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形容思念的词:中国古代博弈术（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9:38:00
张博树
设局之策做局者的必修课（3）
拙诚也是做局的一种道具
有点小聪明的人玩弄权术，常被人讥笑，而对人推心置腹的人往往能获得人心。久而久之，拙诚，也就成了权术的道具了。清代大臣曾国藩深谙权术，可他的嘴上却常挂着一个“诚”字。
曾国藩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李鸿章初入他的幕府时，他说：“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给李鸿章以极大震动。曾国藩将自己的“诚”称为“拙诚”。他以“拙诚”这种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来鼓舞湘军士气，终于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他又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
在人们都被他的“拙诚”感动之时，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拾人心的权术。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自称“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对于这一方面，他并不恪守“拙诚”，而是充分利用权变。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其实人总是一个，这两面都是他办事成功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对于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他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于塔齐布这样的满人，因为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于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于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小处可让，大局必争。
曾国藩这种两面派做法，甚至表现在对家里人的关系上。他的家书中有一段话如是说：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
这段话中半是真话，半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对此，曾国藩有时也加以反思。如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十二月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
“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机”并非不知“机变”，“懵懂”也不是真的糊涂，以此消除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因此，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术。
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
设局之策做局者的必修课（3）
拙诚也是做局的一种道具
有点小聪明的人玩弄权术，常被人讥笑，而对人推心置腹的人往往能获得人心。久而久之，拙诚，也就成了权术的道具了。清代大臣曾国藩深谙权术，可他的嘴上却常挂着一个“诚”字。
曾国藩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李鸿章初入他的幕府时，他说：“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给李鸿章以极大震动。曾国藩将自己的“诚”称为“拙诚”。他以“拙诚”这种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来鼓舞湘军士气，终于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他又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
在人们都被他的“拙诚”感动之时，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拾人心的权术。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自称“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对于这一方面，他并不恪守“拙诚”，而是充分利用权变。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其实人总是一个，这两面都是他办事成功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对于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他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于塔齐布这样的满人，因为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于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于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小处可让，大局必争。
曾国藩这种两面派做法，甚至表现在对家里人的关系上。他的家书中有一段话如是说：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
这段话中半是真话，半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对此，曾国藩有时也加以反思。如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十二月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
“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机”并非不知“机变”，“懵懂”也不是真的糊涂，以此消除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因此，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术。
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