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斗僵尸中的女:历史中的心理学 人格障碍篇 王安石：偏执型人格障碍

王安石，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于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深切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代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熙宁年初（160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并在其两次被罢相后失败。王安石的变法，除了体制等固有因素限制外，是什么个人因素导致了变法失败呢？对此，又该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呢？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王安石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70年王安石升任同平章事（宰相），施行变法，由于新法中的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官僚的利益，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

    “熙宁变法”，王安石的两大失误

    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宋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并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致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这与王安石决策的失误及用人不当有着极大的关系。

    其实，王安石在没有受到重用之前，就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后来，文彦博和欧阳修极力推荐王安石，司马光、韩绛、吕公著等人又大力呼应，王安石得以出任朝廷命官。可惜王安石自1070年任同平章事（宰相）后，朝中大****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一人，其他人除了逝者，皆与王安石决裂。不仅如此，王安石改革中用的人后来都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是神宗的年号）。到1074年，神宗皇帝迫于众议，不得不将王安石罢免。虽然不到一年又被调回京城任相如故，但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不复启用。

    王安石竭尽全力变法，不惜与众多亲朋好友决裂，到头来却好心不得好报，备受后人指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变法过激令人无法适应；二是用人不当致使奸臣当道。

    变法步伐过快，导致民怨沸腾

    王安石搞“熙宁变法”，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十多年间，以“急进”变法的形式，接连推出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并一口气裁并了全国一百几十个州县。这些举措虽一时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但给各级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最终使“熙宁变法”始而只进无退，终而大退少进。换言之，王安石实施变法，将固有体制进行彻底整改，加之过于急躁，安有不败之理？！

    与此相反，司马光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改革方法，逐步改变朝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变法之初，司马光也曾上疏神宗皇帝：“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但就如何变法，司马光认为：“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两朝元老富弼也曾劝神宗皇帝：“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苏轼则一开始就提醒神宗皇帝：“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可惜王安石对“渐进”的做法不屑一顾，此后，更将这批“反改革派”或贬为地方官，或致仕退休。

    王安石的变法不切实际，导致民怨沸腾，以至于东明县农民上千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宅前闹事。熙宁七年（1074年），一个曾被王安石提拔的看门小吏郑侠，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这件事令神宗观后大为震惊，心如刀绞，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观后更是泣言：“安石乱天下。”其实早在熙宁二年，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吕诲就上疏宋神宗：“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不知宋神宗当时对此作何感想？

    管理学上有一条重要原则，“做对事，并把对事做对”（Dotherightthing，anddoitright）。王安石搞“熙宁变法”，无疑是在做一件对事，可惜由于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最终没将对事做对。由此，王安石上负神宗皇帝之圣恩，平愧同僚故旧之信任，下辜四海黎民之殷望。后人王夫之（明代）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

    变法用人不当，终成小人乱政

    **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到头来是因人废事，前功尽弃。换言之，王安石变法失利，也在于他滥用亲信，排斥异己，启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但阴险狡诈之徒，结果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不论其才华高低，德行不立之人。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入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见表1-1）。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且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种种为人所不齿的事情。

2.司马光曾将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谗佞之徒与反复之徒，其中尤以吕惠卿为最。

    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也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毫无君子风度可言。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场乌烟瘴气。

    宋朝自立国以来，就一直遵循执政大臣“异论相搅”的祖训，以防一家独大，权臣当朝。可惜，王安石为求变法速成，将不同己见的大臣一概逐出朝廷，破坏了“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这不仅使王安石无法做到“兼听则明”，也为北宋末年蔡京等奸臣把持朝政埋下了祸根。

    变法初年，御史中丞吕诲就曾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皆是小人。富弼罢相时也上疏宋神宗：“（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可是王安石为执行自己的路线，未在德行上严格要求自己的盟友，致使他们大多都变成“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红楼梦》语）的佞人之辈，与“元佑党人”们的德行相差甚远。其中王安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安石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分析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独断专行，不容异见，导致变法严重受挫，其原因在哪里？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缺乏变法谋略及宋神宗支持不足，但就心理学而言，这也是由于王安石人格偏执，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最终因人废事。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一个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和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既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于团结各方力量，树敌过多，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见表1-2）。例如，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曾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曾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曾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

    表1-2王安石偏执人格行为表现及后果

    特征 定义 行为表现 突出后果

    偏向 不公正的认知 自命不凡，一意孤行 变法强制执行，缺乏宣传与尝

    倾向 试，导致变法以小乱大，不得人心

    偏见 不实际的认知 不切实际，急功近利 头脑发热，不思反省，改革步伐

    判断 过快，导致事与愿违，民怨沸腾

    偏信 带有个人成见 偏听偏信，自以为是 听不得不同意见，破坏了宋朝

    的判断倾向 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为后来奸臣当道埋下了祸根

    偏好 带有个人成见 任人唯亲，排斥异己 重用吕惠卿、章、安、曾

    的选择倾向 布、蔡卞、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有才无德之徒，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偏激 过激的行为举动 刚愎自用，主观武断 与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稳健改革派决裂，变改革争论为党派倾轧

    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他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最终导致司马光与他分道扬镳，终生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两人同年去世。

    再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以不予理睬，更何况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如此自以为是，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王安石还主张朝廷应对人才加以规划培养：“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可惜，王安石口头上称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北宋政权也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致灭国。想来这与王安石的偏执人格有着莫大关联！

    王安石的变法失利告诉后人****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试问，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表现

    心理学中，偏执型人格又称妄想型人格。其特点是自我评价过高，好胜心强，固执己见，多疑敏感，过分警惕。常采取过分的探查与防范措施，易嫉妒，好争辩，听不得批评意见，做了错事总是推诿于客观或归罪于别人。临床心理学将偏执型人格的具体表现又进一步描述为六个方面：

    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

    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爱嫉妒；

    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

    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

    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

    在家不能与家人和睦相处，在外不能与朋友、同事相处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