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精油百度云资源:[评论随笔] 古代中国——迷失的大国之路

古代中国——迷失的大国之路

　　引言
　　
　　想写这样一个题目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举起的手（不是笔，因为阿元快不会用笔写字了，电脑用的太多），却始终没有落到键盘上。首先是质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在蚂蚁撼大树，不自量力呢？其次是怀疑自己的思考，是不是能真正经得起推敲。
　　但思维这个东西，它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这种中国为什么在古代没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思考一旦产生，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活力。每当你手头不忙的时候，每次你想心平气和地坐下想看看电视的时候，你的脑袋瓜子便像一口火锅一样，沸腾起来。
　　上边这一大段文字，是想说明当你思考了某些东西，还不能把它落到笔下的感觉是多么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和怀了孩子，却死活生不出来，没有机会利用孩子的满月请大家吃饭，收大家红包的感觉差不多，是极度的郁闷、憋屈，就好象谁从你的兜里拿出走了五百万一个样。
　　就是因为这种感觉，阿元毅然决然地把手放在了键盘上，（平常晚上阿元的手可是不离鼠标或者是电视遥控器的），开始了阿元版的大国之旅。
　　在这锅火锅杂烩里，想整明白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是因为缺乏勇气和冒险精神，不敢走向大海的吗？第二，郑和下西洋真的很伟大吗？第三，不敢走向大海是古代中国没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真正原因吗？第四，儒家文化禁锢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限制了古代中国的商业化，是儒家文化本身的毛病吗？第五，古代西方国家悍不畏死的闯荡大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你会发现一个历史的必然，那就是西方各国一定会走向大海；古代中国一定会“滚滚长江东逝水，内斗淘尽英雄”。虽然这一切可能人类诞生之初就注定的命运，但我们的火锅还是要从公元1405开始炖。
　　
　　1、 驶入大海，不等于开创一个时代
　　
　　大约在公元1400年前后，不知道是不是黄历上表明这些年头适合航海，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葡萄牙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目光放到了大海之上，开始了面向大海的航程。
　　如果说这是一场面对大海的竞争的话，中国无疑占得了先机。大明王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南京龙江港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相当的热闹。这一天，郑和还有一个叫王景弘的同事一道，带领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舰队，驶向大海。
　　如果说驶入大海，就是开辟了大航海时代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有着足够骄傲的理由。当1420年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开始组建航海学院，着手进行有关大航海的准备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出发了。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在世界上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地走向了海洋。
　　虽然郑和的船队去了西洋七次，最远的地方到达了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这样的，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超出了天涯海角的地方，在大儒们看来已经是蛮荒之地之外的蛮荒之地的地方，甚至还有某些特别爱国的专家，考察出了是郑和第一个到达了美洲，第一个发现了新大陆（好在这样的专家学者还知道脸皮多少钱一斤，没有提出来，用郑和的名字命名这块大块，把美洲改名为郑州）。
　　可惜的是，郑和到达了非洲也好，到达了美洲也好，实实在在和航海大时代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在有关航海大时代的记载中，哪怕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了达.伽马、麦哲伦、哥伦布等人的名字，但我们找不着有关郑和的记录。
　　虽然有些专家在自己的论著中，硬着头皮把郑和塞进了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而且他们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是为了让古代中国人因为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甚至是开创了大航海时代而更加伟大，但他们的行为只能被历史称为不要脸。
　　这么说的理由是，一个时代，开创也好，继续也罢，它都应该是一个延展的、持续的，占据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过程。但郑和的七下西洋，虽然说是浩浩荡荡，但历时不过28年。而且这么个短暂的过程，除了消灭了几个海盗，运回点儿皇帝没有见过的希罕物之外，没有对世界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影响。这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航海行动，如果是航海大时代的开端的话，我不知道远在数千里外的西方航海家，比如哥伦布他们，得有着多么强烈的心灵感应，才可能从郑和的航海活动中感受到奔向大海，寻找新大陆的行为动力，从而让郑和的航海活动，能和大航海时代的开辟，挂上点边。    这种硬生生的，把郑和下西洋和大航海时候生凑在一起的行为，让阿元想到了一个人，诸葛亮。“壮诸葛而近妖”，古代中国的有些人，就是喜欢极尽能事的夸张，好象不如此就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似的，非得把他们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才壮了中国人的志气，长了中国人的威风。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千古完人”的孔子，还让孔子这个圣人说出什么“以德报怨”这样的屁话来。整得孔老二好象是个精神病似的，人家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孔子还要从兜里拿出十块钱递给人家，嘴里还要叨咕着，打的好，打的真好。　　而后世的大儒们把这种精神病的“以德报怨”发展到极致，就是“唾面自干”。唾面自干的故事来自唐代的娄师德。听人家的名家就知道是个大儒了，这个大儒很有精神病的素质。他的弟弟要到外地当官，娄师德就对他进行儒家文化的精神文明教育：老弟啊，你当官，最重要的是啥呢？是要忍。打个比方，假如有人往你脸上吐口唾沫，吐口痰，你咋办呢？
　　对于一般人来说，比如说阿元这样瘦弱的，在受人欺负的时候，即便是对方人高马大，阿元的竹竿身体不是对手，但恐怕也要象阿Q一样，怒目而视了。但人家大儒的弟弟有着不同的精神境界，人家是这么说的：我得忍啊，我要微笑着看着对方，自己把脸上的唾沫擦掉就完了。
　　听听，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果全世界有一半人是这样的话，另一半人可幸福的要死掉了，他们可以随便的把那一半给欺负到他们幸福地死去。
　　但这样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还离人家大儒的要求相差甚远。咱们来听听达到儒家精神极致的人是怎么说的。大儒娄师德说了：你这样哪行啊，要以德报怨啊。你擦掉唾沫，人家不白吐了吗？所以你要在给人家十块钱之后，把你的脸晾着，等着唾沫或者是带有肺结核病毒的脓痰自己干在脸上。这就是著名的，唾沫自干的故事。
　　但这样的，把圣人孔子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话，也就是“以德报怨”，却实实在在不是孔老二说的。孔子的原话是这样的，有人问他，以德报怨，可乎？以德报怨可以吗？孔子反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用德来回报别人的欺负了，用什么来回报他人的善意呢？所以孔子说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别人打了你一个大嘴巴，你至少要给他一个大耳光。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道德品质低下，而是只有“以直报怨”，我们才能让那些喜欢给别人怨的人，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得到教训。
　　可惜了，孔子这么一个挺男人味的圣人，硬是被后来的大儒，他的徒子徒孙们抽去了脊梁骨，变成了一个唯唯喏喏的二乙子（不男不女的人）。原因呢，可能是后来的大儒们，觉得一个睚眦必报的孔子太小心眼了，离他们心目中完美的道德圣人相差太远，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圣人的道德完人的形象，不惜对他们的老师的话进行阉割，整出个以德报怨来完善孔子的道德上的完美。但他们可能忘记了，他们这种行为可能是在重道，但尊师才能重道，你把尊师都给忘了，道重的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的老师的话你都敢改，你算哪门子好学生呢？你这么干，和小孩子说谎有什么区别吗？仁、义、礼、至、信，你是不是都违背了呢？你这还算什么样的大儒呢？
