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的危机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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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学期刊的积极姿态

    近年，文学期刊萎缩得厉害。

    萎缩的原因有很多。吃老本，透支文学青年的热情，给专家学者寄送样刊，年中组织几个导地会议，偶尔在网络里上传一点电子期刊……这些刊物，日子虽不舒坦，但勉强也能维持刊号、工资，甚至能保住少许风光。看上去，他们多少有点不思进取，但实际上，这些期刊也不容易。僧多粥少，好作品出头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即使出头，通常也轮不到一般的刊物登载。2006年《江南》借胡发云《如焉@ sars.com》异军突起，那是特例。体制内的期刊，想有所突破，恐怕少不了掌门人的决心和魄力。难有作为，又不太忧柴米，也就免不了得过且过。近一年竟有利好消息传出，一轮改制之后，有部分文学期刊摆脱企业身份，重新吃上财政饭。这是否给文学期刊带来了新的生机，不得而知。肥死不可能，倒闭也不容易。生或死，都不是文学期刊自己说了算，堪称是半点不由人。

    大格局虽不太理想，但也有姿态积极的文学期刊在。

    《收获》的江湖地位不低。难得的是，它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若论介入市场的力度，《收获》堪称是传统期刊中最为突出的一员。介入市场，不仅在于其在销售环节的努力，也在于它重视小说家的市场号召力。一线城市的街头报摊、各地书店，一般都有《收获》的位置。《收获》利用回收制分担了小本经营者的经营风险，以买卖诚信维护文学尊严。《收获》不回避麦家的畅销，不否认其文学贡献。《收获》2011年第5、6期刊发麦家的《刀尖上行走》，显示杂志对阅读市场反应敏捷、定位准确。《刀尖上行走》写得聪明，作者在政治力量的历史恩怨中，取得一种巧妙的平衡，小说满足了现代人对神秘的向往。至于《刀尖上行走》的伦理价值观，则有待后人去评说。由《收获》办“长篇专号”，也可看出《收获》对市场的敏感。一本杂志，总比一本书便宜。一本杂志收录两三个长篇，对于读者来讲，买杂志看长篇不失为一种经济的办法。《收获·长篇专号》能网罗到好作品，今年秋冬卷刊载的《南京安魂曲》（哈金），就是不错的作品。书刊两不误，经营手法算是灵活。同时，《收获》的审稿制度相对审慎，选稿准则稳定，刊发的作品的水准不会忽高忽低。《收获》连续两年连载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为读者提供了不一样的阅读选择《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朴实，又有潇洒气，语言节奏掌握得很好，历经沧桑，却能做到不哀不怨。《天香》（王安忆，载《收获》2011年第2期）、《张马丁的第八天》（李锐，载《收获》2011年第4期），中规中矩，是阅读保证。对新人或有争议者，看准时机才出手。路内的长篇小说《云中人》（载《收获》2011年第3期），让人耳目一新。有争议者如安妮宝贝，近年被《收获》乃至《作家》等杂志接纳。《收获》的选稿风格，庄重得来，不失活泼，失手的时候不多。介入市场，又坚守文学的信念，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量，又不致使其堕入通俗读物。把握好这一尺度，既需不错的选稿眼光，亦需强大的推稿能力，不太容易《收获》应对时势的姿态积极主动，略嫌不足的是，《收获》不碰诗歌，对作协以外的作家以及文学新人，还是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人民文学》近两年的动作很大。克服版面局限，有意识地向长篇小说倾斜，是其一。《风语》（麦家，2011年第1期）、《睡吧，芙洛，睡吧》（张翎，2011年第6期）、《关关雎鸠》（王刚，2011年第10期）等长篇小说的刊出，不至于令读者特别失望。客观而言，就对长篇小说的挑选眼光而论，《人民文学》还是稍逊《收获》，至少《收获》没激动得要登载类似于《刘心武续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小说。但《人民文学》贵在心口有个“勇”字，它力推“非虚构”“新乐府”等栏目，看重文学对现实的发现力、批判力。《人民文学》2011年第11期，刊发李娟、阿乙、独眼、蒋峰、阿丁、朱个、甫跃辉等人的作品，力推新人。重视诗歌及散文，也是这一杂志的特色。相关栏目里，既可见于坚、雷平阳、王小妮等诗文俱佳的成名作者，亦能见周云蓬等不太为传统文学期刊看好的行吟诗人。2011年11月《人民文学》推出了英文版杂志《Path light》（《路灯》）试刊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试探新路。《人民文学》虽有贪多之嫌，但其欲改变文学生态的壮心，可为之洗去老气，并为文界带来一些新动力。

