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吉尔莫女孩剧情介绍:余秋雨：说魏晋名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8:29:08
作者：讲座录音 文章来源：凤凰卫视秋雨时分 点击数： 3121 更新时间：1/16/2008 
余秋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时，举出了非常著名的曹操和诸葛亮的诗文，其实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群被称为“魏晋名士”的人。曹操、诸葛亮他们毕竟是残酷的战乱环境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而一些真正的文人却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放浪形骸、纵情自然，成了传统儒学的叛离者。
今天我们要讲“魏晋名士”了，凡是对中国文化有记忆的人都不应该抹去这个名词。我曾经讲过中国历史上最风流的文化有两种，一个叫“魏晋名士”，一个叫“晚唐的诗歌”，他们达到了风流的极至，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大体可以和“魏晋名士”类比的群体，正因为它不再出现，就说明它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对“魏晋名士”需要有一点感性的认识。
我今天特别举出两个——阮籍和嵇康，我先讲讲阮籍。阮籍出生在后英雄时代，曹操死的时候他正好十岁，他是突破礼教的典范。他偶尔提到山东东平那个地方风景不错，司马昭马上就派他到东平去做官，他骑了驴子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觉得不能一人一个房间这样办公，把墙全拆了，每个人都可以互相看到，我们现在叫透明式的集体办公，他那个时候已经想出来了，工作效率马上提高。呆了十几天，处理了一些事情以后，他就走了，因为东平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所以李白后来写诗“骑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切都变成清明的世界了，很潇洒。
还有他有一次曾经要提出要到部队里去做个校尉，理由是他听说这个部队里边的一个厨师酿酒酿的特别好，他做官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这个，这两次都有一种对官的傲视，像玩一样地来面对这一切。
当然阮籍违反礼教还有很多，当时小叔子还不能和嫂子说话，他都不在乎了，到隔壁酒店的一个女掌柜的脚底下去睡觉，那个丈夫也不在意，因为他是阮籍。反正正统社会提倡的东西他总是反着来。
他有一次正在打牌，有人来告诉他母亲去世了，他居然没有停止打牌，但是人们看到他的脸越来越铁青，打完以后吐好几升的血，他实在是非常悲痛，但是一定不遵守原来的礼教。灵堂里好多人拜祭他的母亲，照理他作为儿子应该站起来感谢他们，他却对周围的人都表示一种蔑视。一个叫嵇喜的人吊唁回来告诉他的兄弟说，我去吊唁他的妈妈，他居然给我白眼。他的兄弟想了一想，就拿了酒和琴到灵堂去喝酒又弹琴，然后阮籍终于慢慢地站起来走向他，这个弹琴喝酒的人就是嵇康，就是这个弹琴喝酒的举动使他们成为终生莫逆的朋友。
嵇康比阮籍还要厉害，他是大学问家，譬如对道家的《易经》他都研究的很深。他整天在洛阳的郊外打铁，他觉得一个强健的人就不应该进入原来所规定的社会规范，自己必须能够展现出我的力气，那种方式就是打铁。他的一个朋友叫向秀，给他拉风箱，做做零碎活。大家不要小看向秀，也是一个大学者，是研究庄子的专家。
嵇康后来遇到了一个生命中的对头，叫做钟会。钟会对嵇康其实很害怕，他曾经写了一个论文，不敢直接交给嵇康，就偷偷地塞到嵇康的门上。这个人比较猥琐，后来他做了官以后，就坐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到洛阳郊区去看嵇康打铁了。可他看了好久，嵇康理也没理他，连向秀也没理他，一个在拉风箱，一个在打铁，这让钟会实在下不了台。
他还有个朋友叫山涛，也叫山巨源。山涛非常好，官也做得很大，后来他不想做官了，就推荐让嵇康来做，嵇康就马上写了一封信跟他绝交。这封信写得很长，真正的绝交信不用写那么长，其实他通过这封信反复地来表述自己的一个人生理念。可是这封信被当时的统治者看到了，知道嵇康是个不合作主义者。
与此同时，遇到另外一个朋友吕安的事情。吕安的哥哥是衣冠禽兽，悄悄地霸占了弟弟的妻子，当然吕安非常愤怒，那个衣冠禽兽知道自己的事情迟早会败露，反而先发制人、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不孝在当时是个最大的罪名，结果一个罪犯变成了原告，嵇康非常愤怒，他最容不得就是朋友当中有这样的坏蛋，就写信给吕安的哥哥，狠狠地骂了一通，也叫绝交信。但这个绝交信和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不一样了，是真正地把他臭骂了一通。这封信也被司马昭看到了，嵇康也有罪名了，叫做不孝者的同谋。被冷落的钟会就给司马昭递话了，说你的政权已经很稳定了，现在最烦的就是那一种不合作的知识分子，名声越大的人越烦，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客气。于是嵇康居然被判死刑。
