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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胡同的女人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2-01-09 16:38:46      论坛交流

图片选自徐招兵画作《丑闻系列二》

    十多年来，贴在华新民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北京老胡同的守护神”，“与推土机作战的女人”，“阻碍城市化的守旧者”——而更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法国背景与血统。

    “别叫我‘外国人’，我是中国人。”华新民用蓝色的眸子盯着记者，解释道：“一个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

    她最大的愿望与努力，是让推土机与拆迁队停下来，别再毁灭老北京城，别再毁灭她的故乡。

    在现实里，她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

胡同里长大的法国人

    这位高鼻梁、深眼眶、留着披肩烫发的57岁妇女，操着地道的京腔，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看了我最近写的某某文章了吗？”抛开外貌上的差异，好似一位爱唠叨的居委会大姐。

    她现在的住所“遂安伯胡同27号”，藏在繁华的金宝街东侧。走进仅容得下两人并肩而过的小巷口，进入院子时，木质大门会发出“吱呀”一声，过道之间来不及清扫的梧桐枯叶，被踩得嚓嚓作响。

    她自称要“守在这儿，为大街对面的自家老宅送终”。

    街对面的红星胡同18号院，华新民出生的地方，早在“文革”时期就被房管所拆掉了。而六年前，另一间老宅19号院，也被那条在号称“世界第十一大商业街”、堪比“纽约第五大道”的金宝街所淹没。

    现在，在这条宽敞的金宝街两旁，立着数不清的豪华奢侈品的广告牌。

    很少有人知道，“金宝”二字，取自于金鱼胡同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并非想象中的“金碧辉煌、宝气珠光”。

    “我的祖父和父亲，一生致力于北京的城市建设，而我这半辈子最讨厌的词，却是城市化。”她顿了顿，“是伪城市化。如果我祖父看到现在给毁成这样，得多心痛啊。”

    的确，华新民的家族，和这座城市的建设史息息相关。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江苏无锡人，1904年就读于法国公益工程大学，成为那里第一个官派中国留学生，后来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解放后成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华新民的父亲华揽洪1912年出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法国土木工程学院，1951年携法国妻子回到中国，曾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与梁思成一同参与北京城市规划——不过，他们俩的设计方案，后来都没有被采用。

    1954年，华新民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里出生。她向《中国周刊》记者展示当年一家人在院子里的合影：中式的四方格局的院子里，有假山和小花坛，背景中能看见主屋的古色窗棂和墙角刻着浮雕的青石板。年幼的她穿着小棉袍，被父亲抱在怀里，眯着眼羞涩地笑着，像个洋娃娃。

    “这张是冬天我爸爸和建筑院的同事在客厅里照的，这张是我妈与妇联的朋友合影。那个别着‘三道杠’的是我姐姐——她当时是学校里的大队长，正和我哥哥在院子里堆雪人。”华新民对一张张黑白照片如数家珍，“院子漂亮吧，像花园一般。”

    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淘气的她会把掉落的、毛茸茸的芙蓉花贴在脸上，闭着眼聆听各色各样的声音：墙外“如歌声一般”的叫卖，树叶间知了的蝉鸣，街坊见面时的问候，甚至能听见“蚯蚓在泥土里蠕动”。秋天，邻里间的一帮孩子围在院子的枣树下，男孩握着竹竿一番乱捅，女孩子则忙着捡打下来的战利品。“那种枣儿叫嘎嘎枣，又甜又脆。”

    说到这儿华新民抿了抿嘴，一脸回味，“现在已经买不着了。”

    父亲小时候曾居住过的19号院，后来租给了北京市委。附近的梅兰芳故居，当时已经成为外交部的宿舍。而她们一帮孩子却毫无顾忌，成天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地串门玩耍，不到饭点从不回家，下雨或下雪都能找到乐子。

    她在家对面的西堂子胡同上了幼儿园，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左宗棠的故居。升入史家胡同小学后，一写完作业就会搬个板凳靠着门墩，看门外人来人往——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享受。

    在华新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四合院，都属于“独门独院”，配有各自的厕所——尽管是茅厕，但很少有“几户人家共用一间厕所”的情况，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掏粪工人来清理。很多胡同是元代时期就建成的，却保存得很完整。无论是大宅子还是四方小院，每家民宅的主人都爱护有加，拾掇得内外整洁——很多家具和老物件都具有文物价值，却很融洽地与老北京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那时的北京城，是平的，天很蓝。”华新民抬头看着屋顶，“纯蓝。”

