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医保怎么查询: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王光美同志最近一段特别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要找她的人是那样多，我们一直担心她会不得已而婉言谢绝，因此去看她前是颇踌躇了一阵的。
　　但当和她联系后，却得到了分外热情的回答。她说，少奇同志年轻时曾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到上海，对上海的发展和建设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上海的同志要她谈谈少奇同志，怎能不见呢？无论怎样忙，哪怕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是要见的！
　　王光美同志1979年7月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主要负责国内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现在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北京新建的一座公寓大楼里。她的居室并不大，陈设也很简朴。客厅里有几个沙发，书房里放一张写字台、两把藤椅、一个书橱、一个文件橱，就再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了。书房一角的地上，堆了高高的几沓文件，这是新近送回的一些过去抄去的东西，她还来不及整理。但在这些东西中，她也发现了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少奇同志过去干地下工作时，用各种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过去她怎么也收不齐，有些笔名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搜寻“罪证”，都夹在一起送回来了！
　　但在居室环境中，最引我们注目的，莫过于挂在客厅墙上少奇同志的那张照片了！
　　这是一张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侧面照。寂静的夜里，只有些许白发的少奇同志正在台灯下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台上散放着文件，堆着几沓书报。左面有一个茶杯，右面雕花玻璃瓶里插满了盛开的迎春和海棠。这是一张色调柔和、意境很高的可以令人产生许多联想的生活照。王光美同志非常珍惜这张照片。她说，这是50年代初期她自己拍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当时她看见这种情景，颇有所感，没有惊动少奇同志，就利用台上那盏台灯的自然光拍了下来。因为是自己拍的一个真实的历史镜头，再加上是劫后幸存的一份纪念，所以就更加觉得可贵了。她说，照片中的那只一位外国大使夫人送给她的雕花玻璃瓶已不复可寻，只有那只景德镇烧制的细瓷茶杯还在。每当看见这些，她就感到少奇同志依然还活着，依然在她身边！
　　最后的留言
　　王光美同志谈起和少奇同志最后分离的情景。
　　那是1967年7月18日。那天在中南海召开了所谓的“批斗会”，同时抄了家，会后就把她和少奇同志分别隔离起来。对于这次突然袭击，他们思想上事先已有点准备，种种迹象使他们预感到会出现某种更大的灾难。但绝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们的永别。她说，事前，少奇同志一直很镇定，曾对她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和她永诀的话语，也是她亲耳听见的少奇同志最后的留言！
　　王光美同志的语音里带着悲愤，但却是充满信心的。她说，多少年来，少奇同志的这句话始终在她耳边回响。是对党、对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少奇同志的这句话，成了鼓舞她活下去的力量。她说，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恢复自由，她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12年的时光。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总感到少奇同志在伴随着她，鼓舞着她，要她经受考验，要她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革命，要她无论经受怎样的艰难曲折和迫害，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同志和她分开以后，于1968年在看管中得了肺炎，逐渐卧床不起。过去，少奇同志的生活都由她照料，现在无人敢再去过问了。虽然也曾经进行过一些治疗，但那是为了要在1969年4月九大开幕时留个活靶子。1969年9月林彪的所谓“一号通令”下达后，10月里，少奇同志就在重病中，光着身子被卷在一床被子里，运去开封“监护”。这年11月12日，71足岁尚差12天的少奇同志就在开封被活活折磨得咽了最后一口气。谈起这些，王光美同志的声音低了下来，她的眼里闪着泪光。她不愿多谈细节，我们也不忍心多问，去让那些悲痛的回忆再度刺伤她的感情！
　　王光美同志也不愿多谈她个人的遭遇。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她一家的问题。党中央已正式给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了。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啊！这是给真正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给民主革命时期白区的地下工作恢复名誉，给因少奇同志而受株连的千千万万干部恢复名誉，她个人的遭遇算得了什么！ 
       王光美同志今年59岁，头上已有稀疏的白发。从1948年和少奇同志结婚，到1967年7月中旬永别，她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了整整20个年头，其中19年是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作为一个伴侣和在身边工作的人，她对少奇同志是理解入微的。
　　她说，要她来谈谈少奇同志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不是欺人之谈。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努力照这本书中所说的去做。也许可以用1963年少奇同志对雷锋同志题词中“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这句话来概括，少奇同志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
　　1939年少奇同志写的、后来在1962年又作了修订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党的建设中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王光美同志还特地把少奇同志在1939年用毛笔写在六张绵纸上的这本书的讲演提纲给记者看。这也是现在留存下来的关于这本书的最早的手稿。对于共产党人在政治、理论和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革命导师历来是十分重视的。1874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的序言中，曾经赞扬德国工人是“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深入论述了理论修养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造成革命事业失败的经验教训；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大大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少奇同志的这本书，就是在革命导师强调理论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革命实践”，认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书中提到，任何时候，每一个党员都应该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对待同志要“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要“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王光美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严峻的时刻，少奇同志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忍辱负重，一切困难、一切责任，自己首先承担起来。开初，他确确实实是想接受批评的。他曾表示，这次听到了多年听不到的批评，尽管言词尖刻些，过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将来对工作会有好处，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但后来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批评，而是造谣、污蔑，是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看到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攻击、伤害，国家机构瘫痪，少奇同志真是忧心如焚。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切责任由他负，不要怪罪下面，并向中央提出，他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其他一切职务，接受批评和处分，希望因此能解脱广大干部，让他们赶快出来工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反复强调“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也是这样表示的。有一次在所谓的“批判会”上，一伙人搞突然袭击，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帮子人冲上前去责问他为何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明确地回答说：“我是主要负责的，你们要打倒，就打倒我！”