死以前嵇康在囚车上想，曾经有人传授给我一个曲子叫《广陵散》，我一死这个曲子就没了。到了刑场以后他抬起头来一看，还没有到行刑的时间，所以他叫家里人回家把那张琴拿来，在刑台上弹了这个《广陵散》，弹完以后，从容赴死，时年39岁。
说了阮籍和嵇康，我们大体知道“魏晋名士”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方式，他们是怎么做事的，他们怎么面对朋友，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学术理想，怎么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又觉得，既骄傲又惭愧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居然有过这样的时代，他们用这么一种违背人类常理的方式来选择朋友，而且最后为朋友而死，这是一种奇特的人生道路。在他们面前，我们许许多多虚假的规范、虚假的人生程序变得非常简陋，甚至于变得非常可笑，他们把庄子的理想全人间化了，照这个过日子了。“他们变成大地上真正的诗”，这是罗宗强教授说的话，我很赞成，他们真是大地的诗篇，用生命来写就的诗篇，让古代的庄子以生命的方式留下了非常美丽的踪影。所有的记载说他们都是一代俊男，每个人都非常漂亮，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人需要永远追赶的背影。
阮籍、嵇康让我看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生态，这种生态后代只能仰望，却无法重复，他们特立独行，无视生死界限，最后都凝聚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孤傲美和灭寂美。这种生态又带来了一个后续性的生态，那就是清谈。我们要说到“魏晋名士”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生态，叫做清谈。
魏晋清谈有很高的正面意义，当然我们也经常听到过“清谈误国“这样的话。我想听听各位对清谈的了解程度，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请。
同学A：我支持清谈。我认为可以简单地把口的功用分为三类，第一个是吃饭，第二个是接吻，第三个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不管清谈也好、乱谈也好，反正我说出来了，舆论的自由可以带来社会的繁荣，也可以激发人类的思维。站在这点上，我是完全地支持清谈的。
同学B：我们引文好像也引的有问题，我记得应该是“乱世之奸贼，清平之能臣”，这个评价也是清谈来的。其实历史上，“清谈误国”还是有一些事例可以证明的，如果他是在野的文人的话那可以原谅，但如果是在其位不谋其事的话，这是一种罪恶。后来当司马家发生了“八王之乱”，最后一个王司马越病死在部队中了，所有王族成员以及大部分朝廷里面的官员都被石勒给抓住了。石勒当时是少数民族将领，是一个没文化的苦孩子长大的，他对文化人挺崇拜的，就向当时的清谈领袖太尉王衍请教天下大事，王衍说我不懂政治，我从来都不想当官的，其他官员都说天下大乱跟我们没有关系，石勒很愤怒，就说天下这个样子，你们这些人说不懂政治，但却从小当官，所以把这些人推到一个土墙后面都给砸死了。可见“清谈误国”在那个时候太奢侈，所以大家就对它很垢病。
同学C：我想问一下如果“清谈误国”，那什么不误国？写文章不误国吗？画花鸟画不误国吗？所有的文化到最后都是没有办法抗衡豺虎之邦，把这个罪过推给清谈或者推给文化，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余秋雨：我要把清谈问题讲得稍微具体一点。清谈不是学术研究，它是一种智力游戏和社交活动，就是一群人坐在那里找一个话题，一定不要有结果，有结果就俗了，顺着智力的方式往前走，而这个智力方式也不讲究严密的逻辑，讲究的只是惊世骇俗，这批人的生态也是不实用的，以“谈”为光荣，对客观社会的生存荣辱无所谓了，作为社交活动它构成了一个圈，这个圈里边有自己的兴奋点，而这个兴奋点和社会实力是没关系的，所以它其实是人格自立的一种表现，只是表现得不够完整，最关键的是在社交活动中展开了一种智能游戏，这是大大地提高了文化人的智能水平，对推进后期的哲学也有好处，而且他们的环境就像当年法国的沙龙一样，就是不管他讲什么话题，因为是这些人的聚合叫做贵族知识分子的聚合，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群体性的认定，在清谈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构建成了一个互相之间可以温暖的群体。
