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生哲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

现代西方人生哲学产生于科技和工业迅猛发展、危机和战争席卷全球的19世纪末叶，并以其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浓郁的悲观主义与18、19世纪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19世纪的哲学家虽然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也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他们相信理性和科学，相信历史的进步，相信人间的天国就座落在不远的将来。可是，哲学家们并没有看到人间的天国，相反地却看到了由于危机和战争使欧洲大陆几乎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虽使社会财富大幅度的增长，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得以极大的改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成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成为无情运转的机器中的可以任意调换的零部件的压抑感和茫然感。紧随技术工业而产生的冷酷板滞的官僚政体又使得作为个体的人无足轻重、软弱无力，一纸证明或者一纸判决，就能使你或许飞黄腾达，或许从地球上消失。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粉碎了西方人以理性崇拜为核心的自恋心理传统，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正如雅斯贝尔斯斯文在《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的学术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已经再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那种虽在彼此敌对中，虽在生死决斗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间有同仇敌忾的东西了。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

世界大战的炮火使数千万人横尸欧洲大陆，也窒息了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人道貌岸然主义精神；现代科技和大工业碾碎了人性和良知，将许多青年推向了自甘沉沦、纵欲享乐的泥潭。传统的西方文明崩溃了，生命意义的支柱倒塌了，西方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瓦解了。现实充满着混乱和灾祸，未来是一片昏暗漆黑，倒退到过去的路也早已堵死。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哲学家们唯一能做的工作，是对迷失了前进方向的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做出哲学的概括与诊断；满怀惊恐和忧思的文学家也从现代人悲观、迷惘、倦怠的生存状态中找到了描述的对象和主题。他们与哲学家携手合作，相互影响，一道探索前行，从而导致了与倦怠病弱的人生哲学相呼应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

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促使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剧变，“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非常响亮。在这种口号的引导下，培养和造就了一代苦苦的年轻人。当旧的观念、旧的习惯被人们彻底否定之后，新的人生价值并适时地产生出来，在新的生命坐标难以为人们所把握的时候，人们又面临着新的彷徨和怀疑。于是探究人生、探究社会的“问题小说”便应运而生了。“问题小说”所探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生究竟是什么”？这种探究及其所提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家的研究命题，与西方文学家的创作主题，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与西方哲学家、文学家探索的内容不同的地方，一是在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的时候，还涉及到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等、下层劳动者的痛苦和现实的黑暗等诸多社会问题；二是虽然多数作家的探究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只提问题不给答案，但仍有部分作家在提出问题后，也试图给予答案，而且得出的答案也大相径庭。例如冰心在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之后，得出的答案是：支配人生的，是“爱”而不是“憎”。冰心奏的“爱”的幻美曲，庐隐唱的则是“悲”的哀歌。庐隐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青年女性，得到都是凄清的苦果和幻灭的人生，命运坎坷，前途渺茫，“人生不过尔尔”。王统照则常常在作品中或描画一幅美的人体，或设置一个美的意境，极力地歌颂“爱”与“美”所具有的改变人生的伟力，以抽象的“美”与“爱”来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叶圣陶是一位忠实实践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的作家，他非常善于从下层平民平凡、庸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深浓”的、“非常”的意义，因而在“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人生”的同时，总是期待着“美”与“爱”的理想的实现。

“文革”结束之后，当人道主义的呼唤在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浪潮中重新奏响之后，人们发现，对生命价值的向往和追寻，生命热情失落后的哀伤与迷惘，同样困扰着经历了10年动乱的年轻一代中国人。随着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被引入国门并得以传播，消极、颓废的生命意识亦很快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颇为张扬的旗帜之一。仔细考察一下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在探索人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方面的努力，就会发现，“苦难意识”、“蔑视人类”、“无家可归”、“寻找自我”是其受到西方人生哲学深刻影响而产生的四个最重要的主题。

