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匕首是什么意思:我所认识的“现代心肺复苏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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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现代心肺复苏之父”
李宗浩
半个世纪前，在医院外的各种现场，无论是发生个例的猝死，还是灾害事件导致群体伤害时的呼吸心脏骤停，医生对此往往爱莫能助；即使由现场将伤病人送到医院，也因最宝贵的抢救时机失去而回天无力。1960年后，由于彼得?沙法（Peter Safar）教授等创立了现代心肺复苏医学技术，奥斯曼?挪度（Laerdal）据此研制了第一具心肺复苏模型“安妮”（Anne monikin），进而推倒了只有在医院内才能抢救猝死的“围墙”，改变了只有医生才是猝死垂危病人的唯一救星的理念。
彼得?沙法教授（Peter Safar）1924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外科医学。1954年就任巴尔的摩市立医院麻醉科主任。上世纪50年代，沙法等通过文献的复习阅读与研究实践，肯定了口对口通气的有效性。此后沙法创造了仰头举颜法开放气道、口对口人工呼吸法。1960年，柯温霍文等发现用力胸外挤压可得到相当明显的动脉搏动。不久，沙法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即称为基本心肺复苏方法。50年来，由于心肺复苏（CPR）在全球的普及，实施了在生活、工作及公共环境中有效救护那些诸如心脏猝死、意外伤害导致呼吸、循环骤停的个体、群体伤病人的工作，抢救了无数个不该终止的垂危濒死伤病人，CPR也被誉为“世界第一救命技术”。
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笔者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急救医学的起步和建立，同时也见证了沙法教授对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医科大学谢荣教授的引荐下，我先是与沙法教授鸿雁传书，得到他的学术指导，后于1989年香港“第六届世界灾害?急救医学会议”期间首次见面。
记得1989年9月，当我在香港国际会议中心办完了报到等手续后，就在大厅里注意寻找这位通讯多年从未谋面的老师。突然发现前面有很多人围在一起我就走了过去，很快，我的目光被一个中等身材很有风度的专家吸引，而那人的目光也转向了我，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彼此直呼其名，并且伸出了双手紧紧相握。他动情地说：“李大夫，我们终于见面了！”然后不无风趣地指着我那湖绿色的会议胸卡，用并不纯正的美国英语说道：“李宗浩大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年轻人！”他问我：“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晚上的宴会你参加吗？”我说“今天晚上香港的朋友请我吃饭，所以晚宴我不参加了”。他说：“今晚宴会很重要，世界各地重要的急救专家都来了，你就应该参加，可以认识很多人，你那个朋友的聚会可以取消，另选日期。”其实，我是囊中羞涩，晚宴的费用是不在会议费内需要另交的，何况我参加宴请再向人张口呢！他见我迟疑不决，似乎猜出了我的难处，就说道：“现在，你必须站在这里，5分钟内不要离开，我马上回来。”几分钟后，他似孩子般欢笑，兴冲冲地递给我一张晚宴的请柬（入场券），原来是他自掏腰包为我买了一张请柬。然后再三叮嘱我，晚宴不要迟到，要与他在一起。
晚宴开始了。沙法太知名了，向他敬酒致意的人络绎不约，而他则向每一位来者介绍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李宗浩大夫”，那晚，我一下子认识了许多国际上知名的急救专家。香港主会场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到北京参加了“卫星会”。沙法夫妇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他特别邀请了十几个国家知名的急救专家到北京急救中心参观并进行座谈。他说，我要看看你的工作，要看看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首都的急救系统以及院外急救服务。他应邀第一次到一个中国人的家里—我家做客。由于我的住房太小，只好有限地请了沙法夫妇以及当时美国急救学会主席帕比夫妇，夏威夷大学急救教授勃克。那天，我们从下午3点多一直谈到深夜。
我详细向他介绍了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初即开展的CPR，当他听到中国电力部的工人要获得“资格证书”还要通过心肺复苏的培训和考试时，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赏：“这只有在社会组织良好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又告诉他，在70年代，我们还用为数不算少的猴子、狗作为复苏模型，进行了大量的心室纤颤的实验研究，包括使用CPR的实践及研究上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我告诉他，在心室纤颤、猝死的实践和研究上，我们初步的结论是CPR是除颤，而不主张使用药物；在后期处理脑复苏上，以头部为主的适当降温是重点。我又说：“心脏挤压位置，欧美的书刊都主张在胸骨下1/3处，并用一大段文字来描述如何找准这个位置，在现场紧张的环境下来定这个位置，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我一直主张是胸骨下1/2处，用两乳头连线处正中就可以了。”他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于是我将之前刚出版的一本急救专著《冠心病的急救与监护》中书写的上述内容翻译给他听。他沉思了片刻，用严肃的口吻对我讲：“你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为什么不把这一些写成文章发表在外国的杂志上，让大家了解中国，同时也可以采纳你们的意见。”
