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韩国车电影:历史真正的掌控者——豪族世家

作者：mohai79  发表日期：2011-6-20 1:56:00

    先从大家都感兴趣的三国说起，曹操为什么到死得时候都没有当皇帝？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逻辑和惯性思维，有兵就是草头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么久了，废掉个把汉献帝自立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曹操真的就这么忠于汉室，不想当皇帝？？？当然不是，如果曹操真的不想当皇帝，就不会说：“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其潜意思很明显，我不当皇帝了，这个机会留给我的儿子，他自然会追封我的。其实，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放不开手脚。因为中原虽然平定，但是孙权、刘备还是大患，而且各地诸侯并非全无二心。按理说，曹操起兵以来，一直都是自己的班底（散尽家财征兵，刚开始来投靠的也都是自己家人。）。　　
　　对于军队，曹操应该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朝廷里面，早就换上了自己的班底。假如要做皇帝，也不过是走个形式，演一出禅让的电影罢了。个别敢于跳出来叫嚣的人，直接来个人间蒸发。
　　而事实上，曹操一直很想当皇帝，刘备孙权虽然也是个祸患，但是真的要下决心当皇帝，也不是不行。曹操的儿子不见得比曹操能耐吧？为什么他反而能当皇帝呢？袁术兵败势颓，都还能当皇帝，曹操凭什么不能？
　　说到这个原因，就不得不说说汉朝以来兴起的豪强地主。以前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词，但是，也许大家都刻意忽略了豪族世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古代人说的“得民心”，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民心，并不相同。古代的民心，实际上就是豪族世家的民心。很多人说，豪族在唐代以后，特别是黄巢以后，就衰落了。因为科举和农民起义的原因。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会在后面慢慢说说这个问题。现在先从三国开始，勾起大家的兴趣了，再去探讨下豪族世家的起源与发展。
　　
　　说起三国，不能不说“九品中正制”。正是这个制度的实行，让曹操的儿子（曹丕）基本上扫清了建立新王朝的障碍，顺利地建立起曹魏政权，并且追封其老爹为“魏武帝”。有人或许会奇怪：曹魏政权不是曹操一刀一枪打仗打来的么？怎么这个九品什么什么制，就比这些更牛B？我没有否认曹操的战斗功劳的意思，曹魏政权确实是曹操同学打下的基础，没有曹操打下的基础，你一百个九品中正制也让曹丕当不了皇帝。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九品中正制，那么你曹操或者曹丕即使当了皇帝，也不过是如袁术一般，最后惨淡经营，草草收场。而曹丕皇帝做得好好地。
　　
　　那么这个九品中正制到底什么来头？
　　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一种任官选拔的制度。大概就是由朝廷、地方官、社会名流（也就是豪族名人，只是不再当官）组成一个类似评委会的团体，对国家未来的官员进行评议和选拔。为什么这个制度这么有魅力，能够让曹丕坐稳曹操想坐而坐不到的位置？那么今天的课就开始了，这是因为当时的豪族世家（当时或者可以叫豪强地主）的原因。众所周知，曹操起兵以来，是靠自己的军事实力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能够打胜仗，原因一个是他的军事才能，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军队人才众多。打仗的事情，和单纯政治上的事情不一样。想要打胜仗，就需要有真才实干，要奖惩公平。不然是打不了胜仗的。打仗讲的是实力，不是身世背景。否则袁绍也不会输给曹操。正因为如此，曹操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也因为用人得当，曹操总是能赢。而别的诸侯，能够混的割据一方，相信也不都是傻子，为什么就没有人能用那些有才能的人？比如郭嘉，曾经是袁绍的手下。不是不能，而是不敢。对于人才，多数诸侯都是欢迎的，但是能用却不重用，也导致了部分优秀的人才无法尽其用。曹操对于这些优秀人才的信任，虽然没有导致豪族们的直接反对，但是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如果曹操建立新的政权，会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功劳，而让他们以后都骑在豪族们得脖子上？这并非没有可能，我们都知道秦朝就是一个依靠军功来晋升的朝代。如果是这样，豪族世家的利益就会完全被摧毁了。其实他们反对的兵不是曹操称帝，也不是反对一部分优秀的人才能够暂时分掉一些利益，但是从长远考虑，豪族还是需要足够的利益保证，这些保证就是当官。所以九品中正制才能保证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曹操的新政权，就很可能威胁到全体豪族的利益。别说刘备孙权，就是内部的荀彧什么的，就足够让他众叛亲离了。不是说曹操手下对他不够忠诚，而是作为豪族世家中的一员，你是依靠家族上位的，某些时候你必须为家族考虑，甚至包括牺牲。哪怕你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别看你现在风光无限，离开了家族，你什么都不是。

