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温州病”

温州的金融危机是其诸多病症的集中爆发所致，但其病根不在金融本身；金融恐慌终将过去，但困扰温州的深层次问题，在危机后还会继续存在。　　
 
　　温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纷乱的民间借贷、难以监管的投机热潮、产业空心化、实业萎缩，令温州研究者和历届主政者都感到困惑和焦虑在金融恐慌达到最高潮的9月下旬，财新《中国改革》记者来到温州。
 
　　与本地经济研究者和企业界人士交流后，记者注意到，事件本身固然令人震动，但他们更愿意透过风暴眼，探寻更深层次问题。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场金融恐慌终将过去，而困扰温州的深层次问题，在危机过后还会继续存在。
 
　　一位熟悉温州经济的人士告诉记者，温州的困惑实际上已经持续十年之久。记者拿到的一份提供给领导参考的报告说，温州经济是“抢在起点，停在拐点”，进入新世纪后，温州经济改革先发优势逐步弱化，“导致温州错过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的确，最近十年来，温州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无论在浙江省内同杭州、宁波、绍兴相比，还是同省外城市如苏州、深圳和大连相比，都越来越处于下风。面对这种局面，不管是温州主政者还是研究者，都充满了焦虑。当地观察人士把困惑温州的问题，称作“温州病”
 
　　此次金融危机只是诸多病症的集中爆发。
 
　　各方信息显示，“温州病”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借贷乱象纷呈；二是民间资本遭遇“天花板”；三是产业空心化，实业萎缩。
 
　　而这些“病态”发展特征直接带来的是投机盛行，温州经济金融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改革力度不足，金融管制催生高利贷乱象
 
　　看似坚固的民间信用链条，与变幻莫测的资本游动，共同形成民间借贷繁荣的根基，同时，也让温州民间资本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或明或暗的民间借贷以及其中的高利贷，在激活温州经济的同时，也激起了温州民间资本的短期、高额逐利冲动。后者成为“温州病”在现象层面最为突出的表征。
 
　　在温州借贷风波正直高潮的9月底，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向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企业倒闭、老板逃离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放贷人自身难保，一听到风声，开始躲避。
 
　　第三阶段就开始影响到银行，很多民间借贷都与银行资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阶段是影响社会稳定。
 
　　“体制外金融出问题会影响到体制内，如不加以控制，可能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
 
　　上述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温州，民间借贷活动是普遍现象。观察者估计，70% 的公务员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认为，现在“说温州90% 的家庭都在搞民间金融，一点都不奇怪”。浙江新世纪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超认为，温州现在整个金融环境不佳，“人人都在搞借贷”。
 
　　企业涉及民间借贷的情况，可能已超过外界的想象。温州市瓯海区曾做过一次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05 家中小企业中，有90 家涉及民间借贷，其中有32 家企业初始创业资金没有银行贷款，完全靠民间借贷筹资。
 
　　银行业机构员工参与民间借贷，在温州似乎是“公开的秘密”。温州银监局负责人称，的确有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所幸的是，没有涉及银行资金”。但坊间多有传言，有银行内部人员利用各种渠道套取银行资金，参与民间借贷。
 
　　数据显示，2010年月，温州民间资本参与民间借贷的规模为800多亿元，到2011 年月，这个数据上升为1200 多亿元。据估计，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主要有企业、居民，分别占30%、20%，外地流入资金占20%，温州方面没有指明另外30% 的来源。
 
　　企业成本的普遍上升，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规模，借贷利率随之水涨船高。温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月-月，民间借贷利率在23.01%-25.44% 之间浮动，8月、月超过了25%，温州方面认为这已经“处于阶段性高位”。而民间流传的数据是，现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月息最高已达15%，也就是说，年利率是180%，短期利率都在30% 左右。
 
　　在高昂利息诱惑下，民间资金逐级汇集，通过某种途径以更高的利息被急需资金的企业拿到后，也把风险推到了最高点。一旦企业出问题，在约定时间内无法偿还“高利贷”，损失就会波及所有环节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对于目前的借贷危机，接受记者采访者多认为有一个基本逻辑链条：2008年-2009年，银行资金充裕，有的甚至主动上门“求贷”，但在银根紧缩后，银行又惜贷。企业急需资金时，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贷款，银行追着还贷，这个时候，企业只好转向民间借贷。而一般来讲，企业的民间借贷利息都很高，一旦没有后续资金，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在长期形成的民间信用环境下，民间资金对借债企业的业务前景无法做充分风险评估。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有些企业盲目扩张业务范围，“多数企业家缺乏风险意识”，等到银根收紧，“想用资产作为抵押，银行都不要”。
 
　　“保护正常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高利贷活动”是政策层面一贯的态度。一般认为，目前法律上认可的正常民间借贷，是指约定利率在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倍以内的借贷行为。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则属于非法借贷，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至于为什么是“4倍以内”算合法，而“倍以上”就是非法？利率多高属于高利贷？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这也是民间借贷阳光化的提倡者和鼓吹者一直在批评的问题。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民间借贷古今中外一直都存在，利率是双方协商的，这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应该去指责。现在有些企业面临的情况是，“不借高利贷马上就死，借了高利贷死不死不一定”。
 