　　但这就是后来的许多儒家学者的真实面目，随着阿元这火锅接着咕嘟下去，你会发现孔子、孟子两位圣人之后，后世的儒家学者们大都以投机者的面目出现。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就象有个人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叛徒和汉奸，缺少的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能当叛徒或者汉奸的人，恰恰大都是儒家文化大缸里泡大的大小儒们。因为在独尊儒术之后，你不去泡在儒家文化的大水盆里，你根本当不了官。而这些被儒家文化泡成官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数或者当了汉奸（当中国被外族侵略的时候），或者是改换门庭（中国人自己内耗的时候），从而说明了他们根本做不到儒家文化所要求的，“一臣不事二主”；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墙头草，是实实在在的投机分子，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群大混蛋。
　　仅以明末为例：清军入关，自山海关战役后仅三个月内，北方各地原明官吏、将军、士人，纷纷杀大顺所派官吏守将，向清廷纳降。据初步统计，就有八十余州县之多。而在清编写的贰臣传里，就记录了明降臣120人（仅为降臣的一部分，名气太小的根本没有记录）。而且这些人大都是二进宫的，先降李自成，后降满清皇帝。
　　上面这一大段扯得有点远，但和阿元这锅乱炖或者叫火锅有着必然的联系。有了这一大段，你能明白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能被有些人斌予赋予他承受不了的伟大意义；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会成了一个伟大的壮举；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会被人称为开创了大航海时代；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会被人们津津乐道。因为后世儒家文化的腌制，让大多数人文人已经习惯了用往自己脸上贴金，来安慰我们脆弱的心灵。
　　可能有人觉得阿元是不是和孔老二有仇啊，还是阿元的老祖宗和孔老二有仇啊，怎么对儒家文化这么狠呢？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就算阿元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就算阿元的老祖和老孔家有仇，阿元也不知道。阿元批评汉代之后的儒家文化，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话：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儒家文化，在它诞生之初是一种期待各国强大的强势文化，但被后世的所谓大儒家们阉割成了依赖强者（皇帝、官僚）的道德期望，从而达到破格获取的目的的弱势文化。关于这个的详细论述，咱们以后会专门有一锅大菜，专门把它炖的烂的乎的，以更合大家的口味。
　　（弱势文化可以说是种强盗文化。强盗的逻辑是破格获取，这是没有自信在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的结果，实际说明的是他是个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在它腌制下的人们从本质上是最懦弱的生存个体。也许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汉族人可以忍受那么多次的外族统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儒家腌出来的官僚和武将会当汉奸。因为他们在这种弱势文化的腌制之下，最关心的不再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辛苦，虽然这些是他们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在新的统治者手里，能否获取，或者说是破格获取他们的最大利益。）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1602年前，再一次看看郑和下西洋的事实真相，来看看它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来看看为什么西方许多国家走向海洋的时候，就会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而古代的中国率先驶入了海洋，为什么我们最终换来的却是衰亡和耻辱呢？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宿命呢？
　　
　　2、郑和不是航海家（1）
　　
　　虽然现在的许多人把郑和称为我国明代的伟大航海家，但当时的郑和肯定没有这个觉悟，恐怕还会打心眼里讨厌“航海家”这个词汇。因为航海家这顶大帽子，现在看来挺风光的，但是在明朝的时候，航海家这个行业或者说名头可能是一钱不值，在三百六十行里，恐怕只能和巫婆、小偷、强盗和妓女什么的排在一起，名列倒数。
　　这不是阿元的夸张，而是有根据的。在古代中国的后面。“上九流”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中九流”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下九流”是：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
　　在这个排行里，虽然什么小偷、妓女都占了一席之地，但却没有航海家的位子，而阿元想了半天，觉得唯一能和航海家沾上一点边儿的，就是走卒，也就是给人跑腿办事，运运东西之类的人。（这个说法不十分的准确，希望有明白人能给提供正确的答案。但好在这不是一个重大结论，对于本火锅的观点也没有必然的影响，所以就这么炖了。）
　　为什么航海家的地位会这么低呢？这当然也是孔子之后的大儒们的功劳。人家大儒说了，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说你父母还在的时候，不老实儿的在家呆着，就是不孝。在古代中国第一大罪状就是不忠，第二大罪状就是不孝。谁要是叫不孝的大帽子一压，立马没活路了，脊梁骨都能给压折了，别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就不要说去当官奔前程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说谁还敢出去瞎溜达呢？虽然这些后来的大儒家学者们，秉承了他们不“信”的（仁、义、礼、智、信里的信，诚实的意思。）一贯做法，把孔老二的原话也给阉割了，因为孔子的原话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可惜的是，即便是把这句话说全了，航海这个在现代人看来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也不属于“游必有方”的范畴。这个游必有方的意思是，不管你老人家有多大，不管你到哪里，如果你父母健在的话，你出门旅游的话，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省得老人担心。
　　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那是百分之一千的真理，谁也挑不出毛病来。孝敬老人嘛，不让老人担心，谁还敢说什么呢？但正是这个百分之一千正确的真理，实实在在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限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因为这句话要求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你不能去，否则就是游而无方，是不孝。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统思想，航海家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只能是勉勉强强地凑到走卒这个行业里，成为为别人服务，传递点东西，或者是传递信息的贱业。这样的贱业，只能和什么巫婆（特指干坏事的，尤其是拐骗人家姑娘的）、小偷、强盗、妓女等排在一起。
　　这样一个低贱的行业，人家郑和能去干，会去干，肯去干吗？
　　3、郑和不是航海家(2)
　　人家郑和肯定不会去当一个航海家的原因是，人家是官，还是个不小的官。郑和，原名马和，云南昆阳州（今云南省昆明市）人，郑和远祖是西域人，应该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回民，宋朝时迁入中原。
　　年青时候的郑和是个倒霉孩子，他先是在云南和朱元璋打仗，当然可能是作为小兵出现的，这就更加大了他的不幸。因为在战争中，那些饱受儒家文化腌制的大官和武将可以选择投降，在新政府里再次谋得一个和原来差不多的职位，但一个小兵的命运却是可能被阉割。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率军攻占云南，战乱中郑和成了俘虏，由于明朝的军队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郑和虽然命大活了下来，但却成了太监。9年之后的1390年，郑和随军到了燕王府，成了燕王的贴身太监。这是一个特别能得到主人信任的位置，尤其是燕王朱棣是要造反的，而郑和“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勚”，非常适合当个情报员什么的，所以深得燕王的信任。
　　燕王朱棣在朱元璋病死之后，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的郑村坝（在北平东南）一仗，是关键一战。在这战役中，郑和建立军功，朱棣赐他姓“郑”，自此，改原名“马和”为“郑和”，同时又升任为内官监太监（正四品）。
　　这个内官监太监虽然是太监，但品级可不低，是正四品。按明代官制，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明代州的概念不相当于现在的省，而相当于现在的县。但官名上仍尊称为州牧，与知县并称牧令，只有正七品。如果说当时的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那么比它高三级的知府就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可能，明朝的府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知府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市长，但级别上低了一点，相当于副部级干部。
　　大家想象一个，一个副部级干部，可能去操执一项和什么小偷、妓女排列在一起的贱业吗？可能会冒着被当时的大儒们用唾沫星子淹死的可能，去外出远游吗？不能！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航海家的帽子戴在郑和的头上，不是郑和的脑袋瓜子太大，而是这顶帽子在当时看来实在太小。
　　那么在时间过去1602年之后，航海家已经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职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顶帽子戴到郑和的脑袋瓜子上了呢？还是不能！