    在三国，豪族有大有小。大的象是袁术那样的，小一点的属于地方性质，比如蔡瑁之流。当然还有更加小的，那只能算是小地主或者富农了。这些豪族之中，基本上相同级别的都是沾亲带故的，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肯定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大的豪族，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常客，他们想要维护现有的政治格局，但是经过董卓之乱后，这些豪族中出不了能人，特别是袁术之后，大豪族的衰落已经是必然。尽管如此，只要家族还在，只要体系还在，至少也还是个中等豪族，一样可以过“名流隐士”的潇洒生活。而且某一天家里出了个人才，又能跻身一流行列。所以乱世中，不管是曹操还是别的什么人，你要当皇帝也好，要用自己的人也好，没关系。你要对付某一个家族也可以。但是你不能破坏体系，假如要破坏了，就要建立一个能够保证我们利益的体系。否则你再牛B，也扛不住天下有文化的人一起反对你。
　　曹操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部分中小豪族的支持。让他迅速在中原站稳了脚跟。而为了获取军饷，曹操随后对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劫掠。也导致了豪族们对曹操迅速失望。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抢劫他们的强盗。所以这个时期，原本归附了曹操的一些家族，毫无保留地背叛了曹操。其中张邈、陈宫就是典型代表。不是他们对曹操不好，也不是曹操对他们不好，而是家族利益问题，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陈宫为了对抗曹操，扶植了另外一个代理人——吕布。这是一个声望和战斗力都不在曹操之下的人。吕布其实并不像陈宫说的人品那么好，其实吕布的人品在三国很多人都清楚，典型的有奶就是娘。这其实不是一个理想的代理人，可是陈宫等人没得选择。刘备这个时候声名不显，其他人又还远，来不及联络。能和曹操比较的只有吕布了。而吕布这个人虽然也很操蛋，但是他比曹操好的地方那就是不会破坏秩序——也就是争天下的游戏规则。曹操这个时候被很多豪族遗弃，第一次品尝到了军事实力之外的巨大力量，也让曹操颓废懊恼。此时的曹操远没有三国演义里的淡定和从容，他丢失了大部分的地盘，形式比起关羽败走麦城的时候也差不多。他几乎就要放弃了，几乎就要承认失败了。而曹操的参谋这时出来极力劝阻，因为曹操在统兵打仗上，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好手，部分想通过曹操来实现一流家族梦想的人觉得曹操还是可以争取的，因为曹操多数时候还是能够接受别人意见的。所以曹操在少数还支持自己的豪族们得劝诫下，结束了对徐州的掠夺，返回老家和吕布争夺起来。说起来草草草在军事上是有本事的，而且是在自己老家附近作战，有主场优势。再加上曹操的掠夺行为虽然伤了部分豪族的心，但是毕竟没有到打破体系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外交手段，以及曹操在军事上的成绩，终于让大多数豪族们再次承认了曹操的代理人身份。当然，曹操这个代理人的身份，现在还是地方性质的，谈不上全国。直到打败袁绍。

作者：mohai79　回复日期：2011-06-20　03:07:18　

　　现在再来说说袁绍，袁绍打败公孙瓒，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就是这个人是袁绍，必然是公孙瓒肯定成不了河北豪族的代表，他的灭亡是注定的，问题只是谁来操刀。公孙瓒其实就是一个军头。如果在太平年代，他在边境或者能做出一点成绩。但是在乱世，他的野心就大了，掌控了军队以后，消灭了本地的大豪族，对于一些来依靠的中小豪族，他也是不冷不热，只看自己喜好。这个问题就大了，这样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大头兵，是不能为当地豪族接受的。看看赵云就知道了，赵云其实就是河北的一个小豪族。在他手下根本呆不下去。其实在历史上，公孙瓒的军事实力远比袁绍强。袁绍虽然家底厚，但是光说打仗，肯定不是公孙瓒的对手。但是袁绍本身就是巨大豪族的人，虽然是庶子。但是好歹也是一个庞大的豪族的人。在袁术没有称帝以前，袁家当然是各地豪族理想的代理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即使当皇帝也不是什么梦想。皇帝本身不也是一个大的代理人？所以公孙瓒虽然能打，可惜他不是战神。
　　袁绍这个时期是相当顺风顺水的。可惜袁术称帝并且失败了。袁术在三国演义里，是个中等龙套，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称帝，难道就仅仅是因为有了玉玺？？？很明显，古人也不是白痴，不会相信有了一个玉玺就能当皇帝的鬼话。历史上，袁术在实力在巅峰时期，绝对是一个超级诸侯。你只要看看他手下的孙坚，就知道了。当时袁术的实力有多么恐怖。原因当然也是有他家世背景在内，他是一个比袁绍更好的代理人（袁家嫡子）。投靠他的人不计其数。如果不是他头脑发热，错判形式，也许最后改朝换代的真的是他也未可知。当然，历史的进程不允许假如。袁术虽然为人很阴险（乱世枭雄哪个是老实人？），不断有这样活着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致命，致命的是称帝。当年王莽的风头可是比你袁术牛多了，结果都还失败了，你袁术在牛，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军阀而已。很多豪族虽然依附了袁术，但是前提是袁术能够保证这个体系维持下去。如果不能，随时反叛没得商量。就算你军队再厉害，现在不敢公然作对，背后的小动作也是层出不穷，因为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立场完全不同了。袁术之所以不被豪族们接受，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整合好体系内豪族们的利益分配问题。你一旦称帝，很多东西都要马上确定下来。可是此时袁术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政权体系——既能维持旧豪族的大部分利益，也能让中小豪族分到一些新的利益，于是就继续沿用东汉的体系。这样一来，广大中小豪族中一些失望的立即选择背叛，更多的选择观望，寻找更好的代理人。一旦找到各自认为理想的代理人，袁术很快就被抛弃了。袁术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袁绍的发展。毕竟有先例在那里，大家对袁绍就不怎么放心了。部分豪族开始在曹操身上下注，把曹操看成理想的代理人。不少袁绍原先的手下去曹操那里上班了，袁绍很郁闷，只有不断地重申自己不会这么快当皇帝，同时急于发起一场战役，打败曹操。毕竟在军事上，他有优势。而且豪族们毕竟还没有完全抛弃他，只是支持得不再那么强烈了。如果能够战胜曹操，那么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袁绍也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理人。可是，原本在袁绍面前很弱势的曹操，在得到部分河北豪族的支持后，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处于下风的局面，但是也不是一边倒的局面了。在军事上，袁绍更是没有曹操的本事。失去豪族的强力支持后，在军事上袁绍又不断失败，最终导致了河北豪族彻底抛弃了袁绍，最后凭借其大豪族的家底，勉强支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在曹操和袁绍对战的过程中，另外的一个人跳出来了。那就是刘备。