　　排除个别非法借贷的现象，大多数实际上是正常的资金需求，而正常的资金需求本来就不应该通过民间借贷解决，正规金融机构应该负起贷款责任。
 
　　当地企业观察人士直言，企业倒闭、老板跑路，最大的推手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银行。在企业困难时，银行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釜底抽薪。
 
　　记者走访的多位当地人士有一个共同看法，就是“改革力度不够”
 
　　温州之所以出现民间资本借贷市场乱象，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改革和对民间资金的引导力度不足，金融管制难以松绑，拉大了民间借贷和银行机构之间的利息差距。而现在，是使其阳光化的最好时机。
 
　　民间资本游资化，金融投机成为泄洪口
 
　　国有资本一直在和民间资本争食投资领域，这让本已游资化的民间资本难有盈利空间，金融投机就成了一个“泄洪口 ”
 
　　其实，从根本上说，温州和全国形势无异，正如众多批评者所言，温州资本出问题，是源于长期形成的制度歧视，监管瓶颈无法打破。“利益集团力量太强大”，包括马津龙在内的当地人士，都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从正规资金流向的主导力量上讲，贷款权力基本都掌握在银行手里，它们拥有强大的资金话语权。
 
　　“整个银行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很多情况下，中小企业难有足够分量的谈判筹码。
 
　　银行的逐利动机与风控意识，看似无可厚非，但是在有“政府信用”
 
　　作担保的国有经济领域，他们未必会像对待民营企业一样谨慎与无情。
 
　　政府与银行常常是“强强联手”，在宣称“改善民生”的政策氛围中，把国有经济“做强做大”的热情不断高涨。
 
　　相比民营经济，温州国有经济长期处于下风，但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根据温州“十二五”规划，五年内将投资1万亿元于十大工程，包括城建、交通运输、港口航空、现代服务业、工业和国有资产投资等。为此，温州还曾去重庆“取经”，学习后者“八大投”的国资运行模式。
 
　　按温州的政策导向，这些领域也是欢迎民间资本进入的。但体量庞大的民间资本，分散在民间，很多个体规模还是比较小，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整体。因此，这里存在一个现实悖论，即使国资平台不拒绝这些小体量资金，它们也因为要追求短期高额回报，极有可能选择去投机，而没有兴趣进入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等领域。
 
　　这或许正是疏导无方的一种的表现。尽管温州市政府曾发布过《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关键领域的制度门槛高，民间资本进不去；而完全放开的领域，回报率又低，民间资本不想进入。
 
　　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利润丰厚国有垄断行业，而且国有资本一直在和民间资本争食投资领域，这让本已“游资化”的民间资本难有盈利空间，金融投机就成了一个“泄洪口”。
 
　　温州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位权威人士亦承认：由于投资实体经济的资本收益率远低于投资金融资产，加之稀缺资源的升值预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民间资本由产业投资向金融资本转移的迹象较为明显，从事实际生产经营行为相对收缩，资本逐利、套利活动增多，开始显现游资化倾向。
 
　　如何疏导温州超过6000 亿元而且相当分散的民间资本，的确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一道难题。按众多学者提出的市场管理原则，对民间资金“宜疏不宜堵”。而现在好像都在堵，没有进行很好的疏导。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其微博说，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投机只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缺少投资机会，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而这背后的原因又是“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资金没有出路，便涌向看上去赚钱容易的金融领域。
 
　　“国进民退”的直接后果，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遭遇“玻璃门”
 
　　和“弹簧门”，无法满足其投资意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结构调整后继乏力，产业空心化隐忧频现
 
　　持悲观态度的当地企业观察者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业务订单，被迫停工甚至倒闭，而现在，温州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1%-3%，即使有订单，企业却不敢接，也不愿意接。2011 年，温州企业的困境“恐怕比2008 年金融危机都要严峻”。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月-月，仅温州市监测的855 家重点企业中，76.7% 的企业资金面偏紧，比上半年提高28 个百分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重，也是导致其生存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位企业主向记者讲述的情况与很多学者的观感相同：
 
　　房地产业萎缩，财政收入下降，地方地府把财政收入的压力，转嫁给了中小企业。
 
　　企业外迁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因对政策导向产生质疑，且对生存环境缺乏信心，在外省市以极具诱惑力的“优惠政策”吸引下，把投资重心外移，成了温州一些企业家的最终选择。据当地有关学者的估计，温州每年外迁的企业在1000 家左右。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也在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讨论中说，温州的第一桶金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就被逼出去了，同时带走的还有企业家资源，人力资本的逆淘汰使得本土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力。
 
　　上述迹象表明，温州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都陷入尴尬境地，“产业空心化”的担忧逐渐加重。
 