“自己的家，我们招谁惹谁了！”

    但她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到1966年戛然而止，之后的几十年，再也没恢复过，

    10岁那年，因为要修缮老房，华新民搬进了母亲位于南礼士路的单位宿舍。之后的两年，她常常会回去看看已经空置的老屋子。后来，革委会的人接管了无量大人胡同（后改为红星胡同）——她就很少回去了。

    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四合院都被“没收”了，老街坊们连家里的老照片都烧了，留一张被发现就可能带来“杀头的后果”。

    她总是不愿再谈起那十年。曾经照看过她、那时候依然住在胡同里的老阿姨告诉她：院子里那棵芙蓉树，正是开花的时候，被烧得滚烫的沸水给烫死了，粉色的花瓣落了一地；而华新民儿时经常抚摸的那几块刻着《三国演义》故事的砖雕，也被砸得粉碎。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闯进四合院抄家，串联的人们、房管局、革委会的家属在里面搭起了小窝棚。后来，为满足居住需要，厕所被填平，防空棚、地震棚也挤了进来——“四合院就此变成了大杂院的雏形”。

    1976年4月，华揽洪携妻女坐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花了八九天的时间，经苏联举家迁往法国。后来的十年里，华新民在法国结婚；后来又随丈夫旅居香港，生下两个女儿。

    可“背井离乡”的她，一直怀念着自己儿时那美丽的古城。九十年代初，她回到这片土地，却慢慢发现情况“变得更糟了”。

    当时的北京城，正处于一场“造楼运动”的前夕。几年之后，有不少“拆”字悄悄爬上了老胡同的墙头。1998年，走在西单路口的时候，华新民在“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出来”的高楼之间迷路了。

    一位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她：北京将要拆掉很多条胡同。她开始行动，四处奔走写信反映情况。北京市规划委的一位负责人问她：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

    华新民花了几星期的时间，转遍了东城、西城的胡同，在一堆图纸上标注出不能拆的院落——材料交上去后，杳无音信。当时她并没有料到，惨剧会降临到自家的宅院中。

    虽然已经有过隐隐的担忧，但华新民依然抱有侥幸心理。

    她永远会记得，2005年2月那个寒冷的冬日。闻讯赶来的她，看见拆迁工人正在屋顶掀瓦片儿，愤怒的华新民冲上去阻止，却被一群“穿着黑衣服的男人”包围起来，不能前进半步。眼睁睁看着老宅夷为平地，她从废墟中捡起一片碎瓦，给自己留住最后的念想。

    “当你家的院墙写上白色的‘拆’字时，人已经没有尊严可言。”她的语气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愤怒有什么用呢。”

    儿时那些与故乡有关的建筑：遂安伯胡同、无量大人胡同、东堂子胡同等五条元代胡同的主体，诸多文化名人故居原址、无数座美丽的四合院……全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造楼运动中消逝而去。

    与老街坊们聊起老胡同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谈起的是红卫兵，然后话锋一转：现在的拆迁队，可比当年的红卫兵还要狠。英国《卫报》曾把这种现象比作“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主张拆胡同的观点里，有两条核心内容：居住环境脏乱差，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城市迁入者的居住空间。

    可华新民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现状，为什么要让老居民承担无端的责任？北京城曾经有三千多条胡同，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总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难道非要把所有的高楼都盖在二环以内？

    “一位作家曾说，中国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四百年才能实现的城市化。”华新民对此这样说道，“这不是夸奖，是耻辱。”

消逝的鸽铃声

    四合院的废墟中平地而起的金宝街，几个月前举办过一场大型嘉年华巡演。这条商业街响彻着拉拉队的舞蹈音乐、军鼓声。18匹 “尽显英伦皇家风范”的马球赛马踏过沥青路面。几十辆色彩斑斓的兰博基尼、保时捷等限量版跑车、订制版房车轰鸣着油门，从730米长的街道飞驰而过。

    汇聚了豪车专卖店、私人会所（包括华新民老宅原址）、高档餐厅、甲级写字楼、奢侈品购物中心的金宝街，成为王府井商区“新世纪的升级版本”，被开发商称作“东城区的文化名片”。到了晚上，整条街闪着霓虹灯光，映衬着那句宣传词： “每一座世界级的城市，都有一条街述说着它的传奇……金宝街，世界品牌中国街。”