　　刘备以前虽然也在徐州做过地方军阀，但是没有太多人看好他。而刘备这个人，总体来说是个理想的代理人。可是一直以来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本事，所以考虑选择刘备的人不多。只有糜竺这样深入接触过刘备的人，才会把刘备看做是一个优秀的代理人。而通过袁曹的官渡之战，刘备的声名已经达到了其人生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虽然还不合格，但是具备很好的潜质。刘备是靠剿灭黄巾起家的，而且官渡之战也显示了其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这是乱世选择代理人的必备条件，一点不会打仗的人，条件再好也没用，打不过人家。当然也不是说会打仗就行，会打仗的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缺了谁地球一样转。部分对袁绍和曹操都失望的豪族，开始和刘备联络起来。如果假以时日，也许就没有刘备下荆州，卧龙出世的桥断了。而是曹刘直接在中原开打了。可惜，历史进程没有假设。袁绍失败得太快了，曹操抵御了袁绍的攻击后，立即转头来对付在他背后捣乱的刘备。这个时候刘备显然不具备和曹操对抗的实力。支持他的豪族也是少得可怜。所以刘备遗憾地离开汝南，南下投靠刘表。
　　演义里说刘表很无能，实际上并非如此。刘表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并且在本地已经站稳了脚跟。本地的豪族，比如蒯家、蔡家都是鼎力支持，其他的黄家、马家、向家，也都是乐见刘表当他们的代理人的。再说，刘表当年进荆州主政，也是经历了一番风雨的。但是刘表此时已经是个老人了，他的儿子并不能统帅所有家族，特别是两个儿子很可能引起荆州豪族内部分裂，这是他的缺点。再说了，本地豪族如果想要谋取更大的利益，就要进入朝堂，成为一流家族。刘表只能保证他们在本地的利益，还随时有可能随着他的年老死亡而分崩离析，不可能带领他们取得更大的利益了。当然，从稳妥的角度出发，没有人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去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此时刘备来了。刚开始刘备只有身上的光环，皇族、左将军、豫州牧。本地的豪族并不会那么容易接受他。刘备只能一步一步取得豪族的信任。可是蒯家和蔡家是现在本地最大的豪族，他们和刘表关系最好，不可能去争取他们，只能先从别人开始。别的家族不会光明正大地去投靠刘备，毕竟刘表没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刘备获得了荆州豪族的认可，而刘表生命也越来越可以预见到尽头了。下一个代理人的出炉开始迫切起来。蔡家显然是想要刘表的二儿子刘琮，但是在乱世，一个小孩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刘琦也难以让大多数人相信。于是刘备获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当然还有少数人直接就去找曹操了。负责和刘备联络的是一个外来豪族，叫做诸葛亮。因为刘表毕竟还没有死，万一没死成，这个面上的功夫就不好做了。所以让一个既和大家有关系，又和本地豪族不太亲近，且能言善辩的人出面联络最好。刘备当然知道本地豪族的支持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从此可以在荆州站稳脚跟。以后中原有变的话，北上占领中原，重复一下光武帝的业绩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拜访本地的一些能够联络到豪族的人。诸葛亮也是其中之一（直接联系豪族会让刘表有遐想）。诸葛亮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在当地豪族没有表态前，他拒绝了刘备的拜访。实际上就是拒绝帮刘备联系这些本地豪族。到了形势逐渐明朗以后，多数豪族的意见也统一了，诸葛亮终于和刘备见面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协议。这个协议让少数对刘备不感冒的豪族感到失望。于是一些人开始设计杀死刘备，一些人开始联络曹操。 

　　刘备以前虽然也在徐州做过地方军阀，但是没有太多人看好他。而刘备这个人，总体来说是个理想的代理人。可是一直以来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本事，所以考虑选择刘备的人不多。只有糜竺这样深入接触过刘备的人，才会把刘备看做是一个优秀的代理人。而通过袁曹的官渡之战，刘备的声名已经达到了其人生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虽然还不合格，但是具备很好的潜质。刘备是靠剿灭黄巾起家的，而且官渡之战也显示了其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这是乱世选择代理人的必备条件，一点不会打仗的人，条件再好也没用，打不过人家。当然也不是说会打仗就行，会打仗的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缺了谁地球一样转。部分对袁绍和曹操都失望的豪族，开始和刘备联络起来。如果假以时日，也许就没有刘备下荆州，卧龙出世的桥断了。而是曹刘直接在中原开打了。可惜，历史进程没有假设。袁绍失败得太快了，曹操抵御了袁绍的攻击后，立即转头来对付在他背后捣乱的刘备。这个时候刘备显然不具备和曹操对抗的实力。支持他的豪族也是少得可怜。所以刘备遗憾地离开汝南，南下投靠刘表。
　　演义里说刘表很无能，实际上并非如此。刘表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并且在本地已经站稳了脚跟。本地的豪族，比如蒯家、蔡家都是鼎力支持，其他的黄家、马家、向家，也都是乐见刘表当他们的代理人的。再说，刘表当年进荆州主政，也是经历了一番风雨的。但是刘表此时已经是个老人了，他的儿子并不能统帅所有家族，特别是两个儿子很可能引起荆州豪族内部分裂，这是他的缺点。再说了，本地豪族如果想要谋取更大的利益，就要进入朝堂，成为一流家族。刘表只能保证他们在本地的利益，还随时有可能随着他的年老死亡而分崩离析，不可能带领他们取得更大的利益了。当然，从稳妥的角度出发，没有人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去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此时刘备来了。刚开始刘备只有身上的光环，皇族、左将军、豫州牧。本地的豪族并不会那么容易接受他。刘备只能一步一步取得豪族的信任。可是蒯家和蔡家是现在本地最大的豪族，他们和刘表关系最好，不可能去争取他们，只能先从别人开始。别的家族不会光明正大地去投靠刘备，毕竟刘表没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刘备获得了荆州豪族的认可，而刘表生命也越来越可以预见到尽头了。下一个代理人的出炉开始迫切起来。蔡家显然是想要刘表的二儿子刘琮，但是在乱世，一个小孩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刘琦也难以让大多数人相信。于是刘备获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当然还有少数人直接就去找曹操了。负责和刘备联络的是一个外来豪族，叫做诸葛亮。因为刘表毕竟还没有死，万一没死成，这个面上的功夫就不好做了。所以让一个既和大家有关系，又和本地豪族不太亲近，且能言善辩的人出面联络最好。刘备当然知道本地豪族的支持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从此可以在荆州站稳脚跟。以后中原有变的话，北上占领中原，重复一下光武帝的业绩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拜访本地的一些能够联络到豪族的人。诸葛亮也是其中之一（直接联系豪族会让刘表有遐想）。诸葛亮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在当地豪族没有表态前，他拒绝了刘备的拜访。实际上就是拒绝帮刘备联系这些本地豪族。到了形势逐渐明朗以后，多数豪族的意见也统一了，诸葛亮终于和刘备见面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协议。这个协议让少数对刘备不感冒的豪族感到失望。于是一些人开始设计杀死刘备，一些人开始联络曹操。 

