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琴抄电影下载:毛泽东的学习人生

胡为雄
2010年04月12日09:06   来源：《天津日报》
毛泽东的学习人生--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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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勤奋学习，不仅有丰富的学习经验，在求学方面也有丰富的思想。毛泽东的论学思想主要有：学要胜古人，积学贵有恒，书要反复读，广收博览，系统钻研，勤动笔墨，学思结合，不闭门求学，学离不开问，善于挤和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等。
毛泽东是个终生与书为伴的人，他热爱学习热爱读书无人能比。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善于挤时间看书学习。长沙求学时期他勤学苦读，革命战争年代他利用战争空隙争分夺秒地研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加嗜读。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就像个书天书地，居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连厕所里也摆放着书。为了读书，毛泽东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他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之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书本翻阅起来。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等书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时，毛泽东也总是带着几箱子书。路途中他不顾列车震荡颠簸，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读得津津有味。到了目的地，毛泽东同在北京一样，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读起来。有一次，毛泽东高烧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毛泽东这才高兴地笑了。直到病重临终之前，毛泽东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弥留之际，毛泽东仍在坚持看文件、读书。据医疗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其中有一次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书，就又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书香味中离世了。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是他成为伟人、做出丰功伟绩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数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毛泽东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也有着丰富的学习经验。毛泽东常常论及学习，其论学的思想非常丰富。毛泽东是怎样论学习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学要胜古人
这一观念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期形成的，并且受到老师的巨大影响。在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讲堂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在现实中，毛泽东也确实是才胜今人，学胜古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探寻宇宙的大本大源，想读尽天下书。他曾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毛泽东虽然没有购买并读完这些经史子集，但已读了不少，故对“国学”造诣很深。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说等，他都作过认真的研读。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西方近代的著作也读了不少，如在1912年下半年，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书，对西方近代进步思想有较好的把握。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到北京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后，就开始潜心钻研，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并完成世界观的转变，终于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依据中国国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时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其军事思想值得特别称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它，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继孙子兵法后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是毛泽东学胜古人的一个杰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哲学、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也都胜出古人。凭借《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成为举世闻名的哲学家。经过刻苦练习书法，毛泽东练就无人能比肩的狂草“毛体”。作为诗词大家，毛泽东留下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甚至动人心魄的佳作，其所赋诗词之格调均在同代人及古代人之上。毛泽东历史知识之丰富，更是一般史学家难以企及的。
积学贵有恒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曾说：“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而他立言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用功读书，持之以恒。毛泽东还曾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它是化用明代学者胡居仁所撰的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在1917年为同学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作的序中，更显露出了毛泽东的积学贵有恒的观念。他写道：“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在说明积不积学问与有获有不获的重要关系后，毛泽东进而把读书积学比作修筑百丈之台，需从一砖一石开始。他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读书、积学，恒久而不间断。他的似百丈高台的渊博学识，正是日积月累、一砖一石地筑起来的。毛泽东自幼时起饱读诗书、且终生吟诗、赋诗，后来成就为伟大诗人。这中间他付出了常人未曾付出的努力。例如，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把屈原的《离骚》一丝不苟地抄录到笔记本上。1958年，已是大诗人的毛泽东在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将祠中的数十副对联全都让随行人员抄写下来。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哲学家，也是他终生注意研习哲学的结果。在延安时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亲笔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还致信艾思奇虚心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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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乡镇机关主要问题的思考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层次领域所不能替代的，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要解决好乡镇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乡镇机关在执政地位上，该到位的职能没有到位，不该到位的职能往往成了主要工作。如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管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城建、社会治安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但现在很大的精力都用在征收税费和管理计划生育等具体事务上，没有更多精力深入农村做指导性工作，而驻村倒成了一些办事员的主要任务。[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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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为什么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如此迫切？世界经济危机时代的中国将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这些转变？4月9日上午9：30-10：30，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义平教授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李义平：单纯追求GDP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李义平：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三大缺陷 ·李义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要完成三个转变 ·李义平：中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李义平：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越能代表社会尖端进步 ·李义平：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一环 ·李义平：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是经济发展要求 ·李义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制度安排政府和市场的角色



党建研究
王长江：党的基层工作创新应着眼于哪些问题
