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学实验报告答案:张东荪：历史的中国拒绝宗教

作者
盛邦和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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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历史的中国拒绝宗教
张东荪是一位有建树的哲学家, 他引进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别具特色的建议。尤其他关于民族宗教的表述启迪人思。
一、中国文化"今后所应走的道路"
张东荪说：寻找中国文化应走的路是艰难的，这里需要历史的责任感觉与良心的自觉，需要有不做"拉拉队"的独立思考精神与亲躬实践的态度。
张陈言："我所说的全是从心坎中流出的"，言论具真诚性，原来古人有思想，著之于文字，无不是出于本心，从来没有以言论为他人作工具的。出卖"理智的良心"最为可耻，现在报纸的言论都是代人说话，固不必论，而最奇怪者，是学者们也"做他人的拉拉队"。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敢于说真话，在未说以前，先以口问心，是否所说即为真正所信，"必须真信仰之不摇不动，方敢说出"。唯有能说自己的真话方能有真学问，不然就只有"宣传"而无"学问"。对于真理愈切实，则对于言论便愈尊严。凡甘为人"拉拉队"的皆将真理与人格作商品出卖，实为可悲！他强调："我以为非矫正此风不会有学问，不会使文化有进步。"
他还说，坚持文化的良心是因为总抱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不欲文化之停滞"。 张写有《思想与社会》，第五章是《中国的道统儒家思想》，表述自己的学术目的云：除了有纯粹的学术研究目的之外，还兼含有一个目的--借此探询"中国今后所应走的道路"，即中国文化所应该走的道路。他说："我们既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今后的文化可以走上那一个路向，变成那一个样子，自不能不有所希望主张。所以纯理的研究与所悬的期望，往往会自然而然一致起来"。 显然，张的研究一方面有"纯理的研究"，而更多的是要探询中国文化应走的路。
他似乎不是一个纯然的新儒家 ，他对中国儒家思想抱着批评审视的态度。就拿儒家思想的内核之一"礼"来说，他认为中国古代确有法治与礼治思想的区别。法治的主张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礼治的思想到后来已经行不通。他论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的礼治思想"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社会"，而现在中国社会已失原样。儒家有两个思想柱石。"一个是天的思想"，一个是"礼"的思想，意想不到的是后来"简单的社会"变成了复杂的"大社会"，"礼"也就用不上了，"礼的思想失其功用"了。就此，"儒家的思想就算亡了一大半"，这是时势所演，不得已然。他也不是一个纯然的西化派。他好象什么也不是，他只求在"文化建设"的合唱中，谱写自己的音节，发出自己的声调。
二、创出"心"的"架构"
张东荪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关心哲学，认为哲学是理论知识的代表，应该与实际的生活有所联系。他得出结论：理论的玄想总要和现实接轨，总要和人群遭遇。真正的哲学必须走出书斋，和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对人生起指导的作用。如此，"玄想"不再为其"玄"，而为切实有益、真实宝贵。
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云，"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趣"。 诚如王国维所说，中国实无"纯粹哲学"，中国有的是"道德"的哲学与"政治"的哲学，其中尤以政治哲学的特点最为其显然。哲学家无不要兼为政治家，因此中国的哲学离普通大众实在太远，其为政治服务，为皇帝的统治服务。其宣扬封建的道德，有悖人民的基本生活欲求。如果说中国有哲学，这样的哲学如何能与"实际的生活与人生"发生联系呢？
本来哲学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与解说，哲学由此走向人间，进入每个人的世俗之心，然而可惜的是中国的哲学虽有对人生的诠释，却纯然为封建统治服务，内含极大的政治功利性，这就将哲学与人生最切近的一环破坏了。
当代的知识界总是高谈人生观，人生观固然说明人生在世应该怎么做，做什么，但明白这一点之前，必先须知"人生"是什么？诚如张东荪所说：人生包含着两层意思，即一是人生的本义，二是人生在宇宙中的地位。
笔者以为，哲学本来是可以解答这些问题的，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出了问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中国，任何政治社会思想都追求其理论体系的严整，都制造出一个"人生观"。是故，中国的人生观成了政治思想的附属，"人生哲学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哲学的悲剧。事实是如果要真的改造中国的哲学，使其脱离 "政治哲学"的窠臼，而成为独立的、自有可为的真正的人生哲学，就要打破中国传统的哲学的构架，就应该将哲学（这里主要说的是人生哲学）从封建政治思想束缚中解套。