　　阿元查了一下航海家的定义，指的是以海上探险或者海上航行为职业的人，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为海上探险、海上航行服务的人。（这个定义是查出来的，如果有更完整的、科学的，欢迎提供。）从这个定义上来看，郑和怎么说也算不是航海家。而那些硬着头皮说郑和是航海家的人，不是想往古代中国的脸上贴金，就是想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有多么的伟大，反而有了一份拍马屁的嫌疑。而且你这么埋汰人家郑和，把人家那么大个官，整到贱业里头去，还真得小心郑和从坟墓里头爬出来，和你拼命。
　　既然说郑和不是航海家，那么他七下西洋干什么去了呢？难道他对大海情有独衷，还是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呢？
　　2、郑和不是航海家(3)
　　前边咱们说了，既然说郑和不是航海家，那么他七下西洋干什么去了呢？难道他对大海情有独衷，还是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呢？
　　当然不是。首先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海上探险，更不是以众人划桨开大船为职业，人家是官方特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在《明史》里头，对于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是这么说的：“永乐三年六月，（明成祖朱棣）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想来那些称郑和是航海家的专家学者们，肯定比阿元更有文化，但阿元还是想给他们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永乐三年的六月，（明成祖朱棣）命令郑和还有他的同僚叫王景弘的，出使西洋。
　　这句位明确了郑和在历史上的定位，他下西洋，从名义上，是做一个外交使者，去西洋各国勾通感情。在这个使命之中，我们看不到一点以海上探险为职业的意思，更看不到一点点以航海为生的影子。我们不知道，有些专家学者们，是怎么从历史中看出郑和应该戴上大航海家的帽子的。
　　再说了，郑和虽然说是皇家大使，是七下西洋的实际领导人，但他本人和航海尤其和探险没有任何的关系。郑和充其量也就是个坐船办事的，虽然也有沉到大海里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性绝不比你被鸡蛋噎死大多少。
　　这么说的理由是，走向大海并不意味着就是探险。那么为什么说郑和不算是个探险家呢？
　　4、驶向大海和探险没有必然联系
　　
　　设立这个题目的理由是，虽然现在的许多专家把郑和下西洋说的多么多么的可怕，多么多么的艰难，整得好象有点探险的意思似的，但实际上，这些专家们太小瞧咱们的老祖宗了。
　　咱们来看汉代，那可是明朝之前一千年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咱们的老祖宗已经开辟了往来于东南亚的航道。《汉书·地理志》里头就说了，当时汉朝的主要港口有日南(今越南顺化附近)、徐闻(今广东雷州市)、合浦(今广西北海市)，从三地皆可扬帆南下，入海后可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洋的东岸。
　　到了三国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更牛了，就拿广州来说吧，当时和广州通商的有大秦(罗马帝国)、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广州起航的商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可以到达波斯湾，甚至到达红海。而且当时的船已经相当的不错，广州到红海的航程，只需在爪哇岛停顿，补给粮食水源，然后便可以直达目的地。说明当时已经能够在深海中长途航行了。
　　当然，更确实的记载是三国时候的一段历史。当时吴国有个交州刺史叫吕岱，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中郎将康泰(生卒年不详)，另一个是宣化从事朱应(生卒年不详)出使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中南半岛古国，又作夫南、跋南，意为山岳。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诸国），这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
　　到了唐朝中期，航海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盛唐已经变成了衰唐，吐蕃控制了西域地区，安史之乱也阻碍了唐人西行，丝绸之路叫人给断了，生意没法做了，怎么办呢？只能从海上走，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旺发达。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里中把从广州到巴士拉港（现在的伊拉克最大的港口）的航线称为东路航道，把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红海航线作为西路航道。巴士拉是波斯湾早期的贸易中心，现在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可能很多人在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时候，熟悉了这个地方。
　　对于唐代广州港的情形，诗人刘禹锡这样描绘：“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广州成了当时世界著名的港口，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印度、波斯、阿拉伯、非洲东岸等地都有商船前来。
　　到了元朝的时候，中国舟帆所及，几达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全部海岸，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海贸易关系。
　　到了元代，出海航行的人就更多了，走的也更远。
　　元代有个民间航海家叫汪大渊的，他在公元1330-1390年之间，两次从泉州出发，航海远游，行踪遍及南海、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为此，他于公元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其中记述国名、地名达96处之多。他的成就和郑和相比，几乎一点也不差（郑和最远也就是达到非洲的莫桑比克）。
　　阿元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把中国明以前的航海简史啰嗦一遍，并不是因为阿元碎嘴子，而是想说明象郑和那样，从中国出发，到达非洲，并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
　　 而且从世界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从中国从发，沿海岸航行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里边的原因是这一路都有国家，也就有城市，只要你带着足够的钱，足够大的船，再带几个好翻译，当然你还不能去惹事，你就能沿途得到补给，慢慢的把船开到非洲去。这也是古代中国人能在元代，就到达东非的最重要原因。
　　也就是因为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人已经到达了东非一带了，而且既然是元代就有这条船路，那么来往的人肯定不少，所以郑和再走上去，虽然不能算旅游观光，但也肯定不能算探险。因为郑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穿着明朝的新鞋，走着前人的老路。
　　更何况郑和穿着的明朝的新鞋也是大号的，甚至是特大号的。他的旗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宝船。据马欢《瀛涯胜览》卷首记载：“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明代一尺，相当于0.311米，所以大号宝船折合成现在的公制，长约138米，宽约56米。
　　这么说大家不容易理解这船有多大，咱们来拿足球场做个比较。足球比赛场地的长度是90米-120米，宽度是45米-90米。也就是说，郑和坐的宝船，比最大的标准足球场，还要长18米。
　　这样的大船排水量是多少呢？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有两万吨。可能夸张了点，但在当时怎么也算得上是万吨巨轮了。
　　前些年，南京宝船厂按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仿制出了一条中号的宝船。船长63.25米，船宽13.8米，6桅8帆，吃水约4米，排水量约1300吨，船上编制约400人。
　　而郑和的船队有多么巨大呢？船队由大小船只百余艘，人员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可能有人就琢磨了，那个大号的宝船形状有点夸张，短粗胖，也太坷碜了。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他们不了解情况，郑和的船队是大使级待遇，虽然水手们不能带家属，但舰队的领导层是可以带的，人家不仅带着家属，而且还带着仆人、丫头和厨师，那船里的地方小了，放得下吗？
　　咱们把郑和的船队和西方的探险船队来进行比较，就能知道为什么说郑和的下西洋相当于观光旅游了。哥伦布的船队只有3艘帆船，其中最大的排水量不到250吨，共有水手约88名；达·伽马的船队只有4艘船，其中最大的排水量只有120吨，船员约160人；麦哲伦船队共有5艘船，最大的排水量只有130吨。
　　而且，哥伦布、比达·伽马、麦哲伦他们，面对是真正的大西洋、太平洋，而郑和的航线怎么说都只能叫做内海航线，是基本上沿岸航行，这样的航海，风险并不大。
　　对于阿元的说法，可能有人会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批评阿元的人也可以整出和郑和一样大的船队来，看看阿元有没有勇气也来上一次。
　　如果说这种坐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轮，在已经知道的航线上来回的溜达，整一大帮子人在大海上转转就算是航海家的话，那么齐景公应该算是第一个。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下章再说.