一、苦难意识

“文革”结束后，从一片荒芜的文学园地里破土而出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首先将笔角探向了错误路线给人们造成的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伤痕文学是在10年内乱结束之后最先感受到了那场灾难给人们心灵和肉体留下的伤痛。刘心武的《班主任》不仅仅是揭示了左倾思潮给年轻一代的心灵造成的诱蚀和戕害，而是表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灵魂中的内伤和隐患。卢新华的《伤痕》既让人们看见了法西斯暴政在母亲额头留下的依稀可辨的鞭痕，更让人们深切感受到暴政下亲人背弃所带来的难以缝合的心灵创伤。反思文学更将探索的笔触伸向了造成这场劫难的成因和根源，对那一段被颠倒过的历史是非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写了近30年我国农村曲折演变的历史，写了干部与群众之间渐趋恶化的关系，写了左倾路线如何使农村经济一步步走向破产。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既无情地剖析了滞后于时代的农民们的盲从和愚忠的灵魂风貌，更鲜明地照观出错误路线对农民精神上的奴役和物质上的剥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写了一名曾在战争年代里为了世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献出过一条腿的共产党员，在和平岁月里，为了全村乡亲的生存为了战胜我们党自身的谬误却付出了血的代价直至生命。

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数说人生的险恶与艰难的目的还在于一种出自一种义愤的控诉和政治性的批判的话，那么，当80年代初期现代西方人生哲学涌进国门之后，无论是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还是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便有了清晰而强烈的真正意义上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的形成，主要受启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学说。

何谓人生？人生就是痛苦和无聊。这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及《悲观论集》中反复弹奏的主调。在叔本华看来，意志不仅是万物之源，也是万恶之母，还是产生痛苦的渊薮。任何意志都表现为欲望、冲动和自我奋斗，但它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于是，真正的幸福只是一种幻想，而痛苦则永远没有终点。他把人的意志或欲求暂时得到满足叫做幸福，把人的意志或欲求受到外界的阻碍叫做痛苦。人生就是被无限的欲求鼓动起来的一叶扁舟，在茫茫无际的苦海上挣扎。虽然航行中会有短暂的风平浪静时刻，人们或许以为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满足、快乐或幸福，但实际上这只是痛苦的间歇期、一个刚刚消失的痛苦与即将来临的又一个痛苦之间的间歇期，它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且，当人们沉浸于欲求暂时满足的“幸福”时，在一旁窥伺已久的无聊寂寞又会趁虚而入了。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困乏和痛苦如果一旦于人以喘息，空虚无聊又立即围拢上来，以致人必然又需要消谴。”这又称作“逃避空虚无聊的挣扎”。因此，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空虚无聊之间抛来掷去，欲求和挣扎构成人的全部本质，痛苦和无聊则构成了人生的基本内容。

在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中，欲求和挣扎、痛苦和无聊都曾得到形象化的反映。例如刘震云的《新兵连》，揭示了在那个恶梦般的岁月里，一群憨厚、朴实的农村青年来到新兵连，开始了一段凄凄惶惶、瞬息万变的生活。“老肥”、“元首”和王滴们一个个虔诚地争取进步并当上骨干，旋即又一个个美梦破灭，或遣送回家，或派去种菜、看库房，或为军长的瘫痪老爹端屎端尿。一心想入党的老兵、班长李上进，也在看不到尽头的考验中失了足，被判了刑。是政治欲望，使他们来时都兄弟似的，一到部队都成仇人啦（“老肥”语）。《故乡天下黄花》里的人们，在权力欲的驱赶下，为了一个小小的村长职位，竟引发了几代人的恩怨仇杀。李国文的《小事》中的两兄弟，当年在狂热的“捍卫”斗争中，曾经懵懵懂懂地各居一派，势不两立；如今又在“遗产”纠纷中，非常清醒地各持己见，反目成仇。是财产欲使得兄弟阋于墙，人性在愚昧中失落，又在贪婪中扭曲。余华的《难逃劫数》中的东山、露珠、广佛、彩蝶、森林、沙子等人之间的那一幕幕挣扎和厮杀，全因为情欲的骚动，将他们推向疯狂的深渊。苏童的《米》，写一个失去家园的农村流浪汉在冷酷无情的城市中苦苦挣扎，终于混出个人模狗样之后，随即在疯狂的报复欲驱使下，将一个个的生灵毁灭掉。

在这一类作品所构建的世界里，读者所能看到的，是冷酷，是残暴，是恐怖，是癫狂；读者所能感受到的，是苦难，是孤独，是性恶，是绝望。幸福在哪里，快乐在哪里？在李国文的《幸福》中，一对知识分子把权力、声誉、皇冠车当作幸福与否的主旨，成为每天必谈的话题。结果，那种荒谬的幸福欲望、莫名其妙的争吵苦恼和无休无止的相互伤害，不仅导致了爱的麻木，也使得到手的“幸福”快感荡然无存。而《快乐》中的陈迪，是一个被人称之为事事顺心的“极快乐的人”，可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的“快乐”是靠压抑自己讨好别人装出来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却是既无法堂堂正正拥有，也决不会为外人所容忍的那份“婚外情”。

