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蛋怎么切不粘刀视频: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共识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发言之一：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发言之二：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发言之三：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未经本人修改

　　张木生：我听了萧功秦教授讲、纪苏讲、子明讲，有很大的启发，我特别承认萧教授的求实精神，他不仅是一个有心人，而且是一个特别有功力的人。他没有一个主题先行的东西，而是从实践中多用归纳法，少用自己形成固定概念的演绎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我对重庆模式的观察，和我们发展组的老传统一样，就是抓两头，所谓两头一个就是最基层的，一个就是重庆最高层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有一点优势，重庆搞片子，重庆卫视让我做顾问，让我去讲四次，其实我就去讲了一次，赢得了重庆领导层的一定信任，所以黄奇帆召见了我们五六个人，跟我们细谈了两次。

　　另一头就是从基层，这个基层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家干了11年的阿姨是重庆梁平县人，我从这个阿姨这儿讲起，这个小姑娘从16岁一直在我们家，干了11年，我原来从她嘴里，前几年我就没听她说过什么好话，全是坏话，而且都说得很实，比如说他在梁平的一个镇子里，离他们家七八里路，村离这个镇子很近，原来没有路，他们一家三个姑娘，没有一个儿子，这三个姑娘前几年的遭遇确实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是经济上确实发展很快，另一个就是连一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不给人解决。我们家阿姨的两件事使我当时对重庆印象非常坏，一个就是她和邻村的人结婚了，那个人在漠河当兵，漠河的部队给开的证明，允许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她抱着这个孩子回老家，人家是部队批准的，出示了一切手续，结果把她爸抓到乡里吊打，计划生育，罚款两万。最后他们家总算把这个钱凑出来了。另一个，在镇上，她姑姑的院子里，给自己两口子盖了一个小房，又把她爸她妈抓去，说要交税，她问我，我们在自己家院子里盖一个小房，是属于什么税？我这个搞税的人也想不出来有这样的税种，又罚两万。她给我讲了，当时我都不信，说一个镇子里，就有三个地皮流氓、土匪恶霸，寻衅滋事，经常打人，而且打死了人，因为交了钱，竟然这三个人没有多长时间又回到这个镇上为非作歹，而且更加招摇。我说不可能吧，中国司法再坏，也没坏到这样，她说确实就是这样，我不会骗你。

　　七年前，她的一个妹妹被卖到深圳大仓库，其实就是囤积妇女的一个窑子，那年我找了陈慕华，最后去抄，去了八百民警，抄出450个年轻姑娘。她们家三个姑娘在重庆都有遭遇，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确实太坏了，感觉像是水深火热。原来我就觉得重庆太差劲了。

　　这几年家里马路修通了，家里安电话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的宅基地，新村建设之后，腾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场进行交易了，家里通过这个收入拿了几十几万，所以她也不在我们家干了，拿了这个钱和两姐妹买了公租房，而且在重庆就业比其他地方容易了，而且比给我们家干收入要高。

　　我还有一个亲戚是重庆的老革命，叫刘荣华，是双枪老太婆三个原型之一，当过重庆市副市长，她们家孩子原来也没跟我说过重庆什么好话，虽然他们的身份都很高，一个是经委主任，一个是五十铃汽车厂董事长。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想说的，重庆的打黑对于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行动，很多领导对我那句话不满，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地方政府黑帮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觉得重庆后面的一切好事，名声上的好事、民主政治发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础，而且你见到王局长了，王立军之前带着两位上将参观重庆的打黑展览的时候，当时两个上将问，重庆之黑，你是从东北来的，究竟黑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给一个评价。他说重庆之黑在全国只是属于中下，比重庆还黑的地方还真多，而且很多还是发达地区。

　　黄纪苏：他说或者最穷的地方，或者最富的地方。

　　张木生：东北和广东就比重庆黑得多，重庆之所以能打动黑，第一，重庆的黑没有和中央的黑挂钩，第二，重庆的资本家也好，企业也好，还是比较土的，属于没有和世界500强这种特别大的挂钩的，所以一个薄熙来去了就能打得动，要是再高层次的，有很多是打不动的。

　　只实行经济改革，不实行政治和文化改革，使改革变成了一种瘸腿的改革，已使国家岌岌可危，再发展下去，我常说西方找不着北，中国自己也找不到北了，就说我们的黑现在已经黑到什么程度了。打黑是重庆所有能够做实事的基础。

　　重庆实际上黄奇帆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我们真不想叫做重庆模式，但已叫起来了，他说其实我们就是重庆探索。他说重庆探索的实际目的就是要把瘸腿的改革变成一种全方位的改革。我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都是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胶东半岛这些沿海开放地区做的，但是我们是想拿到内陆的尤其是大西南、大西北这样地方的改革的高地，我们这几年的实验取得了几个成功，一个是我们改革的60%的精力用在了怎么对待农村、农民、农业，这是我们费精力最大的。我们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使农民不仅耕者有其田，而且耕者有其产。重庆从原来的七百多万亩耕地，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变成了一千万亩。所以我们政府手中才能有了这十五万亩可以城市化，而且我们这个过程是使农民确实无论多么偏远秀山、彭县等这样远的农村，农民的土地变成一种城市土地市场的地，进行交换之后，比在当地的价格提到了8-12倍。所以农民可以带着产、带着钱进城。第二，而且买了廉租房，我们马上就给他转换身份，而且使农民有迁徙自由，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而且我们有意识地缩小城乡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我们的目标就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农村和城市人口倒三七，现在是70%还是农民，30%是市民。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到了5：5，甚至城市是52%，略大于农村。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使整个重庆的基尼系数是下降的，我们现在也实行了对于全国各地现在都愿意来重庆就业的大学生的定向培训，都有公共教育的平台，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的教育，但是不一定实用，来到我们这儿，我们都给他一个免费的定向的培养教育，教育之后他很快就可以进入就业岗位。因为重庆的财政，别的地方都是两级财政，两种财政来源，我们是三种，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能大力提供上交利润，而不是变成像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国通信那么高的垄断利益，但是这几年才上交5%-10%，我们是30%，国有企业是我们的第三财政，剩下的我们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土地财政，我们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就是所谓的税收分成和中央的转移支付。