　　1966年10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曾特地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说少奇同志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很好，后半部分尤其好。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陈伯达、江青一伙就把这个检查捅了出去，但却把毛主席的批示扣了下来。当时的许多小报就集中火力“批判”这个检查，说是什么“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是什么“大而黑的保护伞”等等。王光美同志说，当时她激于义愤，在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上答辩说，少奇同志的检查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毛主席是满意的。但第二天，小报就攻击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还说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篡党夺权”。
　　针对这一点，1967年7月9日，少奇同志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员工的一份检查中，义正辞严地说：“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一下可又捅了马蜂窝，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击新反扑”的“围剿”热潮。
　　在那些恶浪翻滚、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是经常由王光美同志陪着出去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非常实事求是，他曾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而对于那些诬陷造谣之词，他是深恶痛绝的。他曾愤慨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特别是当他看到江青一伙搞的大字报，竭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20年代他在安源工作的情况，甚至说成是他的“罪行”时，他非常生气。但事后却平静地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应该说，在那法制横遭践踏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见许多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遭受伤害而不能置一词。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一位深知干部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下属说一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是怎样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说，在那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屈不要紧，只要广大干部能保全下来就行了。但这只能是主观的善良愿望。少奇同志为谁说了话，谁只有更倒霉，株连就更深。别的不讲，1966年6月里，少奇同志路经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临走时，少奇同志称赞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贴市委的大字报不多，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后来，这恰如其分的评价，却成了上海市委的一大“罪状”，成了“砸烂上海市委”的一块砖头，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刘少奇的党员”“刘少奇的干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他常常独自在室内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习惯。每逢重大的决策，少奇同志总是镇静自如地思索着。但这段时期的沉思，却与往常不一样，常常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有时竟彻夜不眠。人显著地消瘦下去。
　　当然，对一些熟知的干部，少奇同志也并不是全无一词。1967年初春，上海召开了对陈丕显等同志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上写得沸沸扬扬，一派胡言，说什么“上海市委秉承刘少奇的黑意旨”，宣扬“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业党’、'农业党’、'福利党’吗？”等等。王光美同志把小报上写的告诉了少奇同志，并问他：“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会服气吗？”少奇同志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丕呀，不会服气的！”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对记者说：“哦，去年我碰见陈丕显同志，还忘了告诉他这件事。少奇同志对干部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
　　那是1957年4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同上海100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59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会上，在2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1922年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1925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回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6月第二次赴苏，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1932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人民，关心上海的建设，为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高兴，对上海城市建设的规模、布局、方针、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建立卫星城镇、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反复告诉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为孩子着想，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坑害后代”，“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像一些水利工程那样，挖了填，填了挖”。1965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开会、视察，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繁荣的情况，再一次满怀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王光美同志说，她听见少奇同志在火车里就各方面的问题对陈丕显同志谈了许多。1966年1月少奇同志又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说：“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干，一定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说：“并不是少奇同志没有10年好活，而是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但从未向少奇同志当面核对或查证过一件事。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就采用法西斯手段，制造假证，罗织罪名，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最后，王光美同志谈到了少奇同志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说，少奇同志平时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一向严于律己，经常要求家人与人民同甘苦。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少奇同志要孩子们在学校吃饭。当时孩子们要回家来吃，是完全有条件的。但他却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了。”他告诫孩子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人民将来会信任他们的。他说：“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幸福了，我的孩子才能有幸福。”
　　1961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视察，看见老家宁乡给他修整了旧居，供人参观。他说：“群众住房这样困难，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怎能把自己住过的房子空起来？”他当时就让把旧居分给群众住。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恢复名誉后，也希望不要搞什么故居修复，住在里面的居民仍旧应该让他们住下去！
　　访问结束时，我们问王光美同志，她是否打算写本回忆少奇同志的书？她说，过去曾收集过一些材料，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回来，但目前实在太忙，这要等以后退休了再说。她说，她不断收到许多热情的来信，除了对她表示慰问外，还对少奇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她衷心感谢大家对她的好意，同时这也证明，在人民的心里，早已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五中全会庄严地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正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