在这个充满欲求和争斗的世界里，痛苦和无聊是其真正的主宰者。苏童的《妻妾成群》，描写的是在江南的一片青瓦白墙之间所上演的争夺宠幸、争夺财产的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颂莲、梅琦、如芸等一群青春鲜亮的生命被迫日趋腐朽，人的欲望却如罂粟般的邪恶艳丽。郑万隆的《火迹地》，聚集着内乱岁月一群无处容身的逃犯和盲流，可是这里不是一个时代风雨的避难所，也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世外桃源。这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刁蛮的黄毛是这片火迹地的独裁者，善良而天性尚存的冯老头便成了他兽性复仇的牺牲品；曾多次以弱者保护神姿态出现的“黑奶奶”，在牵涉到自己生存的关键时刻也会向好的保护者狠下毒手。正如作品中的人物杨闹儿所质问的：“这里和外面的世界那么不一样，不要户口和粮食关系，不问阶级出身，不查祖宗三代，不管参加了哪一派组织，为啥人和人之间也充满了那么多危机？”与《火迹地》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是王旭烽的《姑娘山速记》。在一个现代城市堆放垃圾的地方，居住着一群被正常人遗忘的生命。这里并不因为他们是躯体的伤残者或精神上的病弱者而稍减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苦难：盲女小夜刚刚与擦背师傅相恋，却随即遭受了突如其来的强暴；月明一次次惨遭丈夫的毒打，侏儒小鹞多次试图以自己的抚慰为她支撑起生命的信念，最后在外人瞥视下双双上吊自杀；王排以“旗手”的身份自居，冷酷而虔诚地批斗着这群病残者；老柳和小红袄真诚相恋，却遭到人们最下流的戏弄。在余华的《往事如烟》中，那个叫做“6”的人物，以每个3000元的代价将6个女儿卖到天南海北而不管她们是死是活。最后一个女儿因为抗拒他的出卖而自杀，他竟然连她的尸体也卖了3000元。铁凝的《棺材的故事》写一对带着各自的心灵的创伤和人生的残缺的苦命男女，在花圈寿衣店外的一口水泥棺材里找到了一处能够相互奉献炎热身心的自由空间。可是，正是这口棺材，仅给两个人带来短暂的幸福与宁静，它的突然被卖则迅即结束了两个正在熟睡的生命。

二、蔑视人类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引用了一个古希腊的传说：迈德斯王向森林智者请教什么是人生，森林智者在他的再三追问下，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可怜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那些你们最好不要知道的话呢？我告诉你们吧，你们人类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既然出生了，那么次好的事情是快点死去，以归于空无。”

如果说尼采对犹太教中的上帝，即那位主惩罚、报复和战争，并默许他的臣民攻城掠地的守护神还怀有几分好感的话，那么，他对耶稣用其门徒保罗将原始犹太教改造成基督教，并将上帝尊奉为宇宙和人类的唯一的神则从骨子里怀有深深的敌意。这是因为《旧约》中的上帝允许他的臣民攻城掠地，显得强大、自信和富有生气。而《圣经》中的那位至尊的神，却只会向人间下达诸如“灵魂”、“不朽”、“原罪”、“救赎”、“天堂”、“来世”、“同情”、“怜悯”、“忍耐”、“爱邻”、“克己”、“禁欲”、“平等”、“牺牲”等等一整套道德训令。而这些道德信条的核心只不过是蔑弃“人的生命与本能”。在它的束缚下，野蛮的人类虽然被驯服了，变得文明了，但同时也因失去血性而变得萎靡柔弱。尤其是基督教的颓废道德整个地传染给西方近代文明之后，人类便愈加随落，历史便急剧倒退。因此，在《反基督徒》中，尼采叹息说：“人类一直处于最坏的情况中，人是被那些不适当的东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充满仇恨的心理所支配——那些谋害世界和诋毁人类的人。”“有些日子，我染上了一种比最可怕的忧郁还要可怕的感情——蔑视人类。我轻视什么？我轻视谁？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人，与我同时代的人。”尼采为什么会蔑视人类、轻视同时代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说以往历史上所存在过的那个人类世界是一个充斥着病弱者的疯人院世界的话，那么当今的人类世界便只剩下了残躯败肢，更令人不堪入目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 尼采借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我所见到的人，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如在战场及屠宰场所见到的那样——可当我离开现在，游目于过去，所见亦同。即只见有残片、四肢，及可畏惧之状，而不见有人。啊！朋友——地球上之过去与现在，实在使我最感烦闷，不堪忍受，使我不纵观于未来，我几不知何以为生！”他甚至还憎恶地诅咒说：“地球上有一层皮，而这层皮上有病菌，病菌之一就是人”。