为了创造"新"哲学 ，张东荪是做出一定的努力的。如杨凤麟说，他在哲学上自称是一个"存疑的唯心论者"，他创说哲学与认识论的"构架"论云："我们这个宇宙并无本质，只是一套架构。这个架构的构成不是完全自然的，而必须有我们的认识作用参加其中"（《认识论》）。张又说：人类的知识有四个层面，其一是外界架构。外界只是一个架构，至于这个架构到底是什么，"则不能知道"，但可以肯定其在变化中，而不具"呆定性"。 其二是所谓感觉。他说，感觉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东西，虽由外物唤起，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其三是造成者。一切所见的物体都是造成者，如椅子、桌子等外在的东西，但又不是一个"自身同一"的东西，其实只是观察者用自己的"知觉"而造成的。第四层是"解释"。 以上是张东荪的思考，他似乎要用这样的哲学去替换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
世界绝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通过宗教对民族全体进行文化整合。宗教中有哲学，有关人生观的哲学，许多在宗教教义中被解说清楚，而宗教仪式的进行与教义的传播，无形中将人生的目的做了宗教式的诠解。中国能不能这样做呢？中国有没有宗教呢 ？如果中国没有主体宗教，又靠什么来树立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的呢？
张东荪将中西宗教生活作比较得出结论：西方希腊式的宗教生活到了罗马帝国统一就宣告结束了，然而马上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宗教生活。这个宗教生活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消灭。西方宗教的另一个十分醒目的特点是"到了后来西方的宗教与政治总是二元的"。他评论宗教在中国的地位说：中国曾经有过宗教，其形式与内容与希腊式的宗教很有相似之处，只是到了春秋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天道远人道迩"的理论。与此同时还有"天何言哉，四时行也"的议论。"儒家虽不废天道，然而已将他推而远之"。
张东荪的说法有道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对宗教取压抑态度。其原因很清楚：宗教一旦发展，将具有自己的独特权威力量，将与皇权鼎立抗礼。就中国政治而言，政权的高度统一与权威的强化是重要的特点。这也是东方政权组合的一个特点，是被东方社会特殊形态所规定的。为了防止权利的分散与精神统治力的削弱，不允许宗教权力的扩张与张扬。儒家疏远宗教的思想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到了后来，遂至渐渐把宗教正好化淡了，而几等于零。所以中国只有政治而没有宗教。换言之，中国的情形大致变为政治一元化了宗教成为不甚重要的了。"张说，这也是"中国的特色"，这种以政治为主要的思想，在言语方面也可发现有些关系。如孔子主张正名，其实这不是孔子一人的主张，乃是一个被确定的主体思想，其本质是"维护当时社会秩序之道"。既然中国的宗教已经被政治冲淡，既然中国的政治哲学的目的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中国的哲学（主要是儒学）就无法与中国人取得直接的精神沟通，于中国人"心"绝无热忱的关照，所谓的终极关怀也显得如此的凉薄，对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建设力更显得软弱。
中世纪的中国抑制宗教，没有宗教为其精神主体。这是张东荪所认识到的，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国情。既然如此，张就提出以哲学代宗教（这与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让哲学走向社会，回到人民最普通的生活中，融注到国民的深层内心。依此作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梁柱。他要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将是中国人的精神体系与心灵世界的大体构造。也许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此发愿，也堪可嘉。叶青曾是张东荪的批评者，但也承认：中国在五四时期才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彻底否定，"现在固然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是首先要算张东荪。"他还说如果论梁启超、陈独秀是近代中国哲学启蒙运动者，"那么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的建立人"。
三、"道统"的再释
笔者注意到张有所谓"道统"思想。他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设有《中国的道统--儒家》、《中国的道统--理学思想》、《西洋的道统--耶教思想与社会主义》、《西洋的道统--民主主义》等章节。《中国的道统--儒家思想》一章云：自己所要论述的是将形而上学的玄学思想与社会思想、政治理论打成一片，"这样的一套思想都是为文化需要所决定的"。这一类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各方面牵连着。"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便可总名之曰道统。"