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这些贵族知识分子有好多是做官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有个书法家儿子叫王献之，书法写得非常好，还有个儿子王徽之，是个清谈专家。朋友说你做清谈也应该有点收入，叫他去做个官，去看马。过一阵有人问他有多少马，他说我连马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问我马有多少，那个人说我也不是问你马有多少，我想问问最近马有没有死，他用孔子的话“不知生，焉知死”来回答，那个人说你总要干点什么吧，王徽之说今天早晨西山的空气特别凉爽，完全和他的问题完全没关系地就扯开了。这就是典型的清谈之风，确实造成东晋的时候行政效率的低下，那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它的正面效果是让中国文化思维的概念独立，而且以游戏的形态让它独立；第二，清谈让这个群体有了互相温暖的一种聚合场所；第三就是对智能水平的提高，对游戏意识的提高，我非常重视的这点。
清谈的缺点在于它太不重视实物，太不重视有所作为了。到后代，问题就有一点严重了。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有过一次非常大的对于空谈的大检讨。有个叫严元的人提出为什么空谈，因为空谈最容易掩盖自己的丑和低能，空谈最容易迷惑人，结果使朝野很多人相信了他们，使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大幅度地下降。
这也给我们中国知识界两方面的启示，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真正的精英阶层进行逻辑概念上的打理和深入地思考，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文人的组合来慢慢地把纯精神领域的东西做好。但是另外一方面，问题又来了，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功能，你不要厌恶实际的事物，不要厌恶实际的名声，你不要用这样的空谈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对社会还是需要负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严重缺少实现能力。所以“魏晋清谈”的问题留给我们两大教训，而这两大教训在今天还有非常现实的弊病。
同学A：秋雨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有一些博士生已经发表了很多篇论文或著作，可是他们可能连一条裤子都不懂得怎么买，还要妈妈从很远的地方寄给他们，所以我想知道您的一些看法和评价。
余秋雨：在这点上我希望他们想一想在洛阳郊区打铁的那个人，作为一个高智商的人，必须实实在在地打理自己生命的吞吐结构，所以我不在乎他们做什么，我首先需要他们成为生活的强者，强者必须什么都能懂得这一点。
同学B：秋雨老师，刚才您关于清谈的那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让我想起了法国电影的左岸派，现在的法国电影似乎也是承袭了那个传统，现在你看很多艺术片的时候，感觉他们完全的台词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我不知道是我的欣赏水平有问题呢，还是他们这个作品已经陷入了某一种怪圈？
余秋雨：民众的普遍接受不在他们思考之列，他们不做流行艺术，他们做精英艺术的时候就想到这和哲学思维有关了，他们要建立一个共用的结构，共用结构是通俗的结构，而这个共用的通俗结构实际上和我们每个人真实的思维轨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无厘头的电影会突然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一方面是他们的幽默，一方面他们的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古代和现代组合在一起的跳跃状态。说到底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产生过的，而且天天都在产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千万不要按照日常的寻常轨迹走，这样才能引起快感。有的时候需要跳一跳，才会摆脱我们的审美的庸俗化和审美的疲倦。
同学C：每年打开电视都会发现成百上千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去报考艺术院校，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学院体制下能培养出真正的艺术人才吗？
余秋雨：我非常喜欢像美国的一些艺术院校，它以即兴教育为主，任何教育都是以有作品的规范来要求后面的学生，而且把这样的规范当作课本。谁都知道艺术是不可重复的，但是教育只能用重复的方式让你知道该怎么编剧、该怎么表演，这其实是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误区和悖论。这是对教育的建议，就是保护天籁式的那种即兴的教育方式。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对学生有一个建议了，你们学的许多规范、许多技巧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艺术的角度发现自己的个性，不要被课本和老师的规程支解了自己的个性，如果支解掉了就非常可惜。至于有的同学说我进去以前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我估计原来东西也不强大，应该能够在大作品的感召之下把自己的个性真正地挖掘出来，这样的话才可能学好艺术。