尼采的这种悲观情绪曾经深深地感染了我国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其具体表现，一是对消极的生命价值的认同。颇为壮观的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禄始状态的生命强力的歌颂，来拯救软弱、忧郁、病态的当代人类，放眼的却是蒙昧、愚顽、粗野、慵懒的苍白生命；风行一时的玩文学貌似窥破世俗实则沉沦世俗，装扮厌倦人生实则游戏人生，描画的是一个一切皆假、肉欲横流、倦怠颓废的浮华世界；波峰迭起的新潮小说在不断地制造苦闷又在苦闷中排遣苦闷、不断地设置空虚又在空虚中打发空虚的精神王国里，营造出一个虚无、苦闷和令人沮丧的灰暗之谷；孤傲独步的先锋小说追逐着放逐者、流亡者和梦游者的无目的的飘荡的足迹，在远离时代、背弃社会的自下而上领域中，开辟出一片孤寂绝望的精神荒原。

二是对残缺的人生状态的凸露。铁凝的《马路动作》所展示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残缺状态。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对人际交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为了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断绝所有的人际联系，他将自家的大门锁上，每日从窗户里爬进爬出。然而精神的恐惧并没有完全吞噬他对人际交往的需求与渴望，他一次次地在远离人群的大马路上独自动作，在想象中进行人际交往的排练，藉此来悄悄培养自己面对现实人生的勇气和自信。可是，当他直面人生时，巨大的恐惧感将他的美妙想象击得粉碎。他仍然是那胆怯地从窗户里爬进爬出与世隔绝的怪人。陈世旭的《圣人余自悦正传》揭示了另一类的残缺人生。余自悦的一生可以用8个字概括：明哲保身，费尽心机。他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并不因为他是什么壮志凌云的强者或者义勇兼备的英雄，相反，他的最大心愿是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他的自下而上智慧、湛深算度、忍辱负重、八面玲珑，并没有给他带来吉星高照、一生坦途，相反倒是处处制肘、危机四伏，最后只是侥幸地保全一条小命而已。回首一生，聊以自慰的是生了一个哑巴儿子，这样可以保证儿子日后全身免祸。由余自悦性格的险恶不难看出社会的险恶，由余自悦精神的残缺亦可看出人生状态的残缺。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用象征的手法曲折地描绘了一个窒息生命的混沌的生态环境。在浩瀚的绿色世界中，有无数大小不等的泥沼。它们象一个个的漏斗，吞食了无数的绿色生命。一天，一颗伟大的头颅从泥沼中冒了出来，他从下大人找到中大人，再从中大人找到上大人，试图找到一把改变泥糊状态的钥匙。可是滚来滚去，泥糊蚀化了他的脚、手和身躯，最后只剩下一颗光溜溜的头颅被泥浆和寂寞包围着。小说用晦涩、拗口的语言，创造出一种压抑沉闷、阴森可怖的自下而上氛围。

三是对险恶的人类本性的展示。余华的《现实一种》，写一个4岁的孩子为了享受那一次次爆裂般的哭声，不断地用手去卡摇篮中的堂弟的喉管，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父亲相互间的残酷厮杀。《一九八六年》中的那位疯子，一会儿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大腿，一会儿用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一会儿又想象着冲进了无边无际的人群，用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使“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掉落”。陈斌源的《仇杀》，写4个小青年仅仅为在一个小厕所占一个坑位，就往一个老人身上连砍了16刀。格非的《敌人》，写父亲在一具具儿女尸体的震慑下，“身不由己”地亲手扼死了劫后余生的爱子。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一文中坦言承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来自于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这种思想认识和创作情形，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披露的那些人，人为地“制造出一种饥饿和渴望，认为它的使命正在于这种人为制造的亢奋，人们仿佛害怕自毁于厌倦和麻木，于是唤出一切恶魔，让他们像猎人驱赶野兽一样驱赶自己”。