关于道统，李锦全先生有以下的论述：此为中国儒家关于传道系统的学说。"唐代韩愈为了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与佛教‘法统‘传法世系相抗衡，乃仿照佛教诸宗的法统，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宣称‘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表示要象孟子辟杨墨那样，决心肩负起卫道重任，与佛老进行坚决斗争。宋代朱熹进一步将韩愈儒道传授系统的思想，概括为‘道统‘，而把韩愈本人排除在外，认为上继孟子的是二程。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传，至程颢、程颐才‘实继孔孟不传之统‘。"尔后《宋史·道学传》充分肯定朱熹继承儒家‘道统‘的地位。
应该说，张东荪的"道统"论与中国儒家的道统论良有关系。他论儒家于宋明时的变更，并说明此为道统的延续与发展。既然使用"道统"这个概念，在思想的深处已经承认儒家思想实为中国的道统，有其一贯的传承。
不过他还是将"道统"作了独自的解释。他说自己所说的道统，"并不与中国历史上固有的‘道统‘二字完全同其意义。中国固有的道统这个概念其中主要的成分有排他性在内"。 他主张自己的道统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即使孔子所排斥的杨墨也与中国道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由这个大统分出"。这样，在张东荪那里，道统也就有总述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广泛意味。他一方面沿用了中国传统的道统的概念，说明自己对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的决心与信心，另一方面又将道统论做自己的解释，将所应继承的文化从儒家一家，扩展到中国优秀文化的全部。如果说传统的道统观说的是儒家思想的千世一系，承接不断，那么张东荪的道统说的是广义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光大。当然在张东荪的心目中，道统的主线还是儒家。他不否定儒家在中国文明史所占的主体地位。这样，当他关注中国文化建设时，目光所投主要还是儒家。
他还主张道统的延续当有对外界思想的吸收，从而是动态的与开放的。他看到中国道统也出现过断裂的危机，只是到宋明时期，才有理学出来发生影响，"继承其统"。中国文化的道统由此方不绝如缕。他也看到宋明时期中国道统的接续与佛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张东荪认为：理学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都经过内心的两段式变迁。第一段由释入儒。不能保证这些理学人物是否真正进入佛学的堂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释"对儒必有影响。然后第二阶段，儒家出现对佛教的不满。"辟佛老"思想的发生，已经开了理学的先河。
他指陈：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佛教宗派，与佛教原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具有中国色彩的佛家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出世的气味渐淡，而把入世等同于出世。"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传统心性，事实上中国从根本上就不喜欢出世的思想。
张一方面认为理学的发生与佛教有关系，但也不同意说理学乃是全然接受佛教影响的结果。中国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理学的发生也是中国思想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他寻找到中国宋明理学的真正的思想源泉还是思孟之学，尤其是孟子的思想。他直说中国理学是从孟子来的。宋明理学所重视的"理"与"心"字都是"由孟子而开始其重要地位的"。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之同然者理也、义也，这些思想在宋朝与明朝的思想中被突出地体现出来。其中有注重理的，有注重心的 。前者形成了朱熹的思想，后者则形成了王阳明的思想即心学。
由上可见，张东荪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并知晓中国的文化国情，要为扩充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建立中国人的信仰殿堂做自己的努力。他选择了哲学，认为建立一个新哲学体系是达到以上目标的唯一路径。他引入西方哲学，又对中国的传统割舍不断。他主张道统观，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
人心如何？是对生存意义的思考。社会如何？是对生存客体的思考。哲学如何？是对人心、社会何以如此的总量思考。假如我们有幸能够将此三个问题结合起来，从哲学层面细细推问，即使获致一点起码的收获，也即获得莫大的欣慰。大凡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大抵都在这些问题上上下求索，以求得至少让自己些须满意的结果。不能说，张东荪的种种思想真的就顺应历史，但是他是在做真诚思考的，凭着这一点我们还是对他的思想成果给予恰当的赞许。
阅读次数：1612发布日期：200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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