    5、古代中国有多少航海家（1）　　
　　如果说这种坐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轮，在已经知道的航线上来回的溜达，整一大帮子人在大海上转转就算是航海家的话，那么齐景公应该算是第一个。
　　齐景公可能大家不太熟，阿元给介绍一下，齐景公是姜子牙的后代，原名姜杵臼。史书记载他“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史记•齐世家》，在位58年，国内治安相对稳定，是齐国执政最长的一位国君。
　　说到齐景公大家不熟，但他的一个大臣大家肯定知道，那就是晏婴。晏婴又称晏子，是不会飞的晏子（燕子）。这个晏子身高和武大郎差不多。
　　晏子挺聪明的，奉齐王的命令到楚国办差的时候，人家曾经让他钻狗洞。晏子说什么呢？说到狗国才钻狗洞，结果把楚国人给玩了一道。
　　晏子这个人还挺坏的。齐景公挺喜欢三个大力士，晏子就怕这三个人夺了他的权，于是拿着两个桃，让三个大力士吃。三个大力士都想吃啊，结果吃不着的就自杀了，另外两个一看，好朋友死了，结果也自杀了。这就是「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的典故。
　　说齐景公符合现代某些专家所谓航海家的定义是因为，齐景公喜欢到出海。有这么一个故事，说齐景公到渤海游玩。突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个人划着船就过来了，向齐景公报告说：丞相晏婴不行了，已经进了危重病房了，请大王马上赶回去。
　　齐景公马上命令把船往回开，到了岸上上了马车就往回跑。车夫驾车跑了大约几百步，齐景公嫌车夫驾的太慢，就自己驾车拼命地赶车。
　　但还是觉得慢，干脆自己下了车自己跑回去了。
　　（原文：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驺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不进，尽释车而走。以烦且之良而驺子韩枢之巧，而以为不如下走也。）
　　这是个很著名的故事，说明了齐景公是个很护犊子的君王，爱护自己的大臣，但也说明了他喜欢在海上转悠，具有现代专家们所说的航海家的素质。
　　还有个故事，说明齐景公不仅有现代专家们说的航海家的素质，还符合航海家的条件。
　　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说齐景公有一次到海上玩，一口气在大海上航行了六个月，还不想回去。命令左右的人说：“谁敢先说要回来，一定处死。”大臣颜烛走进来劝谏道：“你在海上游玩了六个月还不回来，假如又有治理国家的人出来，他便为一国之君王，那么你还能在海上游玩吗！”景公拿起戟要去砍他，颜烛就走上前，按住衣服站在那儿等待，说：“你为什么不砍呢？以前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死比干，你的贤能不能与两个暴君可比，我的才干也不能跟关龙逢、比干二人可比，你为什么不砍杀？让我来加入这关龙逢、比干之中不好吗？”景公听了恍然大悟。于是就回朝，在半路上就听说国内已有人要谋取他的政权。
　　在大海上航行六个月，比郑和下一次西洋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么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的人，难道还不符合现在某些专家学者嘴里的航海家的定义吗？肯定是，而且是必须的。这样一整，中国走向大海的时间又往前推了将近两千年，我们的脸上肯定更加的金光灿烂。
　　除了齐景公这个国王之外，古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海上探险家的，还有一位皇帝。谁呢？
    5、古代中国有多少航海家（2）　　符合现代某些专家嘴巴里航海家定义的，还有一个伟大的皇帝——秦始皇。《史记》里头说了，“（秦始皇）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翻译一下就是，秦始皇不仅到过大海，还到过两次。第一就是自己去玩去了，第二次是让方士徐市（徐福）给忽悠了。徐福说在大海里能找到仙人，能找到不死药。秦始皇就给了他几百条大船，几千个人还有五百童男童女，让他去找。徐福找不着啊，就忽悠秦始皇说，不是海上没有神仙，而是神仙都让大鲸鱼（大鲛鱼）给吓跑了，所以才找不到。秦始皇也虎了吧叽的，开着大船就奔着太平洋去了（东海，太平洋是夸张的说法）。在海上还真找着了大鲸鱼（大鲛鱼），结果让秦始皇用大个的弩给射死了。
　　虽然秦始皇用弩射大鲸鱼的事，如果在今天可能会被绿色和平组织所抗议，但在几千年前的中国绝对是个壮举，而且也使得秦始皇的出海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探险的性质，所以说秦始皇更符合航海家的大帽子，是一点毛病也没有。因为秦始皇不仅在海上溜达过，而且还是真正的冒险。
　　
　　符合现代某些专家嘴巴里航海家定义的，还有一个伟大的皇帝——秦始皇。《史记》里头说了，“（秦始皇）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翻译一下就是，秦始皇不仅到过大海，还到过两次。第一就是自己去玩去了，第二次是让方士徐市（徐福）给忽悠了。徐福说在大海里能找到仙人，能找到不死药。秦始皇就给了他几百条大船，几千个人还有五百童男童女，让他去找。徐福找不着啊，就忽悠秦始皇说，不是海上没有神仙，而是神仙都让大鲸鱼（大鲛鱼）给吓跑了，所以才找不到。秦始皇也虎了吧叽的，开着大船就奔着太平洋去了（东海，太平洋是夸张的说法）。在海上还真找着了大鲸鱼（大鲛鱼），结果让秦始皇用大个的弩给射死了。
　　虽然秦始皇用弩射大鲸鱼的事，如果在今天可能会被绿色和平组织所抗议，但在几千年前的中国绝对是个壮举，而且也使得秦始皇的出海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探险的性质，所以说秦始皇更符合航海家的大帽子，是一点毛病也没有。因为秦始皇不仅在海上溜达过，而且还是真正的冒险。
　　5、古代中国有多少航海家（3）
　　和秦始皇相先后的，符合某些专家学者航海家定义的，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大骗子，徐市。说到徐市，大家也不熟，但如果说徐福的话，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那个家伙啊。
　　这个徐市是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的名字，而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徐市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徐福”。可能是司马迁得了老年痴呆，或者是喝酒喝糊涂了，总之人家专家说了，这个徐市就是徐福，徐福就是徐市。
　　这个徐福让我想到了赵本山。赵本山在前些年的春节晚会上，忽悠了好几年，不过是卖了副拐、整了辆车啥的，但人家徐福的能耐可大多了，人家给自己忽悠来的是荣华富贵。
　　话说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感觉老好了，想啥有啥，要啥有啥，说啥是啥。但就有一点不怎么着，人都得死啊，这皇帝也不能例外，这死了不就没有办法再享受了吗？所以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怎么让自己长生不老，最起码也得跟那个彭祖似的，活个七八百年啊。
　　可也是，别说人家秦始皇当了皇帝了，就算是咱们普通平头老百姓，谁不怕死呢？谁不想着多活几年呢？更何况人家统治着那么大的江山，宫里还有那么多的美女等着他去享受呢？所以秦始皇的心情咱们特别能理解，现在不也有首歌在唱吗？“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真的还想祸害你们五百年。”（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曲。）
　　把这句歌词改了一下，不是看不起康熙，而是打心眼里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甚至于可以说他是个最差劲的皇帝.