　　比如重庆和上海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上海公务员的收入大幅度降低了。重庆让干部动起来、大幅度提高待遇。

　　黄纪苏：原来警官在办公室里打麻将，后来到大马路上站岗放哨，一般都涨了一两千块钱。

　　张木生：他说我不用通过中央，也不用常委会集体讨论，第一次拿出50亿，下一次再接着拿，因为有这个财力，使处级干部能够拿到七千多块，局级干部能拿到上万，一般干部也得有五千块钱左右。这样就使干部感到不仅能够付出，而且只要为人民干好事就可以得到。重庆的渝新欧大陆桥的建设，最难打通的一段就是俄罗斯一千多公里，现在货物可以直接到阿姆斯特丹港，俄罗斯是最实惠的也是最硬的，就是通过那一段，让俄罗斯入股，给了它25%的股份，现在深圳、上海出海关，竟然要到重庆去报关。它的开放，到今年为止，每年能够进一百多亿美元，然后投出一百多亿美元，形成了非常大幅度的对内对外的改革开放，而且都是到阿根廷、巴西去买中国最缺的资源，比如土地。它在那儿加工的豆油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只相当于我们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的一半价格就能做到。

　　重庆敞开胸怀，说真正中国的下一个内需型的改革开放和结构的调整，什么腾笼换鸟、输血式的定向的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援都不是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像上海、广州、浙江、山东这样发达地区，可以到内陆来直接包地区、包县、包省，人财物全来，属于你管。用这样一种梯度转移，形成新的开发。

　　我看了一下，它的银行的呆坏账在全国比例是最低的，所以应该说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的初始状况。薄熙来基本两三点之前不睡觉的，一心一意就扑到重庆的发展上，黄奇帆他们两个确实是“黄金搭档”，珠联璧合，黄奇帆不仅对国内经济非常懂，对金融，因为我们最缺的是金融干部，他也是一个金融奇才。刚才你说的很多我都同意，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你如果还想发挥，你没有选择，要发挥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因为你想找一个能够代替这个组织资源的实在是找不着，所以你在这种权威政治下，与其让它去黑帮化，越来越霸道，还不如就像重庆这样，扎扎实实地给老百姓干点好事。他的唱红其实就像黄纪苏所说的，是想做一种文化再造，但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式。什么弘扬精神，唱念读诵，是想在这方面摸一条路子。

　　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那么小、那么破、那么穷的延安，当时所创造出来的延安文化，我觉得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文化，现在听《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记得我看了一个东西很受感染，也是萧老师写的，就是拿现在的电影，在我们国家就算是比较健康的手机电影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比，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上边花钱，一个星期给《色·戒》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宣传汉奸文化。张艺谋的破东西，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都是上边指示的，其中也有人参加分红的，然后打造什么华尔街。现在中国的文化堕落到极点，重庆只是一个初始，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他是在往这方面想。

　　他说因为我们打了黑，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从基层村民小组到村、到县、到乡，实行中华民族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叫做皇权不下县，元明清之前，这种基层的里长也好、乡长也好，都是基层公推，推出来的基本都是比较开明的乡绅，起码还是比较好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有了这个条件，这和我们打击的“袍哥文化”是有直接联系的。

　　我觉得重庆只是在实验，它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比如打黑一下抓了五万多人，最后判了一万七千人，剩下的是放的，放的部分是不是扩大化，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放的部分是不是就扩大化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说确实有一定的程度。比如李庄这个事就做得很蠢。

　　你好好翻一下从1938-1948年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国家，宪政、公民社会、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所有人的个性解放，包括多党合作，包括取消审查制度，出版、言论、结社、不分男女、种族、财产，包括迁徙等各方面的自由的设计，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资源。只不过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发展组的老传统，希望我们从民间所带动的改革能够借助我们党自己的传统资源，这个传统资源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解放之后，毛把它升格了一下，叫做初级社会主义，到56年结束，那个就比解放前的新民主主义论退了一大步。我最近论证了有七个方面的退步，就像我们当初发展组成立提出来了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这个理想就实现了一个，就是引进市场机制，非常瘸腿，那两个都没有进行，也进行不了，因为我们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个能够和中央对话，就是怎么搞经济，所以从包产到户，也是陈子明说的，杜主任就发明了一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搞包产到户，也可以搞包产到组，也可以搞集体经济，你认为哪个优越就搞哪个，我们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不要说我们想怎么干，而是中国的实际、国际的大环境和国内的小环境能允许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如果不和中央的要求结合起来，你们将寸步难行，而且也走不通。当时杜主任就说你看很多出发点都是很好的，包括竞选等等，由于没有和基层老百姓相结合，也没有和高层的接受度和允许度相结合，结果都走不远，我们不管怎么着还是走到了80年代末，吹了。

　　今天中国现在又到了这一步了，我们现在想设计的就是我们的老师那一辈，比如杜润生也好，包括刚开始支持我们的邓力群也好，后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他们都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笔组织资源，没有组织资源的背后是没有财政资源，后来他们都变成单个。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得有财政资源，然后再形成组织资源。像当年我们老师他们那样，再根据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需要来搞进一步的中国的发展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