余秋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时，举出了非常著名的曹操和诸葛亮的诗文，其实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群被称为“魏晋名士”的人。曹操、诸葛亮他们毕竟是残酷的战乱环境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而一些真正的文人却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放浪形骸、纵情自然，成了传统儒学的叛离者。
今天我们要讲“魏晋名士”了，凡是对中国文化有记忆的人都不应该抹去这个名词。我曾经讲过中国历史上最风流的文化有两种，一个叫“魏晋名士”，一个叫“晚唐的诗歌”，他们达到了风流的极至，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大体可以和“魏晋名士”类比的群体，正因为它不再出现，就说明它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对“魏晋名士”需要有一点感性的认识。
我今天特别举出两个——阮籍和嵇康，我先讲讲阮籍。阮籍出生在后英雄时代，曹操死的时候他正好十岁，他是突破礼教的典范。他偶尔提到山东东平那个地方风景不错，司马昭马上就派他到东平去做官，他骑了驴子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觉得不能一人一个房间这样办公，把墙全拆了，每个人都可以互相看到，我们现在叫透明式的集体办公，他那个时候已经想出来了，工作效率马上提高。呆了十几天，处理了一些事情以后，他就走了，因为东平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所以李白后来写诗“骑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切都变成清明的世界了，很潇洒。
还有他有一次曾经要提出要到部队里去做个校尉，理由是他听说这个部队里边的一个厨师酿酒酿的特别好，他做官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这个，这两次都有一种对官的傲视，像玩一样地来面对这一切。
当然阮籍违反礼教还有很多，当时小叔子还不能和嫂子说话，他都不在乎了，到隔壁酒店的一个女掌柜的脚底下去睡觉，那个丈夫也不在意，因为他是阮籍。反正正统社会提倡的东西他总是反着来。
他有一次正在打牌，有人来告诉他母亲去世了，他居然没有停止打牌，但是人们看到他的脸越来越铁青，打完以后吐好几升的血，他实在是非常悲痛，但是一定不遵守原来的礼教。灵堂里好多人拜祭他的母亲，照理他作为儿子应该站起来感谢他们，他却对周围的人都表示一种蔑视。一个叫嵇喜的人吊唁回来告诉他的兄弟说，我去吊唁他的妈妈，他居然给我白眼。他的兄弟想了一想，就拿了酒和琴到灵堂去喝酒又弹琴，然后阮籍终于慢慢地站起来走向他，这个弹琴喝酒的人就是嵇康，就是这个弹琴喝酒的举动使他们成为终生莫逆的朋友。
嵇康比阮籍还要厉害，他是大学问家，譬如对道家的《易经》他都研究的很深。他整天在洛阳的郊外打铁，他觉得一个强健的人就不应该进入原来所规定的社会规范，自己必须能够展现出我的力气，那种方式就是打铁。他的一个朋友叫向秀，给他拉风箱，做做零碎活。大家不要小看向秀，也是一个大学者，是研究庄子的专家。
嵇康后来遇到了一个生命中的对头，叫做钟会。钟会对嵇康其实很害怕，他曾经写了一个论文，不敢直接交给嵇康，就偷偷地塞到嵇康的门上。这个人比较猥琐，后来他做了官以后，就坐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到洛阳郊区去看嵇康打铁了。可他看了好久，嵇康理也没理他，连向秀也没理他，一个在拉风箱，一个在打铁，这让钟会实在下不了台。
他还有个朋友叫山涛，也叫山巨源。山涛非常好，官也做得很大，后来他不想做官了，就推荐让嵇康来做，嵇康就马上写了一封信跟他绝交。这封信写得很长，真正的绝交信不用写那么长，其实他通过这封信反复地来表述自己的一个人生理念。可是这封信被当时的统治者看到了，知道嵇康是个不合作主义者。
与此同时，遇到另外一个朋友吕安的事情。吕安的哥哥是衣冠禽兽，悄悄地霸占了弟弟的妻子，当然吕安非常愤怒，那个衣冠禽兽知道自己的事情迟早会败露，反而先发制人、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不孝在当时是个最大的罪名，结果一个罪犯变成了原告，嵇康非常愤怒，他最容不得就是朋友当中有这样的坏蛋，就写信给吕安的哥哥，狠狠地骂了一通，也叫绝交信。但这个绝交信和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不一样了，是真正地把他臭骂了一通。这封信也被司马昭看到了，嵇康也有罪名了，叫做不孝者的同谋。被冷落的钟会就给司马昭递话了，说你的政权已经很稳定了，现在最烦的就是那一种不合作的知识分子，名声越大的人越烦，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客气。于是嵇康居然被判死刑。
死以前嵇康在囚车上想，曾经有人传授给我一个曲子叫《广陵散》，我一死这个曲子就没了。到了刑场以后他抬起头来一看，还没有到行刑的时间，所以他叫家里人回家把那张琴拿来，在刑台上弹了这个《广陵散》，弹完以后，从容赴死，时年39岁。