    5、古代中国有多少航海家（4）　　
　　把这句歌词改了一下，不是看不起康熙，而是打心眼里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而且阿元认为，康熙甚至于算不上一个好皇帝，甚至可以说他和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差劲的两个皇帝。这不是阿元在危言耸听，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当然要把这里面的理由说明白，还需要写上十万八千字，这里只是点一下题。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而且还把好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但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呢，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而且，也正是由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积弱，让康熙可以挥舞他的马刀，让中国再次进入一个虚幻的盛世，错失了进入工业化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座的大好时机。
　　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可惜的是，虽然康熙的身边有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人，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只有天文历法。而他们之所以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想用这个来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天之子，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玉皇大帝。
　　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古代中国没有一点要象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
　　举一个例子，早在明末，中国就有了红衣大炮。当然也有人把它叫红夷大炮的，也就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威力不十分巨大的火器。想来康熙对于这种大炮印象深刻，因为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就死在这种炮火之下，他的亲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但到康熙死的时候，清朝的军队里还没有完全配备这种红衣大炮，这种大炮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来制造和改进这种犀利的火器（仅有少量的仿制）。而就在康熙死去118年后的1840年，英国就是用红衣大炮的改良版，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挨打，去看看 康熙同时代的 彼德大帝 路易十四 在干些什么， 就知道中国 耽误了什么。~~~```
　　
　　中国的宋朝和明朝， 无论手工业、制造业、造船、航海、冶金、兵器、火器制造、国际商业贸易等许多领域还是科技和理念当时已经是世界领先了， 可以说 已经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子。
　　
　　正是 蒙古 和 满清的两次统治完全割裂了中国的正常的发展史~
　　
　　使中国不但在经济科技上更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上从此落后于 世界列强~~~~~
　　
　　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 反思的一段历史~``!~````因为中国至今还沉醉在满清鞑子统治时期的 陈腐的封建意识和奴性气氛中~~~~~~
　　
　　这是另一个网友的观点,供参考,也说明阿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老婆对我对康熙评价不太认可,认为康熙可能是鼠目寸光了点,但毕竟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百姓安居乐业的时代.可能,仅仅是可能,康熙时代的百姓生活还算安定,但这就是老康的功夫劳吗?能用来说明老康就是个明君吗?　　阿元认为肯定不能.
　　第一,这只能说明老康的运气好.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农民的生活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是不是有自己的土地.康熙的时候,正好是一个乱世之后,前朝积累下来的土地兼并现象随着长期的战乱,得到了极大的,有效的缓解.明代的王爷也好,地主也好,贪官也罢,在各路流寇以及入关的清军的杀戮之下，大规模地减少。再加上由于多年的战乱，人口的数量也大大缩减。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实际上，总结中国的历史，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所谓的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虽然大儒们经常把这其中的原因归结为天道循环，归结为明君在世，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大乱之后，造成了财富、土地的再分配，缓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一个所谓的治世，盛世。
　　象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所谓的盛世，汉、唐、元、宋、明、清之前，都存在着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或者是外族入侵。而几个短命的王朝，恰恰是权力和平（当然可能是被迫的）交接的时候。比如晋、新（王莽）等等。
　　对于这个结论，阿元会在大国之路里详细的说说，下边咱们接着说康熙。
　　说康熙运气好的第二个理由是，到了康熙的时候，小冰河时代结束了。对于一个看天吃饭的农业国家来说，良好的气候是农民生活的保证，这也是康熙时候能被人称为盛世的原因。
　　但从康熙末年，贪污腐化成风，国库都快给借空了的情况来看，康熙之所以在许多人眼里是个明君，真得感谢他有个好儿子。否则的话，社会矛盾可能早日暴发。
　　还有一点，被人所诟病的圈地令，是康熙24年才废除的。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
　　　　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
　　　　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
　　　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这么一个造成民怨沸腾的法令，老康同志在亲政八年之后才废除，这算什么狗屁明君呢？
    5、古代中国有多少航海家（5）　　
　　对于火器或者说是热兵器的发展，有人整理了一个时间表。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领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国人发明火药。
　　904年，中国人郑璠发明火药弹，抛石机由抛石变为抛火药弹，火药首次用于战争，开创了热兵器时代。
　　970年，中国人冯继发明喷射火器（捆绑火药筒的竹箭）。
　　1000年，中国人唐福发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国人陈规发明火枪（竹竿火枪，喷射火焰烧人）。
　　1259年，中国人发明突火枪（粗竹筒发射弹丸）。
　　1280年，中国人发明火炮。
　　1346 年，英国人发明发射石弹的火炮。
　　1378 年，德国人发明发射铁弹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发明火绳枪（火绳点火）。
　　1525年，中国人发明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的旧纪元。中国人发明了爆炸弹，但仍然热衷于使用实心弹。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水平的两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燧发枪（燧石点火）。
　　从1525年开始，西方的枪炮技术就渐渐超过中国了。但是从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间，中国的枪炮技术尚能与西方保持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国的枪炮技术大致与西方相当。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衰落的一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从此，中国的枪炮技术固步自封，不进反退，逐渐衰落。中国的枪炮知识和技术开始传承失调。
　　在中国的热兵器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一百年里，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戴梓。戴梓是清初著名的火器专家，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福建的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兵叛乱，进犯浙江。朝庭派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赴闽浙征讨耿精忠。戴梓以布衣应聘从征。在军中，他向杰书献上了自己发明的“连珠铳”。“连珠铳”又称“连珠火铳”，是一种后装、滑膛、单发的燧发枪，但它能预贮弹丸28发，并使装填弹丸与击发联动，从而简化了装填手续，大大提高了发射速度。戴梓之子戴享曾介绍说：“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如果戴梓的儿子没有说谎的话，这种“连珠铳”相当于后世的机关枪，起码也是连发枪。
