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太拥挤散文:1921，散落在历史深处的碎片通辽日报数字报

■ 刘泽宁

李达（1890—1966），湖南永州人，1920年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作为学者，李达倾一生于马列研究，完成21部专著、31部译著，总计200多万字，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

“ 老末 ” 变第一   三改救国梦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油榨头村，一处老房子内，李达在此度过少年时期。

考中学时，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的李达，引得许多人围观。

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进校后，第一名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第一学期结束时，跃居年级第一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再次重创李达。正当他感到前途迷茫、内心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是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并寄回国内发表的，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调和 “ 陈李 ” 分歧   代理书记职务

1920年，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炎炎烈日炙烤下，李达拜访了久闻大名的陈独秀，得知陈等人正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作发起人”的邀请。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之后，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

1921年2月，就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陈独秀与李汉俊打起文字仗，裂痕愈来愈大。

李达从大局考虑，全力周旋于两者之间，竭力弥合裂痕。调解没有任何结果，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李达，要他代理书记职务。

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工作结爱妻   婚房办杂志

李达的爱情 ， 也是在这一阶段收获的 。

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

两个志趣相近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

婚事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婚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首次鲜明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李达担任主编，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发行量最高达5000份。

由于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人承担了月刊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

困难远不只是经费问题，那个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洪水猛兽的年代，承办这样一份刊物，随时面临着没收稿件、查封刊物、牢狱之灾、甚至是失去性命。

《共产党》第三号的首篇文章就开了天窗，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

出版6期后，《共产党》于1921年7月停刊。

夫妻俩全程 “ 操办 ” 中共 “ 一大 ”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随即，李达等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等，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除邀请信，李达等人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还是共产国际给的经费。

“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

新婚妻子王会悟长期在上海工作，认识不少人，李达提出让她帮忙。

王会悟想到博文女校的进步校长黄绍兰 。

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便于保密。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就一口答应下来。

她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紧接着，王会悟又开始为选择开会地址忙碌。她想到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

就这样，李公馆成为中共一大开幕的地方。

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1921年夏天，私立博文女校楼上，在７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９个临时寓客。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

会议中途，突然闯进一名陌生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代表们迅速撤离。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赶到搜查。

当晚，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如何继续开会，一个个眉头紧锁。此时，聪敏热心的王会悟再次挺身而出。

她提议在距上海不远的嘉兴南湖，雇一只大画舫，一面游湖，一面开会。此议一出，代表们顿时喜上眉梢。

7月31日上午10点，一只舱里备有麻将、乐器和酒菜的画舫驶入湖面。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11点左右，蒙蒙细雨霏霏飘下，湖上游人渐稀，这只承载历史使命的画舫在湖中缓缓前行。

下午天气转晴，大会选定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脱党不变志 入党无预备期

研究者认为，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

他曾在“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随后，他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

虽然脱党，李达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即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暨南大学作演讲时，被特务打断右臂骨和右锁骨的李达说，“反动派打断了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

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当时已不是党员的他，被进步师生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离开党组织26年，李达自称是“守寡”的日子。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身着长袍布鞋的李达来到北平，毛泽东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他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随后，李达仍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从1953年，李达在武汉大学当了13年的校长。

“文革”中，李达受到冲击，76岁含冤去世，1980年获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