他还特别提醒说：“在我参观了你们建筑设施很好的北京急救中心时，总觉得这是一所并不大的现代化医院，不像是一个大城市急救服务系统的总部。北京是一座很巨大的城市，今后发展可能还要更大，人口更多，交通拥挤，如果没有很完善的急救网络，等待急救服务的时间就会很长，这会是影响你们今后院外急救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他是认真、严肃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而且以后还断地询问我们是如何来解决它的。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年代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急救、复苏、灾害医学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更具社会性、院外性、公众性和学科广泛交叉的综合性特点。沙法以科学家敏锐的目光，出于对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急救医学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多次和我讨论并指导我将“复苏”与“灾害”医学救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到美国做“访问学者”。
在沙法研究中心进修的这段时期，或者说在美的两年学习是我一生中丰富充实的时光。在那里，我较系统地学习了心肺复苏的历史沿革，科学发展的脉络，现状和学术前沿，研究设计的方向，尤其是这项知识技能如何与现代社会、社区的发展相适应。一天，沙法突然对我说，我要在这里为你举行一次报告会，我亲自主持，你作报告。
当时我有点惶恐，在世界上最权威的心肺复苏、灾害医学研究中心作学术报告，而且又由这位被誉为“急救之父”的沙法来主持，连连说不行、不行。他正色地说：“作为中国的急救专家、医生，难道你不愿意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祖国，了解你们在急救医学上所做的工作吗？”经他这么一说，我不仅打消了顾虑，而且充满信心。那天下午的报告会很成功，提问也很热烈，因为大多数人不了解中国，不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后我国已开展了CPR工作，国家还拍了急救的科教电影，进行了心室除颤的研究。
在我完成进修前，沙法郑重地对我说，心肺复苏事业必须要与城市急救网络系统的建设和社区公众的普及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建议我，回到中国要尽快编写一部急救、复苏医学的专著，将中国自己的经验、理论，与美国及欧美其他国家的经验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给专业医生、医学院校学生参考。他还说“我来给你写序言”。
回国后，我马上与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吴阶平教授谈了此事，他十分赞赏，并答应作该书的名誉主编。我又与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教授说了此事，他同样以积极肯定的态度支持我，还答应以卫生部长身份也写一篇序言。沙法也很快寄来了他的序言，而且再三表示他对中国不甚了解，这篇序言不知是否合适我们的国情，对急救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如果不合适，我提出来，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增删什么内容，他可以改写或重写。当我捧读他深含科学哲理、期待中国良好的社会组织必将为世界急救心肺复苏事业作出贡献的序言时，不禁潸然泪下。
我最后一次见到沙法是2000年2月初，是由美国心脏协会（AHA）主持，面向21世纪的《2000年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国际指南》发布前的最后一次定稿会议。AHA邀请我到达拉斯参会。会议期间我与沙法教授交换了对2000年指南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问题。
2003年8月2日，被誉为“现代心肺复苏之父”，曾经3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一生都在为挽救那些不该过早停止心跳和呼吸的生命，对中国急救事业怀有深厚情绪的彼得?沙法教授因患癌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山病逝。
心肺复苏，从某种意义而言，是改写了段人类生命的史诗。在心肺复苏问世50周年之际，《2010心肺复苏指南和心血管急救国际指南》于2010年10月在《循环》杂志发表。现代急救医学在沙法教授等前辈开创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进步仍在不断向前发展。

《摘自：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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