作者：mohai79　回复日期：2011-06-20　11:49:00　

　　说完三国，我会解释一下什么是封建和古代行军打仗的方式，以便于让大家充分理解，为什么这些豪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历史的进程。

作者：mohai79　回复日期：2011-06-20　14:05:01　

　　而曹操此时战胜了袁绍，不可一世。动了一些当皇帝的想法，对于皇帝这个岗位，想要竞聘上岗，难度还是相当大的。等于来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洗牌。即便有军力在手，有不少豪族的支持，但是要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是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拉拢一批、分化一批、打倒一批。因为前面说了，豪族都是根连着根的，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多少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为了保证曹操始终掌握主动，他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消化。并且曹操也认为刘表在荆州的统治是稳固的，虽然不是不可战胜，但是对付一个稳固的政权，最好慢慢地消耗，打长期战争。通过各种手段分化和拉拢对方的支持豪族。这样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一战而胜。而不是冒险去发动一场大的战役。所以暂时曹操把目光放在了集团内部。
　　但是，刘表病重改变了这种状况。一旦刘表死亡，荆州的豪族分崩离析可以预见。荆州少数豪族投靠了曹操，曹操得知刘表即将死亡的消息，原本打算长期作战的计划，出现了改变。而且曹操更担心刘备，一旦让刘备在荆州站稳脚跟，获得荆州大多数豪族的支持，那么将是一个比刘表更加麻烦得多的问题。因为刘表虽然有能力，但是年老没有精力去图谋中原了，而刘备不一样，正值壮年，能够带领荆州豪族的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曹操无法容忍刘备占据荆州。刘表一死，他就带领大军南下。曹操此时出征实际上是很冒险的，他也不是很放心。毕竟通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斗争，一些豪族对曹操有了看法。甚至于马超已经不听话了。更多的豪族出现了摇摆的心态。但是他更担心荆州落入刘备手中。所以还是派出了精锐部队。此时荆州大部在刘表死后，投靠了刘备，但是关键的襄阳，却是在蔡瑁、蒯家手中。刘备想趁曹操南下之前，夺取襄阳，以便依据荆州对抗曹操。只要能够打败曹操的精锐，那么荆州豪族甚至中原豪族，都会反过来支持他刘备。因为如果不考虑军事因素，他刘备是一个比曹操更好的代理人。但是襄阳不是短时间可以攻打下来的，给刘备足够时间的话，襄阳不是问题，而问题就在于时间。刘备攻打襄阳的时候曹操精锐赶到。刘备充忙中不敢应战，逃走了。逃到当阳一带，被曹操追上并打败。而早就投靠曹操的蒯家说服了蔡家，献出襄阳，投靠曹操。曹操打败刘备后，很多观望的豪族也归附了，导致刘备刚刚获得的荆州顿时丢了大半。最后刘备只能撤退到东吴边境。这是仅仅依靠荆州豪族已经无法抵抗曹操了，因为曹操也获得了很多荆州豪族的支持。比刘备更多。此时，剩下的荆州豪族，除开少数已经绑在刘备身上的，多数也不怎么看好刘备了。就在刘备就要绝望的时候，荆州的豪族抛开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决定和江东豪族合作了。其实江东豪族也有这个意思，因为曹操占据荆州后，江东的问题就出来了。部分江东豪族认为，孙权也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作为代理人曹操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演义里这些人叫做投降派。还有少数豪族在孙氏身上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他们不想这么轻易放弃，所以要争取一番。当然这个争取不是去冒太大的风险。所以鲁肃派人去联系荆州豪族。孙权作为一个富二代，这个时候表现出了他和一般的富二代不一样的能力。所以才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说法。孙权虽然很清楚江东豪族内部的问题，很多豪族都想要抛弃他。他是他成功地通过努力，获得了绝大多数豪族支持他先进行一定的争取。江东豪族等于给了孙权一个机会。在两地豪族的操作下，孙刘联盟出台了。

作者：mohai79　回复日期：2011-06-20　14:08:17　

　　曹操此时刚刚获得荆州，信心大增。其实按照他正常的思维。面对孙刘联盟这样稳固的豪族联盟。想要短时间攻破，是很困难的。即使打得下，问题也是一大堆。而且自己内部的问题虽然因为荆州的胜利被暂时压制了，但是并没有解决。所以稳妥的做法就是凭借荆州豪族据守荆州，自己的精锐退回中原处理内部矛盾。跟江东打长期持久战。慢慢凭借优势实力分化其内部豪族。因为这些江东豪族并非都是绝对支持孙权的。可惜，曹操认为只要取得一场胜利，就足以化解所有问题。不错，只要赢一场，孙权的机会就没有了。可惜，最后曹操没赢。孙刘联盟让不少原本不看好他们的豪族重新掂量起来。荆州刚刚归附曹操的豪族，也动摇了。所以在军事上，赤壁之战只是一场胜利，就足以让曹操丢掉荆州很多豪族的支持。最关键的是，曹操的水军没有了，想要短时间内再次下江南就不大现实了。所以本地豪族抵抗曹操的信心是非常充足的了。所以，刘备这个更好的代理人再次成为荆州的选择。刘备为了迅速站稳荆州，启用了大批的荆州豪族，包括庞统、马良马谡、向宠等等……诸葛亮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刘备获得了荆州大部（北方小部分还在曹操手里）。终于站稳了脚跟。而孙权和江东豪族就有些生气了，他们觉得抵抗曹操是他们江东豪族的功劳，荆州只出了那么一点点力，现在曹操走了，居然荆州还是被荆州豪族掌控，江东没有分到太多利益，所以不满，闹了意见。然而，意见虽然闹，但是毕竟刘备已经站稳了脚跟，双方开战也很难短时间获得战果，所以一直都是小打小闹。
　　而曹操就有点悲惨了，他期望获得一场胜利来压制对他不满的内部豪族，可是失败了。所以内部的问题就很多了，现在可以说有点焦头烂额。虽然还不至于立即威胁到其地位，除非马上有一个大佬跳出来。可是刘备和孙权都没空。只有马超出来捣乱，造成一点混乱后，曹操最后还是勉强稳定了局面。但是曹操已经经不起一场新的失败了，所以他不敢再冒险发动大的进攻 