    《花城》曾为思想先锋之一，敢开天下之先河，近年变得有点文学“小”青年。她敢闯敢登，且文学与理论并重，但由于情绪容易激动，稿子的水准参差不齐，在通俗与否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其先锋性，有点难以为继《山花》杂志一直很用心，版面也精致，但2011年做得有点杂乱了，定位不清晰。《作家》《小说界》杂志风格变化不大，偶尔关注国外文学动态。《大家》、《当代》、《十月》、《芙蓉》、《钟山》等杂志，虽有一些变化，但起色不太大。《诗歌月刊》、《上海文学》、《红豆》《莽原》《青春文学》、《文学界》《中国作家》、《黄河文学》、《萌芽》《西湖》等杂志，倒是时有惊喜。

    体制外的独辟蹊径者

    刊号与身份是传统文学期刊的护身符。得过且过者，能借此保平安。居安思危者，能够借此化危为机。传统文学期刊虽不如旧时风光，但为写作者尤其是作协成员加冕的权威仍在。传统文学期刊的格局，一时半刻很难打破。基于此，体制外的力量办刊，就尤其值得关注。

    没有刊号与身份这一护身符，使得私资办刊特别难。2010年6月出版的《独唱团》（韩寒主编），“独唱”了一回就倒下了。2011年3月问世的《大方》（安妮宝贝主编），“大方”了两回就“不得再出版”。2011年初，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创刊，至今，这个刊物已出到第5期。《天南》有别于前两者的是，它拥有合法的出世纸。《独唱团》与《大方》是以书号代刊号，没有出世纸没有护身符，中枪是迟早的事。这三本杂志，各有特色。《独唱团》的媒体味道太浓，适合喜欢语言风暴的读者。《大方》相对高端，组稿的水准高。村上春树三天两夜长访谈、周作人的未刊稿、黄碧云的小说（第一期），乔纳森·弗兰岑的随笔《更远》、大卫·康斯坦丁的《米德兰的下午茶》、太宰治的未完绝笔之作《G oodbye》（第二期），杂志出手不凡，编辑用稿确实大方。其眼光与魄力，已超一般的文学期刊。《天南》委婉些，新锐作家与传统作家兼顾，姿态很前卫，选稿很传统，向外的能力，也是一般文学期刊所难企及。这些杂志的不俗销量说明，文学杂志并非无出路。

    如果说文学杂志危中有机，这“机”，恐怕得落在独辟蹊径者、居安思危者身上了。特别是那些倒下的独辟蹊径者，说不定哪一天又复活了，所以，还是有希望。

    人文杂志的多元化

    比之文学期刊，人文杂志的生存处境更多元一些。

    偏重大众的杂志，有销量。但通常，文化只是杂志的一个栏目。采编者一般比较看重时效性，话题多为大众文化、文化产业或文化遗产等。在这里，不展开谈。偏重小众的人文杂志，狭义的人文杂志，有口碑。

    《读书》、《书屋》《随笔》《万象》、《天涯》《书城》等杂志，各自拥有不同的读者群，读者群相对稳定。这些杂志，水准相差不远，所遇的深层困难大同小异。它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营上的困难，杂志还必须在可读性、深刻性、批判性、安全性等方面取得平衡。这些杂志面临的形势，其实比传统文学期刊更严峻。换帅风波，曾影响《读书》的前景。《书屋》、《万象》有时候会“迟来”。《随笔》在深刻性问题上左右为难。《书城》几度休刊、复刊，艰难转型。《天涯》对现实的反应比较直接，2011年它多关注大众文化及文化政治等问题。2011年的《万象》，作者们的考据由现代趣味稍微向当代趣味倾斜，对外国文艺的介绍，依然是《万象》的强项。《书城》有靠近《万象》的趋势，重视外国文艺及当代“怀旧”趣味。马慧元等人对外国文艺的解读，读之难忘。比之《万象》，如今的《书城》，文学气更浓。《书屋》与《随笔》都青睐近现代文史，分别在于，一个重实证，一个重思想。它们也不是不谈当代，但那个“当代”总是隐身于近现代乃至他国事实的后面《寡言君子》（王开林，载《随笔》2011年第3期）、《向生而在》（景凯旋，载《随笔》2011年第1期）、《陶澎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夏剑钦，载《书屋》2011年第2期）等等文章，借梅贻琦、胡适、鲁迅等现代人事，痛惜当代处境。《读书》选稿的学科范畴更广，杂志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艺学等领域“人文”得比较全面。《读书》之“人文”，核心在“道路”的争论。人文杂志执着于近现代，个中的情怀，我想，免不了有这些追问：假如历史可以从头来过，中国会怎么样？中国是不是应该比现在更好？

    读书人的人文杂志难办，其生机又恰恰在其多元化。假如民刊无阻，人文杂志就有生机。

    期刊杂志之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就因为它是思想的集散地、角斗场。期刊杂志的生存处境，相当于思想的生存处境。期刊杂志的自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到了“现代”的标准之一。

    ●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