四是对虚无的人生现实的冷漠。与尼采的“蔑视人类”相呼应的是萨特的人的存在的虚无主义理论。他曾将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他不倦地呼吁人们投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并为创立更为自由美好的秩序而奋斗。但是，作为个人应该怎样行动，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又是怎样？萨特并未提供完美的答案。事实上，正是这两个问题使他自己也陷入了迷惘之中。尼采和萨特的思想，不仅给我国新时期小说以深刻影响，在一些朦胧诗中也有直接的反映。例如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自下而上的峰顶。”诗歌既表现出对现实人生的极大不信任，也表现了对自由选择生存的热切翘望。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也对那段曾给我们民族造成混乱和荒芜的历史表现出冷漠与否定：“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当然，精神的失落并未消融诗人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憧憬：“我不能设想，美丽的风光/不在人们的脸上闪动/我们死去和诞生的地方还有什么意义/我不能设想，崛起的建筑里/不溢满普通家庭的笑声/我们的劳动、创造还有什么意义。”（江河《让我们一起奔腾吧》）

三、无家可归

古代先哲们在追寻自然的始基、宇宙的本源，以及统率自然和人生的永恒规律的过程中，用理性和概念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体系。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宇宙的最终本质，却偏偏忘记了宇宙间最重要的东西——人。因此，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大声疾呼，要将世间这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人微言轻哲学关注的中心。但是人是个有限、短暂而且必死的“孤独的个体”，他需要独立地面对着自己的不确定的未来，独立地作出分析，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外部是纷繁复杂的环境，内心是漂移不定的意愿，没有地方咨询，也无法得到启示。人想干什么，无法预料；人能干什么，没有把握；人将成为怎样的人，无法自主。这就注定人只能永远处于无法决定又必须决定的焦虑、恍惚状态，永远被孤寂和忧郁所缠绕。这样，痛苦、厌烦、忧郁、动摇、恐惧、绝望便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存在状态。

基尔凯郭尔终身致力于寻找人的本质，唯独没有找到他自己。他在孤寂、忧郁中度过一生，并在孤独、焦虑中死去，连平生唯一的一次恋爱也因敬畏上帝而放弃。所以他说：“假使我战死之后而愿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孤独者’几个字就行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抱怨人们所生活的空间充满了计谋和倾轧，充满了源于兽性的残忍和源于文明的狡诈。在这个空间里，人丧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也丧失了尊严。在丧失本性和自我的沉沦中，人们表面上意见一致，实质上却进行着一场没完没了的相互算计和倾轧，人成了某种工具，生活则成了一场生意买卖。在这个孤独无援、充满烦恼和恐惧的世界中，人的任何追求和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从烦恼中得以自拔或者“使自己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死亡。这样一来，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正如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开篇中所说的：“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失措了。”我为什么活着？我还要不要活下去？我究竟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功名利禄对一个必死的生命有不有终极意义？从他处获知的生命意义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等等，这些问题让人一辈子也缠绕不清。人的这种状态，海德格尔把它称之为“无家可归”状态，而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存在被遗忘的标志。”

如果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概括为“无家可归的人的哲学”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派文学则可以称之为“无家可归的人的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那位“地下人”，一生下来就失去了“家”，他也许就是现代西方“无家可归的人”的第一幅文学肖像。加缪的《堕落》为世人提供了一面照见自己灵魂的全部卑污和空虚的镜子，其中的那位律师则是一位割断了传统历史、割断了道德信念、割断了精神支柱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廉价的幸福”的“局外人”。在我国新时期的新潮小说中，同样也出现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流浪汉。