文章来源：国史探微 文章作者：陈爽

一、“豪族”与“名家”：北朝世家大族的两类不同形态

    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有鉴于此，我们在本书中使用“世家大族”这一较为宽泛和习见的概念，用以涵盖北朝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大族。
    关于魏晋间的大族问题，唐长孺先生指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例如郗鉴便是。”[1]唐长孺先生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探讨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北朝的世家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北魏初年活跃于旧燕故地的“群盗”、北魏后期的青齐诸豪，多属于这一类型。
    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北魏分定姓族后的“四姓”家族，正是这种类形的典型体现。
    北朝的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基于这一背景，两者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囿于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地方豪族对于自身在乡里的势力和影响更为关注，尽管他们的存在从客观上阻碍了王朝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但他们在主观上却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更多的历史时期，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存在，往往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或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左右。
    相对而言，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与王朝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背景，他们常常卷入王朝上层的政治纠纷与权力角逐，构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当然，有关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区别只是对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一种概念上的划分，二者间的界线并不十分严格。地方豪族通过一些特定的历史机缘可以上升为名家大姓，而名家大姓如果数世官宦不达，也有可能沉落为地方豪族，事实上，这种门第升降的过程自汉魏以来便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这也是士族社会中一种具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作为地方豪族，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既得的社会与经济利益，渴求政治上的显达。赵郡李孝伯三辟功曹不就，谓“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月余辞官，曰：“州郡之职，徒劳人也。”[2]；渤海高翼为山东豪右，赞其子高昂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3]当然，地方豪族的上升需要一定的历史机缘，赵郡诸李以仕魏至显，成为北魏的名家大姓；渤海高氏佐高齐而立，也成为北朝后期的名门望族。
    就名家大姓而言，家族内部的情况也互有差别，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的卢玄一支，是典型的名家大姓；而同一时期的卢溥一支，则更具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同一支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荥阳郑氏，地方豪族的色彩较为浓烈，而太和以后，这一家族作为名家大姓的表征则更为突出。
    总的说来，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就北方的情况而论，地方大族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在众多的“新出门户”中，河南大族的比例很高，以玄风相扇，以官冕相尚；而河北大族中，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个别家族进入上层统治圈，成为名家大姓外，多数大族尚未发育成熟，时人每言“河北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4]。北方大族间这种文化与地域间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两晋之际不同的政治取向，也深刻影响了北朝的历史。
    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
    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坞主间“各以诈力相攻击”[5]。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
    与一般地方豪族不同，北方地区的名家大姓出于自身的门户渊源和文化背景，从八王之乱开始即被卷入西晋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与倾轧之中。在这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大姓名士采取结坞守境者并不多见，他们往往与胡族统治集团的上层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6]。石赵政权中，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中山刘群（刘琨之子）、清河崔悦、范阳卢谌等名士，均“见擢用终至大官”[7]；前燕“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胡母翼、鲁郡孔篡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8]。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族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北魏王朝对征服区域的地方大族“待以客礼”或“待以国士之礼”，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礼仪，而是包括了徙豪望、授官爵、给田宅、赐奴婢等实际内容。通过这一方式，北魏王朝把各种纷乱无序的地方势力逐步纳入了统一的行政体制当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沙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北方大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原本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豪强，在重重打击下归于沉寂，而一些自身宗族势力并不强大，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则在王朝的扶植和造就之下成为一时盛门。杨愔诫子曰：“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方伯不绝，禄恤甚多。”[9]阳李崇与北平田彪互为“州里”，共率郡降魏，李氏官宦不绝，“而彪子孙遂微劣焉”[10]。
    孝文帝分定姓族，标志着北朝门阀序列的最终确立。在这种背景下确立起来的北朝高门大姓，虽然带着汉魏旧门的桂冠，却已具有明显的“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北魏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北魏王朝的矛盾，主要不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如何利用和改造这一制度框架以攫取自身的利益增加其权力、威望和财富。正如王夫之所论：“魏晋以降，廉耻丧而忠义泯，夫岂无慷慨之士，气堪一奋者哉？无以自持，因无以自继，则虽奋而终馁。”[11]
    与名家大姓的显达相反，从总体上看，地方豪强在北魏时期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中。《魏书·良吏传序》：“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关右，遗黎未纯，拥节分符，多出丰沛。”天赐三年，“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异姓二人；而魏初多为汉人大族所充任的郡太守一职，却“虽置而未临民”[12]。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的过渡，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在土地与人口控制中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北魏实施三长制和颁布均田令的实质即在于与地方豪族争夺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权。太和改制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魏晋时期大族与宗族部曲间那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已不复存在。
    北魏后期，高门大姓的盛极一时与地方豪族的逐渐衰落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后者正是前者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士族与贵族：北朝世家大族的政治角色