　　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在西方，仅仅凭着自己的发明专利就可以成为一个瓦特、爱迪生那样的大富翁。但在古代中国，戴梓的下场并不怎么样。
　　康熙十五年(1676年)，以收复江山城有功，戴梓被授予道员。耿精忠叛乱平定后，戴梓随杰书到了北京，受到了康熙的召见。康熙知其能诗善文，就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讲，与高士奇同时入值南书房。不久，又改值养心殿。大家请注意，戴梓是当官了，也受到了重用，但原因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能诗善文。
　　在历史上戴梓还露过一回脸。当时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跟康熙吹牛，说他们国家发明的“冲天炮”(又称“子母炮”，相当于现在的榴弹炮)。但南怀仁花了一年也没有制造出来，结果戴梓只用了八天就造出来了。康熙十分高兴，亲自率领大臣去看试验。试验时，只见该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去，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康熙便把这门炮封为“威远将军”，下令把制造者的姓名也刻在炮身上，以留纪念。再次请注意，康熙的高兴并不针对这种武器，而是老戴同志圆了他的面子，破了南怀仁的牛皮，说明了大清是天朝上国，是啥都有，啥都能整明白的。
　　这件事中戴梓无意中得罪了南怀仁，南怀仁便伺机报复。张献忠养子陈弘勋，投降清朝后做了官，他向戴梓勒索，于是两人发生互殴。陈弘勋反诬戴梓，南怀仁等人趁机造谣中伤，诬陷他“私通东洋”。康熙帝竟轻信谗言，将戴梓流放到沈阳。
　　戴梓在沈阳非常艰难地生活了三十多年，穷得只能“鬻书画卖文自给，常冬夜拥败絮卧冷炕，凌晨蹋冰入山拾榛子以疗饥”，当他七十八岁获赦免时，因贫困交加，在那里死去。
　　比戴梓更惨的是他的发明，象珠火铳这种比较先进的火器，戴梓发明后，只能“器藏于家”，没有正式制造装备部队，“乾隆中犹存”，后来就失传了。    而康熙同志不愿意发展火器的原因，还是怕伤了满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为了保住这个优势，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不玩火器。康熙说过，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正因为骑射是满清人的优势，反映的是满人的面子，所以康熙不再发展火器。　　所以有个网友对康熙的评价，相当正确：“听说康麻子（康熙出过天花，有一脸大麻子）一天能打三百只兔子, 以此自矜武功。也许把他放到一个游牧渔猎的部落里， 的确是个不错的领袖，一个一等的弓箭手。但如果放到一个文明古国里， 这显然他就太不着边了。 为了维护他的部落在弓箭方面的优势， 他特别忌讳火器。由此，我只能认为他是一个英明的部落酋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弃儿。”
　　从上边的一大段论述里，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正是由于康熙的混蛋、短视和无能，中国的军事力量开始被西方所超越，从而中国进入了耻辱的一百年（1840年——1949年）。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中国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还要在1840年向英国仿制。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的枪炮技术连明朝末年都不如了。难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
　　我真的希望康熙能再活五百年，用不上，两百年就够了，也许他会亲眼见证他的辉煌是一种真正的虚幻。
　　比康熙更混蛋，更差劲的皇帝是乾隆。1794年，为了和大清帝国做生意，英国国王派特使马戛尔尼来拜见乾隆。
　　为了给中国伟大的乾隆皇帝留下个好印象，英国人精心挑选了给他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枪、步枪、特种钢制造的利剑……。
　　面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乾隆是怎么干的呢？乾隆和他的老爸一样，争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请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游园，让骄傲的英国人遭到了打击，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
　　“……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为了打击英国人，为了证明大清无所不有，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
　　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灿烂，虽然这个面子是由另一些西方国家给来挣来的。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枪炮操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天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枪炮操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天朝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天朝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至于英国人送给乾隆的枪炮，英国人自个儿又拿回去了。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令人惊奇的是，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里，这么多年了，天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枪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以上关于乾隆的文字摘自《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摘这些文字，是因为他们说明了，乾隆是个怎么玩意儿，是个多么混蛋的玩意。他还有他的爷爷康熙，让中国失去了和西方并肩前进的最佳时机，也把中国再一次送进了万丈深渊。
　　关于康熙和乾隆，以下省略两万字，因为再扯下去，大家就不知道阿元想说的到底是啥了。
　　关于康熙和乾隆的内容结束.写这一段是想说明,不能从表面现象来看历史,而中国之所以会迷失大国之路,原因其实就在历史下面.

    回过头来说秦始皇，说他为什么会被徐福忽悠了。秦始皇想多活几年啊，他想的招儿不是大力发展卫生保健事业，也不是怎么给自己打鸡血，他想到的是求不死药。　　记得一个故事，说的是齐桓公。在齐桓公的年代里，紫色染料特别的少。主要是当时没有化学这个学科，当然也谈不上化学工业了。所以那个时候，染料都是从植物里提取出来的。紫色的花少，紫色的染料也不多。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所以当时的王公贵族都特别愿意穿紫色的衣服。这一点，远在上万公里之外的古罗马贵族也不能免俗，他们也认为最漂亮的衣服就是紫袍。
　　这就是审美观念的差异了，如果在现在，有哪个大老爷们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招摇过市，不被当成人妖，也差不多是精神病。但在古代，人们可不这么看。齐桓公就特别地喜欢紫色的衣服，一点也不怕现代人把他当成人妖或者是精神病。也是因为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所以齐国人一齐发神精，一齐紫的发青。最终结果是齐国紫贵，紫色儿的东西，价格上涨，影响了物价稳定，人民的生活。齐桓公就问当时的大臣管仲，咋办呢？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咋办呢？管仲肯定没有学过啥市场经济规律之类的，但人家更有招儿，立马对齐桓公说了，办法非常之简单，只要大王你不穿紫色的衣服，看着穿紫色衣服的人，你就装出一幅各影（讨厌）他的样子就完了。
　　果然，大家伙儿一看齐桓公不喜欢紫色的衣服了，立马谁也不穿了，齐国的物价立马稳定，人们的生活安定详和。
　　讲这个故事，不是说明怎么治理物价上涨，而是说明一个道理，上行下效。
　　上有所好，下必行焉。这基本上是一个必然规律，所以当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之后，马上就有人出来想招儿了。想出招儿来的，是方士。    话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刚刚平定六国，乘兴东巡，到达琅邪。琅邪是秦帝国最东部的一个郡，临近大海。久居西部的秦始皇立琅邪台看大海，只见大海之上海鸥翔集，潮水拍岸，不觉留连忘返，在琅邪一待就是三个月，吃够了海鲜，看够了海景。这个时候，琅邪郡人徐市（福）冒了出来。徐福的正式身份是方士，方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掌握着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往往和长生、丹药、相术、远行、超自然现象、神秘主义者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治史者称之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思是真正的方士，必然身怀真本领。当然这样的人都成了神仙，象倒骑驴的张果老之类，一般人见不着。　　秦始皇时期涌现了很多著名的方士，如卢生、侯生、韩终、侯公、石生等等吧，他们都是在秦始皇开始想着长生不老之后，象大雨过后的蘑菇一样，大批量地成长，快速地出现。徐福是其中最能忽悠的一个，他跟秦始皇说了，那大海里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都是神仙住的地方。山上有不老泉，神仙手里有不死药。但这个神仙可不是谁想见就见得到的，得是有道之人，比如说徐福这号的。
　　那个时候迷信思想可是老浓重了，所以对于徐福的忽悠，秦始皇就信了。按着徐福的要求，征召数千童男童女，斋戒祭祀，派徐福入海求仙人。
　　古代中国——迷失的大国之路
　　
　　5、古代中国有多少航海家（6）
