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信广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光环”正在消失

西方民主制度展现给人们的是不道德、不公正和罪恶的一面
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西方世界主张学习、借鉴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频频“炮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各种弊病，开始普遍丧失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信心，转而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事实充分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彻底褪去了曾经一度笼罩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上的神圣光环。

　　西方民主制度被揭弊端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的诸如效率低下、虚伪、缺乏道德等弊病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评。

　　法国《世界报》记者科琳娜莱纳女士根据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后没有实施他们在竞选时承诺的各项改革，2009年因而并没有真正成为美国人憧憬的“变革之年”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效率低下。在她看来，这无疑表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失灵了”。她认为，其原因在于政治学家们经常提出的那些问题，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使参议院有权过分阻挠政府、永远存在的竞选问题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托尼卡伦从金钱选举的角度分析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的原因，他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同时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因此，无论是健康的改革还是刺激方案，美国制度的特殊利益团体总是要么无法落实，要么弄出一个满足少数集团利益而不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立法。这不是有效和理智的决策，似乎无法解决长期问题”。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质疑道：“我们的体制真的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都好吗？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伊基津盖尔斯则注意到，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公众对其制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指出，这场危机的性质及美国政府的对策逐渐破坏了美国公众对于“民主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认识。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在深刻揭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与欺骗性时指出，美国的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寡头牢牢绑住，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这种寡头政治的现实，意味着在华尔街巨头面前，驴象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撼动他们坚固的根基。因此，民主党赢得大选后，美国并未对金融寡头采取相应的惩罚手段，也只能是更多地以政府接管的方式处理破产银行。他批评说，“每当奥巴马总统控诉共和党人试图阻止金融改革的进程时，其实只是在混淆公众视听”。

　　西班牙《起义报》一篇署名哈立德阿马耶雷的文章，根据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打击民主、践踏人权和公民权、帮助独裁政权等众多事实指出：“也许在无知的状态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认为西方民主是道德的、公正的和人性化的,但事实上它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和罪恶的一面。”

　　正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诸多缺陷，斯蒂格利茨认为，“民主信仰”成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受害者。他说：“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华盛顿看到被允许自定规则的华尔街将风险带给了全球经济，而当算总账的那一天到来，政府却转身让华尔街自己来处理经济的复苏。他们看到了财富重新分配到金字塔的顶端，很明显牺牲了普通公民的利益。他们看到了美国民主体系政治问责的基本问题。当他们看到所有这一切，就可能给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本身存在无可避免的致命错误。”

　　世界对西方民主制度丧失信心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开始普遍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丧失信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是客观的事实。他说：“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民主制度”在美国面临的这种糟糕情况使美国学者蒂姆哈克勒甚至开始质疑“民主是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不幸的是，在他看来，“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来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同样风光不再。正如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指出的，柏林墙倒塌后，所谓“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好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美国自由之家”2009年的一份报告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该报告宣称，“非洲、拉美、中东和苏联40个国家”的民主衰落了。该报告显示，2009年全世界举行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量是1995年以来最少的。至于西方式民主近年来在非洲、拉美、中东和苏联地区急剧衰落的原因，有人认为在于它未能促进经济繁荣，也没给民众带来福祉。英国无党派的外交事务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的负责人乔纳森.埃亚勒则认为，“代价昂贵”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尤其是亚洲衰落的原因。他指出：“上亿人——尤其是亚洲人——认为，民主通常意味着争论不休、举棋不定、经济效率下降，而且需要拿繁荣作代价，而他们并不打算付这样的代价”。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萧条”，全球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现在的处境和曾经的处境反差太大”，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信心了，简直可以用“怒不可遏”来形容他们对“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了。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甚至据此预测说，“这场萧条可能产生大批查韦斯”。

　　世界普遍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丧失信心的众多客观事实，使曾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之类“历史终结论”观点而名噪一时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受赞誉

　　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迷信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转而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弗朗西斯福山就承认，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困扰的西方也在“审视中国的有效做法”。

　　世界在深刻反思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各种弊病和以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参照系的多角度的比较中，日益体认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有如下多方面的优越性。一是民主决策效率高。弗朗西斯福山在比较研究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为榜样的印度民主模式和他所谓的中国“权威”模式时指出，更多发展中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二是“民本政府”质量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中国民主政治也受到世界的推崇与赞誉。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高达89%。那里的自由和开放程度很高。这所释放出的能量在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三是“一党政治”优势大。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一度成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议论的主题。2010年1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一党政治“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该报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相信，跟美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优势”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2010年1月27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署名内森加德尔斯的题为《中美对决：哪种政府模式将会取胜》的文章也指出，中国政党政治因为不受立场不同和政党更替等方面的影响，具有西方政党制度不可能具有的独特优越性。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指称为“一党制”是我们绝对不能苟同的。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根本不同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这一政党制度，充分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充分保证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

　　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得到广泛赞誉的舆论中，也出现了各种主张学习、借鉴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声音。莫汉古鲁斯瓦米就建议，整体发展比中国落后20年的“印度应该每年派上千名政治家去中国，学习有效率的管理、学习如何修建道路、发展制造业、提高识字率和增加公共卫生供给”。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也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把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比作“东风”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也认为西方应该学习借鉴东风，他说“‘东风’应当首先被我们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挑战。俄罗斯媒体更早就有文章主张俄罗斯的政治体系需要向中国“请教”，该文还援引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的话说：“我们确实有些东西要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学习。”(刘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