    探讨北魏的世家大族问题，如果仅就士族论士族，特别是就汉人士族论士族，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因为北魏政治的主流毕竟是皇权政治而不是门阀政治。北魏社会为世家大族提供了怎样一个政治舞台，世家大族又是在怎样一个制度框架内参与现实政治的，欲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忽视北魏皇权的发展，不能忽视一个庞大的鲜卑贵族集团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
    本书对贵族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日本学者有所区别[13]。笔者认为：士族与贵族虽然都具有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世袭的特点，但其主要区别在于有无封君的法律保障，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北魏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北魏时期，贵族主要包括拓拔宗室和鲜卑勋贵；而士族则指魏晋以来居于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部分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强。
    受到草原民族原始部落制和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北魏前期的政权体制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鲜卑异姓王公在法律上具有同皇族相埒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在王位继统、军事征讨等军国大政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皇权处在贵族的包围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贵族利益的代表。
    在这种政权体制下，汉族士人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从道武帝复国至太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北魏政权极力笼络征召，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仍心存介蒂，“东土罕有仕者”，士人视出仕为“试祸福”[14]。宋隐入魏，嘱子侄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15]李先出仕，其子密问：“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16]博陵崔绰，神四年被征，“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而卒”[17]。北魏前期进入高层统治圈的汉族士人，为官多“清”而不要，有谋议权而无决策权，罕有直接统帅一方重兵者，其官位要视君主或鲜卑勋贵的宠信程度而定。上述种种迹象多被北魏初期清河崔氏等个别大族的活跃所掩盖了。抛开这几个家族的特殊历史际遇不论，就崔浩本人来说，他曾致力于“分明姓族”，“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力图将中原士人纳入北魏新兴的王朝体制，但他走得太远，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和北魏王朝所能容纳的程度。“国史之狱”的起因固然可以有多种诠释，而崔浩及清河崔氏的昙花一现，正是当时中原世家大族社会实力和政治地位最真实的体现。
    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
    冯太后主政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提高。赵郡李奕兄弟、陇西李冲、“太原”王睿“因缘见幸”，先后被不次拔擢，委以大任。这一时期汉族士人对王朝政治的参与尚未摆脱内廷政治的色彩。以名家大姓的身份却只能以内宠得显，但正是通过这种令人尴尬的非常的途径，汉族士人在官职和爵位等方面突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也使得皇权开始取得了独立运转的能力。
    如果说冯后主政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北魏贵族间固有的均衡，并使皇权籍此树立了自身的权威，那么孝文帝临朝，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的重构。“改降五等”前，鲜卑王公的世袭特权主要表现在爵位与官品相连，勋官子孙世袭军号，王公可按爵位经常分配赏赐。“改降五等”的实施，缩小了贵族的范围，减少了异姓王公的特权，拓跋宗室也由此而确立了高于鲜卑异姓王公的独尊地位。孝文帝着意笼络诸弟，献文诸王或出镇要藩，或入绾枢要，成为北魏皇权的有力支撑。
    除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动因，迁都洛阳是北魏皇权为了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的控制所尝试的一次非常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诸王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契机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族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这种格局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保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实施。以此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汉族士人的努力得以顺利而全面地输入北魏政体当中。
    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族士人以婚宦品评门第的传统而建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四姓”不仅仅由于他们显赫的“魏晋旧籍”，更是缘于他们与权臣李冲的特殊关系及其与帝室的联姻。太和改制后，一个以王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包括汉人“四姓”和代人“勋臣八姓”在内的政治性婚姻集团逐步形成，新的门阀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
    世家大族的高度文化素养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是其参与王朝政治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巨大的政治潜能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实政治权力，必须通过一些必要的渠道和途径，相对于一个以强大武力为后盾、以胡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权就更是如此。基于上述原因，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了必要的缓冲。
    由“改降五等”和“分定姓族”所确立的王权体制和门阀秩序包含着许多内在矛盾：作为贵族的最上层，宗王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加强；由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门第的高低，这本身是一种确定贵族的手段，而在法令的实施（门第品定、仕进途径等）过程中，又贯穿着汉魏以来士族的标准和传统。制度上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北魏后期的政治危机，前一方面的问题促成了“六辅”佐政的破产，后一方面的问题则引发了北魏后期的文武之争。
    孝文帝临终所顾命的“六辅”之中，除王肃、宋弁外，均为元魏宗室，表明太和之后，异姓王公的势力已被基本排除出中枢政局。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以“六辅”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达到极盛。但是作为鲜卑贵族的最上层，宗王政治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宣武帝一朝，由于鲜卑异姓王公势力的削弱，君主与宗王间的矛盾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面，政争的结果，是宗王势力受到极大削弱，皇权得以独立运转；但帝室的离心离德，也使得皇权失去了有力的武力支撑，在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面前束手无策。在魏末政争中，外戚、宦官、汉人大姓、鲜卑武人纷纷卷入，政局多变，中枢权位游移不定。
    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北魏后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着士庶分途。汉人大族长期垄断吏部，控制选举，阻扼鲜卑武人进入“清流”，导致了羽林士卒哗变、神龟停年格、以及六镇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文武之争促成了社会的分化，而下层武人与上层权贵间的矛盾最终以民族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了北魏王朝的崩溃。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由北周的“六条诏书”确定以简明可行的“吏干”作为仕进标准，才最终得以解决。
    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魏、齐易代之际，“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18]，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魏齐之间北方地区诸豪并起的局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东汉末年和两晋之际的社会状况，但历史的演进毕竟不是简单的循环或停滞。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分化与整合，经过北魏百余年的治理与调整，特别是在三长制和均田制实施以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以及地方大族的宗族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赵、魏之豪”的政治动向，他们不得不辗转往复于“魏王”、“燕王”与“高王”之间，寻求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明主”，致力于建立并维持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权，他们在进入名家大姓行列的同时，也在逐渐失去其地方色彩。

三、都邑与乡里：北朝世家大族的宗族结构

    比较而言，北朝大族较多地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数百年不离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永嘉之乱后，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强纷纷纠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19]，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象庾衮、郗鉴这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象苏峻、李矩、郭默、刘遐这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占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20]。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21]。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22]。北魏前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土地、财产与人口的占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
    北魏世家大族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23]；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24]；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李“母贱，为诸兄所轻”[25]；高昂长子长命“本贱出，年二十始被受举”[26]；清河崔廓“少孤母贱，不为邦族所齿”。《颜氏家训·后娶篇》谓“河北鄙侧出，不预人流”，反映出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已并不十分严格，[27]而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北方重嫡嗣，与元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28]北魏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族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29]。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已失去了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为官者“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30]。“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裴植出为刺史，“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兄弟”[31]。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赵郡李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系，无由自拔”[32]；弘农杨氏“举族百口无以自适”[33]。