说了阮籍和嵇康，我们大体知道“魏晋名士”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方式，他们是怎么做事的，他们怎么面对朋友，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学术理想，怎么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又觉得，既骄傲又惭愧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居然有过这样的时代，他们用这么一种违背人类常理的方式来选择朋友，而且最后为朋友而死，这是一种奇特的人生道路。在他们面前，我们许许多多虚假的规范、虚假的人生程序变得非常简陋，甚至于变得非常可笑，他们把庄子的理想全人间化了，照这个过日子了。“他们变成大地上真正的诗”，这是罗宗强教授说的话，我很赞成，他们真是大地的诗篇，用生命来写就的诗篇，让古代的庄子以生命的方式留下了非常美丽的踪影。所有的记载说他们都是一代俊男，每个人都非常漂亮，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人需要永远追赶的背影。
阮籍、嵇康让我看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生态，这种生态后代只能仰望，却无法重复，他们特立独行，无视生死界限，最后都凝聚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孤傲美和灭寂美。这种生态又带来了一个后续性的生态，那就是清谈。我们要说到“魏晋名士”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生态，叫做清谈。
魏晋清谈有很高的正面意义，当然我们也经常听到过“清谈误国“这样的话。我想听听各位对清谈的了解程度，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请。
同学A：我支持清谈。我认为可以简单地把口的功用分为三类，第一个是吃饭，第二个是接吻，第三个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不管清谈也好、乱谈也好，反正我说出来了，舆论的自由可以带来社会的繁荣，也可以激发人类的思维。站在这点上，我是完全地支持清谈的。
同学B：我们引文好像也引的有问题，我记得应该是“乱世之奸贼，清平之能臣”，这个评价也是清谈来的。其实历史上，“清谈误国”还是有一些事例可以证明的，如果他是在野的文人的话那可以原谅，但如果是在其位不谋其事的话，这是一种罪恶。后来当司马家发生了“八王之乱”，最后一个王司马越病死在部队中了，所有王族成员以及大部分朝廷里面的官员都被石勒给抓住了。石勒当时是少数民族将领，是一个没文化的苦孩子长大的，他对文化人挺崇拜的，就向当时的清谈领袖太尉王衍请教天下大事，王衍说我不懂政治，我从来都不想当官的，其他官员都说天下大乱跟我们没有关系，石勒很愤怒，就说天下这个样子，你们这些人说不懂政治，但却从小当官，所以把这些人推到一个土墙后面都给砸死了。可见“清谈误国”在那个时候太奢侈，所以大家就对它很垢病。
同学C：我想问一下如果“清谈误国”，那什么不误国？写文章不误国吗？画花鸟画不误国吗？所有的文化到最后都是没有办法抗衡豺虎之邦，把这个罪过推给清谈或者推给文化，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余秋雨：我要把清谈问题讲得稍微具体一点。清谈不是学术研究，它是一种智力游戏和社交活动，就是一群人坐在那里找一个话题，一定不要有结果，有结果就俗了，顺着智力的方式往前走，而这个智力方式也不讲究严密的逻辑，讲究的只是惊世骇俗，这批人的生态也是不实用的，以“谈”为光荣，对客观社会的生存荣辱无所谓了，作为社交活动它构成了一个圈，这个圈里边有自己的兴奋点，而这个兴奋点和社会实力是没关系的，所以它其实是人格自立的一种表现，只是表现得不够完整，最关键的是在社交活动中展开了一种智能游戏，这是大大地提高了文化人的智能水平，对推进后期的哲学也有好处，而且他们的环境就像当年法国的沙龙一样，就是不管他讲什么话题，因为是这些人的聚合叫做贵族知识分子的聚合，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群体性的认定，在清谈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构建成了一个互相之间可以温暖的群体。
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这些贵族知识分子有好多是做官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有个书法家儿子叫王献之，书法写得非常好，还有个儿子王徽之，是个清谈专家。朋友说你做清谈也应该有点收入，叫他去做个官，去看马。过一阵有人问他有多少马，他说我连马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问我马有多少，那个人说我也不是问你马有多少，我想问问最近马有没有死，他用孔子的话“不知生，焉知死”来回答，那个人说你总要干点什么吧，王徽之说今天早晨西山的空气特别凉爽，完全和他的问题完全没关系地就扯开了。这就是典型的清谈之风，确实造成东晋的时候行政效率的低下，那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它的正面效果是让中国文化思维的概念独立，而且以游戏的形态让它独立；第二，清谈让这个群体有了互相温暖的一种聚合场所；第三就是对智能水平的提高，对游戏意识的提高，我非常重视的这点。
