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乡镇干部的心里话

    乡村纪事●

    ◎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2009年的这个夏天，我回老家查资料，顺便走访了本县不同乡镇的一些干部，包括几位乡镇党委书记和乡人大主席。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件让人十分愉快的事情。虽然谈的问题多半只是浮光掠影，但也都是值得记录下来，以免“遗之在草泽”。毕竟，如其所述，他们很少有机会甚至也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像李昌平那样直接向共和国总理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的聊天是分别进行的，有的是在白天，有的在晚上，有的甚至只是因为避雨时的机缘巧合。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的某些相似性。比如，对于“零上访”政策的反感，对农村凋蔽的认同，对农村建设的力不从心以及对文明政治、轻松生活的期许等等。

    说到上访与截访问题，显然这已经不是个别乡镇干部素质高低所能解释了。2009年的《半月谈》杂志编发过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干部的真实经历。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

    据这位乡镇干部介绍，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类似的故事，我在本县的几位乡镇干部那里也听到一些。据说，为了维稳，有的信访干部甚至跑到上访户家帮着割稻子。

    我当然知道有些乡镇干部的确是胡作非为了的，也知道我的小学老师正是通过围堵县委书记、在县政府静坐解决了岗位收编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将这种全国性的“截访”的出现简单地归咎于乡镇干部的胡作非为。我曾就此现象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的问题。没有谁天生想当恶人。然而制度设计如此逼迫人，所谓“截访”，无非就是无计可施的“体制内弱者”施加于“体制外弱者”的一种暴力，截访者也因此沦落为“在一线做坏事的人”，担负制度的坏名声。

    早在1996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同样记录了一位乡干部的话：“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

    言归正传，我还是大致回顾一下几位干部的观点。

    先说县民政干部A先生，他为人十分热情诚恳，虽是官员，偶尔你也会从他的眼里读到知识分子般的忧郁。与此同时，对一些媒体对乡镇干部的丑化也颇不以为然。他和我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当时他还是某个乡的党委书记。有一次，省电视台有个负责舆论监督的节目组到乡里拍当地农民打麻将的片子，并质问这位书记，当地人为什么没什么文化追求。A先生听后很生气：你说我们老百姓打麻将没精神追求，我倒想问你们做电视的，生产文化产品更是你们的专业，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提供了什么好的文化产品给农民，来提高他们的素质？据说，这短短几句话，问得刚才还咄咄逼人的几位记者一时语塞，悻悻而归。据我所知，A先生是读过不少书的。2009年6月他在西北某市出差，在机场翻到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刚读上几页，就知道是本垃圾书，便扔一边了。作为一名久居基层的干部，想必A先生更了解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中国人不高兴”，而不是“中国不高兴”。而就在我在县里的那几天，他正为当地退伍军人上访等事奔忙。

    再说B先生，某乡人大主席。大学毕业后在乡里工作了近十年，属于很想做实事的那种人，为人也十分敦厚纯朴。在我们相识后，偶尔还会在我的网站上留言，发表他对农村现状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农村之所以发展不起来，“说穿了就是农民处于金字塔底层，塔身和塔顶都靠塔底支撑(供养)，而各级党委政府一味追求形象工程挥金如土，却不舍得向农村投入，导致农村长期积贫积弱、造血功能不足。”他说，“我在基层工作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按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业，改变传统的粮棉单一模式，否则农民就只能穷死，但上级农业项目资金被手长的人拿走，往往还有回扣，我在带领或引导农业特色产业时，没有经费，寸步难行。这些农村造血工作，没有人去抓。”

    除此之外，B先生对农村老建筑的保护十分有热情。不久前我在阳光卫视做了一期“拯救我们沦陷的乡村”的专题节目，其中谈到老家附近一幢荒废的古屋，当时便是他当向导带我去的现场。那天时间比较赶，我们走访的地方不多，但在离开那个村庄时，他因“革命的世纪”毁坏一切、否定一切而发出的叹息，我至今未忘。

    C先生是某个镇的党委书记。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聊了很久，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个观点：

    其一是对“党政分开”的看法。他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似乎也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搞这种党政分开还不如不分开。理由是，大事情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最后出了问题，都是政府负责，而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说得不好听，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做书记的么？”

    其二是关于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还不如回到乡公所。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他自嘲说：“如此权责不统一，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就有点像人体盾牌了。”

    其三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大概是喜欢思考的缘故，C先生周围很少有能与之交流思想的朋友，好在时常能在网上读些东西。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已经无所谓社会主义属性还是资本主义属性了，C先生同样发现，民主集中制不光是中国有，美国也有。他说，你看美国搞的也是民主集中制，而且搞得还非常不错呢。四年一次大选，大选一次即民主一次，之后由当选的总统集权组阁，怎么任人唯亲也无人过问。

    在中国的许多权力场上，民主集中制为什么最终都走了样，那天我们没有作更深的交流。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心底里早就有了答案。而且，在我结束与他的谈话，回城不久后又做了一次见证。有位记者朋友和我谈到他们单位最近搞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有意思的是，具有投票资格的编辑、记者都是几位主事的大人指定的。显然，这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是“集中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与集中民主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后者集中是民主的前提。

    城里人甘于接受类似的集中民主制，难免让我怀想起乡下人公选村长的好处。可叹又近乎悲壮的是，一群未受良好教育的人，甚至尚未脱贫的人，一人一票，又一次被认为最适合担负起中国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