方方的短篇小说《七户人的小巷》描写了一幅人心阻隔和龃龉得令人心悸的世态图像。在小小的七户人家和小小的一群人之间，横亘着一道由历史遗留的恩怨和现实扭结的矛盾所筑成的隔膜忌防的高墙。他们或者他们的前辈曾经彼此有过伤害，加上随之而来的互相提防和我行我素，使他们至今无法向同一条小巷坦荡地敞开自家的门窗，至今不能共同站在一条小巷中轻松地换换新鲜的空气。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通过日常生活去挖掘普通人的生存心态，去表现普通人的一种冲动、一种委屈、一种怅惘，或者一种对庸俗的屈就和服从、一种麻木和满足，从而以悲酸的笔调写出了生灵的困厄与无从选择。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单位》，形象地反映了人的个性的消失和自我判断能力的丧失，写出了一种普通人的“平均状态”（海德格尔语），即人的木偶化和符号化。残雪的作品所营造的人的生存环境，无一不是昏暗阴冷的，人们既相互发现着仇恨，又相互发泄着仇恨以致于形成为永无始终的病态循环的怪圈。她笔下的来来去去鬼鬼祟祟的人，几乎都有生活在孤立无援的敌意包围之中，没有一个不是神经质的充满攻击欲和窥视癖的臆想狂、梦游者。

假如说上述作品主要描写了“孤独者”的充满冷漠、忧郁、恐惧和绝望的生存环境，那么中篇小说《如波如云如叶》和《米》则真切地反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命运结局。

王旭烽的《如波如云如叶》以其忧郁的笔调描述了一个漂泊都市、精神上无所皈依的少女初涉社会的尴尬旅程。她曾虔诚地崇拜着白云，却发现白云不过是个爱情骗子；她深爱上一个伤残军人，却发现这位骑士早已另有所爱；她给一位佝偻青年当咖啡屋服务员，结果在一群无聊朋友的无聊打闹中丧生。她的生命犹如雪莱的诗句“如波如云如叶”一般无根漂荡，最后被这个浮泛的时代无情地摧残了。苏童的《米》的主人公五龙，洪水淹灭了他的家乡，使他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而闯入了都市。当他强奸了米店老板的两个女儿并且自己成为米店老板之后，当他成为匪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死他曾爱过或者恨过的城里人之后，他曾体验到一种乡村人占有城市人的快感，但心中总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欲望。故事结尾时，他终于载着两车皮大米向家乡走去。可是美梦很快在途中破灭，满身的病毒无情夺去了他的性命，他终于未能见到梦境中的“家园”。临死前，儿子还敲去了他口中的金牙。

四、寻找自我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狄欧若恩曾在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路，好奇的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在找人。”从那以后，人类追问自身的心灵和行为的行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当然，狄欧若恩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也曾致力于对人的研究，希望从宇宙的本源深处把人找回来。但是研究的基点是：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质从属于自然的规律。中世纪的人们更关切自身的命运，但他们首先问神是什么，然后才问人是什么，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世间万物包括人，是全智全能的神规定了人该如何思想、怎样行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哲学则坚信人性的存在，人类一旦找到自己的本质或本性，就不仅能找到符合人性的行为准则，并能依照人性规律建立起一个人道的合理的社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有力地鼓舞人们行动起来的理想信念支柱突然间崩溃了，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满足大多数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求，激烈的阶级和民族间的斗争粉碎了社会和谐一致的梦幻，世纪末的恐慌和悲哀像浓重的乌云笼罩着整个西方世界。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再次返回自身，探寻隐藏在人的内在深处的“自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创造并运用“生命冲动”和“绵延”来解释生命现象，发现在人的深层意识中的自我原来是生命的本能和绵延。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在构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以及分析性本能在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过程中，发现人的思想和行为整个地受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他们的观点，对于现代派文学的生长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现代派文学在寻找自我的努力中更是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综观我国20世纪文学，对于“寻找自我”这一主题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直接对天发问，表示对人生、对自我的大胆质疑；二是描画生命旅程，探寻并论证人性的丧失与复归；三是披露内在本我，凸现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