　　要说这徐福胆子挺大的，带着人连年出海找这个不死药，找不着啊，但人家还是敢回来，回来之后还敢去见秦始皇。估计秦始皇见了徐福也没有什么好脸，可能直接就破口大骂了。也难怪秦始皇他老人家生气，徐福在海上已经折腾了九年时间，童男童女都长大成人了，估计孩子都好几个了，这不死药咋还没有整着呢？
　　于是徐福接着忽悠，说什么：“蓬莱神山的药本来唾手可得，只是海中的大鲛鱼（应是鲸鱼）常常阻碍船队的行进，请您派遣神射手和我一同入海，用连弩射杀鲛鱼。”于是秦始皇命令入海的船队配备捕捉大鱼的工具，并亲自用连弩的射死了一只大鲸鱼。
　　射死了大鲸鱼，徐福也等于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再也找不着借口忽悠秦始皇了。于是徐福又朝着秦始皇又要了三千童男童女，还有五谷的种籽和各行的工匠，一去不复返了。有史书记载，“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也就是说，徐福没有找着不死药，但找到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从此不回去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徐福到的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他都应该是中国航海事业的第一人，在某些专家学者眼里，中国开辟航海大时代的时间，又早了一千来年。但现在没有人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某些专家学者面皮子薄，有点不好意思，而是徐福出发的太早了，和后来的航海大时代实在是接不上，所以才忍痛割爱了。而郑和呢？时间、地点都合适，于是郑和才被有些专家学者称为航海家，并请他去开辟大航海时代。
　　还记得孔子有一句名言：“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可是，虽然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并没有真的乘船出海，想来孔子一是舍不得自己好不容易树立的思想界领袖的地位，二是担心海上风波险恶，万一被鲨鱼吃了，哪里还能够摆出潇洒的风度造型呢？所以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孔老二只能是疑似航海家。
　　我的妈呀，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按着某些专家们的定义，那么，我们古代中国是如此的伟大，有着无数的大航海家；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有着波澜壮阔的历史。所以，在这里，阿元向这些专家学者致敬，向麦哲伦、哥伦布等人致哀；向千百年来为了树立古代中国为开辟大航海时代所做的贡献，而拼命往古代中国脸上贴金擦粉的专家学者们致敬，你们的工作量很大，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说了这么多可能的和疑拟的中国古代航海家，阿元真的是打心眼里感到自豪和骄傲，不是为古代的中国人，而是为了能把这些人打扮成航海家的，现在的某些专家和学者。正是你们的伟大，满足了俺们的虚荣心，维护了天朝上国的光辉梦想，但有可能继续迷失我们的大国之路。
　　以上的那么多内容，介绍了古代中国走向大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除了说明到大海上溜溜达达的人算不上是航海家之外，还因为这样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这么早就走向了大海，却没有开辟大航海时代呢？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到大海上溜溜达达的人，却没有产生麦哲伦那样的航海家呢？
　　这是因为面对同样的大海，产生的却是不一样的诱惑。
　　6、一样的海洋，不一样的诱惑（1）
　　
　　曾经，有许多人把古代中国的封闭保守的原因归结于没有走向大海；曾经，一些有志青年，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而在著名的政论片《大国崛起》当中，也把中国人缺少冒险精神，做为古代中国人没有走向大海的原因。所以，当他们分析葡萄牙人率先开辟大航海时代的原因时，说了这么一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葡萄牙人，或者说是欧洲人）那种仿佛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
　　那么事实是这个样子的吗？
　　早在公元前548年左右，齐景公就已经在大海上溜溜达达；和他生活时间相先后的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剩槎浮于海”这样的感叹。如果说仅仅是这两位不足以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早已走向大海，具有冒险精神的话，那么还有在海上射鲸鱼的秦始皇，还有历经十几年背地里海上奔波，并找了个小岛安家落户的徐福。还有那些明确记载在历史上的，明朝之前就开发出来的，从中国到非洲的航线。
　　这些古代中国关于大海的记录，说明的是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向现在的某人想象的那样，面对大海的时候吓的小腿肚子都转筋了，只能甘心当一只早鸭子。
　　　6、一样的海洋，不一样的诱惑（2）
　　
　　
　　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古代的中国人也有无限的好奇心，也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傻大胆，太平洋的波涛，并没有阻拦住他们探索的脚步。
　　而且，这种对于大海的探险，也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汉代的中国人已经远达印度半岛的南部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并以此为中介，使得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连结起来，构成一条贯通欧、非、亚的海上航线。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出使船队曾经到达了红海。唐代的船舶远航到亚丁（今也门）附近，这已经和郑和下西洋的终点相距不远。
　　而被某些人称为具有冒险精神的，愿意投入大海怀抱的西方人，实际上在公元1420年（中国明代）之前，一直不过在大澡盆一样的地中海里泡澡，或者沿着欧洲的海岸，进行着近海航行。直到1420年，他们才向大西洋真正迈出了他们探索的脚步，直到1498年，达.伽马才到达了我们在唐代就已经完成了的探索，他也到达了亚丁湾。
　　由上边的一段讲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古代中国没有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并不是没有走向大海。事实上，我们不仅走了，走的比西方还要早得多。第二，古代中国人并不是胆小鬼，也并不缺少冒险精神。事实上，古代中国人比古代欧洲人虎多了，所以他们不仅满足于向欧洲人一样在近海航行，所以他们会跑到海上去射鲸鱼，所以他们会比西方人早1200年到达亚丁湾。而且，在东汉的时候，著名的虎将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那个）的副使甘英（生卒年不详）就在公元97年，从中国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即波斯帕提亚王国，今伊朗境内）等诸国，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湾）。
　　这样的一群古代中国人，你能说他们缺乏冒险精神吗？你能说他们是胆小鬼吗？肯定不是！
　　既然古代中国人早已经走向了大海，既然古代的中国人并不缺乏冒险的勇气，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面对大海的探险，没有开创大航海时代，为什么古代中国最终会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最终还是让人从海上打开大门了呢？
　　这是一个宿命，这个宿命早在大禹治水之前的时代，就早已经注定。
　　6、一样的海洋，不一样的诱惑（3）
　　虽然东方和西方同时走向了大海，但他们在大海里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在不同的人眼里，看到的东西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象鲁迅说过，看《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那么大海在西方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在大海里看到的，是钱，是利益，是香料，是黄金。而古代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不指有些不听儒家教诲，让钱迷了眼的极少数“中国奸商”）呢，他们在大海里看到的是不死药，是万国来朝的天朝气象。
　　欧洲人从大海里之所以能看到财富和黄金的原因，是因为香料。所谓香料，指的是豆蔻、胡椒、丁香、生姜等调味品。这些在中国人眼里普通到了极点的东西，在欧洲人眼里却相当于黄金。从11世纪到17世纪，香料主宰着欧洲人的口味、财富与想象力，中世纪的烹饪呈现出新的着重点和创意，就是所有东西都必须加香料，而且要有浓浓的色泽，至于香料的昂贵则全然不顾。有一个时期，一匹马与一磅藏红花粉等值，而一只羊用一磅生姜就能交换，一头牛只能换两磅肉豆蔻。胡椒更是昂贵，其价格甚至以单个干胡椒计量。胡椒可以充当货币来交税交租。那个时候，从香料群岛采购一船香料，只需3000英镑左右，而卖到英国市场上价值36000多英镑。
　　那么这些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眼里，也便宜的要命的东西，到了欧洲咋就这么贵呢？
    6、一样的海洋，不一样的诱惑（4）　　
　　第一个原因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欧洲人以肉食为主，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欧洲人的脑子也笨，整不出腌肉、熏肉、火腿啥的，咋办呢？只能是用大量的香料来保存食品。而且对于放时间长了的肉，也就是有味了的肉，只能往里边放大量的香料来掩盖异味。
　　可能有人说了，欧洲人多文明啊，咋能还吃有味地肉呢？提出这种疑问的人，只能说他们不了解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人，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是臭哄哄的。