　　早在2010 年月，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就发布分析报告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外迁和资金外流，致使温州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有观点认为，投资率偏低也是“产业空心化”危机的一种预警。
 
　　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9 年，温州投资率都在31%-37% 之间，比浙江省的平均投投资率低了10 多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少了20多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城市平均相比，温州投资率和投资增速分别低了13.6 和10.6个百分点，排名都是垫底。
 
　　记者在走访中，有企业人士说，现在温州的很多企业，有些只是一个融资平台，拿到钱以后，外人很难知道这些钱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投资实业不赚钱，搞投机说不定还能赚一把。”显然，民间资本由产业投资向金融资本转移的资金运作方式，对改善温州投资环境、提升产业层次、提高要素生产率都极其不利。
 
　　尽管温州官方在极力否认当地“产业空心化”之说，但其产业调整滞后、传统产业生命力不强却是事实，“在温州企业日子好过的时候，没有人去想是不是会后继乏力，温州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是滞后，能拿出多少高新技术产品？”与苏州、杭州、宁波、深圳相比，温州已经落后了。
 
　　“投机热”难消解，经济金融化负面效应凸显
 
　　温州经济出现信用化、虚拟化趋势，与实际资源的依附关系与直接联系越来越弱，金融投机早已盛行“经济金融化”阶段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投机盛行，如果监管缺失，很容易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而温州可能已经开始面临经济金融化的考验。在民间资本游资化、产业空心化背景下，温州资本更多的表现是“炒”：炒房、炒矿，甚至单纯的“炒钱”，投机特征非常明显。
 
　　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说，如果一国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行业有大量资本流入逆转，该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问题。他指出：投机热一般都是在货币和信贷扩张的助长下加速发展，有时，很可能是由于货币和信贷最初的扩张才促成了投机狂潮。
 
　　相对备受争议的中国整体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而言，温州本地的货币数据轨迹也遵循了全国信贷扩张趋势。从2001 年到2010 年，温州本外币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约为25%。其中，2008年温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348.80 亿元，增长20.3 %，2009 年是4486.68 亿元，增长34.0%，2010 年是5516.68 亿元，增长23.0%。
 
　　2001 年到2010 年的十年间，温州GDP 的增速是12.3%。值得关注的是后三年。2008年，温州GDP 为2424.29 亿元，增长8.5%，2009 年为2527.34 亿元，增长8.5%，2010年为2925.57 亿元，增长11.1%。从后三年各年的贷款使用率（GDP/ 贷款余额） 看，2008年为0.72，2009年为0.56，2010 年为0.53，比全国水平分别低了26、29、26 个百分点。
 
　　同时，在信贷投放总量与增速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后三年温州经济总量增速均低于十年平均水平。
 
　　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规模越小，对贷款使用率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
 
　　因此，从这组数据看，极有可能存在一个问题：信贷资金对实体经济拉动乏力。
 
　　温州市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承认，由于利率“双轨制”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
 
　　为了把信贷资金更多引入实体经济，中国银监会曾发布“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难解。
 
　　令人担忧的是，温州资本从实业领域退出，广泛进入房地产、证券、民间借贷等领域。有企业研究人士指出，稍具规模的民营企业业务构成多是“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三分天下”，且后两者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有学者认为，“货币化”也即“货币存量的较快增长”是经济金融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的主要表现。而温州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与全国同步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趋势，还有其信用性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
 
　　银行的地位有所下降，经济出现信用化、虚拟化趋势，与实际资源的依附关系与直接联系越来越弱。
 
　　如果经济金融化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么当前的温州，可能还没有做好适应其发展规律的准备。长期积累的诸多风险及制度、结构弊端，总是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加之体制优化、制度变革步伐缓慢甚至停滞，让曾经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的温州，经历了一场掺杂财富幻灭与生命消逝的金融恐慌。
 
　　当然，不只是温州，在浙江省内的宁波、台州等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在广东、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借贷风波时有传出，它们的形成机理大同小异。而温州的情形，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那么，“温州病”会不会一路扩散？
 
　　此次借贷危机和金融恐慌，会不会是未来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预演？
 
　　反观温州当前现实，短期来看，目前的救急措施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燃眉之急，但至今，还在不断出现不利民企生存的坏消息。即使“国九条”（国务院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等九条措施）能够表明政府的救助决心，但按众多专家的说法，这也非治本之策。甚至有舆论认为，“国九条”有使民间借贷来源“干涸”的危险，会拖垮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
 
　　更令人担忧的，温州各商业银行在危机期间因为行政压力而放出去的资金，会不会推高温州整个银行业的坏账率？温州银行业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风险？
 
　　有经济学家认为，“定向宽松”
 
　　的救急资金“还是会流到实业之外”， 因为投机热一旦形成，短期内无法扭转。如果此轮借贷风波扩散至银行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规模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国式次贷危机”或许就真正从温州开始了。
 
　　悲观者的看法是，这种可能性最早将会在2012 年出现。

中国改革

2011年12月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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