰。当军事机器一朝失灵，寡头统治便随即垮台，直到现在它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文物古迹也没有能留给后人。
        毫无疑问，历史上一切指望可以改造人性、国民性的理想统统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理想的人不是历史发展的起点，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思想家梦想的“天人合一”，从来就没有进入现实生活，同样也不可能进入，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因为，人的历史是一部和自然交战、和人交战的历史。人和人不能和谐相处，人和自然也就不能和谐相处。自由人是现代文明的出发点，只有消除了集体抹煞个人的现象，或个体都具有集体的神性，才是有希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