清谈的缺点在于它太不重视实物，太不重视有所作为了。到后代，问题就有一点严重了。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有过一次非常大的对于空谈的大检讨。有个叫严元的人提出为什么空谈，因为空谈最容易掩盖自己的丑和低能，空谈最容易迷惑人，结果使朝野很多人相信了他们，使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大幅度地下降。
这也给我们中国知识界两方面的启示，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真正的精英阶层进行逻辑概念上的打理和深入地思考，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文人的组合来慢慢地把纯精神领域的东西做好。但是另外一方面，问题又来了，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功能，你不要厌恶实际的事物，不要厌恶实际的名声，你不要用这样的空谈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对社会还是需要负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严重缺少实现能力。所以“魏晋清谈”的问题留给我们两大教训，而这两大教训在今天还有非常现实的弊病。
同学A：秋雨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有一些博士生已经发表了很多篇论文或著作，可是他们可能连一条裤子都不懂得怎么买，还要妈妈从很远的地方寄给他们，所以我想知道您的一些看法和评价。
余秋雨：在这点上我希望他们想一想在洛阳郊区打铁的那个人，作为一个高智商的人，必须实实在在地打理自己生命的吞吐结构，所以我不在乎他们做什么，我首先需要他们成为生活的强者，强者必须什么都能懂得这一点。
同学B：秋雨老师，刚才您关于清谈的那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让我想起了法国电影的左岸派，现在的法国电影似乎也是承袭了那个传统，现在你看很多艺术片的时候，感觉他们完全的台词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我不知道是我的欣赏水平有问题呢，还是他们这个作品已经陷入了某一种怪圈？
余秋雨：民众的普遍接受不在他们思考之列，他们不做流行艺术，他们做精英艺术的时候就想到这和哲学思维有关了，他们要建立一个共用的结构，共用结构是通俗的结构，而这个共用的通俗结构实际上和我们每个人真实的思维轨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无厘头的电影会突然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一方面是他们的幽默，一方面他们的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古代和现代组合在一起的跳跃状态。说到底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产生过的，而且天天都在产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千万不要按照日常的寻常轨迹走，这样才能引起快感。有的时候需要跳一跳，才会摆脱我们的审美的庸俗化和审美的疲倦。
同学C：每年打开电视都会发现成百上千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去报考艺术院校，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学院体制下能培养出真正的艺术人才吗？
余秋雨：我非常喜欢像美国的一些艺术院校，它以即兴教育为主，任何教育都是以有作品的规范来要求后面的学生，而且把这样的规范当作课本。谁都知道艺术是不可重复的，但是教育只能用重复的方式让你知道该怎么编剧、该怎么表演，这其实是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误区和悖论。这是对教育的建议，就是保护天籁式的那种即兴的教育方式。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对学生有一个建议了，你们学的许多规范、许多技巧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艺术的角度发现自己的个性，不要被课本和老师的规程支解了自己的个性，如果支解掉了就非常可惜。至于有的同学说我进去以前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我估计原来东西也不强大，应该能够在大作品的感召之下把自己的个性真正地挖掘出来，这样的话才可能学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