　　喜欢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人可能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欧洲人，是特别喜欢洗澡的。象很多罗马的贵族，整天的生活是除了吃，就是洗。早晨起来先大吃一顿，然后洗个澡，如果洗饿了，就接着吃。如果洗完了还不饿，咋办呢？整点呕吐药吃下去，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接着吃。（当然不是吃吐出来的东西，而是新做好的好吃的。）但这种喜欢洗澡的风气，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一方面是古罗马的沐浴文化最后沦落成了淫乱文化，一个人洗没意思，于是大家都洗鸳鸯浴，还都不跟自己的老婆洗，整的是性病流行。再一个，古罗马人的水管中含有大量的铅，澡洗多了造成了铅中毒，结果罗马人的身体素质和IQ水平大幅度下降，只能靠打劫来整点IQ、IC卡啥的，使得罗马人最终无力抵挡日尔曼等蛮族的入侵。古罗马的沐浴文明消亡了，欧洲人也开始了长达十几个世纪不洗澡的辉煌历史！    7、价比黄金的香料（1）　　
　　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地区之外，一般人已经没有洗澡的习惯。有些人家中虽然有厕所或洗漱间，但是都很少用来洗澡。在以王室成员为首的欧洲卫道士中，他们更是将洗澡视作堕落的根源，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洗澡，这其中包括著名的查理大帝，维多利亚女王等大批欧洲君主，而他们更是将这种习惯作为其的个人成就大肆宣扬！
　　当时的欧洲人不洗澡，倒不是他们喜欢臭哄哄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洗澡对身体不好。觉得热水会使毛孔扩张，这身体上有窟窿眼了，脏东西不都进去了吗？所以他们不洗澡，但也不能这么臭着啊，咋办呢？用香粉。所以那个时候的欧洲人，离老远闻着香喷喷，等坐近了就臭不可闻。
　　这些大量使用的香粉，也是当时的欧洲人对香料有着浓厚的兴趣的另一个原因。
　　古代欧洲人喜欢香料的第三个原因是黑死病。黑死病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从1348年到1352年，它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薄伽丘在1348-1353年写成的《十日谈》里，说到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空难，实际上是鼠疫。1347年，黑死病肆虐的铁蹄最先踏过康坦丁斯堡—拜占庭最大的贸易城市。到1348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都爆发了黑死病。1352年，黑死病袭击了莫斯科，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法国的马赛有56000人死于鼠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从鼠疫的魔掌中幸寸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疫病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鼠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大人成了鼠疫的第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送葬的钟声就不停的为新的死者哀鸣。甚至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曾由于爆发了鼠疫被迫暂时停顿下来。
　　为了逃避死亡，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他们祈求上帝、吃精细的肉食、饮用好酒……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从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还是不断降临到人间。一些深受宗教束缚的人们以为是人类的堕落引来的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口里还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当然，黑死病也多少有点功劳，由于黑死病肆虐，大学宣布停课，没事可干的伊萨克.牛顿只能用阅读欧内几里的《几何原理》来打发时候，并创立出一门重要的数学学科——微积分。
　　黑死病和香料的关系是，当时的欧洲人认为，大量地食用和使用香料，可以预防和治疗黑死病。从文献记载上显示，当时欧洲人将芳香精油适用在防御传染病的用途上，而事实上，它们也真能发挥降低死亡率的功效。
　　而阿元还看到一条资料，黑死病暴发的时候，巴黎大学的一篇论文指出：预防黑死病的方法是，吃酸菜、佩带宝石和使用香料。
　　说了这么多，大家伙可能就知道了，为什么中世纪的欧洲人，对于香料会那么的疯狂，把香料整到比黄金还贵的程度。
　　7、价比黄金的香料（2）
　　
　　不幸的是，欧洲不产香料，欧洲的邻居非洲出产的香料质量又太差，只能供下等人使用，所以来自亚洲的香料，就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极品。
　　当时的香料，只能是通过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之手，经陆路或者海路从东方辗转运进来，摆到欧洲市场上的时候，价格最少要上涨十几倍。
　　也正是因为香料太昂贵了，所以还产生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个人，扛着一麻袋生姜（欧洲人最喜欢的香料之一）到了欧洲一个国家，献给了国王，国王乐坏了，立马赏给他一麻袋的黄金。另一个人听说了这件事，琢磨着大蒜比生姜还适合当肉的调味品，于是扛着一麻袋大蒜也献给了那个国王。果然那个国王更高兴了，立马给了他更大的奖赏，赏给他了一麻袋生姜。
　　这个笑话只能让现在的欧洲人笑得出来，中世纪的欧洲人可不这么看，他们面对一麻袋生姜的时候，甚至可以选择战争。
　　当时占据要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克里米亚这个东西方陆路通道的，是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人。虽然说现在的土耳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在当时却可以说是第一强国。他们的军队里甚至已经大规模使用了火枪，而在土耳其人面前吃了败仗的欧洲人，从此把发展火枪火炮技术放在了第一位，并最终用这一中国人发明的技术，几乎统治了全世界。
　　面对拿着火枪的土耳其人，当时乱成一团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大概有几百个小国，当然有些小国是在所谓的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这也是欧洲人那么喜欢王者归来的重要原因。）根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估计很有点1840年之后的中国人的感觉，太刺激了，太失败了。这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洲人，人家没有搞什么“欧学为本，土学为用”那一套，而是实实在在地改变，开始了文艺复兴，逐渐走上工业振兴之路。
    7、价比黄金的香料（3）　　
　　
　　看着甘英眼泪汪汪的离开，安息人得意的笑了。他们为什么要欺骗甘英呢？这完全处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天朝的丝绸已经让罗马发了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此产生。而安息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上，因为地理上的优势，他们充当了二道或者三道贩子的角色，并且就此垄断了东西方的丝绸贸易。这让他们赚了很多钱，在天朝并不算很值钱的丝绸到了罗马就与黄金等价了，抛开路途遥远的因素，安息这个代理商在其中的牟利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安息人不希望天朝与罗马直接建立联系：你们天朝搞直销，让我们这些代理商怎么活啊。所以，编个谎话阻止甘英是最好的选择。
　　天朝对安息代理商的地位并不很了解，虽然，天朝也知道安息与罗马之间的一些商业行为，比如，《后汉书·西域传》说罗马：“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中说罗马：“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只是，天朝并不知道安息这个“代理商”大发了横财，他们派人去罗马也并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但罗马清楚这个代理商，他们对安息垄断丝绸贸易牟利非常不满，为了打通到中国的丝绸贸易线路，两国还爆发过战争。不管怎样，安息人的目的达到了，根据甘英的报告，天朝打消了派人去罗马的念头，中西方第一次可能的官方接触就这样夭折了。
　　虽然如此，双方间接的交往还在依靠丝绸之路维系着，丝绸、钢铁等货物艰难的从天朝经过几到贩子的转手，运到了罗马。尽管双方并不是直接贸易，但通过只言片语的传说，双方还是多少了解了对方。前文说过，天朝方面给予了罗马最高的评价，而在那时的西方，把中国叫做赛里斯（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按照希腊语，赛里斯就是产丝的国家。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是这样介绍“赛里斯”的:“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正是有这些二道贩子的存在，让中国，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始终不能有着直接的交通。其结果是让丝绸成了软黄金，香料可以成为欧洲的货币，连中国看不上眼的花椒粒，也变成了银疙瘩。
　　8、到底是谁的胆子小（1）
　　说实在话，阿元特别反对有些专家学者的胡说八道，说什么欧洲人天性喜欢冒险，所以他们没啥事就四处溜达，结果创造了所谓的，富有侵略性的海洋文明。为什么呢？原因是古代的欧洲人并没有中国胆子大。就象前边说过的那样，中国人都远航到波斯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