四、官学与私学：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

    儒学继世，经术传家，通常被视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一般特征；前辈史家于南北学风之异同亦多精辟之论[34]，在此，仅就北魏官学与私学的消长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略作阐述。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在洛下公卿以虚咏竞扇的同时，河北大族则笃守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学风古朴而保守。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玄学在北方几乎完全消失。
    北朝儒学上承汉代经学，重视章句训诂，已为史家所习论,即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5]。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得到了复兴。东魏年间，李兴业使梁，主客问答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为朱异所非[36]；《颜氏家训·勉学篇》谓北朝“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述而已”。如果重视章句训诂乃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之学盛于北方，无论“俗儒”，则与北方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得以贵显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37]；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学”[38]；崔浩“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39]；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公羊春秋》”[40]。拓跋鲜卑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初，与汉文化隔膜甚深，相对于深奥的儒学典籍和礼仪，谶纬占候更为浅近和实用，因而也最容易为鲜卑统治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常常见到行军征战中用汉人占候风角、卜测吉凶或名士广引图谶取昧魏主的事例，这是北魏前期拓跋鲜卑与汉文化的一种较低层次上的结合。对于北方大族而言，明习谶纬占候之学，是博取仕途功名的重要手段，尽管他们内心对此道并非笃信不渝。直到北魏后期整个社会的汉化程度已大为提高的情况下，纯粹以儒学至显的名士仍极为罕见，孙惠蔚六世“以儒学相传”，通《诗》、《书》及《孝经》、《论语》，明《易》、《礼》及《春秋》三传，自太和初入仕，二十余年，“久滞小官”；至孝明帝时方为光禄大夫、济州刺史。《魏书》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唯有“孙惠蔚最为显达”。[41]孟信“颇传学业”，常言：“吾家世传儒学，而未有通官，当由儒生非世务也。”[42]
    与章句谶纬治学风行的同时，汉代经学中师徒延受，弟子相承的传统在高门大姓中却一度绝迹。北魏初年，赵郡李孝伯、渤海高允未达之时，都曾居乡教授；及至通显，此业遂废。在此之后，河北高门中延徒受业者罕见其人。自太武帝之后，私学在北方一度受到严格禁止。太平真君五年(444)诏，“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3]。这一诏令的颁布，是当时佛道之争的间接反应，并与当轴的“天下第一盛门”崔浩有着直接的联系。北魏一朝，国学虽屡有兴废，却始终无讲授之实。北魏前期，中书省和中书学是名门大族的翔集之地，中书博士是汉族士人所历最多的一个官职。《征士颂》中详尽描述了被征诸士在中书省中上预朝会、下谈公务等种种活动，却丝毫不及讲诵传授这一中书博士的主要执掌。《魏书·李郁传》称：“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中书博士一职逐渐成为世家大族的迁转之资。在太和改制后，国学不立的状况仍没有很大改观，《魏书·宣武帝纪》载建昌元年夏四月诏云：“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矜。”[44]
    私学之禁与国学不立，与鲜卑民族的文化水平固然有一定的联系，而身居高位的名家大姓，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45]。十六国至北魏前期，河北大族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固，政治权势也不够稳定，时隐时显，或兴或衰。比较而言，文化上的优势是他们唯一可以凭籍的立身之资，也是其门户得以延续的最为可靠的保证。为维持这一优势，便有必要在学术上构筑垒壁，确保自身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北魏时期，河北大族在文化上世代承袭的特点十分明显，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自永嘉以来的家学世传斑斑可考，名家子弟率多学养，而文化上的世代承袭便意味者政治上的累世贵显。
    世家大族在学术上的垄断严重影响了北方文化的传播，也阻碍了孤寒之士的仕进之途。《隋书·经籍志序》：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库所有，才四千卷。……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丧乱之后，流离的典籍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崔亮入魏，兄崔光谓之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陇西李冲）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崔亮答以“安能看人眉眼”[46]，李彪因渤海高闾“家富典籍”，“手抄口诵，不暇寝食”[47]。刘昼“恨里下少坟籍，便仗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48]。前引诸例中不乏一些具有士族身份者，而普通寒士的际遇更等而下之。
    学术的垄断必然造成学术本身的蜕化，在北朝大族中，真正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大儒并不多见。太和改制后，名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与鲜卑贵族同等的特权，贵游子弟可以凭借门第轻易晋升高官显位，经学儒术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途。于是，大族中家学的延续便呈式微之态。
    太和改制后，北方的文化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儒学骤兴。《隋书·儒林传序》：
    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
    《魏书·儒林传序》：
    虽黉序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 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儒学的勃兴，其中心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缝掖巨儒”也多不出自名门大族。北魏大儒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等人都无显赫家世可称，《北史·儒林传》所见诸人，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宦，生徒也非贵游子弟。《北齐书·儒林传》记述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
    如果说魏齐周隋间儒学的授受内容尚恪守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那么儒学的传授方式则体现出全新的面貌。徐遵明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  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北魏末年，学术中这种“师无常”的传授方式与汉魏大族政治下师徒间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森严的家法迥然有别。
    太和改制后北方游学之士的大量出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它反映出北朝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已逐渐被打破，一个在政治上足以取代它的未来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正在形成。“游学”乃是以“从宦”为目的，学子“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49]，直接威胁着世家大族的既得权位，尽管这种冲击在北魏末年还显得十分微弱。从这个角度讲，南北朝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寒士的兴起在北而不在南。

五、士族与官僚：北朝世家大族的“官僚化”

