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1975免费观看:纽约时报:欧洲能从中国学到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0:43:51

译者:诗雨豚豚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原文作者:DANIEL A. BELL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2/01/08/opinion/sunday/what-china-can-teach-europe.html?ref=global-home

上海

从外部看,中国总是表现出高度一致性。欧洲的城市则不同,尽管面对全球均化的压力,它们已经保存了一定的特性和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质。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正经受着千篇一律的复制。

但是中国的实质比表象更接近欧洲。的确,当谈及到经济时,中国更像是一个个由半自制城市组成的单独行政联盟——它们的一些和一个欧洲国家有同样的人口——而并非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自己的意愿在整个国家中。

这些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动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大规模城市之间的相似性,掩盖了和欧洲国家之间一样的竞争敌对状态。

中国的城市经济在上世纪79年代开始发展,中国沿海城市作为试点,率先进行了市场体制改革。深圳,第一个“经济特区”,已经从1979年的一个小渔村,成长成为如今拥有100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其他的一些城市,从广州到天津,迅速紧跟市场体制改革的道路。

如今,城市间残酷地用税收减免和其他激励性政策作为竞争优势,来拉拢海内外投资者。小规模城市专注于特殊产品,大城市炫耀他们的教育能力和文化吸引力。这成就了历史上最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

但这个“经济奇迹”有一个负面效应:导致了巨大贫富差距,尤其在城市和农业地区之间。庞大的农业人口——占中国13亿人口的54%——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其中的大部分受困于相当穷困的条件。主要原因是户口制度限制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移民,其他的政策也同样对城市发展优于农业发展。

城市间更激烈的竞争,对消除收入差距是非常必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央政府已经灵活机动地针对不同城市,用不同的实验方案,来确定城市和农村间的贫富差距。

最受争议的尝试是“重庆模式”,由共产党部长级人物,也是势头上窜的政界之星,薄熙来主导。重庆,一个拥有3300万人口,土地面积相当于奥地利的超大直辖市,也经常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但事实上,2300万居民户籍是农民。至少800万农民已经移居到直辖市中较为城市化的地方去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预计每年会有100万的迁移。针对这个情况,重庆已经开始着手大规模补贴型住房项目,最终能解决城市中30%-40%人口的居住。

重庆也通过废弃户口体系,来提高农民的地位。如今,农民可以选择去注册成为“城市户口”然后在3年后,获得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医疗保险和退休基金,但是前提是他们得放弃农村户口和那一亩三分地的使用权。

重庆的模式是最有影响力的,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方式。成都,四川最大的自治市,拥有1400万人口——其中一半是农业居民——就没有那么拙劣。它是中国唯一一个,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又同时减少了城市农村间收入差距的城市。

成都关注于改善周边郊区,而不是鼓励大规模向城市移民。政府已经划拨了其所有资源的30%用于当地的农业区域,并鼓励开发区允许农业居民挣得更高的薪水,同时享有教育,文化和医疗这些城市生活的福利。

我最近访问了一个开发区,里面的公司致力于出口四川辣酱。大部分的农民将他们的农业地出租,然后在开发区里工作,但是如果有人想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是允许的。迄今为止,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农业土地已经转化为大规模农业管理运作,效率大大提升。

该城市至少90%的农业人口,如今已经普及了医疗计划,政府也已经推行了一个更为全面的退休金方案。农业地区学校已经升级,它们的设施如今比成都城市区域的学校都要好,农业地区的老师也被送往城市地带进行培训。

通过提供更多工作自会,更好的福利,使农业居民的购买力提高,帮助中国拉动内需。2012年,成都成为中国第一个消除城市、农村人口差异的大城市,只要农村居民愿意,他们就能移民城市。

成都的成功是基于全方位、长期的努力,从底层磋商、参与做起,同时和一个清晰的财产权方案分不开。相反地,重庆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并且孤立了数百万人的意愿,来达到相同结果。如果成都的“温和”模式证明可以更有效地减少收入差距,它就可以作为其他地方的样板,就像深圳为市场化改制树立了一个模板一样。

当然,这其中仍有基本差异:相比与重庆崎岖的地形和酷热的夏天,成都的土地更肥沃,气候也更适度。成都的生活节奏较慢,就连辣椒也比较温和。一个地方的成功,可能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失败。

最终,中央政府会决定用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它激励了各地的不同之处和国内的相互竞争。

欧洲领导人应该做些笔记。中央评论家应当不只去批判在欧洲,谁是希腊债务危机的输家,也应当来表彰谁是可以给欧盟其余国家立标的“赢家”。


Daniel A. Bell 是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是《城市精神》的合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