    浮华之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很少被光顾的奢侈品柜台，平日冷清的街道上找不到公交站牌，巨幅宣传海报遮盖下、还未拆掉的平房，以及偶尔回到故地、神情疑惑的老搬迁户。

    金宝街与胡同四合院的故事，正在城市里遍地上演。越来越多的老北京人，从“二环搬到了五环甚至更远的地方”。

    正阳书局的老板，与华新民有过一面之缘的崔勇，在前门卖了3年的旧书，专注于收集老北京的文化史料。不久之前，他刚刚与在美国纽约定居了二十多年的老街坊通了跨洋电话，他的这位“二大爷”还絮叨着故乡的“烤鸭和涮羊肉”。

    可80后的崔勇对未来同样表示悲观：“还是让老北京留在书里吧。”

    他拿出一本标注着“机密”字样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图集》（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1981年12月版），指着一页“北京城市地下铁道规划方案”的地铁线路图，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三十年前，北至天通苑，南至宋家庄的线路已经设计好了，1号线到8号线，连颜色都和现在一样。”他小时候那些熟悉的地名，“要么已经变成地铁站，要么正在变成地铁站”，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剩下”。

    崔勇这样评价华新民的“死心眼”：“华老师，值得所有爱北京的人敬佩。”

    十多年下来，华新民自称“上书的信件比写过的文章还多”。2009年，她执笔写下《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书。封面上写着陈凯歌的话：我现在不上大街，因为我的北京已经消失了。

    她记录下那些已经逝去的北京：孟端胡同45号、美术馆后街22号（北京少有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霞公府街13号、察院胡同23号、香饵胡同19号、土儿胡同29号、明亮胡同30号……

    “北京，世界著名的古都——我必须也只能呼吁了。”

    林语堂在《大城北京》里这样形容：“朝代兴替，江山易主，可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故。任何城市都要比一时主宰它的人伟大……北京的魅力不仅体现于金碧辉煌的皇朝宫殿，还体现于宁静得有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乡村田园景象。”

    这也是华新民童年记忆中的北京。那时候，老北京人很少有锁门的——出门前跟街坊打个招呼，孩子就乐颠颠跑到隔壁玩去了，中午晚上还管饭，一条鱼也要让邻家孩子吃中段儿；即使是早上在公共厕所排队，也让着急的伙计先进去，蹲坑儿宁愿顶着扑脸的苍蝇，也要等边上那位聊到尽兴再一起提裤子；哪怕如今已经是四十郎当岁的中年人，碰见多年未见、胡同里长大的玩伴儿，冲上去就会拍上一巴掌：“爷们儿，这不是当年一起偷白薯干儿的冬瓜嘛！”

    再苦的日子里，老北京人也保留着的那股热乎的和谐劲儿，随着故乡的离去，逐渐被锁在了水泥森林的防盗门里，无处释放。华新民在书中这样描述：“我跟着推土机走,但我挡不住它。它开到哪条胡同,那里温暖的土地就变成僵冷。胡同里再也听不见叽叽我我的家长里短,再也看不见那些曾经推过婴儿又推过粮食的小竹车。孩子们跳着玩儿的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房子’已经被金属的履带压没,大爷大伯们惯常摆棋局的石桌也被撞得粉碎,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棋子,丢在一堵残墙的脚下。随着房子被推倒,树也一棵棵被砍断了,鸟和人，同样失去了家。”

    华新民对此痛心疾首：“我不知道今天的成年人，将如何面对孩子们的眼睛。”

    她的父亲，99岁的华揽洪，至今依然念念不忘记忆中的北京城。

    1956年，华先生在 “建设美丽的新首都”一文中形容那些“灰墙”、“红门”与“成荫的槐树”：经过冬季的严寒和初春的暴风，丁香盛开送来阵阵清香，胡同便开始活跃起来了。行人总是不多的，时常遇到的是欢笑的儿童和鸟儿。虽然沿胡同这些封闭着的、没有窗户的、一长溜灰墙是相当单调的，虽然有这些尘土和陈旧的砖瓦，北京的小巷却有一种柔和的温暖气氛，反映着恬静的居民和平生活。

    可自从2005年老宅被拆后，老人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她记得，父亲最怀念胡同上空响起的阵阵鸽铃（又称鸽哨）。宽阔蔚蓝的天空，一群鸽子自由的飞，映衬着胡同的青红砖墙、院子里的古树。那“嗡楞嗡楞”的声音，告诉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客人——这里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