十七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有一个关键主题词，那就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关于这个概念，过去党的建设也有研究。但是，很长时间里，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停留在工作性的研究上。因此大家一说党的建设，无非是党的建设怎么搞，想起来的就是三大建设、四大建设、五大建设。几大建设固然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我们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对这几大建设进行部署。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那只是研究工作而已，只是一种工作性质的研究。工作性质的研究不能代替理论的研究，因为工作性研究只是部署性的研究，是事务性、操作性的研究。而理论研究本身，应当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对规律的研究。所以这次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词，什么叫科学化？科学化就是要把它当作科学来研究。那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研究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一句话对于党的建设尤其重要。因为整个人类政治活动有它的必然性，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将党的建设重新反思，经过反思提升到规律的角度加以认识。[详细]
学习型党组织的四维空间
领导干部要重视“拿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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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三：领导干部要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表率
经济社会
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还要靠改革来推进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已经谈论了至少28年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转过来。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政治上的决策，并且正在大力地实现这一方针。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归根结底，还要靠改革来推进。在此，结合全球经济结构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想这点没有太大的争议。有三个基本 因素：一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二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三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就利用这个地位从储蓄率过高的国家动用资源，用美元换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市场。这就造成整个世界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杠杆率太高、泡沫生成，变得非常脆弱，一遇到冲击就发生危机。
第二，对应这样的结构问题，世界各国都应该做出努力来解决。美国经济学家至少已经说了十年了，认为美国这样一种状况不能持续。至于中国，应该说是有共识的，中国需要从需求角度调整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样一种结构失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需求上看这种结构扭曲，其实来源于生产结构的扭曲。我想不用做很多证明，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概都同意。这个需求是从各种要素所有者在生产中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不要去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的分析。[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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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历史经验看,许多经济体可以较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有经济体能顺利超越中等收入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其经济增长被牢牢锁定,出现长期停滞的局面。因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1、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增长的困境。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会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强烈祈求。但在缺乏有效的扭转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和实现机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采取“福利赶超”等模式,结果不仅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最终没能改变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局,因此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这一表现的典型案例有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拉美国家。[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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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官员：解密“后备”官场
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健全完善后备干部选拔机制。坚持民主、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实现由“少数人选人”向“多数人选人”，真正把那些政治过硬、思想纯洁、业务精湛、素质全面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各类后备干部群体里。
变“传统教育”为“素质教育”，健全完善后备干部的培训机制。近年来，洞口县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培养高素质后备干部的要求，整合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坚持提高后备干部理论素养与提高领导水平相结合的原则，在培养后备干部素质教育上下功夫，效果明显，切实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变“论资排辈”为“择优提拔”，打破条条框框，坚持“择优提拔、适时上岗”的原则，对经过实践锻炼、素质好、能力强的后备干部大胆提拔使用。
悲观郁闷心理。有的后备干部一遇到逆境，看着条件相当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或是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被提拔重用，就顿觉无可奈何、情绪低落，感到事业无望、前途渺茫，认为组织和领导都不信任自己，从而自卑、苦闷、彷徨，甚至一蹶不振。[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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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改编岂能“乱炖”
四大古典名著重新翻拍电视剧的热潮正在进行中。让人担心的是，经过这番着意显示出宏大投资和制作规模的勾兑后，即将登上荧屏的古典文学陈酿是否还有那醉人的酒香？
无奈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早已作古，自然没有人出来作为原告要求改编者对原著经典的尊重，于是这些年里改编成的电视剧总免不了“嫁鸡随鸡”之虞。据报载，正在翻拍的四大名著已然成了风云际会的时尚大院，一切人物故事都不是文本说了算，而是以当下所谓的“看点”为改编要旨。翻拍的目的本就是借古典名著代代相传的名气，在“眼球经济”的今天赢得“收视率”，不担风险地卖个好价钱。所谓翻拍自然难免“借鸡生蛋”之嫌，也就避免不了“遗传与变异”的命运。对原著不忠不肖，不再是大逆不道，荧屏上的人物、他们演绎出的故事，不少地方当然与古典原著已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翻拍解读的不是古典文学的精神内涵，而是当下都市的浮世绘，当然也就并非“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试看改编剧对一些女性人物的处理，其颠覆程度可谓挑战了观众的神经承受力，她们的荧屏形象不再坚守原著的血脉，而是“紧跟形势”，浑身透着摩登劲儿。事业型的貂蝉颇具牺牲精神，当属今天的女强人；自由泼辣的晴雯，做到了以真性示人，不但真诚善良，而且坦荡无私，尤其是“撕扇只为千金一笑”，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倒是今天很多女性的不羁个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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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虽然身居相位，却一生勤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晚年的他曾上表后主刘禅，这篇文字便是着名的《自表后主》，其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份上表实际上就是诸葛亮为官以来的个人财产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诸葛亮的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是“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田地两千余顷，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私田八百顷。如果同他们相比的话，诸葛亮这位国家重臣的家产，真是少得可怜。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刘备朝内任官，还是在外领军作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绝对不会通过与这位宰相亲戚的任何连带关系获利。诸葛亮的另一部分个人财产就是，“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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