残雪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公牛》，都有反复描写了“我”对记忆中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以及一匹“闪着紫色光斑”的公牛的三番五次的寻找，并且始终不曾找到它。街道、小屋、公牛究竟是何状何物，谁也说不清楚，它或许只是一个梦幻、一种憧憬，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早已失落的精神支点或一个难以寻觅的人生意义。残雪在“寻找自我”方面，主要侧重于“物”的象征意义；韩少功的《女女女》中那段被人称之为20世纪“天问新写”的文字，则是直接表露了作者对人类何去何从的深度思考：“大地正在震晃，山岩正在崩塌。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兄妹之婚，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也青锈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伟大的射精，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嘶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浸入死囚中革命党人被割破的喉管和脚镣的当当脆响，你将向哪里去？……”作者给予这一番人生哲理的玄思玄想所下的最后结论是：“吃了饭，就去洗碗。就这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开篇的那段议论：“我搞不清我现有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表现的是对自我命运之未来的茫然无知。北村的《施洗的河》中“流浪汉”刘浪面对陌生的世界一口气所发出的30多个疑问，揭示的是他内心所涌动的个人精神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后的绝望哀号：“他们都死光了，留我一个干嘛？为什么不在一出娘胎就让我死？为什么我的生日不变成黑夜？为什么我的苦没人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离我而去？为什么我呼喊没人答应？为什么要接我到世上又不给我空气呼吸让我窒息？为什么我不想活又死不了？为什么我想活又不给我路？……不让我死又从哪里得到安慰呢？你为我预备了坟墓吗？可是它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看到的我都不相信呢？看不见的又不给我呢？我的日子为什么不结束呢？你拿凭据给我，让我好活下去！”这些作品或通过主人公、或通过叙述者、或通过“提问人”直接对天发问，大胆表示对人生、对自我的质疑。

乔良的《大冰河》中的那位布仁喇嘛，几句不轻不重、莫明其妙的疯话，却道出了当代人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和作为本质的人精神的皈依：“你知道人的肉喂肥了草，草的肉喂肥了牛，牛的肉喂肥了人不？……咱不怕去到地下喂草。咱也不怕变成牛肉让人吃。他能吃就吃吧，吃完了他也得叫草吃掉。”阎连科的《夏日落》中的赵连长和高指导员是一对共过患难、配合默契的战友，亦曾将连队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但是他们都有一块心病，那就是连做梦都想着反老婆孩子的户口弄出来，“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可是一个战士盗枪自杀的突发事件，使他们“爬”半级解决家属随军的愿望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这对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瞬间反目成仇，互相推诿，甚至栽赃诬陷，无所不用其极，良知与人性丧失殆尽的种种行径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他们的命运结局已定，才彼此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上述作品或描画了“他人，就是地狱”式的生存循环圈，或探索了物欲重压下的人性丧失的轨迹。

至于对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并支配人的行动的内驱力的表现，或者说对长期被压抑的人的潜意识、性本能的表现，更是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内容。王蒙的《蝴蝶》通过“庄周梦蝴”式的“找魂”过程，以人物不断跳跃变化的感觉、联想、幻觉、梦臆来剖析和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心理剖析和内心独白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人格裂变与灵魂失落的心路历程，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从人民中去找回魂儿”的主题表达。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一个男人的性功能由丧失到恢复的故事，完整地描述了性苦闷、性饥渴、性臆想、性发泄这一人生性体验的全过程，从而标志了80时代性爱小说的笔触已经探向了性本能这一人的隐秘世界，并将寻找自我的描写由外显的现实景象的社会层面推向了内隐的原欲冲动的生理层面。

现代西方人生哲学的涌入，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哲学观、文学观、人生观、时空观的深刻变化，推动了人们对于自下而上现实的更为深沉、更为冷峻的体验与思考；也激发了作家们努力拉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的愿望热情，刺激了文学家的艺术智慧和创作潜能的发挥，带来了势如铁骑突进、江河奔涌的文学探索之风，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终于挣脱历史陈因而进入多元化、全色调的新阶段。

但是，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新时期文学的消极影响也是勿庸置疑的。其中最深刻的消极影响莫过于理性价值观念的严重失落。不少作家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哲学家对人生、人性的认识与理解，在展示人的本性时，对人的动物性本能，以及人性的卑鄙、卑劣、卑怯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困窘时，往往只注意困窘的本身而忽视了人的进取和搏击，对人格的蜕变、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废表现出一种极不妥当的认同。因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孤寂、虚无、绝望的世界末日式的悲凉之气。其次是生吞活剥地将西方人生哲学中的“超人”意识和“精英”思想直接用于指导创作实践。相当一部分作家蔑视深入生活，否定生活积累，极力强调自我情绪的扩张与宣泄，醉迷于设置一个个的叙事怪圈和语言迷宫，从而在作品中很自觉地显示出一种远离时代和社会、背弃读者和群众的独步荒野式的精神贵族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