    南北朝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发展和王权政治的不断巩固，中古士族在南方和北方都显现出衰落的趋势。但由于南北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南北士族演进的历史轨迹不尽相同。如果说这一过程在南方体现为士庶界线的日益分明、士族队伍的不断缩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集团的脆弱和孤立，那么北朝则表现为士庶界线的宽松、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身份的蜕变。
    前辈学者注意到：北魏用人，兼容并包，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结构较为松散，不象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50]，这与北朝统治结构及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权建立的基础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鲜卑贵族在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汉族士人在统治集团中沦为配角，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北魏的统治逻辑是由政府选择士族，而不是由世家大族自身来区别士庶。经过十六国及北魏初期的分化与调整，北朝士族门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级序列与魏晋时期相较已有很大差别，《征士颂》所列的数十家大族中，可以确认为魏晋高门的并不多，不少家族只是世仕后赵及前后燕者[51]。基于这种现状，北魏当轴权贵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士庶。崔浩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卢玄戒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事，讵几人也？宜其三思。”[52]直至孝文帝任宋弁分定诸州姓族，“颇为时人所怨”，最后成为有始无终的一纸具文。
    北朝的新兴权贵可以通过假冒和伪托较为顺利地跻身士流。由凉土东迁的“中山王氏”能够成为士民所公认的“太原王氏”，源自边鄙的“马渚诸杨”得以成为正宗的“弘农杨氏”[53]。在北朝史传中，郡望、家世属于“自云”者随处可见，显系伪冒者不乏其人。
    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北土重同姓”，“虽三二十世，尤呼为从伯从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54]。许多大族中的疏宗末属往往通过这一渠道跻身士流。
    孝文帝制定姓族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促成鲜卑贵族的士族化，在北朝后期胡汉融合的过程中，大批鲜卑通过王朝的法律确认进入到士族行列之中，争定门第高下，“辞讼不绝”。唐代士人郡望中，源自胡族血统以太和门第相尚的“胡姓”占有相当比例。
    北朝士族社会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紧张因素，使士族制度本身更具有弹性和包容性，因而使北朝世家大族保持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无限制的开放也孕育着自身的否定方面。中古士族制度的特质之一是少数家族凭借家世门第世袭垄断王朝中的清要之位，在客观上要求将士族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和范围之内，这种平衡仅仅通过士族的自然升降是难以维持的，因而通过乡议官铨等途径甄别士庶、清定流品变便成为士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北朝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士族社会失去了这种有效的制衡机制，直至太和改制后，北朝中正的职能一直十分衰弱，在北朝末年甚至一度被罢废[55]。而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则导致了北魏末年的仕途拥挤和文武分途，从崔亮“停年格”的出现到苏绰“六条诏书”的提出，决定仕途的标准逐渐由血统家世过渡到年劳，并开始转为吏干，逐渐向官僚制的原则靠拢。这种趋势发展到隋唐社会，便是所谓“官无清浊”、“选无清浊”。[56]
    北朝士族队伍无限膨胀的结果反映到唐代社会中，便是士族身份的蜕变。唐代的郡望，以不再是少数士族血统和身份的标志，而是一种相当宽泛和笼统的概念。《史通·邑里篇》谓时人“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言李必云陇西、赵郡，称王必举太原、琅琊。唐代中叶姓氏书的修撰，在内容上由入录诸姓分别等第、详列谱系发展到简单的仅列姓氏郡望的简谱，而流行于民间的这种简谱，从体例上由分郡列姓、区分等第发展到依声韵或为先后，其变化表明唐代士庶界线已不在于族望等第，民间流行的简谱仅仅是为了便于按照习惯在需要时安上自我选择的郡望而已。[57]
    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于，作为北朝一流门第，由太和改制所确立的“四姓”家族，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内维持了稳定的社会存在，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背景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确立下来的北朝高门大族，已隐约具备了某些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权势、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与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王朝的矛盾已不再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当中；决定他们仕途与权位的主要因素，也逐渐由家世与血统转变为自身的能力与才干，决定他们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也逐渐由家族的利益转变为王朝的利益。从这一角度讲，他们中“家族”的色彩已逐渐衰弱，而“官僚”的色彩逐渐浓厚，因而在某一王朝倾覆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被新的统治集团所接纳；南北朝后期东西统治集团的分化又使得“四姓”家族中一些比较次要的支系上升到名家大姓的行列，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些家族的衰落过程。
    隋唐以降，承南北朝百年之余绪，以“七姓十家”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仍旧维持着较为持久的社会存在，他们虽“累叶陵迟”，尤“以婚娅相尚”，在一定时期内“光荣孤立”于皇权之外。只有在排除皇权的干扰、社会教育的普及以及门第观念逐渐消亡之后，他们才最终从历史上消失。
    太和改制后，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北朝社会重新“门阀化”的倾向却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分定姓族”是北朝世家大族的一次“再生”，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注释：
[1]《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其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9页。
[2]《魏书·李孝伯传》。
[3]《北齐书·高昂传》，案：此处所论渤海高氏，特指渤海高氏中高翼一支。
[4]《晋书·卢谌传》。
[5]《晋书·祖逖传》。
[6]关于两晋之际世家大族的政治分野以及他们与北方胡族政权的关系，可参阅田余庆先生《释“王与马共天下”》中《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一节，载《东晋门阀政治》第27页。
[7]《晋书·刘琨附子刘群传》。另据敦煌出土《晋纪》，“旧族见用者”还有京兆杜宪，乐安任播、清河崔渊等人。
[8]《晋书·慕容廆载记》。
[9]《魏书·杨播传》。
[10]《魏书·李崇传》。
[11]《读通鉴论》卷二七。
[12]《魏书·官氏志》。
[13]日本学者对于贵族制的有关论述，详见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第359页。
[14]《魏书·仇洛齐传》。
[15]《魏书·宋隐传》。
[16]《魏书·李传》。
[17]《魏书·崔绰传》。
[18]《北齐书·文宣纪》载天保六年十一月诏。
[19]《晋书·庾衮传》。
[20]《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18页。
[21]杨际平：《北魏太和前后若干史事考辨》，《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总第4期）。
[22]《魏书·李安世传》。
[23]《魏书·卢渊传》。
[24]《魏书·杨播传》。
[25]《魏书·李传》。
[26]《北齐书·高昂传》。
[27]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士庶身份的差异》，《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8]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9]《魏书·郑羲传》。
[30]《魏书·崔挺传》。
[31]《魏书·裴植传》。
[32]《魏书·李崇附李奖传》。
[33]《魏书·杨播传》。
[34]唐长孺：《读＜抱朴子＞论南北学风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51页。
[35]《隋书·儒林传序》。
[36]《魏书·李兴业传》。
[37]《魏书·燕凤传》。
[38]《魏书·许谦传》。
[39]《魏书·崔浩传》。
[40]《魏书·高允传》。
[41]《魏书·孙惠蔚传》。
[42]《北史·孟信传》。
[43]《魏书·太祖纪》。
[44]《魏书·世宗纪》。
[4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46]《魏书·崔亮传》。
[47] 《魏书·李彪传》。
[48]《魏书·儒林刘昼传》。
[49]《魏书·儒林传序》。
[50]周一良：《北魏用人兼容并包》，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5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67页。
[52]《魏书·卢玄传》。
[53]唐长孺：《〈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辑。
[54]《颜氏家训·风操》。
[55]参周一良《北朝之中正》，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62页。
[56]《隋书·陆彦师传》。
[5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